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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苏·奈保尔，1932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十八岁获殖民地政府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5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获毛姆文学奖。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誉为后殖民文学巨著，确立了他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1977年出版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为非虚构作品。1979年出版小说《大河湾》，获布克奖。另有散文集《过分拥挤的奴隶禁闭营》、创作谈《寻找中心》和《阅读与写作》。最新作品是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半生》。
       黄灿然，诗人，主要著作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和译文集《见证与愉悦》等。现居香港，为《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
       敌人
       [英]V.S.奈保尔
       我总是把这个女人，我母亲，看作敌人。她老误解我做的一切，后来我想，她不只误解我，而且绝对不赞同我。我是一个独子，但对她来说一个已经太多。
       她恨我父亲，甚至他死后她还在恨他。
       她总是说：“继续做你在做的事吧。你是你爸的儿子，你听着，不是我的。”
       母亲跟我的真正决裂，不是发生在米格尔大街，而是发生在农村。
       母亲决定离开父亲，还要把我送到她母亲那里。
       我拒绝去。
       父亲生病，躺在床上。此外，他还答应说，如果我留在他身边，我会得到一整盒的彩色粉笔。
       我选择彩色粉笔和父亲。
       那时我们住在库努皮亚，父亲是那些甘蔗庄园的监工。他不是奴隶的监工，而是自由人的监工，但他把那些人当奴隶看待。他骑着一匹高大邋遢的褐色马，在那些庄园到处驰骋，挥鞭抽打劳工，而人们说——我真的不相信——他常常踢劳工。
       我不相信，因为父亲一生都住在库努皮亚，他知道你是无法欺侮库努皮亚人的。他们不是粗暴的人，但他们老想着杀人，他们有能耐等待几年，伺机杀死某个他们不喜欢的人。事实上，库努皮亚和泰布尔兰是特立尼达两个谋杀率很高的地区，派驻那里的警察很快就获得晋升。
       最初我们住在民工宿舍，但是父亲想搬去不远处的一座小木屋。
       母亲说：“你扮英雄。你自己去住你的房子。你听着。”
       她当然是害怕，但父亲坚持要搬。于是我们搬去那座房子，接着麻烦真的就来了。
       有一天临近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来到那座房子，问我母亲：“你丈夫在哪？”
       母亲说：“我不知道。”
       那男人用一根从木槿树折下的枝条剔牙齿。他吐了口痰说：“不要紧。我有时间。我可以等。”
       母亲说：“你别干这种事。我知道你想怎样，但我姐姐马上就要来了。”
       那男人大笑说：“我不干什么。我只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吓得开始哭起来。
       那男人大笑。
       母亲说，“给我闭嘴，否则我会让你真哭。”
       我进了另一个房间，走来走去念道：“罗摩！罗摩！悉达罗摩！”这是父亲教我的，他说一有任何危险就念这个。
       我望出窗口。外面是又亮又热的日光，在灌木和树林的广阔世界里一个人也没有。
       接着我看到姨妈从那条路走来。
       她走来，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家里安安静静坐着，突然感到出了什么事。我感到必须来这里看看。”
       那男人说：“是呀，我知道那种感觉。”
       母亲总是很勇敢，这时却哭起来了。
       但这一切只会吓坏我们，我们真的被吓坏了。那件事之后父亲随身带枪，母亲手握一把锋利的短弯刀。
