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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沙西·萨罗尔/著
       朱霞/译
       当国际文学节的组织者开始邀请我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他们建议讲一讲把我的两个世界——联合国与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在考虑我今天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近来在联合国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些内容：全球化的力量、世界不可抗拒的变革潮流，我作为联合国官员所力图施加影响的国际大众媒介的性质，还有恐怖主义或9·11给我们的内心所带来的改变，9·11令我们难以平静，它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每一个心灵，占据了我们的想象。全球化、媒介、我们的想象——也许有人会问：在9·11之后，还存在着所谓的全球化想象吗？
       换句话说，我想知道：是否是使麦当劳和微软走遍世界的全球化，让米老鼠和任天堂同时也让奥萨马·本·拉登和“化学阿里”进入了人们的心灵？以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速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媒介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和起居室里，还有电脑和移动电话，他们窥视着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当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一个穿着袈裟的西藏僧侣敲着木鱼，口诵经文走近我，突然停下来说：“我在BBC的节目中见过您！”这时，我对全球大众媒介的深入影响的任何怀疑都烟消云散了。新的传播技术使世界变小了，使其真正成为一体。
       我们的主要新闻故事也都具有了全球化的气息。我冒着不恭敬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在因特网中流传着一则关于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故事：一个拥有威尔士爵衔的英国王妃与她的埃及伴侣离开一个法国宾馆，这个伴侣取代了一个巴基斯坦人。她乘坐一辆由一个灌满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配有荷兰发动机的德国车，他们被一个驾驶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花边新闻摄影记者追逼，进入一个瑞士人建造的隧道，结果发生碰撞，一个使用巴西药品的美国医生对他们进行抢救，此刻，一个访问柏林的印度人在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这里包含着全球化。
       可是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全球想象的概念受到了外来的挑战。二十一世纪诞生于9·11。如果像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二十世纪实际上始于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从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影响来看，二十一世纪始于差一天正好两年之前的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
       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什么？世界贸易中心的被摧毁不仅给予美国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有力的一击，也给予支撑的自信、即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自信以有力的一击。这种自信使人以为不需多虑，这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已能够回答和对付生活的挑战。这个国家虽然在其历史上经历过一些战争，但是在现存的记忆中还没有直接遭受过攻击，9月11日自然激起人们的愤怒，随之而来的恐慌使人意识到，这个国家在物质上不是坚不可摧的。一个学者曾经自鸣得意地在这个国家宣布“历史的终结”，而现在，历史证明宣告它的终结是言过其实的。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地理上的优势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美国人认识到，不能更使自己与骚扰其他世界的情感相隔绝，仅就此而言，9月11日也永远改变了世界。
       发生在那一天的恐怖事件也从另一个重要方面象征了我们的新世纪。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发达的通讯联络和交往方式、边界的萎缩、各民族不同肤色人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电子财经交易的高速往来，这一切构成今日世界的鲜明特征。飞机、传感电话、电脑是我们时代的工具。这些巨大的力量在美好的时刻可以将世界推向进步和繁荣。然而，这些力量也被恐怖主义者用于制造死亡和毁灭。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国界，利用高科技的精确性协调他们的活动，劫持飞机撞击目标（当被他们选定的牺牲品与他们所爱的人用传感电话做最后的交谈的时候）。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纪罪行，它对我们时代的危险和潜力下了定义。
       它促使美国做出反应，美国又对新世纪打下永久的烙印。众所周知，正如《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所言，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以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处于统治地位为开端，任何世界强国都未曾有过如此强大的优势。美国拥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未能像今日美国那样使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此雄踞于世界。不仅如此。当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把美国称为“超级大国”（hyperpuissance）的时候，他指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他还指的是美国是波音、英特尔、微软、音乐电视、好莱坞、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和柯达等，主宰着我们地球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重要产品的故乡。
