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我们微渺的脚印，在沙漠上转瞬就会消失。但我们确实行走过。
       ——张承志
       2003年12月6日，第十六届柏林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奖在柏林“竞技场”剧院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再见，列宁》击败了其他三百多部影片，拔得头筹，可以说，它是2003年欧洲影坛上最受瞩目的影片之一。
       创设于1988年的欧洲电影奖素有欧洲影坛的奥斯卡之美誉，其规模与影响力与日俱增。2003年也是欧洲各国电影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尤其是德国、英国、俄罗斯和丹麦等国的影片颇受关注。第十六届欧洲电影奖则是对2003年欧洲电影的一次大盘点，共计有四十七个国家的三百六十部影片报名参赛，一共颁发十一项大会奖和三项非大会奖。而《再见，列宁》一片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编剧三项大奖，以及通过互联网投票选出的“人民选择奖”中的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三项非大会奖，成为此届电影奖的最大赢家。
       事实上，该片早在2003年6月便一举夺得德国电影奖的八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接、最佳配乐、最佳美术指导等等，从2003年春季上映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在法国进入票房前十名，有一百七十三万法国观众为观看这部影片走进电影院，同时，它更创造了德国本土的票房奇迹，共售出七百万张票，票房总收入达四千三百万美元，已向全球七十三个国家售出版权。并被此间媒体一致看好，认为是德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最有实力的竞争者。
       《再见，列宁》的导演沃尔夫冈·贝克尔上一部作品《生活是你的所有》在1997年柏林电影节上得到特别奖，主演丹尼尔·布鲁赫是目前德国炙手可热的男星，2002年曾摘取德国电影奖最佳男演员奖，它的制片人斯坦芬·阿迪特同时也是著名影片《罗拉快跑》和《天堂》的制片人。但这个豪华阵容的创作班底似乎还不足以构成影片热映的根据和理由。
       据说，斯坦芬从一大堆表现柏林墙事件的剧本中，独具慧眼地选择了贝恩德·里希坦伯格创作的这一部。他认为，德国电影界之所以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十年才能产生这样的电影，是因为电影人需要时间和距离来检视和理解这一历史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它对个人情感体验的重大冲击。
       即便如此，对于影片所带来的巨大的轰动效应，电影的创作人员依然始料未及。据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们曾经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他们怀着绝望的勇气孤注一掷，结果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
       德国《焦点》周刊2003年3月24日的一期报道称：“一部怀念东德的影片《再见，列宁》风靡整个德国。到3月24日为止，大约有四百万德国人观看了《再见，列宁》这部影片。现在，德国商店里开始出售影片中出现的T恤衫、茶杯、脚垫等物品。制片公司在十个城市打着写有‘再见，列宁！’的旗帜在德国的许多学校放映。联邦议院的一些议员也到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这股怀念东德热什么时候降温还不得而知。”
       英国《独立报》2003年5月26日的报道说：“在过去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列宁六十英尺高的雕像曾一直伫立在两侧高楼林立的列宁广场上，但在柏林墙倒后被拆毁。目前正在德国各大影院上映的电影《再见，列宁》大获成功。这部由沃尔夫冈·贝克尔执导的《再见，列宁》以怀旧而讽刺的眼光回顾了东德的崩溃过程。拆毁列宁雕像是电影反映的一个主题。作为西方肆意破坏东德特色的标志，这一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在柏林引起了一场是否应该把列宁的雕像放回现在名为联合国广场的原来位置上的争论。上周，这场争论蔓延到柏林《每日镜报》的版面上。现在这座城市正在考虑重塑他的雕像。”
       影片《再见，列宁》的叙事结构简单流畅，它以一个成长中的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民主德国的普通家庭在柏林墙倒塌前后的生活经历。儿子亚历山大是一个小宇航迷，1978年他八岁，正当他和姐姐一起观看电视节目中东德宇航员乘坐航天飞机登月的实况转播时，两个东德的秘密警察来到他们家，和他的妈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交谈的内容是调查关于他的当医生的父亲不久前叛逃到西德的情况。此后母亲一言不发，被送进朋友的心理辅导中心，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八周。家庭几乎陷于崩溃和绝望。
