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古代中国人在季节、时令方面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是如此丰富，以至个人记忆倘若不安置在这样的时间框架中，就难以被辨认与述说。在书斋生活已使得有关季节的感觉钝化之后，我仍试图凭借了这说不清是“自然”抑或“人为”的秩序，梳理那些早已零乱不堪的记忆材料，却同时发现了材料的匮乏。或许正是“季节”这概念，妨碍了梳理？“季节”要求公认而醒目的标记，而“个人生活”（尤其在记忆中）却往往边沿模糊，意义含混，但既已着手，仍不妨勉为其难一回，看在这题目下，能写出些什么东西。
       冬
       我能马上记起的，是1971、197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家乡某专区的招待所。我和衣拥着招待所脏兮兮的被子，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连日大雪，空气惨白而冷，室内进进出出的，是和我一样的“老五届”大学生。我家乡的那个省突然做了个与我们性命交关的决定，将“文革”中分配到河南的五届大学生做一次性处理（当时的说法是“再分配”）。这当儿被大雪困在招待所中的，多半是未被命运之神眷顾者，面临着被留在乡村的前景而做最后的一搏。那间宿舍中的住客不断变换，新来的人各自寻找门路，行色匆匆，彼此若不相识。至少是，我与他们若不相识：当我写到这里时，竟没有一张脸由记忆中浮出。只有一次，在宿舍外，一个同系的男同学——这张面孔也早已模糊不清——对我说，他知道我的情况，他本人的“政治条件”也不好，因而彼此相当，不妨建立某种关系。
       我或许是在那招待所住得较久的一个，其间还曾往返于专区所在地与我插队的县城、公社。我也像我那些命运不济的同伴那样，到“有关部门”软磨硬泡，仅有的招数是不断出现在办事人员的视线中，却不便像早已操练得圆熟之极的男同胞那样，套着近乎递上烟去。我也曾拿着父母在郑州弄来的什么信，去敲某个当局者的门，在不置可否的敷衍中尴尬地走开。其余的时间，就待在床上，读那本《李白与杜甫》。窗下的雪被踩成了烂泥。我并非对窗外的注视毫无知觉，却仍读得专注而麻木。那时我已得知我被留在了我插队的县，且由于档案中的某种我不确知的内容，被认为不便安排在县城教书，分到了一所远离县城的公社中学。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李白、杜甫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何干系，竟引起了我如此紧张的关注，甚至为此激动不已。远在南方的旧日同窗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大惑不解，说郭某“扬李抑杜”干卿底事！
       在那之前与之后，有过不止一个多雪的冬天，我却往往在大雪飘飞的日子，记起那招待所窗外的雪，那专注中的冷漠与麻木。我猜想那固然因了事关杜甫，却更因我需要麻木自己。我其实是在抵挡屈辱与尴尬。那种沿门行乞般的经验，在我只有一次。当几个月后我终于回到了郑州，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城边上的一所简陋破败的中学，对于其他可能的选择无动于衷。
       春
       奇怪的是，当我想到了“春”这个语词，脑际竟像是空空如也。这似乎不大正常。无论我中原的家乡还是京城，漫长的灰黄的冬日都理应引起对春的渴盼。渴盼是有的，但我却少有与春有关的故事。眼下我能记起的，是北京远郊的树色，那透出在树梢处的若有若无的一层青绿。那片树色是我在车上看到的。当时我已经在这我工作至今的研究所，单位曾在早春组织植树。
       乘大巴去远郊植树的事，近些年再没有过，但每到早春，我都会如被提示了似的，想到搜寻最早到来的春的消息，却往往错过。待到发现，满城的树早已翠色欲滴。早春像是只在远离城市的乡野驻足，一当踏进城市，即容颜过分艳丽而将苍老。我也仍然会因纷扬的杨花与袅袅的晴丝而心动，却像是并无故事。这很可能只是年龄与记忆的花招，它们将一些最敏感的经验，借用了一个当代作家的形容，将那些“细微如毳毛”的感觉，最先过滤掉了。当然也可能因了表达的障碍：难以述说的经验尚找不到方式呈现自己。
       夏