       接着，在夜里，常常可听见一些声音，有时从路上传来，有时从房子后面的灌木丛传来。发出声音的人说他们迷了路；说他们要灯盏；说他们是来告诉我父亲，他姐姐突然在德贝死了；说他们只是来告诉我父亲，糖厂发生大火。有时候会有两三个声音，从不同的方向叫喊，我们总是坐在黑暗的房子里，不敢睡，等待那些声音消失。当声音消失，那感觉更恐怖。
       父亲总是说：“他们还在外面。他们等你走出去探个究竟。”
       到了四五点，晨光出来了，我们会听见灌木丛里有脚步声，离开的脚步声。
       黑夜降临，我们就会把自己锁在房子里等待。有时候，连续几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我们又会听见他们。
       有一天父亲带了一条狗回家。我们叫它泰山。它更像用来玩耍的狗而不像看家狗。它是一条满身是毛的褐色大狗，我爱骑在它背上。
       黄昏来了，我便说：“泰山，进来陪我们吗？”
       它不。它留在门口呜呜叫，用爪子挠来挠去。
       泰山没活多久。
       有一天早晨我们发现它被砍成碎片，扔在最近门的那一级台阶上。
       我们昨夜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母亲开始跟父亲争吵，但父亲表现得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发生在他或我们身上的事。
       母亲总是说：“你扮勇敢。但勇敢不是让我们任何人丢掉性命，你听着。让我们离开这地方。”
       父亲开始在房子墙上悬挂希望的字句，是从《薄伽梵歌》和《圣经》上摘录的，有时是他刚想出来的。
       他对母亲发脾气的次数也更多了，甚至到了她一走进某个房间他就会尖叫并向她扔东西的程度。
       于是她回娘家，我跟父亲留下来。
       在那段日子，父亲很多时间都呆在床上，我也得跟他一块躺着。我第一次真正跟父亲交谈。他教我三件事。
       第一是这个。
       “儿子，”父亲问，“谁是你父亲？”
       我说：“你是我父亲。”
       “错。”
       “怎会错？”
       父亲说：“你想知道你真正的父亲是谁？上帝是你父亲。”
       “那么，你又是啥？”
       “我，我是谁？我是——让我想想，对了，我只是第二父亲之类的，不是你真正的父亲。”
       这个教导后来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尤其是跟我母亲闹麻烦。
       父亲教我的第二件事是引力定律。
       我们当时正坐在床沿，他让一盒火柴掉下。
       他问：“好了，儿子，告诉我火柴为什么掉下。”
       我说：“它们就是会掉下的。你要它们做什么？往旁边走？”
       父亲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它们掉下。它们掉下是因为引力定律。”
       接着他表演一个把戏给我看。他装了半桶水，把水桶举到肩膀上，然后飞快地旋转。
       他说：“瞧，水不会掉下。”
       但水掉下了。他全身湿透，地板也湿了。
       他说：“不要紧。我只是放了太多水罢了。再看。”
       第二次真的灵验。
       父亲教我的第三件事是掺颜色。这是在他死前几天。他病得很重，他很多时间都在颤抖和咕哝。就算是他睡着了，我也常常听见他在呻吟。
       我大部分时间都跟他呆在床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有没有彩色铅笔？”
       我从枕头下取出彩色铅笔。
       他说：“你想不想看魔术？”
       我说：“什么，你真的懂得玩魔术？”
       他拿了黄色铅笔，涂了一个黄色方块。
       他问：“儿子，这是什么颜色？”
       我说：“黄色。”
       他说：“现在把蓝色铅笔给我，紧闭你的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你说：“儿子，这个方块现在是什么颜色？”
       我说：“你真的不是在骗人？”
       他大笑，给我示范蓝色掺黄色如何变成绿色。
       我说：“你是说如果我拿一片树叶，把它洗了又洗洗得干干净净，最后它会变成黄色或蓝色？”
       他说：“不。你瞧，是上帝掺这些颜色。上帝，你的父亲。”
       我花很多时间试图变戏法。我唯一做得出来的是将两根火柴头合拢，点燃，让它们黏在一块。但父亲懂这个。但我终于发现一个戏法，肯定是父亲不知道的。他永远也没弄懂它，因为就在我准备给他看的那个晚上，他死了。
       
