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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67年，正当乱世，重庆城里有个著名的“完蛋广播站”，属于某造反兵团，它的高音喇叭喊“为革命而战，完蛋就完蛋”，对立派就讥之为“完蛋就完蛋，造谣广播站”。这广播站里有个著名“喉舌”，叫解跑，他在喇叭里战斗，并不高呼口号，而是慢条斯理，讽刺挖苦，像说单口相声。比如，说对立派某“战斗军”是“颤抖军”，赤膊上阵遮羞布都不要，在革命大风浪里颤抖，心中有冷病嘛！又用爸爸教育不孝子孙的口气，劝对立派悬崖勒猪（马），回头是圈（岸）；再不就说对方苍蝇碰壁嗡嗡叫，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旁边闹……总之，三寸不烂之舌，一套一套的，很有效果。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每逢解播音，高音喇叭下的大街上就有听众云集，不少人还带着小板凳，像是来学习，又像是在消遣。
       当时我十四岁，初醒人事看世界，就知道了名噪一时的解；这家伙相当于大牌主持人。但不久，那广播站就真的完蛋了，两大派开始用武器“讲话”，解销声匿迹。
       谁知有一天，我到一个同学家串门，第一次见到他大哥。大哥走路有点一拐一拐，另一同学咬着耳朵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解。
       解为什么脱离战斗集体，躲回家里，是个谜，但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他那里看到了一些被宣布扫进垃圾堆的东西：中外的电影剧照，叮叮咚咚的曼陀铃，早年的文学杂志等等；还目睹了一种鬼鬼祟祟的行径：他和两个人在旧仓库里临摹外国油画，直接挤一点红颜料到画面人像叼的烟头上，笔尖轻点两下，那猩红色就真的像是燃亮的暗火。其中有个人还拿出两张旧印刷品，提香画的裸体女神，令人吃惊。那些东西和那种行径，都是违禁的，都对少年的我产生了吸引力。心里忽然被拨响了一根弦，有种潜伏的欲望醒过来了，按捺不住躁动。
       后来过了很久，才依稀明白，那种“醒”是少年青春期的必然，正在猛长的身心，很饥渴，强烈要求精神滋养与寄托。
       不过，当时斯文扫地，要想找到一点供心灵充饥的东西，只能浑浑水里摸浑浑鱼。我跟一小撮同龄人，在社会动荡中找到了可钻的空子。钻的是体育馆、市文化宫礼堂的厕所窗户，钻进去就能看到各种文艺演出。那阵规模较大的派性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英姿飒爽，战鼓催春，大幕拉开，×××文艺战士开始战斗！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这些有“文”有“艺”的场合，充溢的都是席卷全国的铁血主题。比如当时号称重庆“史诗”的大型演出《八一五风暴》，急弦繁管好似睛天里的雷鸣。不过我们半大崽儿饥不择食，毕竟眼前还是些歌潮舞影，被称为“文艺”的无形之手虽然粗鲁，往你心里一抓挠，拨动的总算是心弦；不同于外边在街上，真刀真枪打成一片，冷不防成群流弹掠过耳边钻进墙壁，惊得发抖的是你的心脏。
       在1967年至1968年，狗一样钻各种墙洞窗户或者搭人梯去看文艺演出，是我唯一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注定，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只能从社会文化坍塌的块垒缝隙里去刨点精神营养。
       二
       翻墙钻洞看演出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形势就变了。两大派交枪，解散，学生红卫兵上山下乡，大舞台小舞台都空了。我们半大崽儿一律进初中“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在操场上喊口号，听念报纸，吃泔水牛皮菜煮的“忆苦饭”，肚里心里还是空虚，于是东嗅西寻找那种散落市井民间的文化“野食”，刨到一口是一口。