       而在9·11之前，华盛顿不知如何对待这种优势，众多有影响的人物在谈话和活动中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这个星球的其余部分对于美国的存在或其对幻想中的幸福追求完全无足轻重一样。9月11日之后，不止我一人在想，退到孤立主义中去看来并不那么轻松，让美国不受其它世界问题骚扰的幻想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自己在事后的那天夜里，在CNN表达了我们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义愤和休戚与共的态度，我不仅说出了“现在我们都是纽约人”的话——一种使许多人产生共鸣的感觉，而且还表达了另一种感觉：美国人现在终于从内心深处理解了全球村的老调重谈。9·11使人看到，从这个地球村某个角落的一个偏远的茅草屋或一个灰尘覆盖的帐篷燃起的火苗，可以熔化我们地球村另一端最高的摩天大厦的钢铁大梁。
       因此，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又提出，二十世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界”的世纪，我们时代的悲剧无论从其起源还是从其影响来看都是全球的悲剧，结束这些悲剧是全球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互相依存是我们的口号。我喜欢的一则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故事讲道：一个美国外交官与一个法国外交官就一个实际问题进行争论。“我知道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回答说：“不错，不错，不错，这在实际中行得通。可是这在理论上也行得通吗？”互相依存是我们全球化世界实践中的现实，可是在理论上，当一个国家相信别人需要自己，而自己却并不那么需要别人时，能实现真正的互相依存吗？
       然而，我并不想过于匆忙地否认我对国际合作的信任。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超级大国完全可以自己单独行动的情况实际上很少。在伊拉克，这一老生常谈再次得到证实，在那里，美国发现，它完全可以独自赢得战争，但是却不能独自重建和平。在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中，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塔列朗所说的那样，你不能用刺刀做的一件事是坐在上面。合法性同样重要。以国际法的名义行动，尤其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行动，总是优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动，因为前者与所有人有关。因此多边化在华盛顿还是有前途的。
       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时期不止一个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9·11恐怖事件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不仅是藐视来自世界各地八十个国家的无辜生命，它也是对把我们所有人类结系在一起的纽带的攻击。为了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恐怖主义并非来源于某一个国家，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并非以一个国家为基地，恐怖主义的牺牲者并非是一个国家的人。因此所有国家都应该对恐怖主义做出回答。
       恐怖主义产生于对他人的盲目憎恨，同时憎恨又是三种因素的产物：恐惧、愤怒和缺乏理解。以为他人会对付自己而感到恐惧，相信他人已经对自己做了什么而感到愤怒，对他人真正如何缺乏理解。这三种因素汇合在一起，点燃起致命的杀戮和毁灭的火焰，一些人之所以被杀害，仅仅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三种东西。要想结束恐怖主义，我们就得对付这三种因素。我们必须互相加强理解，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学会识别仇恨，消除仇恨的根源，学会驱散恐惧，互相沟通。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尽管拥有美好的愿望，人们互相之间仍容易产生误解。我既然从美国来到了这里，我就得向你们讲一讲我最喜欢的有关国际误会的故事，这个晚上已过去了很多时间，现在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美国农业专家在绿色革命之前被派往印度，去做印度农场的顾问。他去参观旁遮普的一个农场，受到热情好客的锡克教农场主的欢迎。得助于印度的农业改革和人口控制，这个农场和这个礼堂差不多大。印度农场主非常自豪地对美国人说：“欢迎您来到我的农场。”他接着问：“您看见那条国家高速公路了吗？”美国人看见一条泥路，“我的土地直到那里为止。”然后他又说：“您看见那条灌溉渠了吗？”美国人看见一条细细的水流，印度人说：“我的土地到那里为止。”然后他又说：“您看到那些树了吗？我的土地到那里为止。”他很为自己的农场感到骄傲。他转向美国人问：“您怎么样呢？”美国人还真的是堪萨斯或某个中西部州的一个农场主，那里的麦田延伸好几英里才到尽头，他清了清嗓子说：“我嘛，早晨我坐上拖拉机，向南开四个小时就到了我的土地的边界。然后，我再开三个小时便到了我的土地的西部边界。我吃个三明治，再开五个小时就到了北部的边界。太阳落山时，我再向南开两个小时就到了我的农场住宅。”印度农场主同情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曾有过这么一辆拖拉机。”这个故事说明：你对事物的理解取决于你的想象。
       印度尼西亚从东帝汶撤军时造成很多破坏，联合国在帮助重建东帝汶时，必须重建整个社会，这意味着有时必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制度和机构。其中之一是国际水平的司法体系，确切地说是西方水平的司法体系——司法对抗制。在司法对抗制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互相试图推翻对方的论据，探明真相。联合国专家努力把东帝汶人导入这个体系。可是他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问题。在东帝汶文化中，被告需要做的是：供认自己的罪行，以求宽大处理。为了促进西方法庭制度所要求的“无罪”抗辩文化，联合国专家必须训练东帝汶人撒谎。他们的精神过程，他们的想象现在都得真正全球化了。
