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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作用何在？如果不能增进人民福祉，经济还有何用？
       过去的五十年，世界富国大多在逃避这个问题。空前强盛的经济，使这些国家拥有足够财富，能够让所有国民分享经济成长。在繁荣的表象下，许多问题暗中滋生。
       经济成长为美国、日本和西欧带来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安定。绝大多数民众首次拥有自己的房子，买得起汽车，能够悠闲地度假，享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稳定的工作源源而来，待遇愈来愈好。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民寿命愈来愈长，而且社会安全的保障网络使老有所终。旅行和教育带来更开阔的视野；不论利弊如何，电视也实现了四海一家的理想。
       这个繁华纪元最重要的产物，或许就是信心。生命流程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底，也因此能够预作安排。民主市场经济世界的几亿人民，对前途的信心相当笃定，并据以投资。他们购买房子、养育子女、建立社区，通过全民社会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行动分享财富。他们怀着对未来的信心选择民主，因为民主是以信任为基石的政治体制。
       然而，这个纪元已进入尾声。一股称为“全球化”的新力量正在横扫富足的乐土，并威胁到维系这些文明的经济根基。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浪潮，势必对世界各国造成强大的冲击，而这股初现端倪的狂飙，将为二十一世纪的风貌著下伟大篇章。逐年加薪的稳定工作日减，这在美国尤其显著，欧洲和日本也深深警觉和忧惧不安。随着安全感消失，对政府、员工、邻居的信任也荡然无存。这些发展已经显而易见。信心和信任不再，使社会安定趋于瓦解，最后殃及民主。
       虽然所有的工业大国都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反应却不尽相同。美国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也拥有独特的文明，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威胁或机会，而它们现在的选择，将形塑它们下一世纪的新文明。
       人们都在寻求新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是根据一套理念拟定的。首先，目前的经济革命就像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不容否认，也不容漠视的事实。它拥有造福众生的潜力，却也威胁着美国及其富有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文明。这些文明为美国、欧洲和日本前后几代的人民带来富饶的生活，绝不容许任何人打着独尊市场力量的旗号，把它们轻易丢弃。
       我们不能，也无法为追求空洞的平等，抵挡市场的力量。而且，就像前苏联的经验所显示，这种企图也注定要失败。二十世纪下半叶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市场资本主义最能让人实现雄心和满足需求。俄国人及其盟邦曾投入一场庞大的实验，结果只证明此路不通，而且至今仍在实验后的废墟中挣扎。
       但是，过去五十年的经验也给我们以教训，如果纵容市场力量，不加以节制，这股旋风可能会形成狂暴的破坏力。美国、西欧和日本自二战以来建立了富强国力，是因为它们用法律和规范，将市场力量导向正途。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任何游戏一样，参与者必须清楚规则，而且切实遵守，才能发挥效用。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许多热衷于全球市场的人士却辩称，市场经济的佳妙，在于可不受国家疆界和法规所束缚，尽情追求最大利润。
       旧日的管制措施已不管用。富裕社会以前用来引导市场的法律，面对全球市场的超自然力量已经难以招架。各国必须同心戮力，才能制定出新规范。未来数十年的当务之急，就是控制、塑造和引导这些经济力量，使它们丰富文明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保存旧有经济体制的优点。
       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是个含糊、煽动的字眼。拥护者宣称它可以创造繁荣的未来和无穷的财富，批评者则断言它会导致末世灾祸。全球化意义庞杂，成为包罗各种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代名词。全球化当然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脱不了关系，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全球化最明显的表征。一波接一波的企业裁员都怪罪到全球化头上，而且这并非无的放矢。全球化与资讯时代的来临关系密切，虽然全球化造成的一切，并不全是科技所致，可是若没有电脑、微处理器和通讯卫星，全球化不可能实现。