       市井里有些大杂烩，主要是残破书籍和口头文学。口头文学常常由某个邻居崽儿口水飞溅地讲述，重庆以前有名的民生轮船公司资本家卢作孚的“发家史”，被讲得像滑稽剧外加糊涂帐；再不就是“梅花党”或者“十二个高潮”，茶馆评书似的，讲王光美如何是“美国特务”，要炸南京长江大桥，情节惊险的地方也是漏洞百出的地方。大家都有点提不起精神。唯一能让人提点精神的是周二，他居然会讲外国的《当代英雄》，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主角叫皮却林，皮却林如何在贵族沙龙里混，百无聊赖，没有生活目标，误入走私贩的圈子，差点被杀，反而觉得是自己打扰了别人的生活……周二聪明，有一套讲故事章法，吸引得大家坐在路灯底下夜不归家。他的口头文学让人觉得帝修反毒草很厉害，不知为什么真过瘾。《当代英雄》讲了两遍过后，我们知晓了那其实是周二手里的一本书，书的来源很偶然：一帮大学生红卫兵要散伙了，聚在一起看书下棋闲吹牛，周二在旁边听见他们讲这书，半懂不懂，便问：未必这个皮却林就是当代英雄？已经没了锐气的大学生反问：小伙子，你说他是个英雄还是个狗熊？这么一来二去，大学生离家时把书送给了周二。
       那书顿时成了传阅品。只是我横看竖看不太懂，十六岁的少年在1969年，并不知道文学上的“多余人”。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鬼使神差，周二突然死于车祸。那天晚上他和几个中学同学坐在马路边磨皮擦痒，一辆解放牌货车刹在跟前，驾车的是一个同学的表哥，这样大家就上车兜风。谁知同学表哥系酒后驾驶，在一处急转弯撞断三棵行道树撞歪水泥电杆，人人挂彩，周二头部重伤当夜死亡。这一惨祸，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同龄人之死。从此，讲故事传阅书的周二，寻觅文化“野食”的伙伴们，心灵饥渴和百无聊赖，以及那个大学生和《当代英雄》，这些人和事就奇异地融为了一体，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又一个大时代里“多余人”的故事。
       周二之死有一种效果，就是少年朋友继承遗志似的，开始形成传阅书本的小圈子。一次学校下课时，有个外班同学十万火急把一本破烂不堪的《秋海棠》塞给我，说是得了情报，他们班要大搜查，重点是“黄色”歌本封资修书籍，赶快转移。转移过程中我有了一夜阅读的时间。书里写的是一个戏班子悲欢离合，又是横看竖看，没看出其中“黄色”在哪里，唯有两处小标题“爱与欲的分野”、“爱情结晶品”，对少年人比较刺激。谁知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书在传递中终于暴露，班主任收缴了去，责令那同学写深刻检查。连续到办公室检讨了两次，意外发觉老师也在偷偷阅读，仓促之间来不及合上书页，老师就说这书毒呀毒得不是一般，必须认真看过狠狠批判。
       结果事后不了了之，老师学生都不吭声。这样就明白了一点事实：我们想看的东西，老师其实也想看。
       三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露天电影恢复放映，影片放来放去只有几部，看的人却非常多。同龄朋友最爱去的是文化宫，最爱看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口味”，只要可能，就捡好一点的东西品尝。《列宁在一九一八》好就好在片中有一段芭蕾舞《天鹅湖》，世界级别的经典。每次都细看这一段，有人还说这几分钟场面是蛋糕，其余情节是窝窝头。窝窝头里边唯一有趣的细节，是资产阶级芭蕾引得台下的革命水兵们狂热鼓掌，而我们一伙人不鼓掌，只是嚷嚷着“四分！四分！”便离开黑压压的人群，意思是文化宫四分钱门票价值就在这块洋蛋糕，再留下来看完电影的都是“宝器”（傻瓜）。
       那几年，吞了大杂烩营养的年轻人，有点蠢蠢欲动，所谓耳听不如眼见，眼见不如实践。社会边缘角落开始出现一些松散的文艺细胞小圈子。灯光幽微的街巷里边某间小屋，小心翼翼聚一屋人，共享老胶木唱片，手摇唱机，油印五线曲谱，老版本《外国名歌200首》，成都产的旧提琴配广州产的旧琴弓，手风琴键盘无论如何也擦不干净……弓弦之间流出中国的《梁祝》或者罗马尼亚的《叙事曲》，手指和键盘当中跳出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或者里姆斯基的《野蜂飞舞》，满屋人都关闭嘴巴竖起耳朵：等到音乐一停，满屋人又都张开嘴巴七嘴八舌，大调小调，减七和弦属七和弦，一片喳闹。门窗还是紧闭，敲门须通姓名，不过，跟当初只有“三人帮”的解相比，还是开放了一些，胆大妄为了一些。
