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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的文学批评已经意味深长地划上一个句号，但许多现象仍然值得人们长久地思考和反省。沸沸扬扬的“贝拉事件”不过是被偶然打碎的一个窗口，人们从中开始看到文学批评怎样赤裸裸地臣服于商业利益（而商业化批评又没有建立相应的信用规则与制约机制），文学批评的社会公信力面临极大挑战——清华大学一位文学青年看了某些批评家的表演后宣告从此“不再碰文学那玩意了”，每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听到这类声音，都应该羞愧难当。另一方面，始于1990年代的批评专业化发展，已经使批评纳入学院体制，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学科建制，正在迅速地削弱文学批评解释历史和社会，以及介入、批判社会的能力。批评正在演变为中性公允的“学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家也正在被改造为技术化的专门家。人们视为“公共论坛的大宗产品”的文学批评不再发挥其公共论坛功能。
       当然，2003年也有许多迹象显示出，批评界一些有识之士在试图改变文学批评衰落的状况。《批评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是南帆先生一篇短文的标题，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南方文坛》则专题研讨“批评何为?”与“批评为谁负责?”等议题，非议文学批评的不介入现象，认为“形式主义批评已经穷途末路”，并且正在与市场意识形态调情苟合。
       这种努力在最近又有了一次表达的机会：2003年11月28日至30日，由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海南省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视界》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洪子诚、李陀、徐葆耕、南帆、蓝棣之、黄子平、许子东、蔡翔、董之林、耿占春、单正平、毕光明等资深作家学者，以及罗岗、倪文尖、旷新年、贺桂梅、姜涛、敬文东、杨斌华、刘小新、郑国庆、周立民等青年批评家聚集一堂，共同就“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韩少功、蒋子丹、孔见、李少君等作家也与会发言。某种意义上，这场讨论延续和扩展了2001年由《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纯文学”的小型论争。虽然那是一个远未充分展开的讨论，但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形成、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又起了重要作用的“纯文学”理念再一次被质疑，被考察。李陀在论争中重新提出“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的呼吁，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人们的广泛呼应，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继续。一方面，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人文知识分子不满于自我的“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责任不断提出诘问和讨论；另一方面，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市场化正改变、改造各个文化领域，使其迅速商业化的形势下，人们不再拥有1980年代那种明确的批判目标，也不再有超越现实的更高的人文关怀，文学和文论都失去了方向。因而，“纯文学”的反思，“干预生活”概念的重新出场，应该看作是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重新定位。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治疗方案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何谓“文学独有的方式”？如何“干预”？“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诸如此类的重要命题，都还没有得到必须且充分的批评、讨论，给理论批评界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作为文学生产重要环节，文学批评对这样重大的立场、姿态和位置调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今天，批评家不能不重新追问“批评何为？”以及“批评如何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呼吁文学批评重新有效地介入当前的文学现实与审美经验，介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语境，寻找文学批评有效介入的方式就成了海南会议的核心主题。“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并置，显示出会议发起者的良苦用心：批评家该如何评价近些年在文学批评中对“文本分析”的强调？文学批评又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并进而重构其公共论坛功能？文学批评是否可能寻找某种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同时又避免重蹈庸俗社会学的覆辙，这无疑是海口会议企图、期待、尝试解决的重要命题。
       海口会议提供了十八篇论文（包括发言提纲或论文提要），大体可分为理念阐释与个案分析两种类型。由于批评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与会者对会议主旨的不同理解，会议论文并没有形成鲜明的思想焦点，多少有些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效果。但是，会议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及交锋辩论却打开了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一，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分析。
       李陀以陈丹燕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为讨论个案，提出了“物”在小说叙述中的新功能与中产阶级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中产阶级”是社会学依据收入标准的一个社会分层概念，而美学意识形态上的“中产阶级趣味”往往是一个批判性概念，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C·赖特·米瓦斯语）。李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中国中产阶级写作崛起的历史条件；中国中产阶级写作独特的历史形态；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拜物教以及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关系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在今日中国，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写作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建构属于他们的价值体系。因此，“把中产阶级写作当作一个批评和理论范畴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一命题迄今还没有进入批评家的视域。人们对“中产阶级写作”或是漠然，或是褒扬，更没有就此作理论探讨，或理论交锋。当然，人们可能产生某种疑问：李陀从陈丹燕的恋物主义文本分析抵达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会不会走得太快了些？“拜物教”只出现在消费社会吗？“恋物”是否只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如果民工也“恋物”，那么如何从“恋物”文本推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李陀先生回应了这些质疑——指出中产阶级如何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下层群体，但是，仍然可能有某些复杂的中间环节被置于视野之外。