       我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说得更明确一点，这是一项革命，使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筹募资金，借着这些资金，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科技、通讯、管理和人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产品，卖给世界任何地方的顾客。
       这个革命方兴未艾，在某些方面，路途还很漫长。真正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是把全世界变成单一经济体，其运作方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毫无二致。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里，货币、商品、服务、工作和人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通，就像任何资源在美国各州间往来自如一样。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里，只有金钱能如此畅通无阻。每天在世界金融市场流通的资金已超过1.3万亿美元。这股钱潮增加快速：1983年每天流通量只有200亿美元，1986年增加到2070亿美元，1992年达到8200亿美元。以这样的速率，目前一年的国际流通资金已达到400万亿美元，而维持各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所需的资金，只需8万亿美元，多余的钱都是用于投机。
       法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Maurice Allais）说得好：“全世界已变成一座大赌场，赌台从地球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资金市场钱潮如此汹涌，发展却还不完全。货币交易其实已经破除所有障碍，债券交易也不遑多让，可是世界股票交易还相当有限，每天交易额只有大约250亿美元。
       金钱虽然可以自由流通，却不见得能够自由使用。几乎每个国家对外资都有限制，主要是要限制外资对某些重要产业的控制，例如国防、航空或媒体。有些国家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日本不准外国人对高科技或制造业拥有超过半数的股权。中国准许外国人购买工厂，但坚持其产品只能出口，以免与当地企业竞争。在俄国，相关法令朝令夕改，每个城市也各行其是。
       全世界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额，一年已经超过6.3万亿美元。如果破除各国的关税、配额、检验、法规和其他种种壁垒，这项数字将增加亿万美元。从洋芋片到电脑芯片，自由贸易都还在发展中。尽管障碍重重，世界贸易每年均以8％的速度成长，相当于世界经济成长率的3倍。
       在世界各地工作流动的速度也愈来愈快。美国、法国、德国曾经有如铁饭碗的制造业工作迅速消失，转移到薪资较低、工会势力较弱，或是政府法规较宽松的海外地区。最容易转移的是那些技术最低，体力重于脑力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已经外流，从富裕国家完全消失，连日本也不能幸免。比较复杂的装配工作也逃脱不了。程式设计、资料输入、旅行社、钢铁制造、汽车制造、银行业的工作都不断流失。
       某些服务业或许无法外移，其他工作却未必如此。配假牙很难不找本地牙医，但却可以用卫星通讯将齿模传送到半个地球之外，把假牙交给收费只有欧美十分之一的技师，用同样的现代科技制作，然后以隔夜快递服务交到牙医手中。房屋仍然必须找本地建筑师设计，可是房子的蓝图很可能交给曼谷的绘图员绘制。这些专业能力高强的技师在简陋的办公室工作，一个月拿到的薪水可能还不及美国同行的周薪。
       在这新兴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科技（电脑芯片的威力，以及全球卫星通讯网）成为维系一切的关键。在必要的科技发展出来以后，追求利润的动力才能推进全球经济的构想。
       工作能自由转移，人却不能随意搬迁。在加州被裁员的人，可以搬到德州或密歇根州寻找新的工作，但是，这些人不太可能追随自己的工作前往印尼或危地马拉。许多国家立法把外籍劳工挡在门外，除了少数特殊技术工作，要克服这些障碍难如登天。同时，很少有人拥有在外国工作的必要知识或语言能力。
       亲情和对未知的恐惧，也使劳工不愿远走他国。英国煤乡密德兰的矿场封闭后，那一带许多城镇居民集体失业，可是父母却宁可子女留在家乡靠福利金度日，也舍不得让他们到伦敦找工作，更遑论到其他国家讨生活。甚至在当前的全球化纪元，全世界也只有不到2％的民众身居异国，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难民。
       连思想都趋于全球化。在全球化金字塔的尖端，是一批世界公民组成的地球村，这些人经由电脑和通讯卫星，跨越海洋和大陆，彼此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包括企业主管、贸易商、经济学家、产业分析师、国际律师、顶尖的记者。这些人与身边没有全球意识的同胞缺乏共鸣，却与远隔半个世界的同行惺惺相惜。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瓦尔特（Norbert Walter），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描述自己如何编辑杂志：“我们有五十位作者分散在全球十五个据点。他们都使用相同的电脑软件，文章一定稿就传给设在世界各地的印刷厂，然后由它们把印好的刊物送到全球各地。”