       从心理辅导中心出来后，母亲焕然一新，她把从前所有和父亲有关的东西全部倒进了垃圾袋，从此家里谁也不再提起父亲。母亲成了一个热衷于教育的社会活动家，对工作不知疲倦，对党忠心耿耿，她逐渐地获得了一些成就，偶尔会上电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儿子评论说，她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民主德国。
       温馨而平静的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持续了近二十年，转眼1989年到了，这年的十月，民主德国四十年国庆日，到处贴满红白相间的国旗，老同志们在欢呼，广场上阅兵式一如既往地进行，但是深夜，年轻人手挽着手，走上大街小巷，为他们陌生而好奇，并且莫名其妙地向往和憧憬着的“自由和民主”欢呼。游行示威在多个城市里举行，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潮，席卷了无数的盲目和盲从的热血青年。嚼着苹果心不在焉的亚历山大也在队伍当中，然而目光迷离的大男孩表情却如此茫然，似乎不知道人群将把他裹挟到何方，他只是跟着众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在他成长的这座城市的熟悉的街道。
       母亲克里斯蒂娜参加完庆祝活动回家，在路上她遇见了游行的人群和执行任务的军警，她陷入恐慌，“放弃吧！”她喊道，好像是在劝阻那些行进中的青年，但是更让她恐惧的事发生了，两个高大威武的警察架着她的儿子亚历山大向街道的另一边走去，一个趔趄，她倒在了马路中央。
       从拘留所匆匆赶到医院的亚历山大，不得不面对的是残酷的突如其来的现实，患有心肌梗塞的母亲，在巨大的刺激下心力交瘁，陷入不可预测的昏迷当中，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够醒来，除了等待和祈祷，医生和亲人全都无能为力。
       母亲的昏迷只是这一个小家庭的不幸，时代的车轮滚滚，沉重而迅猛地碾过1989年动荡的岁月。民主德国经历了巨变，一转眼沧海桑田，城头变幻大王旗。柏林墙倒塌了，两个德国合并了，昂纳克下台了，东德归了西德了。如同当年在游行队伍中嚼着苹果时一样，年轻的亚历山大对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翻天覆地茫然不知所措。姐姐失学了，当了快餐店的工人，换了男朋友，是一个西德来的小伙子。他自己也下岗了，离开了电视修理厂，进了西德人开的卫星电视公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簇新的，已经不记得是不是当年游行时想要争取的那些东西，总之一切来得太快了，他没办法适应。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母亲醒了。
       所有的观众都和亚历山大姐弟一样，悬起的心重又放下，放下了重又悬起。八个月的沧海桑田，谁能向这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解释发生的一切，谁能够告诉她，你所热爱着的，你所坚信着的，那个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已经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
       医生说，病人虽然醒来，病情依然严重，任何哪怕微小的刺激，都会再次导致死亡的威胁。
       一边是改朝换代的现实，一边是危在旦夕的母亲，亚历山大选择了以一己单薄而微弱的力量，为母亲生命尽头的日子献上最温暖的抚慰。然而这抚慰却是如此艰难，一个人抵抗一个已经出现的国家，一个人复活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他成了手执长矛挥向时代风车的堂·吉诃德，笨拙，执著，引人发笑，却又令人敬佩。
       影片的宣传语发人深省：DDR（民主德国的简称）在七十九平米的空间依然存在。
       如果以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这部影片，你会很从容地在光影散淡的画面中间寻出三条彼此平行又似乎纠缠在一处的线索，三个人和事物的命运起伏，母亲、民主德国、宇航员，母亲昏迷了，民主德国崩溃了，宇航员下岗了，其实每一个线索单独看时都似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创作者把它们如此巧妙地编排组合在一起，让你可以全方位多角度真切立体地领会到1989年至1990年间那缤纷的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国破山河在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剧目。
       
       “1978年8月26日，在我们人类社会里，民主德国公民幸拉姆·亚恩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德国人，而我自己的家就在这一天被分裂。”