       南帆的论文《隐蔽的转移》同样涉及作家身份的历史性改变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但关切的中心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转化中所发生的认同政治问题。他的论文以“知识分子、大众、革命（政治）与文学”的结构关系及其变迁作为研究框架，从叙事、修辞等层面对张贤亮的写作所构成的一系列文本（包括作家近几年的写作中的非文学文本）进行追踪式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从而钩沉出发生在这些文本内部的一种“隐蔽的转移”：“大众”在《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突然消失，而后又在《青春期》中以另一种角色出场。在其前半生时期是“恩人”的农民，在“企业家”张贤亮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讨厌的素质低下的群体。这“转移”过程是“隐蔽”的，但文本中种种历史的矛盾、情节的突兀与不同片断迥异的叙述与修辞策略，恰恰都是这种转移的踪迹和证据。这种转移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有可能临近一个转折点，他们正在从“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特殊的地位。由此，南帆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今天知识界是否应该对身份的历史性进行反思？这篇论文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起来的一个应当肯定的尝试。
       第二，理论与方法。
       文本分析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即是“细读”。陈思和、倪文尖等人各自在不同的意义上强调“细读”，另一些学者则巧妙地提出了“细读”与“粗读”、“轻读”与“重读”的细致区分。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如何“细读”才能抵达社会批评？“细读”式的社会批评在什么情况下也可能沦为社会偏见下的某种深文周纳？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点。
       单正平对于“文本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主张把文本分析相对限制在文学领域，不必涉入非文学的社会和文化文本。他认为目前文学批评中所做的“文本分析”，大多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中国学界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科学的汉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处于非常尴尬苍白的境地”，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界对西方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缺少透彻理解，因此“是不可能得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的”。单正平把文本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归于语言学以及中西的二元化处理，引起与会者的反弹。讨论之中，以下这些观点毋宁说是单正平诱导出来的：现今，话语修辞分析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重要性有可能远远超过语法分析。“文化语法”概念的出场似乎提示了文学批评超越语言学、语法学的一种趋势。某种意义上，传统的“科学的语法体系”有否可能反而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某种障碍？
       来自香港的黄子平和许子东对文本分析提出了另外一些的看法。许子东认为，如果将关注文化符号甚至整个社会都作为“文本”来分析，那么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当然，“社会文本”的概念早已有之，问题是当前的文学批评是否应该“越界”？这是当前一个分歧所在。如果严格地回到文学文本，什么样的文本分析就是社会批评？“只要文本分析具有学术价值，最终还是会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看法难以解释清楚这一问题。黄子平将鲁迅与萨依德并置（为什么是萨依德，不是阿多诺？或者其他人？），引入萨依德来讨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富有深意。在这方面，萨依德提供了某种典范。发现文本的在世性并反省批评的位置对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确十分重要。在结构主义的去主体化/主体移心与批评家主体的发言位置之间似应有着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讨论空间。
       罗岗的论文《“视觉互文”与身体想象》不仅是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的尝试，而且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的探索。论文对丁玲的小说《梦珂》的细读，对“看”与“被看”中的性别建构作了新的发挥。他认为，视觉文化的现代发展，已经使“技术化视觉”成为人们认识和建构世界的必需条件，因此，如何处理文本中“视觉形式”与“文字形式”的相互渗透所形成的“视觉互文”，就成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课题。罗岗的论文实际上也正是从“视觉互文”的角度讨论性别建构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他的“细读”因此也显示了另一种文本分析的潜力，同时，从“技术化观视”进入文本分析，还有利于发现并认识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后五四”写作中出现的新元素。的确，有价值的文本分析需要某种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框架。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结合，看来还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多做探索，从各种当代理论资源中求索有益的东西，为摸索、形成新的批评体系作不懈的努力。
       会议的其他论文也显示了分析方法的多样，旷新年从后殖民批评解读《上海宝贝》，董之林细腻分析毕飞宇小说中“身上的鬼”与“日常的梦”，敬文东阐释《花腔》的“历史的花腔化”, 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洪子诚对《暗示》产生的诸多“困惑”等等，都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多种可能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文化研究、科学主义与社会批评。