       全球化的论调甚至可能比全球化本身更令人害怕。想要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雇主，要让员工同意减薪，不必真的把工作转移到亚洲，他只要透露工厂可能搬到海外的风声，员工就会乖乖地就范。瓦尔特说：“可能性可创造事实。”德国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Daimler－Benz）经理穆勒（Jürgen Müiller）表示，奔驰公司在国外增设工厂后，德国员工迅速接受以前形同禁忌的改革措施。他说：“你很难相信在与本地员工谈判时，国外工厂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英国政治学者马宽德（David Marquand）说：“全球化的回音处处可闻。企业和贸易为什么要解除管制？因为要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求生存。为什么要降低税捐，弄得政府财务窘困？因为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不容我们增税。为什么实质薪资和社会福利不断地下降？因为全球化经济下，那些缺乏技术的工人，现在必须与数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亚洲人竞争。”
       在彻底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所有市场都是“完全市场”。也就是说，货币、商品、服务和工人的价格，在世界各地都一样。货币其实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不管在纽约、东京或法兰克福，用德国马克或日元换美元．价格没什么差别。商品价格也正趋一致，旅游者现在要到国外捡便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各地薪资差距仍然很大，但已比以前拉近。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理论，如果一个东西能同时在低薪国家和高薪国家制造，两地薪资差距将逐渐缩小。这种现象已经出现。随着美国的钢铁业转移到海外，印度和巴西钢铁工人的薪资逐渐提高，美国钢铁业薪资却不断降低。目前两者尚未相等，但如果现有趋势继续下去，这只是迟早的事。
       这种情况将多快来临？麦肯锡（McKinsey）公司高级顾问布莱恩（Lowell Bryan）认为非常快。他说：“我们正迈向全球单一经济体系，在五十到一百年内就会实现。”换言之，单一经济体系将在二十一世纪来临，而且目前还在就学的一代可能在退休以前，就已进入这个纪元。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富国，面临五十年以来的最重要的抉择。
       可能的选择
       全球化能为人类提供无穷的利益：汇集世界各地低廉的产品和服务，统合太空时代科技，为操纵资讯经济的高技能工人提供丰厚待遇，也为贫穷国家数百万劳工带来安适生活的机会。任何自称重视道德的富有国家，都无法拒绝给予这些第三世界工人机会，使他们分享我们已经享有的生活。
       但是，全球化的利益代价昂贵，而且大部分需由工业化富国的人民和社会承担。全球化虽是经济性的力量，但也会造成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要在海外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必须先从国内做起，否则国内若出现民怨，造成政治反弹，将使破除国家疆界的希望，变成壕沟深筑，壁垒林立。
       每个国家都在与同样的力量奋战，但征兆却不相同：美国是薪资低降，欧洲是失业严重，日本则是经济停滞。
       全球经济体系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各个主要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做了不同的选择。美国人倾向于把全球化视为自然的力量，并认为它造成的影响，例如裁员、薪资差距加大、工作不稳定等，是无可避免的。这绝非事实。美国人之所以会有这些创伤，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在冷战期间，我们把世界看成两个极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互相对峙。其实光是共产主义就很复杂。资本主义也有各种类型，政府、银行、企业、工人、零售商和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
       如果把这些经济强权放在光谱上来看，美国处于一个极端：最崇信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最不信任政府，最愿意全盘接受开放竞争的利弊。日本处于另一个极端：企业和政府密切联手，权责交错，形成既非社会主义、也不全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经济体制。欧洲处于两者之间，比美国和日本更接近福利国家，也比美国更官僚、管制更多，比日本的经济更开放。
       这几个强国拥有不同的法律和习惯。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因此塑造出不同的经济体制。它们对事物的看法都不同，因此，“经济的作用何在？经济是为谁而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国家的答案也不一样。
       不同的目标