       “从此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父亲，我母亲从那时起就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祖国。”
       “我的梦想是怎样带着全人类的幸福探索星球，母亲总在那儿，微笑着陪伴着我。”
       “1989年10月17日，民主德国四十岁了，我从PGH电视修理社暂时休假，觉得自己正在壮年。”
       “母亲一直沉睡，沉睡在无知觉中，像卫星那样围绕着人类的活动旋转，在我们的小行星上，在我们的母亲般的共和国中。”
       “母亲的沉睡使埃里希·昂纳克同志的离开变得灰暗。”
       “母亲在沉睡中错过了在斯伦堡市政府前的一场经典的音乐会，和宏大的惟一的一次旧物清理。到处是游行，母亲依然沉睡安稳，她错过了我第一次前往西方的，当然她也错过了我第一次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发现。”
       “她在沉睡中不知道我们已经失业了，PGH电视修理社解散了，我最后走，也是我关的灯。随后经济蓬勃发展，在东西方联盟实施重新统一。卫星站让我们的地区欣欣向荣。”
       “动荡的风一直吹着，直至我们的共和国垮台，夏天来了，柏林是世上最美丽的广场。我们有一种感觉，觉得站在世界的中心，那里经常有事发生，我们也为之躁动。”
       “我们信仰的一切都随风飘散了。”
       “未来在我们手中，不确定，但还有希望。”
       银幕背后画面外那个嗓音沙哑却还有些稚嫩，故作镇定却又略显忧伤的德国男孩儿在讲述着他的三口之家在短短数月间经历的巨大变动，在他的讲述中，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就如挂在墙壁上的老照片，生动而咄咄逼人地注视着你，让你陷入沉思。
       谁都可以读得懂看似平凡背后的独具匠心，谁也都能品得出每样细节里蕴藏的个中三味。无奈。忧伤。还有深深的，深深的怀恋。
       或者你还可以更大胆地设想，一切的人物，母亲或者航天英雄，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巧妙的譬喻，创作者苦心孤诣地表达着他们对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无限真诚和深沉的爱慕和眷恋——对政治的无限缩小，对平凡生活的无限放大，将政治投射于平凡人物日常生活的背面，尽管你没有看到振臂高呼的标语口号，你却可以清楚地听见人物内心涌动的澎湃激情，那是大时代底下小人物的激情，它或者会被你忽视，却绝不会被人声鼎沸的时代潮水湮没。
       一个人的战争开始了。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需要给家里新貌换旧颜，扔在储藏室的旧家具全都要捡回来，包括切·格瓦拉的画像在内的装饰物也悉数摆上。大砖头一样黑沉笨重的收录机也要摆上，但天线必须拔下来，与世隔绝的七十九平米里绝对不能钻进那些没有了民主德国和昂纳克的新闻；还有妈妈要的施普雷森林牌的黄瓜，该死的黄瓜，超市里琳琅满目，来自欧洲各国的黄瓜都有，可是天晓得，老施普雷森林黄瓜却已经停产了，跟老民主德国一起销声匿迹了，只有到垃圾桶里去找两个人家吃完了的空瓶子，消了毒，再塞上超市里买的荷兰货，只好这样了，巧克力还有咖啡什么的，都必须如法炮制；还有最关键的，电视新闻，妈妈爱看新闻，她是个关心政治的共产党员，幸好有西德的朋友丹尼斯帮忙，他一心梦想着当电视导演，正好可以满足他的爱好，让他来做假新闻，让他来解释为什么对面的楼上飘荡着彩旗一样象征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为什么大街上汽车越来越多，为什么电梯里会有纳粹德国的标志，为什么姐姐的新男友做派那么古怪。对了，必须叮嘱姐姐的西德男友，他在这个家里新的身份是，民主德国的共青团员。还要告诉妈妈，柏林墙拆除了，大批的西德人向往着社会主义制度蜂拥而至，昂纳克退休了，宇航员幸拉姆被选为总统，他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统一德国。当然是东德统一西德。
       一个人的战争艰苦卓绝，一个人的战争却乐此不疲。
       看着亚历山大一个人的战争，总是想为他做点儿什么，或者这个时候那首普希金的诗歌最为恰当，他安慰了母亲，这首诗是对他的安慰：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生气，不要悲伤！
       忧郁之日要克制自己：
       要相信欢快之日会临降。
       心儿总是憧憬着未来，
       现今却令人感到沮丧：
       一切会过去，转瞬便不在，
       过去了的反令你怀想。