       那一天奇热无比，到了下午，天空开始变得又低又沉又黑。我在屋里几乎感到冷，父亲裹住身体坐在摇椅里。雨开始大点大点落下，像一千个拳头敲击屋顶。天变黑，我点了油灯，把一根别针插在灯芯里，以便把恶鬼赶出屋子。
       父亲突然停止摇动，低声说：“儿子，他们今天在这里。听，听。”
       我们都没说话，我小心听，但我耳朵什么也没听到，除了风和雨。
       一扇窗自己砰地打开。风嗖的一声把大颗大颗的雨点卷进来。
       “上帝！”父亲尖叫。
       我走向窗口，外面黑漆漆的，世界是一个荒凉而孤独的地方，只有树叶上的风雨声。我拼命把窗户拉进来，还没把窗关上，我看见天空随着一阵噼啪的闪电亮了一下。
       我关了窗，等待响雷。
       雷声像蒸气压路机滚过屋顶。
       父亲说：“儿子，别害怕。我教你什么，念出来。”
       我走过去坐在那张摇椅下，开始念：“罗摩！罗摩！悉达罗摩！”
       父亲跟我一块念。他又是冷又是惊，不断颤抖。
       突然他喊道：“儿子，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我听见他们在屋子下讲话。外面这么吵，他们做什么都没人听见。”
       我说：“别害怕，我这里有短弯刀，你有枪。”
       但父亲没听进去。
       他说：“但很黑，糟糕。这么黑。这么黑。”
       我站起来，走向桌边，准备把油灯拿近一点。这时一阵雷声爆开，很低，可能就在屋顶上。它滚来滚去，滚了好久。接着又有一扇窗被吹开，油灯熄灭了。风和雨一股脑冲进黑暗的房间。
       父亲又一次大声尖叫：“啊上帝，很黑。”
       我迷失在黑漆漆的世界里。我尖叫，直到雷声远去，大雨变成毛毛雨。我完全忘记准备玩弄父亲的戏法：把肥皂放在手掌里摩擦，直到它干掉消失。
       大家同意一点。母亲和我必须离开农村。西班牙港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有太多人拿我父亲说笑，看来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似乎必须背负父亲被吓死这个十字架。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就把父亲给忘掉了，我开始将自己当成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似乎很自然。
       事实上，当我们迁去西班牙港，我看到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正常关系——无非是殴打者与被殴打者的关系——当我看到这点，真感到快意。
       最初，母亲用了很大功夫让我规规矩矩，把父亲教我的所有荒谬想法清除掉。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试试更严厉些，但事实是，她很快就对我失去兴趣，任我在街上乱闯，除了时不时跑来把我痛打一顿。
       不过，她偶尔也会像以前那样坚定。
       有一天她不让我出去。她说：“今天你不必上课。我讨厌极了为你结鞋带。今天你要自己学这个！”
       我不觉得她这样做很公平。要知道，在农村我们没人穿鞋，我不习惯结鞋带。
       那天她打我打我，逼我一结再结，最后我仍然不懂结鞋带。以后好多年，这都是我的奇耻大辱，我竟不懂得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不懂怎样剥橙皮。但在鞋子的事情上我搞了一个小诡计。我从来没使母亲给我买对了鞋的尺码。我假装鞋弄痛我，于是让她给我买大两号的鞋。店员帮我结好了鞋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解开过，穿鞋脱鞋的时候就这么把脚伸进伸出。为了不让鞋子太宽松，我在脚尖处塞了些纸。
       听我母亲说话，你会以为我是畸型人。她所认识的男孩几乎都比我好，比我聪明。她认识一个男孩，他帮母亲油漆整座房子。另一个男孩十三岁就每月赚二十块钱，而我游手好闲，吸她的血过日子。
       不过，还是有些出人意表的慈祥时刻。
       例如，有一次，我在星期天早晨替她清洁玻璃杯。我掉下一只杯，它碎了。我还没来得及想怎样处理它，母亲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怎样摔碎它了？”
       我说：“它溜掉。很滑很滑。”