       政治人士脱口而出的答案，宣称资本主义经济是为了维持人民的生活而存在，但这并非事实。没有任何工业大国真的把人民的财富视为第一要务。每个国家都因本身的历史和性格，拥有其他更重要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决定了它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应。
       美国注重的是国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实力。《财富》（Fortune）五百强企业的健康状况以及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活力，向来是美国人衡量经济的指标。汽车业高级主管威尔逊（Charlie Wilson）曾宣称：“凡是合乎通用汽车利益的，都合乎美国利益。”他的这句话受到了同胞们的批判，而通用员工却觉深得我心。
       对于日本，加强国力和自给自足向来重于一切。这个缺乏安全感的孤独国家，在历史上受到的重大挫折，全是来自与更强大的国家发生的冲突。因此，日本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尽量补强自己的弱点，免得给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可趁之机。日本企业与政府彼此合作，在驯顺的人民默许下，制造出组织紧密的经济机器。可以说，日本举国就是一个大日本会社。
       在德国看来，没有什么比社会和谐更重要了。大政府、大企业和大工会共同合作，创造出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和习俗赋予这个体制神圣的地位，为维护社会安定不惜牺牲效率。为了表现为彼此负责的民族思想，他们建立了强大的福利国家。这主要是源自天主教的教义，历代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巩固了他们的信念。暴乱的希特勒时代和二战，使社会分崩离析，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这段惨痛的记忆，使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信念更是稳若磐石。对于在近代有过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经历的国家，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表现，更是国家荣誉的寄托。
       对于法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是自然的发展。致力于建立法国经济霸权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在十七世纪就制定了国家指导原则，为法国奠定三百年来的政策基石。出身法国顶尖名校的精英官僚，负责监督组织庞大的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适当的保护和补助措施，使法国既容许来自国外的竞争，也能够在国内维持健全的民营企业，而又不让两者失去控制。这是混合式及管理式经济的范本。
       这四个国家以及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第一世界其他国家，生活水准都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广大的中产阶级，享有原为少数精英独享的舒适生活，他们的民主政体也愈趋巩固强盛。
       资本主义在胜利的时刻，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美国的不安
       没有任何名称能够适当涵括这些在战后创造空前繁荣的国家。冷战时期，它们经常被笼统地称为“西方”集团，可是它们之中最出类拔萃的日本，不能算是“西方”国家。称它们为“富有国家”，则带有鄙视意味，也忽略了科威特和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它们人民的平均所得不逊于这些国家。比较起来，“第一世界”似乎是最恰当的称呼。第二世界已经消失，原来带有贫穷和落后意味的第三世界已经分裂成开发程度差别极大的国家集团和地区。但是，第一世界依然存在。它们是战后领先创造经济奇迹的先锋，它们掌握了全球绝大多数的财富，影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
       这里将探讨其中四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它们都是力量强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也都拥有源自本身独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经济制度。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范本，分别为市场经济建立了不同的模式。第一世界有四种基本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由这四个国家建立的。这四个国家因为经济体制不同，与全球化交手的经验也相去极大，值得在此加以简要说明。
       全球化的浪潮首先侵袭美国，对美国造成的冲击也最强。美国在里根上任之初，受到全球化旋风全力激荡，这正是民众信任市场，对政府却充满猜忌的年代。美国的工作机会外流、贸易赤字飞涨、电视制造业整个流失、钢铁业日薄西山。人民把这一切归咎于管理者的无能、政府的管制失当、工会过分保护工人。很少人意识到在正常市场的正常运作之外，有些事已悄悄发展。