       很多人围绕着这部影片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的问题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聒噪声不绝于耳，然而争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尽管影片的戏剧冲突中毫无疑问地具有喜剧的因素——男孩亚历山大为了在七十九平米的家里给母亲重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业已消失了的民主德国，的确闹出过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当他独自一人，疲于奔命地去应付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一边要小心翼翼地答对陌生的新生活，一边还要费尽心机地构筑旧世界，漏洞百出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便已经考虑得细致周全，难免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那个时候，不苟言笑的日耳曼民族偶尔显露的灵机一动、灵光乍现的幽默感，也同样使人会心一笑——甚至有好事者发现了这个情节的构想和某部著名而通俗的国产情景喜剧的重叠，宋丹丹突然得了失忆症，只记得“文革”而不记得现世，一家人围拢来演出一场“文革”闹剧。但是毫无疑问，让人发笑的未必都是喜剧，情节的相似有时也只缘于一种偶然的巧合，其中没有必然的心领神会的相同。形似神却不似。看那样的情景喜剧，笑过以后人的心里空空荡荡，而看这部电影，笑声过后余音袅袅，有一种忧伤和怀旧会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爬上你的心头。
       那么，在潜意识里搜寻到了一个熟悉的题目，于是有了一个更为切近和妥帖的比照，电影的源头也许本该在小说，更何况，那题目是如此地接近，具有相同的气质，从气质到灵魂到思想深处的相通，便是法国人都德在《最后一课》之外的另一部短篇名作《柏林之围》。法国和普鲁士开战，普军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打进法国首都巴黎。为了安慰当过军人的祖父，孩子们隐瞒了真情，把普军围在巴黎附近说成法国围攻普鲁士首都柏林。当普军开进巴黎时，法国老军人要在阳台上观看自己的部队凯旋归来，于是真相大白，老军人猝死在阳台上。原本“巴黎之围”，却定名为“柏林之围”，被认为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它是国民情感的表现，也具有批判性的讽刺意味。此处的雷同显然并非巧合，来自心灵最深处的绝望和困惑，让编剧贝恩德·里希坦伯格堪称都德的异乡知音，柏林墙倒塌了，无数东德人潮水般汹涌地冲进西德，带着他们的希望和憧憬，母亲醒来了，看见陌生的西德人和可乐的广告牌，电视里的新闻却逆流而上，告诉她一个反向的现实。德国人似乎更加温情脉脉，相比于都德给老军人毫不留情地揭开一个血淋淋的残酷真相，里希坦伯格还是选择了让老共产党员在谎言中离去。
       于是，对着银幕上亚历山大孤单和忙碌的身影，你会不由得肃然起敬。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受伤的野兽般决然和忘我的表情，让你突然醒悟，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绝不单纯是为了母亲，他那么心甘情愿，又那么坚定不移，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渴望挽留住戴蓝领巾憧憬做宇航员的岁月的，是渴望挽留住DDR那个在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的。
       怀旧，像一颗尖利的子弹，它呼啸着，一言不发，击中你内心最柔软的世界，最要害的部位，在猝不及防中，你无处闪躲，应声倒地。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再见，列宁》的成功来自它的忧伤和怀旧，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再见，列宁》成功地记录和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在民间底层真实涌动着的情绪，在普通民众的心中真实流淌着的情绪。一种不仅没有随着时过境迁变得淡漠，反而因着压抑和沉淀蓄积得更加深沉饱满的情绪。一种你在银幕底下热血沸腾和亚历山大遥相呼应的情绪。十三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跳上柏林墙头的东德愤青们如今应该已经跃入中年迈入不惑了吧，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柏林墙，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充满魅惑的西方，他们是否寻得了当年梦寐以求的新希望？岁月教会了他们什么，他们又将归还给岁月什么？为什么在逝去了那么久以后，还在恋恋不舍地怀念？
       已经不是新闻了，越来越多的色彩浓重的怀旧商品在街头热销，思念像是一股不可遏制的传染病，在东柏林，统一的德国的东部迅速蔓延。思念东德，思念逝去的一个时代。
       没听说吗——约尔格·达维茨的怀旧公司每年出售六万件印有包括马克思肖像在内的带有东德特色的T恤衫；用西德人对东德人贬称“OSSI”命名的餐馆生意兴隆，写着“让您吃到断档多年的特色菜”的广告牌堂而皇之地挂在餐馆门口最醒目的位置，人们络绎不绝地涌来，和着民主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歌曲翩翩起舞；至于柏林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的那家专营德国东部产品的商店，虽然门脸不大却声名远播，“供应我们自己家乡东德的产品”，这样含情脉脉的宣传词让人简直无法拒绝，货架上全都是多年不见踪迹的民德的可乐和咖啡、图林根的瓷器，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东部人选择抽东德老品牌的香烟，而不要美国货。这与十三年前东西德边界开放时东部地区老百姓争相购买西方商品的情景相比，恍若隔世。