       现在进入我今天论证的第二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9·11的恐怖分子攻击的是全球化人类想象。不信上帝的人、唯物主义者、强大西方的混杂文化体现在使这些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全球化之中。那些为自己的行为欢呼的人这样做自然是因为感觉受到排斥。在我们今天谈论人类想象的时候，必须设问，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被引上狂热分子所设置的绝望的道路？感觉受到压制，受到排斥，感觉被忽视，会使人走向极端。四十年前的1962年，联合国秘书长乌桑特警告说，那些在富裕世界中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的人们会感觉到不公正，这种感觉的结果会导致暴力的爆发。9·11使约二千六百人在世界贸易中心丧生。而同在这一天，世界各地有二千六百人死于饥饿、饮用水不洁和可预防的疾病。我们再不能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全球想象之外了。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一个国家甚至不能给予其人民使其子女过更好的日子的希望，提供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那么我们怎能期待这些人或他们的子女抵抗得住采取恐怖手段的诱惑呢？难怪塔利班从宗教学校中招募步兵，那是许多孩子得到培养和“教育”的惟一的可能性，他们不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知识。他们在这样的学校学不到科学、数学或编制电脑程序，他们只学到可兰经的教义和如何使用粗暴地诠释可兰经的冲锋枪。结果，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象，这些想象都不会是全球化的想象。
       这使我又回到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陷入危险的幻想，认为人类想象可以是全球化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全球大众媒介。大众媒介主要反映的是生产者的利益。适应国际文化的文化往往是经济发达世界的文化。这就是那正在变得全球化的想象。在大部分国家的电视中都播放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还有谁能加入我们美好世界的全球化想象呢？不错，偶尔也能听到第三世界的声音，但是，第三世界使用的是第一世界的语言。早在1962年刚果内战时期，一位名叫爱德华·贝尔的记者看到，一个电视新闻记者在被强奸的比利时尼姑的帐篷中喊道：“这里有谁被强奸了，而且会说英语？”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是遭受了损害还是不够的，还得能够用记者的语言来讲述所遭受的损害。由此，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媒体中，那些自己文化的代言人是这个文化最真实的代表吗？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伟大的印度小说》中，我模仿一部两千年的史诗《摩呵婆罗多》，以讽刺的笔调复述了印度二十世纪的故事，从英国时期到现在。我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前也是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对所统治的人民的文化滥下定义。我因为是用英语来写印度，所以我不能不想到在我之前已经有哪些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权利使用这种语言，却没有更多的权利来写这个国家。在说英语的地方，直到今天，当人们想到印度的时候，人们的想象仍然局限于基普林、E.M.福斯特，局限于《孟加拉骑士》和《皇冠宝石》。但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他们的主人公不是我的主人公。我的小说力求为我的国家去发掘其历史遗产，用一个印度人的话去讲述印度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印度故事，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印度人讲述的其他故事。在像印度这样一个面临着巨大挑战的国家，坚持文学创作是否还有意义?在一个穷困、艰难和不发达的国家，文学是否重要?我相信是有意义和重要的。
       我的小说的命题是：印度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从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来看，它应该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只是正处于衰落的阶段。这种情绪是讽刺作家的特权，我认为，莫里哀的作品首先是寓教于乐。可是教诲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一个我们全球化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作家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责任，即为前进作出贡献，帮助表达出一个被卷入全球化阵痛的前殖民地国家对文化的认同。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从殖民主义的噩梦中走了出来，而不论是殖民主义还是全球化，都在许多方面损毁和扭曲了他们的文化自我认同。不保持自我也就不会发展，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什么令我们感到自豪，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在这个进程中，文化和发展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作家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方式(和利用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找到新的道路来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