       当记忆与“夏”这字样相遇，顿时活跃起来，纷至沓来的印象，大多与中学时代有关，且大半浴着月色。月色中操场上的长谈，周末踏月到附近单位看露天电影，等等。当然夏也意味着无可抵挡的燠热。记得那间由教室改成的拥塞了几十架双人床的宿舍，暑期前最热的那段日子，女孩子们竟打起了赤膊。那会儿的西红柿真便宜得可以，我们整脸盆地买了放在床下。
       最美好的自然还是暑假。路边的杨树，高处的叶片反射着日光，水银般闪烁流动，接近地面处蒙着一层厚的灰土。你待在家里，慵懒的午后，睡眼惺忪，手边是一本外国小说。只有这夏日才有足够的闲暇，那些小说也就与夏发生了关系，在我的回想中，都像是氤氲着夏日的气息。尤其俄国小说与忧郁的俄罗斯民歌。我几乎是直接嗅到了干草与麦秸垛的气味。“亲爱的为什么我爱上了你，/为什么你竟答应我的爱，/最好我不知道什么叫痛苦，/那我的心就不会受折磨。”“从前是这样，/你现在还是这样，/哥萨克哦，草原的鹰……”我相信不止一代人，就在这文字与旋律中，渴望着被爱也学习着爱，那种俄罗斯式的忘我的自虐的献祭式的爱，因清洗了肉的气味而益加纯洁、庄重也益加痛苦的爱。直至“改革开放”，驳杂的“二十世纪文学”一涌而入，才结束了一个“古典浪漫时代”，与市场化一道，复杂化了不同代者那里“爱”的涵义。但你仍不妨承认，在我读中学的那时代，古典的浪漫的爱充当了诗意之泉，给予过不止一代人滋润与抚慰，是他们“曾经有过青春”的一份证词。
       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夏，也非全无可忆。那夏的记忆竟也与爱有关。进入北大“文工团”后，我曾向团内的施姓同学学琵琶。夏夜，北大30斋楼下，像是还残留着丁香花的淡淡气息。我在宿舍里一遍遍地听师傅弹《十面埋伏》、《浔阳夜月》、《飞花点翠》、《彝族舞曲》。去年买了几张民族音乐的CD，放至《彝族舞曲》，竟有触电般的震颤。乐声响起，复杂的指法弹奏出和弦，繁密而热切。月色，篝火，林间嘈切的私语中，口弦声悠然而起，我其实不便坚持认为这篝火与爱情之夜在夏季；甚至听师傅弹琴也未见得在夏夜——丁香花即提示了那破绽。但我记忆中的《彝族舞曲》却仍然是夏天的故事，惟夏夜才有那热烈与朦胧。骀荡的春风中未及苏醒的情欲，在这当儿苏醒了。“文革”前的校园，空气已骚动不安，却不能阻止一个大学女生渴望爱与被爱，即使那只是一种方向不明的渴欲，找不到出口的暧昧的激情。
       秋
       奇怪的是，也如对于春，对于秋的迷人之处，我始终未能充分地领略，尽管我的生命秋意已深。秋这季节里也像是没有我自己的故事，没有令我能触电般记起的情境。更可能是，那些故事，那些记忆的碎片隐匿在某一昏暗的角隅，等待着被唤醒并赋予意义。当着我写作本文时，想到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由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看到的秋色。由于树种的丰富，我看到层次丰富的绿与黄，烂漫中隐含着肃杀。似有冬的声息，正在由遥远的天穹泠然而至。当年站在那块玻璃窗前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我此后的一段生命将在秋色中展开。秋是敛抑的季节，是理性的季节。这季节宜于沉思，也适于学术。只是当年我未及去想的是，此后的“学术生涯”将有怎样的单调，我的生活在不久后将失去这可供悠然地凭眺的长窗，与这繁富的色彩。
       以上记述有可能被作为据以考察“季节—心理”的某种例证。我其实不能确认“季节”在这种私人经验中，仅仅偶然地充当了景片，还是直接参与了生活、情感过程，“季节”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序上“进入”了生活。这肯定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也不大懂得“世纪末”、“千禧年”的含义，不知自己所处，是否也如鲁迅所说，是“进向时代的时代”，自然也就不解何以在这一时刻临近之际人有必要“回眸”。我自知回望之际，所见无不琐碎渺小，与“大时代”无涉，展出在这里，如未经整理的老照片，却还是写了这篇文字。仪式行为在人类生活中，总是不可少的吧，我何必要刻意拒绝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赵园，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