       忽然就想起了鲍伯·迪伦的歌唱：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得见蓝天？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年，才能看得见别人的哭泣？还要经历多少人的死亡，才能让他意识到太多的人死去，可是，朋友，那答案在风中飘散……
       西方媒体总是最敏感和警觉的，他们能从看似寻常的表象捕捉到意味深长的情绪。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再见，列宁》时指出：“东德人希望反思他们在十三年前消失的制度下艰难的生活。这种愿望也推动了这种怀旧热。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当年共产主义时代的商品。例如施普雷森林黄瓜，东德随处可见的劣质咖啡。网络上有人张贴了一个东德琐事问答。一个开发商正在计划兴建一个主题公园，其中包括身穿黄褐色制服的边界守卫和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探员。在这股怀旧风的推动下，当年身为东德荣耀的前奥林匹克滑冰运动员卡塔琳娜·维特突然再度出名，甚至开始主持一套自己的电视节目。德国的回忆中包括了种种复杂的感情。”
       难道仅仅是怀旧吗？
       再回到银幕上去，看看亚历山大一家和东部的朋友们在柏林墙倒塌后所遭遇的一切。
       母亲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昏迷，她躲过了最致命的一个劫数。
       其他的人陷于惶恐和困惑。没有人能向他们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就像鲍伯·迪伦唱的，“啊朋友，那答案在风中飘。”
       一切全都变了，不仅是可口可乐、宜家家居，长头发的西德摇滚青年，音像店里丰乳肥臀的艳舞女郎，旧工厂厂房改造的酩酊大醉的迪厅，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拥有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纸尿裤，荷兰黄瓜，从西部运来的马克，汉堡王快餐，还有在游行队伍里高呼过的自由，当然还有西德爱情，卫星电视，以及那个带来无限荣耀的夺取了世界杯冠军的统一的足球队。但是谁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亚历山大失业了，好端端的电视修理厂解散了，他的姐姐失学了，当了快餐店里卖汉堡王的售货员，还有那个曾经当作偶像般崇拜着的宇航员幸拉姆·亚恩，竟然成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过去他被挂在小亚历山大的床头，而现在，他就站在医院门口，焦急地等待客人。“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可是我不在乎。”偶像和崇拜者之间在出租车里进行的对话让人心酸。而亚历山大忧伤的画外音更令人沉重：我们穿过夜晚，就像穿过宇宙，在小小的行星，与未知的生命形态，我们降落在万湖。
       于是你忽然醒悟，其实不论是亚历山大、母亲、父亲、姐姐，还是西德的男友和东德的宇航员，都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譬喻，或者更具体来说是在压抑与爆发中苦苦寻求着的一个符号，他们各自的指向意味深长。并不难以理解，你只要粗略地翻阅那时的文献，你就能明白银幕上活动着的影像究竟象征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得清楚，父亲的叛逃，导致了家庭的崩溃和解体，这自然暗示了两个国家分崩离析的状况；柏林墙那端杳无音信的父亲就是陌生的敌国——联邦德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母亲的昏迷他突然出现，这就是两德的统一合并；而这一边天真，单纯，笃信着一种理想，坚守着一种信仰的共产党员母亲自然就是民主德国，母亲般的温暖和睦的怀抱中，无忧无虑的生活，随着柏林墙事件而终结，面对剧烈的变动母亲陷入昏迷，束手无策；亚历山大和姐姐，以及偶像宇航员，代表着一种处境，民主德国普通民众的处境，亲爱的母亲昏迷了，陌生的父亲回来了，柏林墙倒塌了，一个国家消失了，命运的大手轻轻地拨弄着他们的头，并且撩开挡住了视线的那一绺长发，在平坦的前额上写下几个我们熟悉的大字——你别无选择。于是姐姐的新男友出现了，西德的同胞们，这是一个闯入者，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矛盾和纠纷不可避免，尽管血浓于水，但太久的隔膜使沟通和融合变得不再顺畅和自然。