       她说：“用玻璃杯喝东西真荒谬。它们这么容易就破了。”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开始担忧母亲的健康。
       她从不操心我的健康。
       她认为，只要用一撮硬巴巴的泻盐，世界上什么病都能治好。我每月都得忍受一次这样的惩罚。它完全把我的周末给毁了。如果她有什么不懂的，她就把我送到特拉加雷特道的卫生员那里去。你要等呀等呀等呀，才能进去见那医生。
       你还没说“医生，我发——”他就给你开处方。接着你又得等拿药。卫生处所有药物都是一样的。水和半寸厚的粉红色沉渣。
       哈特说起卫生处，总是说：“政府在采用信仰疗法。”
       母亲觉得卫生处是个好地方，最适合我去。我通常是早晨八点去，下午两点之后的任何时间才回来。这使我不能恶作剧，而一年只花费两角四分钱。
       但你一定别以为我永远是个圣徒。只要我无法接受谁的命令，尤其是母亲，我就会奇怪地痉挛。我老是感到，要是我接受了谁的命令，我就会一辈子丢脸。而一辈子是多么有趣，真的。有时候当我母亲很想对我好，我就会痉挛。
       有一天我差点溺死在码头边，是哈特把我救起来。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给老师，谈这件事，题目叫作《海边的一天》。我想，一定没有任何老师看过那样的文章。我谈到我怎样差点被溺毙，而我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我的头脑绝对平静，心想：“好啦，哥们儿，完蛋了。”老师很高兴，满分是十二分而他给我打十分。
       他说：“我想你是个天才。”
       我回家告诉母亲：“我今天写的那篇文章，得了十分，满分是十二分。”
       母亲说：“你真是不要脸，竟敢在我面前这么大胆撒谎？你要让我掴歪你的脸不可？”
       最后我令她相信。
       她立即就心软了。她坐在吊床里说：“过来，坐在我身边，儿子。”
       就在这当儿，我那疯狂的痉挛又发作了。
       我无缘无故冒火，我说：“不，我不坐在你身边。”
       她大笑，然后哄我。
       这使我更火了。
       和气慢慢消失，变成两个意志之间的斗争。我宁愿溺死也不要服从，我不想自己丢脸。
       “我请你过来坐在这里。”
       “我不坐。”
       “除下你的皮带。”
       我除下皮带递给她。她狠狠鞭我，我鼻子流血，但我仍然不坐进吊床里。
       平时这种时候我会叫道，但不是真的那样想：“要是爸爸活着，你就不会这样打我。”
       她依然是敌人。她是我一长大就要立即逃离的人。事实上，这就是长大成人的主要诱惑。
       那些日子，西班牙港进步惊人。美国人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塞进特立尼达，英国人老是在谈论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
       这种进步的其中一个征兆是厕所消失。我讨厌厕所，我总是闹不清夜里推着车把粪便运走的那些男人到底是什么模样的；还有，一想到可能会掉进屎坑里，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哈特是一个最早建造体面的抽水马桶的男人，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摧毁他的旧厕所。所有男孩和男人都去帮他一把。我太小，帮不了他半把，但我去看了。墙一堵一堵拆掉，最后只剩下一堵。
       哈特说：“伙计们，让我们把这堵墙整个儿推倒。”
       他们照做。
       那堵墙摇晃起来，开始倒下。
       在那一瞬间，我一定是疯了，因为我做了超人举动，想去挡住那堵墙，不让它倒下来。
       我只记得人们喊道：“啊上帝！小心！”
       我坐在巴士里，是萨姆超级服务公司的其中一辆巴士，从西班牙港去小河谷。巴士上坐满扎鲜亮头巾的老妇人，她们提着大篮大篮的芋根、番薯、香蕉，间或有几只鸡。突然间所有老妇人都开始喋喋不休，那些鸡也开始咯呱咯呱叫起来。我感到头就快裂开了，但是当我试图向那些老妇人叫喊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张口。我再试，但我只听见她们更大声地喋喋不休。
       水冲在我脸上。
       我直挺挺躺在一个水龙头下，很多面孔俯视着我。
       有人喊道：“他醒来了。没事啦。”
       哈特说：“你感觉怎样？”
       我说：“感觉还可以。”我试图笑。