       作为一个献身于印度多元化的作家，我认为保持文化是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我们都熟悉一句格言：“人不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在印度，音乐、舞蹈、艺术和讲故事对于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建设是必不可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面包?为了生存。而我们为什么要生存，仅仅是为了吃更多的面包吗?生活并不仅仅是维持生命，而是为了丰富生命，同时以生命丰富生活。我们发展中世界的贫困男人和女人们能感觉到想象在脉搏中跳动，他们在星空下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故事——他们国家和英雄的故事、地球及其奥秘的故事，这些故事使他们成为他们现在的自我。同时，他们也看故事和听故事，在我们国家数千个电影院的摇曳的光线里，神话和幻想萦绕在一起，最后，道德和正义总是获得胜利。
       全球化的拥护者说，全球化有关成长和发展。然而，它不能只是国民生产总值表上的一系列数字、经济学和商人的一个题目，它应该是人民的事情。如果人民需要发展，那么没有文学、歌曲、舞蹈、音乐、神话，没有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没有他们对自己目前命运和未来希望的看法的表述，人民的发展则是不可想象的。发展意味着活力，活力需要自由，即创造的自由，创造则需要想象。
       然而，谈到保持文化想象，我并不是想为闭关自守辩护。用甘地的比喻来说，我们应该打开我们国家的门和窗，让陌生的风吹进我们的房子。我相信，这样做并不会使印度不再成其为印度。对我来说，全球化的风必须从两个方向吹过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告诉我们：“因为战争起始于人们的心灵，所以和平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人们的心灵中。”这不仅适用于战争与和平，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所有组织，它们必须建立在人们的心灵中。正如我们从奥萨马·本·拉登的信徒或塔利班的年轻步兵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地球上总是有不止一种心灵。这也是文化多样性在我们这个缩小了的地球上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们和讲着其他语言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和希望。没有多种多样的人类想象，我们就不能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无数现象，就不能评价人类目标和渴望的普遍性。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认为文学的特性是想象全球化的最好解药。
       文学不是要远离地球，而是文学可以塑造心灵，使心灵理解世界，回答世界的需要。文学教会我们移情，看到表面下面的东西，使心灵里有一张普通人类的小画面，他们最终是所有公开政治的对象。尤其是不要忘记，每一个故事都有不止一个侧面，每一个问题都有不止一个答案。可在全球化领域从事公开政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
       但是文学以学习为先决条件。在我们观察周围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教育多么重要。是无知造就了人民的敌人，而不是知识；是无知造就了儿童士兵，而不是知识；是无知助纣为虐，妨碍民主，而不是知识。是无知而不是知识使一些人认为，人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是无知而不是知识使一些人声称存在着许多世界，而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
       在许多方面，我们时代的基本冲突不是文明文化的冲突，而是教义的冲突，即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与非宗教消费资本主义的冲突。全球化使世界走到一起，形成单一的国际市场，同时又造成内战和民族分裂。本杰明·巴伯写道，人类拥有双重前景：“圣战与麦当劳世界”。“圣战以百年来精心设计的信念的名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互相依存，……反对科技，反对流行文化，反对一体化市场，反对现代性。”反对全球化猖獗的“麦当劳世界”——一个“快速音乐、快速电脑和快餐的世界，带着音乐电视、防水布和麦当劳，将各个民族压缩进一个商业上的主题公园。”无论是圣战还是麦当劳世界，最终都会夺去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我们的身份。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有时，宗教迫使我们否定我们自身的复杂性，抹煞我们的身份所固有的多样性。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体现的是完全归属的热情，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和中东政策的性质更加剧了这种归属的渴望。当然，信念也包含一些可贵的东西，即它能使人类看到自己与其他人一起在世界各地向上帝伸出手。可是我们能把宗教与本体分离吗?我们能否梦想存在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拥有受到尊敬的位置，但是那里精神需要不再与归属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身份主要与国籍有关，而不是主要与信念有关；主要与国家有关，而不是主要与教义有关，如果这种身份能与其他身份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圣战，也不需要麦当劳世界了。
       为此，我们必须促进多元化。顺便提一下，我本人的宗教多元主义信念是世俗印度的传统教育结果。现世主义在印度并非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就连公开的无神论主义者的政党，如共产主义政党和南部DMK党都发现反对宗教在他们的选民中不得人心。现世主义在印度意味着传统、宗教繁荣，国家不偏护任何一种宗教。我还记得在加尔各达郊区上中学的时候，伊斯兰祷告报告人呼唤伊斯兰信徒参加祷告的尖锐声音、印度教寺院诵唱赞美诗的声音和从扩音器中传出的锡克教的圣歌混合在一起。沿着马路走两分钟便是圣保罗教堂。学生、职员、政府官员按照他们各自宗教的要求戴着头巾、面纱、帽子。这就是印度的现世主义：接受每一个人，不给任何人以特权，没有例外，不羞辱任何一个人。这种现世主义在今天的印度受到某些人的威胁，但是，它仍然是全印度的宝贵遗产。
       只有在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支持民主发展，繁荣多样性文化，才能保护多元化。我们必须鼓励实行开明的和思想自由的教育，它可以到处使人敞开心灵，而不是关闭心灵。我们在接近他人时必须采取尊敬与谦虚的态度，以包容代替隔膜。