       亚历山大和姐姐都一样，迈进新生活的步履异常艰难。有两次激烈的冲突。一次是为了复原家里的陈设，亚历山大和姐姐的男友争执起来：西部的说，你没权利动这房子，租它的费用是我出的，47.8马克；东部的愤怒了，47.8马克还不够你在西部交一个月的电话费，这下西部的抓住把柄了，我知道在你们东部，安一部电话要等一年。另外一次是在银行里，患了失忆症的母亲好不容易想起多年的存折藏在哪里，亚历山大和姐姐兴冲冲地拿着它跑去兑换统一后的货币，却被告知他们来晚了，已经过期了，绝望的亚历山大对着银行职员喊道：这是三十万马克，我诚实的妈妈辛苦四十年的积蓄。而你，你这个西部孬种，你告诉我这些已经没有价值了？他爬上楼顶，像当年发射模拟火箭一样把钞票洒向空中，空中燃起绚烂的烟花，人们在庆祝1990年德国统一足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胜利。
       银幕上的这两次冲突其实正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德国统一后东部和西部的冲突。
       历史记录下这样一些数字：在两德统一之后的一夜之间，“被统一”过来的东德人必须同时接受3.5万条新的西德法律条款，成千家东部企业被迫关门，就业者从九百万降到六百二十万。直至今天，东部各州的失业率仍高于西部两倍多，被托管的私有化企业有85％掌握在西德人手中，10％在外国人手中，只有5％在东德人自己手中。1998年，东部平均每一万家企业中就有二百一十一家宣告破产，而西部每一万家只有八十三家倒闭。严重的失业不仅增加了东部地区居民的不满，也成为一些新纳粹分子进行右翼活动的借口；而在另一方面，为扶持东部，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十多年来西部对东部的资金援助累计多达1.6万亿马克。“输血”之举对东部的经济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付出的代价却是西部地方财政预算不断扩大，赤字直线上升，西部公民税负越来越重，1995年西部又开征税率为7.5％的“团结统一税”。柏林墙没有了，一堵无形的墙却更加顽固地驻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不论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有真正接受对方。多年来对东部“输血式”的财政援助加重了西部人的经济负担，也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东部人的成见，认为那里的同胞是在不劳而获，居民已不像统一之初那样心甘情愿地为东部人捐钱了。东部居民认为西部人看不起东部人，普遍存在着“二等公民”的感受，西部人的盛气凌人态度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开始怀念原来的东德。除此之外，东西德人内心更重要的差别还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上。东德人把“平等”远远置于“自由”之上，而西德人绝大多数还是把“自由”看得更重要。西德人把“平等”主要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东德人把“平等”更多地理解为物质上的平等。德国统一十周年时，根据福尔萨民意测验所的调查结果，东部德国人中有14％希望重新建立“柏林墙”，西部德国人甚至有20％希望重建“柏林墙”。
       也就是说，统一的德国尽管在国际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但东部和西部的真正融合还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连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也不得不承认：“路仅仅走完一半。”
       但是无论如何，柏林墙已经倒塌，历史的一页毫不留情地翻了过去。当年的查理检查站已经被推倒，建立了博物馆，周围是繁华的高档商业区，残墙上留着柏林青年们信手拈来的涂鸦作品，据说美国的行为艺术家卡普罗还曾在这里搞过一个展览，用奶油和蛋糕复制一段城墙，请周围的人来大快朵颐，在品尝和玩味之间消化掉一段历史；另外，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一定也见过那个叫作游戏基地的软件，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游戏就是柏林墙倒塌游戏，游戏的规则是，你作为1989年新上任的市长，你的任务就是推倒柏林墙，将东柏林和西柏林重新合并在一起，需要完成如下任务才能顺利闯关：使用推土机，将柏林墙推倒；更换东柏林的发电厂的设备，实现现代化，降低总体污染指数；将刚刚合并的城市的土地价值提升到115；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交通设施，其中包括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地铁。想起一句老话“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是在转眼之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演变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玩儿的不过是个心跳。