       巴克库太太说：“你痛吗？”
       我摇摇头。
       但是，突然间，我整个身体开始发疼。我想移动手，但很痛。
       我说：“我想我的手断了。”
       但我可以站起来，他们扶我进屋。
       母亲来了，我可以看见她眼睛无神，被泪水浸湿。
       有人，但我记不清是谁，说：“小伙子，你真让你妈妈担心死了。”
       我望着她的眼泪，感到我也想哭。我发现她也会为我担惊受怕。
       那一刻我希望我是一个印度教神，有两百只手臂，让两百只手臂都断了，就为了享受那一刻，为了再看看母亲的眼泪。
       传达真实
       ——奈保尔访谈录
       问：你最近曾谈到叙述体在某种情境和环境下，跟虚构一样具创造性，你近期作品很多是事实和记录。然而，你的新书《世途》再次被归类为长篇小说。你的态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你的想象性写作改变了方向？
       答：你必须写一本跟三十年前不一样的书：你不能老是写同一本书。因为你改变了，你对世界的了解改变了，形式也就必须改变，以满足你积累的材料的要求。你不能被僵死的形式压住。有一次，纯粹出于偶然，我看了一下维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集《普通读者》。她对随笔感到十分不安，在她写那个感想的时候，1919年前后，随笔事实上已僵死了七十五年了，但看上去依然像一种活生生的形式：人们都在写随笔。人们对小说形式的看法却不如此，并不把它当成最后的形式：它是一种相对新的形式，练熟了的形式。毫无疑问，十九世纪初的主导形式是随笔。接着它改变了。因为，小说成为人们可以传达有关社会真实、精神状态的方式，他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做到这点。它是全新的；你可以说，小说是讲述新闻。如此一来，这种虚构的叙述体就有了意义。它的优点并非全在虚构本身。
       问：你是什么时候感到哪怕你已观察、看见和经历了某种东西，你也宁愿虚构？你如何在照相式复制的现实与小说之间做出选择？
       答：传达真实，传达一种现实的形式。因为，如果你与真人打交道，当你开始写他们，它就变得太特别了：而你想放大它，于是你编造。
       这本书（《世途》）描写加勒比海或新大陆那个背景、那个地方的所有不同部分，还有对它的了解的所有不同阶段。这了解是重要的，而我所采用的形式对我而言似乎比任何造作的叙述更真实和更自然，那种造作的叙述会尝试去创造某种詹姆斯·米切纳（译按：美国作家）式的连结在一起的故事。我的故事也有各种连结，这些连结是联合，与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问：意象不断重现，人物在不同阶段被提及……
       答：有了这种形式，每个人将会根据自己的天性、根据自己的需要读自己的书。有些人可能会拾起某些半掩半藏的联合，却看不见其他更明显的联合。我还可以告诉你，作家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想象性写作的魅力之一；你有两三样东西是你有意识要去做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如果你达到某种强烈的程度，其他各种东西便会出现，而你自己却不知道。在写作后很多个月，我仍然意识到不同东西之间的关系。说来奇怪，我并不知道革命的主题（以及革命者是一个受损害的男人这一构思）竟会在小说中占支配地位。
       作家一定不要太多地评论自己；但我还是想指出，我脑海深处的其中一个主题，是一位有那种背景的作家所面临的困难。对我来说，开始的时候似乎非常困难。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是一个想当作家的英国人，我会连如何开始也不懂。我很难设想你写英国而不落入戏拟、不与你所读的东西竞争、不希望让人看到你也知道那些东西——性、阶级，诸如此类。
       这里已没有空档，都已被填满了。长篇小说这个形式已完成它的工作。当今真正的小说家是像埃德温纳·柯里（Edwina Currie）、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肯·富利特（Ken Follett）这样的人。他们是当今的长篇小说巨匠，他们给公众看的，已不是新闻，而是他们可以轻易在地铁里猎取的新奇。有些人会说，永远有一些通俗作家，而这并不会影响所谓的文学性的小说，但是我觉得这种洋洋洒洒的小说——以其含有笑话的元素、个人表演，并且还挺高级——表明小说形式已有了发展，已把那种态度（新闻）变成虚构。如今，文学性的小说传达的是某种小狂文，有时加上个人大表演。详尽解释现实的想法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它也许迁移到其他形式。也许别的东西例如随笔，可使人们了解我们这个混乱、复杂的世界的现实。
