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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做一名知识分子?——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并不是由萨依德第一次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群体,那么在其职业生涯的开始,他们就会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正如萨依德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在今天,这个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同样悠久的问题却变得异常严峻和复杂起来。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是一个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个体，具有超出常人的敏感，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作为“社会的良心”立身行事，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两极虽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他感到一种分裂的痛苦，正如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一生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必须按照“普遍的原则”行事，这种“普遍性”要求他必须超越集团、阶级，甚至民族的界限来思考问题，但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他又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利益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这个群体的利益总是和一名知识分子必须遵守的普遍原则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知识分子在他人看来总是“别扭”和不自在的根本原因。在一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里，无论是和他的自我，还是和他所隶属的群体，都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冲突状态，内心的和谐不过是永恒的冲突过程中的“偶然的秩序紊乱”。
       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就必然会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考察一下这两方面的关系，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无法想象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人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若是对人的局限性以及自身的弱点毫无意识，其必然的结果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自以为真理在握，忙于安排他人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雅各宾型”知识分子的失误正在于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即一个知识分子由于过于自我怀疑，而最终导致“自信的内核”分崩离析，因此不敢在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点像是说出真理的“恶魔”。他的恐惧既可能是因为害怕权势而不敢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理（他对那真理是有确信的），也可能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职业、知识和才能不信任，甚至可能来自于一种根本的自我怀疑(比如对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怀疑)。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这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正在日益瓦解。雅各宾型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活动的不断挫折，也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持续不停地“向内转”。自我批判意识的不断增强与社会批判意识的不断减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引人注目的特征。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但也许这仅仅只是一种理想，伟大如鲁迅者尚且无法抵达，何况平凡的我们。
       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一书一度在中国的读书界风行一时。在这本书里，从卢梭到托尔斯泰到萨特，这些从启蒙时期一直到当代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被作者送上了审判台。知识分子再也不被人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甚至也不被人看作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保罗·约翰逊的这部著作不过是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的进一步的表现。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看法，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是和现代社会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危机一同出现的。对于某些读者来说，《知识分子》一书所披露的一些事实也许是令人震惊的：比如像老托尔斯泰，过去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形象近于半人半神，他永恒地追求道德完善，并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与所追求的道德理想的睽违而忏悔。而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做秀”！这个“伟大的作家”、“道德家”不仅是个不诚实的人，而且生性放荡，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个暴君（这一幅过于漫画化的托尔斯泰的形象，确实就是《知识分子》一书对他的描述给读者所留下的印象）!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祛魅”，如果会让一些人感到幻灭的话，那也只说明他以往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正是有了昨天对托尔斯泰的神化，才有了今天对他的漫画化。不应该把一个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和他个人的私生活牵扯在一起，也许这是一个永远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有人或许会说，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应当“从里到外”都是纯洁的。持这样的看法的人未免有点将人性看得过于简单了。在内心追求道德上的完善是一回事，在实际行为中所达到的效果又是一回事。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些“劣迹”而否认那些伟大的人物追求道德完善的内心真诚。
       基于道德、人格和价值上的自信是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从事社会批判的出发点和前提。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点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作家看作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全世界，所有严肃的作家都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职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作家们所承担的。这正是造成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可惜好景不长，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1990年代的文学与1980年代进行一番比较，无法不让人慨叹不已！今日高呼个人主义万岁的正是那些在昨天时时将人道主义挂在嘴边的人们（在他们看来，似乎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或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主义”和“理想”能够像脱去一件衣服似的轻易地换来换去，不是让人怀疑“主义”和“理想”的虚妄，就是让人们怀疑他们内心的真诚。倒是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表现出蓬勃的创作活力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在1990年代的突然沉默，在让人敬重的同时，也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将他们的突然沉默也看作是另一种言说的话，那他们的这种言说到底具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沉默是不能够用诸如新陈代谢和文化语境的变化来完全解释的。但无论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的“退隐”和消失意味着自觉地放弃了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造成这种变化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个时候经历了一种内心的挫败，他们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了一种无奈和无力。这种挫败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19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我要说即使不发生那场政治风波，他们也注定会经历这样一种挫败，只不过发生的时间也许会往后推迟一些罢了。“对那不可说的，应当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句偈语似的名言，仍然会成为他们的信条。