       偏偏日耳曼民族是一个以严谨的哲学思辨，认真负责的生活态度而著称的民族。从他们对纳粹德国的反省和自责即可见一斑。面对历史，不回避，不狡辩，不否定，不抹杀。经历了十几年创痛之后，痛定思痛，魂牵梦绕，剪不断，理还乱。依然要给出一个清楚和明确的答案。2003年8月13日柏林墙建墙四十二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他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了，我们的城市和国家重新得到了统一。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并要努力去理解过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正是今天8月13日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所在。”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沃维赖特的同性恋取向，以及他所领导的柏林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世界同性恋者狂欢节——克里斯托夫节。尽管《再见，列宁》中的主人公亚历山大和他的妈妈绝不会认同这样的市长，但市长还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部影片成功的原因及其价值所在：重新理解和诠释那段历史，重新审视和面对那段历史。
       在德国的西部生活多年的龙应台女士，相当深入和详尽地分析了柏林墙倒塌前后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心理状况和生存状态。
       对于柏林墙倒塌的原因，她写道：“东德的精英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也许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精英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所谓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塌了柏林围墙。”
       对于在柏林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个国家，龙应台说：“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而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至于时至今日东德人的境遇，诸如亚历山大、母亲、姐姐、宇航员等人的命运，也可以在这篇散文里找到也许可以算是答案的解释：“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东德原有十八万名教师，其中两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提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除了表面上的流离失所，龙应台还指出了东德人内心深处的隐痛：“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东德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三年中，一千七百万东德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然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昂纳克的出现，将使东德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
       《再见，列宁》的热映，距离龙应台的这段文字又过去了将近十个年头了，其间沧海桑田，几易寒暑，德国东部的人们即使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也应该已经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哪怕是给选择和不选择一个合理的解释，哪怕是给亚历山大和母亲们一个温暖的抚慰。于是你看到了这样一个结尾：楼顶上，合并日的烟花还没有散去，亚历山大把母亲的骨灰装入儿时的模拟火箭中，点火，发射，一个嗓音沙哑却还有些稚嫩，故作镇定却又略显忧伤的德国男孩儿在画面外轻声说：母亲正在注视着我们，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我们看上去只是微小的一点，就像以前的幸拉姆·亚恩在飞船里看见的那样。母亲离开的国家，就是母亲一直坚信的国家，我们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幸存下来。这个国家，现实中都没有付出那么多，一个国家，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与我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曲终人散，光影渐淡，脑海中又浮现了张承志的一句话：意识着理想再正视生活，我们会获得内心的丰富。
       沙蕙，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忧伤的米粒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