       问：抹掉或漠视虚构作品与随笔的差别、把虚构作品当成随笔来写或把随笔当成虚构作品来写，你认为值得吗？
       答：这一点也不新鲜。谁都知道普鲁斯特是什么人：当你读普鲁斯特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人写的。它是随着普鲁斯特的神话、他的传奇一齐来的。毛姆甚至在每个故事里提供他自己的传奇，旅行家毛姆、犬儒戏剧家毛姆、多愁善感的教师毛姆、不受人类任何忧烦打扰的毛姆。我最初开始写作时，很快就感到需要分辨谁是作家、谁在世界上旅行、谁在观察伦敦或任何别的地方。你不能压抑你自己。我犯了错；我糟蹋好素材。过去数月，我一直在遭受愈来愈痛苦的折磨。我在1962年写了一本书，叫作《斯东先生和骑士伙伴》，这是我以伦敦为背景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然喜欢那个绝佳的素材，但是我觉得由于我压抑了那个叙述者、那个构成故事重要部分的观察者，我等于把这个绝佳的素材糟蹋了。你写一本书，却装成好像这个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不知道自己是谁，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欺骗那素材。素材是我获得的，我是一个殖民地人，在一个沉闷而焦虑的时期朝不保夕地生活在伦敦，观察这些爱德华时代的老人试图延迟死亡。那座房子充塞着他们以前的婚姻的遗物。这故事实际上也是另一个故事。有关叙述观点的想法，有关不同形式不应互相干扰的想法，害得我把那个素材糟蹋掉了。
       问：由于一般的期待？
       答：还有关于形式的荒谬想法。我处理那个素材、那个有关神性和看不见的创造者时所犯的错误，使我耿耿于怀，我可能要做点什么，也许以某种方式重写。
       当我打开一本普通的书，我立即会觉得这种小说写作的形式是非常戏剧化的，非常歌剧式的，在描述性的段落之间点缀一些对话或闲笔。我想，这是源自十九世纪戏剧。它与现实没什么关系。人们不喜欢这东西，也见不到这东西。它就像十八世纪的格律诗一样风格化。一种形式最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很多伟大的小说都写于十九世纪大约六十年间，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很长的时间。这六十年间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的伟大作品……事物稍纵即逝，像福楼拜那样的大作家不想重复他们已写过的东西。《包法利夫人》是一本令人吃不消的美丽作品。不仅是叙述、社会真实性和语言，而且是细节的选择和实现。你无法再写这种东西；这就像请某个人再去写普鲁斯特。就这样，所有这些巨大的发展都完成了，整个世界都懂得如何写小说。但后来者都是在写别人的小说，写出同样的版本。
       问：乔伊斯、伍尔芙、劳伦斯呢？
       答：劳伦斯有一个特点很有趣：他让人们理解他们的性观念。伍尔芙我不清楚；乔伊斯是实验的，这把我吓退了。他还是一个失明者，由于他的失明，他处理的世界与我居住的世界是不同的。
       问：内心世界、梦幻世界，而不是与真实世界争辩或对话？
       答：也许是双重失明。我不觉得我已来到真实世界的终点。我旅行，看得更多，我脑中装着更多不同的文化，而乔伊斯这些人更受限制。他们来自帝国时期——就这么简单——而不知道它，没有把他们自己当成帝国作家。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他们看不到另一半或另四分之三。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以为现实已被绘成图表了。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所有形式，而不只是小说：学术著作、历史，尤其是旅游著作。你只要看看契诃夫那本有关监狱岛萨哈林的书。他想把这次旅程设计成从A 点回到A点，并提供所有事实、人物和寓言。这是那个时期的游记作家被要求做的。而真正的作品，原应是契诃夫的作品，却被扔掉了，变成注脚。我们失去一本书，因为作家没有重新考虑形式。
       问：这使我想起为什么你有些章节或短篇冠以“未写”的故事，但实际上它们是非常浓缩、已写的故事……