       这种意识形态使美国根本无从应付现实情况。工业界数百万待遇优厚的稳定工作消失，低薪的全球化的浪潮首先侵入服务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教育和技术水准最低的劳工拿到的薪资开始下降。到八十年代，随着科技兴盛、服务业工作逐渐减少，教育和技术水准稍高的员工待遇也逐渐走下坡路，他们被迫和没有技术的工人争夺最低劣的工作，粥少僧多使待遇愈来愈差。到九十年代，除了最上层20％的工人外，其他劳工的薪资不是减少就是毫无增加。中等家庭大致还能维持原有的所得水准，但这是因为有数百万名妇女返回职场。愈来愈多家庭必须靠夫妇两人工作，才能拿到原来一个人的收入。
       不到十年前出版的字典对“缩减（downsizing）”的定义，还是指将汽车之类的产品“制造成较小巧的款式”。现在这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的口号，对中产阶级更成为裁员的代名词。只不过以前的裁员大多是暂时性质，让蓝领工人在景气不佳时休息一阵子。现在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员工，只要被裁员，都不敢奢望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因此，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说：“民众对个人财务空前地缺乏安全感，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人民的家庭所得、安全保障、生活水准、对生活期许的差距愈来愈大。在大多数工人薪资降低之际，企业主管和极少数拥有高教育和技术水准、能够操纵科技和资讯系统的专家，待遇却涨翻天。许多企业一口气解雇几千名员工，下达裁员令的主管却能拿到几百万美元的奖金。一般员工的个人退休计划大幅度收缩，甚至消失，高级主管却坐拥“黄金降落伞”，万一自己被裁掉，还可以领到巨额补偿。
       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曾率先鼓吹美国式的全球化运动。但是他后来推翻前论，承认全球化的代价太高了。他说：“美国式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行得通，主要归诸于一个理由：美国政治体制愿意撕毁政府、资方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契约。其他国家则不太能为了加强竞争力，接受这么偏颇的美国式经验。”
       这个分析一针见血，解开了现代美国生活的一个谜：经济长期蓬勃发展，为什么却有这么多美国人如此忧心忡忡？自二战以来，企业赢利从来没有如此丰厚过，华尔街气势如虹，美国企业纵横全球。但是，这些赢利和活力，来自大企业能够利用全球经济体系，在它们看中的地方投资，在它们能够找到最廉价劳工的地方从事生产，把产品卖到利润最高的市场，在税赋最低的地方寻求税务避风港。在国内，它们那些不能这么流动自如的员工，却想不透生活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其他一些现象也令人不解。原来互相依存的事物现已分道扬镳。以前员工的命运随着雇主的荣枯而起伏；生产力提高，工作待遇也跟着改善；失业率降低，薪资随之提高。现在这些因果关系都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济精神分裂症，症状就是企业每裁员一次，股价就猛涨一番，仿佛任何对员工不利的消息，都是雇主的福音。
       严重的不平等、挥之不去的不公平感受和一度凝聚美国人责任的社会契约的瓦解，使美国社会眼看着要失去平衡。在战后的美国，中产阶级向来是最强大的社会支柱，可是这个广大阶层正遭受这一波经济风暴无情的凌迟。
       美国的中产阶级建立在战后的繁荣经济、逐年提高的薪资、对个人的信心、对雇主和政府的信赖，以及对国家和社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理解的基础上。这个中产阶级现已分裂成三股：曾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并享受到战后繁荣安定的老一辈中产阶级，从小就生活富足，认定经济会持续繁荣，结果却碰到裁员风潮和工作不稳定的婴儿潮一代，以及把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全感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一代中产阶级。
       历代的美国老百姓，向来坚信他们的生活水准只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目前年轻一代的中产阶级，却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许多评论家认为预期生活水准持续提高的心态，纯为战后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异数。其实不然。正如管理大师杜拉克（Peter Drucker）说的：“在过去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自由市场先进国家，每一代都能够期望自己的生活远远超过上一代。”大批欧洲移民到美国追求新的机会；农民离开土地，到工厂寻找更好的工作；原来为人帮佣的仆役，到工厂和商店寻求更自主的生活。他们的每一步都使自己的经济更为改善，而且，他们的决定都是自愿的。美国社会新出现的不安全感，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被迫降格以求。