       让人感到有必要追问的是，对于那些自动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的作家们来说，到底什么是不可说的？它们为什么不可说？也许那些他们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与人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密切相关。他们具有超出常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因此对于人性的弱点和不足也就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们看到了太多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差不多都是人类所无法忍受的。“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他们自觉地三缄其口。他们曾经以为是精神的制高点的地方突然在他们的脚底下塌陷了，而他们曾经据以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不是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便是在纷纭变幻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多少显得有些古老和陈腐。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启蒙的立场上撤退，回到一己的空间里守护着那一方属于“自己的园地”——这多少有些让人想起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历史惊人的相似无法不让后来者感到一丝苍凉。对于那些于199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而言，“知识分子”无疑已成为一个贬义词。他（她）们争先恐后地否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似乎这样的身份对于他（她）们而言是一种耻辱。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便是一切——而成功不过是作品畅销的别名。他们是自信的，因为他们从来也不会感到道德上的不安。说他们对于人的局限性毫无认识，这当然是低估了他们的文学才华，但既然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上的弱点和不足，那为此感到不安则实在是有点傻。如果说他们的一些文学前辈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个“自信的内核”，那么他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致命的自负”。这样说似乎有些打击面过大，但这确实是当代文坛的普遍景观。一些严肃的写作者——对于他们来说，认同知识分子身份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只能作为罕见的例外而存在。
       “今日的知识分子到底在哪里？”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似乎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或是耸人听闻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既感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又承受到来自市场方面的压力,要找到一个既能安身立命而又能够发挥自己作为一名批判知识分子职能的场所，确乎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如果说1980年代那些不同的声音主要来自于文学界，那么今天它们则主要来自于大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院所——这两个地方可以统称为“学院空间”，是当今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场所（当然，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权力意识形态暂时无法顾及的出版媒体的缝隙之处寻找自己的生存场所，但相对来说他们的人数少得多）。在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流程当中，大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场所和环节。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高等教育，因为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掌握着国家的未来，而且明智的统治者都知道，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几乎有直接的关系。这使得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拥有着任何别的部门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人才、资金、图书、信息以及相关的物质支持。近几年中国大学的扩招甚至使一些先锋派作家也得以在大学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无庸置疑，大学并不是一块自由的飞地，而是高度组织化和科层化的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萨依德在他的著作里专门有一章讨论“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身处美国大学的体制之中，他自己一定感受到了处于学院空间内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专业化”的压力。
       萨依德所举的乔姆斯基的例子十分有典型意义，也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乔姆斯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他在专业上的造诣是无人能够怀疑的。但是当他在越战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却被那些研究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们视为“超越界限”。专家们非常“理直气壮”：你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凭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其实这也是所有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在“非本专业”的领域发表意见时都会遇到的质疑。当你这样做时，你倒不一定会遇到什么“迫害”或是“压制”，等待你的极有可能是非常“礼貌”的沉默。这是一种可以让激情凝结、让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活活“晾干”的方式。它实际上比任何别的反应都更为可怕。
       如果乔姆斯基在美国的越战问题上保持沉默，当然不会影响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的声望，也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自己所任教的那所大学的地位，更丝毫无碍于他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倒是他在越战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可能对上述一切某些“专家”们极为在乎的东西有所损害。道理很简单：言多必失，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和伟大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何况是在那些并非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此乔姆斯基当然不会不知道。
       那么乔姆斯基为什么要在越战问题上发言呢？——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如果所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在越战这样的问题上发言，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只能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将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专家们”的声音。而像诸如越战这样的问题是和所有的人都密切相关的。自然地,随着上述问题的提出,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像乔姆斯基这样的“非本行”（也即“外行”）的知识分子在诸如越战这样的问题上发表的见解是有价值的吗？人们是否有必要听取他们在这样的问题上的意见？
       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对于专家的迷信。按照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现代社会是一个能够给人们提供无限多的物质享受的社会，但同时也是充满着危机和风险的社会。“我们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处处处在危险之中。”这种感受几乎是每一个现代人都会具有的。比如爆发大规模的生态危机的可能，比如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就时刻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使得我们难以获得彻底的安全感。即使是像走进一座大楼这样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也并不是毫无风险可言的——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比方说，一栋十五层的大楼不会在某一瞬间突然坍塌？这里的风险还不是指来自地震或是像9·11这样的突发事变，而是指这样的担心：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达几百吨、上千吨的耸入云天的庞然大物能够稳稳地站立在这个地方(对于力学和建筑学的知识，我们一般的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平常人之所以很少就这样的问题感到担心，就来自于我们对于建筑师的信任。如果缺少这样的基本信任的话，一个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种信任发展成了对于“专家”的迷信，则其后果将会是十分有害的。这当然完全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由于不少中国人对于灾难的年代尚且记忆犹新，所以对于“专家”的迷信就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要来得盲目），听取专家的意见确实是必要的，但在许多时候，对专家的意见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也许更为必要，特别是在一些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