       出了这条街巷这间屋，我就可以拐进另一条街巷另一间屋。那个地方，有点像简陋的手工作坊，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松节油气味飘浮，一两个朋友在折腾一堆瓶瓶罐罐；五层板自制的画箱敞开着，里边嵌一幅油色没干透的风景；桌上椅上是伦勃朗素描、安格尔调色板谱系，艺用人体解剖教材，列宾作品集（一律印刷粗糙，与原作相差老远）；窗台上一块布蒙着俗称“海盗”的石膏头像，墙上有长江边纤夫的速写……有一段时期，三朋四友总是到江边写生，那里空阔僻静，不容易被外人注意。这条著名的波浪宽的大河，我家就在岸上住，听得见远处艄公的号子，他们在江心拉扯船上的白帆；而近处，一队几乎全裸的纤夫踏着浅水过来了。不是列宾笔下的伏尔加纤夫，是中国的拉船汉子，合力牵拉绷直的长纤索，个个身体前倾如弓，发亮的肌肉像活动的铜铁，汗气四射；十来条男嗓吼唱号子：船老板——饿不饿？饿——吃的啥子菜？咸——菜——
       就在这样的情景下，手眼身心一齐启动，急促而忘情地画下速写，落笔飞快，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画面效果却未必把握得住。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人在粗砺动荡的生活里被推来搡去，却在夹缝空隙里使劲伸出手，想要抓住点儿什么。
       四
       市井底层的所谓文化小圈子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形形色色。我所接触的范围较窄，但其中一二人物，表现突出。
       一个是本街坊的马儿。他那间街边上的破屋子里，天天晚上高朋满座，众人抽烟，小窗口冒出滚滚烟雾，不知内情的人看了会以为房里要失火。一伙人吹拉弹唱，革命的不革命的，合法的违禁的，无产阶级的《华沙革命歌》，资产阶级的《风流寡妇》，都一齐上。马儿留着普希金式的大鬓角，操二胡或者板胡，把一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拉得如风如水如泣如诉，陶醉了旁边的兄弟伙，他自己也陶醉。一陶醉，他持琴弓的手臂就更加翩翩然，身躯摇晃，双眼半闭，脸上洋溢不知觉的笑容，连颧骨上醒目的伤疤也成了一道笑纹。那道伤疤，跟真正文艺没有一点关系，是马儿操刀杀仗打群架的结果。有一次马儿提了二胡琴盒去赴朋友合奏的聚会，半路遭遇社会对头的挑衅，对方扬言要砍断他的手指头，从此没法拉二胡板胡。马儿眼都不眨打开琴盒，从里边抽出一柄军用刺刀迎头冲上去。较量的结果是马儿脸上留一道疤痕，寻衅者们脊背冒血落荒而逃。这个圈子里的人，坐在屋里拿起乐器，身上的文艺细胞就活跃起来；出了门，晃着膀子走路，一齐哼唱市井“黄歌”：抬起你温柔的脸儿，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我用心一听，他们居然是三重唱，即兴傍上去的高低声部天衣无缝。但他们这么唱，是想调戏对面过来的姑娘，要是惹出是非，一场群架就会在某个冷僻的地段摆开战场。
       有好几次我坐在某个场合，遇见马儿走进来，坐下弄乐器，我就忍不住有奇怪的担心：他那只正在揉弦的手，是不是刚刚才洗掉了打架杀仗的血迹？
       另一个圈子，味道又不同。为首的是一个唯美主义大朋友，比我等小青年要大近十岁，曾经梦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专业，事实上从来都是梦而已。他那一处小屋，文质彬彬，上门的十个有八个是眼镜。我是被朋友辗转相邀，去登门领略深浅，首次在那里知晓了茹科夫斯基。唯美主义大朋友口若悬河，座中文学青年往往跟不上他思维和语言的速度，在一番哗哗啦啦的诗句之后，主讲者画龙点睛说：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的老师，写得好，绝了！我喜欢！于是，大家出得门来就你问我我问你：看过这个俄罗斯家伙的东西没有？众人摇头；找不找得到这家伙的书？众人又摇头。