       尽管如此，美国经济仍然常被誉为成功的典范。在激烈的变革中，美国人民看到的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外国企业和政府看到的却是其中的强大动力。克林顿政府为美国创造了1350万个工作机会，与欧洲许多地区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以及日本无数员工人力遭闲置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美国企业业务兴隆，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许多美国人事业也飞黄腾达。这正是外国人最常见到的美国人，别的国家都认为师法美国势所难免。
       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选择，但并非欣然快慰的选择。欧洲国家对美国经济无情的雇佣和解雇政策都耳熟能详。许多欧洲人知道他们必须迎向全球化，但是他们希望使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以避免美国作风所造成的不安和破坏。
       德国的疑虑
       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段话，可以总结欧洲的焦虑心态：“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失业上升、工作失去保障和贫穷。这种威胁呈现两个方面，取决于你从大西洋的哪一岸来看。在欧洲，工作受到保障，可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美国，失业率比较低，可是工作愈来愈缺乏保障。难道我们注定只能从两者间选择吗？”
       在德国，人民引以为荣的社会市场经济已开始解体。来自低成本和低薪国家的竞争，正在蚕食德国高成本的福利国家制度。大政府、大工会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强大的压力下逐渐失去平衡。原来致力于造福德国经济和工人的德国企业，相继外移，通常是迁往中欧和东欧，也有一些搬到美国，因为与德国相比，美国的薪资成本便宜多了。
       德国企业原来一心一意维护员工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现在却满口“股东权益”，并提供主管股票选择权。这些企业舍弃由资方联盟与工会谈判的传统，强迫员工让步，都是为了全球市场。
       来自企业和政府预算赤字的压力，使德国开始缩减福利制度，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第一批缩减措施，减少了由政府出钱让劳工到温泉疗养场度假的福利，劳工原来请病假可以拿全薪，现在只能领到八成薪水。
       在美国人看来，周末还得工作以及限制洗温泉的次数，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德国人却大惊小怪。甚至在欧洲地区，德国泛滥的福利早就成为笑柄。这种纵容却是德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是维护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这种哲学甚至明列在德国宪法中的第十四条：“财产带来责任，其使用也应合乎公众利益。”
       德国及其劳工迟早必须迈进二十一世纪竞争激烈的世界。但是，社会市场经济向来仰赖政府、企业和劳工密切的合作。如果三者中有任何一个退出这个生命共同体，整个结构就可能崩溃。任何熟悉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法国的缺点
       法国和德国都很晚才加入全球化的辩论。就像欧洲联盟其他成员一样，这两个国家都只顾欧洲内部，一心想在欧盟成立单一市场。1989年之后，德国更把全部的财力和心力都放在与前东德恢复统一上面。在法国和德国，劳工都把对经济的恐惧和愤怒发泄在眼前的外人身上，德国的箭靶是东德人，法国的目标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却忽略了全球力量这个真正的祸首。
       但是，在法国，有个问题已经得到定论。法国政府终于放弃了三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决定不再由中央主导全国经济。巴黎官员认为像法国这种中型国，在全球化纪元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经济，但是，他们可能完全控制自己转向由十五个国家组成、总体经济大于美国的欧洲联盟，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不过，这意味着欧盟必须比以前的国家政府更加强大。欧盟之所以发行单一货币“欧元”，就是这种压力促成的。这个货币联盟为会员国制定了入会标准，为了达到标准，法国必须急剧削减预算赤字。同时就像德国一样，政府提供的福利必须减少，包括法国人视为当然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法国也必须缩减政府的权力和人员，而这庞大的官僚制度却是法国人一向引以为荣的。
       法国政府和绝大多数法国人民，都不愿放弃法国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对眼前的挑战做好准备的，更是寥寥可数。
       法国雇主协会（Patronat）副会长凯斯莱（Denis Kessler）说：“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哪一种政体？我们原来拥有一个在封闭的经济体制里效率良好的政府，但是，现在经济已经开放了，这个政府的效率也降低了。现在的政府已经无法应对欧洲的现实情况。”
       法国工人向来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薪资，以换取优厚福利，这种取舍包含着强大、慷慨的政府的意思。对于许多左派人士，任何改变都是对这项全国契约的背叛。