       即使我们今天或明天战胜了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的世界仍然面临着无数问题，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来说，“无从解决的问题”——大量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共有环境恶化问题、传染性疾病和长期饥饿问题、人权和人类犯罪问题、大量文盲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全人类的责任。这些问题本身是跨国界的，它们的解决办法也必须是跨国界的。
       今天，不管一个人是来自图林根还是来自塔拉哈西，只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考虑问题是不现实的。全球化的力量的压力来自各个方向，人、物和思想以越来越快的频率、速度越来越容易地跨越边界和克服遥远的距离。因特网象征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发生在东南亚或南美的事情——从民主发展到砍伐森林，再到与艾滋病搏斗——也会影响到德国的生活。就好比水源被污染，我们生活在下游。
       罗伯特·恺根的著名论点“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近来广泛传播开来。若果真如此，那么非洲人来自何处呢?来自冥王星?就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他们的关注程度而言，非洲人恐怕居住在最遥远的星球。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各个国家也许不愿直接或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们却无法视若不见。因此各个国家一起行动是保证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好办法，这也是惟一的办法。每个人，不管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印度人，在一个通过联合国的努力而得到改善的世界里会生活得更安全。全世界人民都将与这种努力息息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将为有机会参与这种努力而感到欣然。当伊拉克不再是头版新闻的时候，我们仍需要作出这种努力。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它们的财富是它们的灵魂而不是它们的土地，它们的过去所提供的资源超过了今天，它们的想象比它们的科技更为可贵。认识这个事实，承认想象在人类的感觉中与吃喝和在屋顶下睡觉一样重要，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在各种社会里保持文化和想象的自由，确保个性的声音得到表达，使所有思想和艺术形式都能在阳光下繁荣发展，这是迎接这种挑战的惟一方式。我们过去听到必须使世界民主化。这个目标在迅速得以实现，现在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世界实现多样化的时候了。
       关于真理有一个古老的印度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武士想娶一个美丽的公主。公主的父亲即国王觉得这个武士乳臭未干，过于自信，于是告诉他，只有当他找到了真理的时候，才能娶公主。于是，这个年轻武士开始出发，去寻找真理。他来到寺庙和修道院，来到贤人沉思冥想的山顶，来到苦行者鞭笞自己的森林，可是，哪也找不到真理。一天，在暴风骤雨之中，他绝望地寻找一个避雨之处，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阴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山洞。黑暗之中有一个老女巫，她脸上长着肉疣，头发缠结在一起，皮肤折叠地从她那干瘦的四肢向下垂。她的牙齿残缺不全，她的呼吸散发着臭味。她向他问候，似乎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他们在一起谈了一整夜，随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武士渐渐明白他的寻找即将结束。她就是真理。清晨，当暴风雨停止的时候，武士准备返回，去娶他的新娘。“既然我已经找到了真理，”他说，“我应该怎么向王宫的人讲述你呢?”这个干瘪丑陋的老太婆微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年轻又美丽。”
       由此可知，真理并非永远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真理。恐怖主义分子看不到他们的牺牲品是拥有自己的想象的人类。他们在驶向毁灭的时候，看到的仅仅是对象和可放弃的人质。我们惟一有效的回答应该是与此相对地坚持我们自己的人性，宣布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他在哪里，都有生存、热爱、希望和梦想的权利，都有渴望获得一个人人都有这些权利的世界的权利，即一个恐怖主义灾难被消除的世界，一个贫困、饥饿、文盲、病灾、非正义和人类无保障等苦难被消除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恐怖主义无滋生机会的世界。它也许是刚刚诞生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这也许是宣布这个世纪诞生的恐怖事件所留下的最有希望的遗赠。
       我既已宣布自己是一个印度作家，那么，让我来讲一个印度故事，一个我们古代印度史诗中的故事。圣人问他的门徒：“黑夜什么时候结束?”门徒们说：“当然是黎明时结束了。”圣人问：“我知道。可是黑夜什么时候结束，黎明什么时候开始呢?”第一个门徒来自我的家乡印度南部的热带地区，他回答说：“当穿过天空的第一抹微光照亮在微风中摇曳的椰子树树叶上的时候，那便是黑夜的结束和黎明的开始。”圣人说：“不对。”第二个门徒来自寒冷的北方，他斗胆回答说：“当第一缕阳光闪烁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时，那便是黑夜的结束和黎明的开始。”圣人说：“不对。当来自我们国家相对的两端的两个漫游者碰到一起，像兄弟一样互相拥抱，当他们懂得，他们睡在同一个星空下、看到同样的星星、做着同样的梦的时候，那才是黑夜的结束和黎明的开始。”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可怕的黑夜，让我们保持人类的多样性，以保证我们每个人在刚刚开始的新世纪有一个新的黎明。
       (本文为作者2003年9月1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文学节上的录音演讲)
       沙西·萨罗尔，小说家，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副秘书长，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