       蔡翔的《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从流行的观点——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出发，分析上海两种记忆的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由于是有意做跨学科的研究，蔡翔的论文实际上涉及当前理论研究三个热门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不但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也试图打通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视野。贺桂梅的《以父/家/国重写当代史》和徐葆耕的《游走于主流话语与社会真实之间》都是对通俗电视剧的文本分析。贺桂梅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父/家/国的转换中，发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及隐含其中的性别逻辑和父权逻辑，并且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析，指出《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的一种新的协商或共享的模式”，家庭、民族国家不仅被成功赋予与新秩序相合的合法性，而且“由此革命激情成功地转移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乐于接纳的性爱观看”。徐葆耕则尝试借用萨依德的“对位解读法”，在通俗文本与社会真实之间揭示出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今天，电视媒介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建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电视媒介文本的批评的重要性可说日益重要，特别是如何以分析批评来揭示商业化包装对此类文本中意识形态的遮蔽，显得更为急迫。徐葆耕和贺桂梅的论文表明，通过对电视文本的“细读”达到社会批评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代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等，无论对文本分析，还是社会批评，无疑在方法上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可能性，还是存在许多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例如罗岗和贺桂梅的论文分别对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这一命题做了回应。但是，他们的问题关注，基本上是文化政治层面，如对男权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叙事中进行性别建构。这当然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都是在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领域得到反复讨论的“老问题”。与会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疑问：这是否是我们此次会议所关切的社会问题？如果“挪用”外语文化研究对文化政治层面的关注，怎样才能适合中国国情？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精细的分析方式提出更新的、也更迫切的社会问题?
       “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化研究是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这显然已达成共识。蔡翔等人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与会学者共同认为，批评界要十分警惕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提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技术化、操作化甚至复制化问题，防止批评逐渐演变成学院体制内的知识生产。从1980年代出现“批评的学者化”呼吁，到1990年代文学批评被彻底纳入学院的知识生产体系，批评的学术化显然已成主流。今天，这一转换的正面与负面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这也是中西方文学批评共同面临的现实状况。在《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世界中的作用》中，保罗·鲍威曾经声称：把“严肃知识”当作“理论”并退缩进半雇佣的“学者身份”，回避大众和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现状，这是文学批评事业中极为痛苦的现实。
       第四，抒情诗的社会学批评如何可能？
       耿占春和姜涛提供了两篇抒情型文本分析的论文。前者讨论的对象是著名诗人昌耀，其分析试图走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海德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争论；后者从西川《致敬》的“混杂”语言出发探讨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的确，如何对文学性纯粹的诗歌文本进行社会学批评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在海口会议的讨论中形成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偏好于选择一些通俗作品或有问题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而往往对好的作品、复杂的文本、经典文本无从下手？如果文学性成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障（下转第69页）（上接第63页）碍，是谁之过？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上，作家往往比批评家更为敏感。韩少功在他一系列风趣俏皮的插话之中毫不含糊地质疑：文学性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吗？
       第五，批评家的“身份”问题。
       黄子平的论文中引用萨依德关于自我身份（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学者）的三重性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视角的独特性的论述，强调“身份”对于学者或批评家的影响。扩而言之，民族/阶级/社会地位的不同及重叠也会对批评家的批评视角或观念产生影响。从1980年代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文坛的批评状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由于上述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一个开端——一个继续思想的开端。
       刘小新，学者，现居福州，曾发表论文若干。
       郑国庆，博士生，现居福州，曾发表论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