       布龙德（Mare Blondel）是法国各大工会里最食古不化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ére）”组织的秘书长，性格好斗。他的论调常如螳臂挡车，想要阻止世界向前迈进，而且他的同志还不少。他曾说过这番话：“当前的自由社会，与人民权利之间存在矛盾。传统上．法国的生活方式属于集体主义，而美国的做法比较个人主义。如果我们太迷信竞争，抛弃我们的权利，欧洲则会变得像中国。”
       日本的求生之道
       日本是这些经济体中最为孤立，但也是最国际化的国家。它专心一意追求自给自足，在国外大肆投资，却尽力阻挠外资进入日本。它拥有贸易顺差已数十年，对美国的顺差尤其庞大。这些所得不仅被用来建立世界级的企业，也用以补贴缺乏效率的本国企业。因此，日本才能把失业率维持在接近3％。
       日本号称民主国家，也有民选的国会，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官僚手中，尤其是势力强大的大藏省。日本自称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均属民营，可是企业对官僚的“建议”遵行不渝。企业的功能主要在加强国力，赚钱反倒是其次。
       如果“全球化”意指全球市场力量将凌驾国家政权和惯例，入侵政府地盘，那么日本的损失将远超过其他大国。事实上，日本官员和商人现在的话题，都摆脱不了日本最近五年的经济衰退、终身雇佣制度的式微、进口不断增加、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东南亚等问题。他们说，日本必须改革，必须解除经济管制，必须调整银行和金融制度。他们说，日本“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但是，日本这些年来遭遇的十字路口抉择多不胜数。每一次碰到这种时候，政府和企业就誓言改革。每一次安然度过危机，日本的国力就更为强大。但每一次的改革，都使它的日本特色更为强烈，更远离美国式的体制。
       在过去二十年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日本无疑是个大赢家，现在也不可能一蹶不振。事实上，虽然表面上显得束手无策，但日本的“经济衰退”并不是真的生产减少，只是连续几年成长缓慢。全国储蓄还是很惊人的，总值约达6万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工业国人民储蓄总额的52％。
       有些日本企业确实向外转移，但是，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总值，只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8.4％，但美国却超过22％。更重要的是，日本出走的产业大部分是低技术、低科技、低利润，如电视机和廉价汽车。高价位、高价值、最高科技的生产作业，如快速打印机、平面电视、新式医疗装备、豪华汽车，都还在日本国内生产。曾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担任三年经济参事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林肯（Edward J. Lincoln）说：“日本还死不了。”就像在日本的许多外国专家一样，他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而不理会日本内阁和企业的说法。
       林肯说：“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里，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我觉得没有问题。日本会识时务地演变，政府会稍微放松管制，可是不至于失去操纵经济的能力。就像过去一样，这一套手法还是有效。”
       对于日本，全球化是条单行道。它希望利用全球化赋予的新自由，在全球舞台上尽情施展。可是，除非绝对必要，它无意让其他国家分享它的经济。这行得通吗？林肯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行？它以前不也都办到了？
       市场的力量
       当前全球动荡不安的情势，究竟有多少是全球经济造成的？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比重相当大。虽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产品，仍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所有工作不见得都会流失，连有些可以出走的工作也选择留在国内；美国、日本和欧洲工人仍然拥有一些特别的技能、知识和习惯，是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所没有的。但是，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只会愈来愈猛烈。