       大约是1977年左右，这个圈子不知从哪里弄来地下文学手抄本，暗中传阅，诸如《九级浪》或者食指的诗之类。有那么两三个满脸沧桑的老青年把持着传阅范围，小毛头沾不上边。这时的唯美主义大朋友好像也不太玩纯文化了，现实社会人间烟火气取代了“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过据说，他仍有骨子里的唯美倾向，不会变的。有次走出小巷口，抬头看天，他突然对身旁同行的人说：站住，让那朵云先过去！
       这个圈子，当时的公安派出所早有风闻，暂时将它“内定”为“黑俱乐部”。说不定有一天，警察会突然出现，对那小屋内外进进出出的人厉声说：站住，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都看过那本供内部批判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书里有一个布朗小姐，从西方到了苏联，广交朋友，在青年当中散布脱衣舞之类腐朽生活方式，是个文化特务。
       有了点这方面的意识，就会联想，一联想我不免手心捏一把冷汗。
       然而，当时已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了，中国社会坚冰已在解冻，警察始终没有出现，更没喝问你们要干什么。
       五
       终于还是想干点什么。
       七十年代末，很多吃了大杂烩营养的同龄人一闪身便不见了，过段日子才知道，他们奔其他城市去叩大学的门。一个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朋友告诉我，他到设在成都的考点，看见了重庆这个圈子里的谁，又看见那个圈子里的谁。考场是个见了天日的大圈子。一进面试考室，眼前端坐一排花白脑袋的主考官，《红色娘子军》的作曲之一吴祖强赫然在其中。门边窗外密密麻麻都是等着点名应试的考生，室内正在钢琴上叮叮咚咚的小伙或姑娘，手指下半点差池，室外全体一齐低叹“唉呀”，惋惜之声像滚过地面的一片隐雷。
       从民间野路子杀出来的考生，一些获胜，一些败北。复试名单出来后，主考官破例走出来，拍败北者的肩头，说一些有禀赋肯努力但考试就是考试没办法很可惜之类的话。后来这一情节在社会上流传，就变成了音乐权威说民间有天才。
       就在这样的时候，重庆沙坪公园出现了一个“野草同人画展”，是当时本城破天荒的一个纯粹民间性质的画展。我邀了当初操练绘画的朋友去看，另一些当初操练乐器或啃书本的朋友又邀我去看。展出的绘画密不容针挂满几间不大的屋子，从最高的墙顶一直挂到最低的墙脚。我走进去，立刻被四面八方汹涌过来的色彩线条包围，大印象惊心动魄，有视觉爆炸的感觉。另外走进来两个什么文化管理部门的人员，咄咄逼人，刚说了半句“你们没有办理许可证……”马上就戛然而止，吃惊四望，好像一时喘不上气来。
       这个画展轰动一时，原因之一是胆敢无视禁令，公开亮相。
       我看那些画，也就看见了画的背后，一些斑斑驳驳浮沉在暗处的面孔，其中一些人熟悉，一些人没听说过。这一回大规模集结，仿佛要狠狠共享石头里边榨出来的营养。最后出门，我竟叹了一口气，明白自己青少年时期，也许吃到了几口“蛋糕”，也许吃到了几口“咸菜”。
       往事如烟。
       再来追述这一切，有什么意思呢？意思还是有一点的。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是关于薛范的访谈。薛范这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译配了许多外国歌曲，那本著名的《外国名歌200首》当中，就有他的一些译作，可他半辈子穷。在那档节目里，薛范讲到一件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年，他应邀在大连签名促销，有位妇女请他签了名之后，忽然泣不成声，嚎啕大哭。原来，那位妇女曾经是北大荒老知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耗尽了全部青春，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薛范译的歌。
       我觉得这件事足以说明一切。
       许多日子都俱往矣，时光飞逝。
       赵黎刚，教师，现居重庆。主要作品有论文《跨文体写作与当代社会形态》、散文《赤色的冬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