       专家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化的必然产物。在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一个人即使穷尽一生的心力也无法掌握哪怕是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全部知识。这就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受到普遍推崇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合谋关系。当知识化为一种权力而人们对这种权力又毫无防范和戒备之心的时候，危险也就潜藏在其中。
       实际上，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比如在是否修建三峡大坝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同样是专家，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赞成修建和反对修建。他们都是专家，如果说在这样科学性非常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听从专家的意见，那么我们到底是该听从赞同修建的那一派专家的意见呢，还是应该听从反对修建的那一派专家的意见呢？如果决策者预先有了一定的倾向，然后去找那些赞同自己倾向的专家们发表意见，然后向公众说他们的决策是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的，难道在这里不是潜藏着某种危险吗？
       专家之所以也会出错，是因为在对于修建三峡大坝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掌握了所有的知识——水文学、地质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的专家是不存在的。现代学科高度分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病之一，就是专家可能在他那个异常狭窄的专门领域里可能“无所不知”，但在别的领域则极有可能一无所知。其结果是，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普遍知识分子”（即那些在有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为专家们腾出位置，而是更应该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普遍知识分子也是极有可能出错的，但是我们应当允许他们出错（就像我们应当允许专家们出错一样），因为在公众生活中他们的声音是不可少的。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的原话：
       可以称之为一切自由主义主张之来源的中心信念是,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人既有的知识,而是鼓励可以使更好的知识出现的交流意见的过程,社会问题便有望得到更为成功的解决。人们对因经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看法进行相互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之所以要求个人意见的自由，乃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要想发现最好的知识，只能通过对受到自由讨论保障的一切信念进行不断的检验。或换言之，要想逐渐接近真理，更多地不是寄望于个人理性的力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这样的事），而是寄望于人们相互进行讨论和批评所产生的结果。
       
       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正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里，“资讯不足”的问题是面向所有人的，并非某一类人群（比如“普遍知识分子”）所特有。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那种认为我们的理性是万能的，它能够使我们“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实在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所以无论是专家还是非专家，都有可能出错。一个合理的、“好”的社会应当鼓励所有的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允许出错。这是一个社会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的前提条件。如果说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问题上发言，他必须掌握所有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知识，并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那显然是“超过了一个人的心智能力”，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说话，因此成为对于社会无所作为的局外人。
       这正是当今处于学院空间内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险。即使不存在道德、人格和价值观上的自信受到挑战这样的问题，他们在今天也面临着另外一种困扰：即在和大多数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普遍问题”上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这样的疑问也许是秘而不宣的：我为什么要在公共领域的“普遍问题”上说话？如果我感到有责任要说话，那么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有发言权吗？即使我相信自己有发言权，甚至相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说的话又有人听吗？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我的意见在他人看来一定是缺乏权威性的，因此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最好还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吧！但是正如乔姆斯基批评美国越战政策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有时候“外行”的意见反而比某些专家的意见更正确。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有些问题被“专家”们人为地复杂化了（只有这样“专家”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被决策者咨询的机会），其实并不需要具备特别专门的知识的人就可以在这样的问题上得出正确的判断；也可能是由于专家和体制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的顾虑太多，所以无论是说出真相的勇气还是对问题的判断力都打了折扣（这说明社会在专家的培养、使用和晋升的机制上存在着问题）；也许是当局者迷，过于“专门化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使得他的思维能力甚至无法和那些外行的“闯入者”相比……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这时候专家们听到“外行”们的意见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家不是自筑壁垒，有意地神化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权威”，不是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看作是不容他人插足的自留地，甚至把它神秘化和神化以获得个人利益，他是非常愿意听到“外行”们的意见的。
       在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正在日渐加剧，即“普遍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而专家则越来越多。大学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但这并不是说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从公共领域当中隐退，躲进象牙塔内从事一种“纯粹学理”的研究。作为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在那些关系着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你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在学院的空间之内，你受到“合法性”和“规范化”的压力，但是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思想的活力——其实这种思想上的活力只能来自于对纷纭变幻的现实的关注，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密切关注，来自于一种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依德曾提醒我们要警惕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即习惯于逃避，不愿意在那些原则性的、重大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因为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引起争议），而是“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如果这样的习惯已经“内化”为一个人的人格构成的一部分，那无异于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死亡。
       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危险似乎萨依德并没有提及，那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对灵魂的忧虑”超过了“对世界的忧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自我批判意识特别强烈的那一类知识分子身上。而当他身处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纷纭变幻的外在世界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情况就更可能是如此了。“只要外部世界仍然是挫折感的源泉，他们就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健康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事。”(参看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8页）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灵魂的健康。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态度仍然是一种逃避。
       在今天，做一名知识分子是艰难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够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陈离，博士生，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