       事实上，全球金融市场正在推动与正常全球竞争截然不同的改变。不论是汽车或钢铁厂商、电脑软件采购员或运动鞋厂商，都会寻找工资最低、工作品质也还过得去的工人。但是，全球金融市场正为作业灵活的大企业提供更多机会，让它们可以追求更大的效率、规模和利润。例如，美国零售业龙头沃尔玛市场，可以到任何地方贷款，获得小企业不可能拿到的低廉利率，因为它能够担保其他企业不可能达到的营业效率。它的效率来自它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搜寻供应商，并借着它的庞大规模迫使供应商接受它的条件。事实上，沃尔玛市场本身已经自成一个经济体，而不只是一个企业。它不仅是全球排名第十二大的企业，也是全球排名第四十二大的经济体，每年的销售额超过波兰、以色列、希腊或新加坡的生产总值。科技设备使它拥有最佳库存和分销系统，通讯网络使它属下的所有商店，能够随时与阿肯色州的总部和分布于全球的供应商保持联络。这种优势使得沃尔玛市场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开店，就有无数小店及其供应商纷纷倒闭。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它只关心沃尔玛市场如约提供的利润。
       星巴克咖啡、达美乐比萨和玩具反斗城也同样威风八面。不论是制造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媒体业、制造业、垃圾处理业，都面临同样的现实。
       这些企业都从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股票市场获得资金，而这些市场要求的是最大的利润和无情的效率。通常科技能够带来这种效率，而员工经常被认为是阻挠效率、拉低利润的累赘。因此，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精简人员的呼声响彻云霄，员工则胆战心惊，因为他们一辈子跟定一家企业，到头来却发现不被当成企业大家庭的一分子，而是企业的问题。布莱恩（Lowell Bryan）与法瑞尔（Diana Farrell）共同写了一本书《脱缰的市场》（Market Unbound）指出这个残酷的现实：
       全世界已刮起冷酷无情的追求利润之风。股东和投资市场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投资者要求资金的利润不能低于全球市场的标准……世界各地缺乏警觉的公司和企业，迟早会被淘汰。
       但是，凡事只讲究效率的世界，将成为没有文艺气息、梦想情怀的世界。全世界只有一个模式的星巴克，街角再也没有为了兴趣而经营，供老客人休憩闲聊的纯朴咖啡店。这将有如瑞士批评家西斯蒙迪（Simonde de Sismondi）1819年的讽刺评论。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宣称，只要有利润，人民有没有工作无关紧要。西斯蒙迪挖苦说：“这种人最终的愿望，就是整个英国只剩下国王一个人，利用全能的自动化装备，独自生产英国所有的产品。”
       自1819年以来，自动化设施增加了无数倍，对利润的要求也是如此。这两者都不可能消失，也不应消失。但是，它们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负起领导之责，共同努力，因为全球市场本来就不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能控制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办不到。
       世界是家大公司
       在《荧光幕后》这部电影中，主角电视主播霍华·毕尔说了一句流行一时的话：“我气疯了，我不干了。”但鲜少人记得剧中的企业大亨亚瑟·简森（也是毕尔的大老板）一篇尖酸偏激的言论。查耶夫斯基（Paddy Chayefsky）1976年写这个故事时，全球经济才初现雏形，可是他借着简森口中说出的预言，生动地反映出全球经济带来的梦想和威胁：
       毕尔先生，你真是老了，满脑子还只有国家民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国家了！也没有什么民族了！没有俄国人！没有阿拉伯人！没有第三世界！没有西方！只有一个综括所有系统的大系统，一个庞大、交织、互动、多元、跨国的金钱国度！油元、电元、德国马克、卢布、英镑和以色列币！国际货币系统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这是组成当今所有事物的原子、次原子、基本结构！
       毕尔先生，你在小小的21英寸电视屏幕里，高谈美国和民主。现在已经没有美国了，没有民主了。现在只有IBM、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道氏化学（Dow）、联合碳化物和埃克森（Exxon）石油。这些才是现代世界的国家。
       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由国家和意识形态组成的世界里，毕尔先生。现代世界是由企业组成的，注定要由商业铁则决定一切。全世界就是个大企业，毕尔先生！自从人类生活开始改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毕尔先生，我们的子女会活着看到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迫害和暴行的完美世界，只有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所有人都将为这个公司工作，促进共同的利益。在这个公司里，所有人都将拥有一股股票，所有必需品都能得到供应，所有焦虑、不安都会得到安抚，所有无聊都有娱乐排解。
       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亚瑟·简森描述的新秩序正在成形。旧秩序确有其缺点和不平等，但在历史上，它比其他秩序更能造福绝大多数人民。目前正出现的是另一种较新的，但不是较好的秩序。这不是企业的正常演进，而是一种革命。查耶夫斯基在1976年就看到了这种革命的朦胧轮廓，而这个形象正日益清晰。
       （请本文译者速与本刊联系）
       隆沃思，学者，现居美国，有著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