       答：“未写”，因为它们并非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有一层事实的外壳，但内里有作家的幻想在作用。它不是被当成别的东西发表。
       问：那么，是什么促使你离开想象性的作品，转写可被归类为直接记录或口述历史的作品，例如你最近那本有关印度的书？
       答：那本有关印度的书（《印度：百万哗变》）不是口述历史：它是记述一个处于关键时刻的文明。它是透过人类经验写成的；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样式，它是由一条探究的线索串连起来的，它是非常小心地构造的。我是这样想的，也即真实的印度并不是我所想像的印度，而是他们所体验的印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我是通过早期几本有关伊斯兰国家和美国南方腹地的书，而逐渐抵达这个发现的。我到南方的时候，才获得这个形式。在南方，人们向我描述他们所感到的东西；我对我这个发现激动不已。我从来不知道音乐和宗教是一种支持力量，可以抵挡无政府状态。我从来不明白这个。写南方的手法，运用到那本印度游记上。这本游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它远不止是口述历史。书中很大部分是根据实际旅行和每日的思考写成的。
       回到原来的问题，有两样东西让我感动：如果我写一本像那本印度游记那样的书，我会非常在意准确性。人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会改；我用手把它记下来，我不改它。接着，你还想获得另一种想像性的真实。例如在我这本新书（《世途》）中，我自以为取得一项特别成就，你也许没有意识到，就是“荒废的海湾”那一章讲述的米兰达故事。所有这些都是个人看法，我不是那种以权威资格表达看法的人。还有，二十五年来我都想描写那个奴隶社会，那个用新历书在这块土著的土地上创造出来的新社会（译注：奴隶社会和新社会皆指新大陆，殖民主义者的到来既创造新社会也创造奴隶社会）。我直接写。米兰达离家三十五年后回乡，看不到黑人。事情是这样的，他第一天就听见屋外人们在讲一种陌生的语言，他走近窗口，看到非洲人在草地上工作。稍后，当他转回来，他再次看不到黑人。他来到种植园大宅，闻到可可豆渗出的味道——这是他童年的味道。他看见女孩子们在远处奇怪地移动，拖着脚踏过正在晒干的可可豆。他终于明白了，那是工作：总是有奴隶在那里，但不是真的在场：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性的时刻，在这新历书里转悠。同样也属想象性的，是展示你怎样不纯正了，虽然你仍然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做出各种改编，别人则根据你这些改编来判断你。有两种真实：我不能只拿走我在威尔特郡（译按：奈保尔在英国的居住地）见到的真实生活，却把我对这种生活的改变所作的哲学思考搁下。你不能这样做，无论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于是你创造自己的建构，估量真实性，谈论变动，如此等等。
       问：一个基本的或推测性的问题；也许当你恢复失去的历史，细看它的页边和空白处，一种想象性的重构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而当你试图见证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反而需要作一种记实式的处理？
       答：……两者一样真实。
       问：你有时候很谨慎，不轻易解释你自己的作品，解释你定下的规则，我是一个不接受“作者已死”这种说法的人，因此我想问一下你自己的态度：当你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似乎依然十分重视自己对文字的深情，以及你注入文字的东西。
       答：但我也知道，有很多种作家，有很多种写作，世界非常多样化，写作也必须非常多样化。也许可以说，这个与素材紧密连结的形式——也即开始很简单，然后在整个作品中熠熠生辉——是非常适合这种特殊素材的。不过，这是经过一生写作积累下来的，不能向别人推荐。每个作家都得寻找自己的方式。我很喜欢当我拿起一位作家的书，读到完全原创性的东西时那种感觉，那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的。
       问：在当今作家之中，在任何体裁的同代人之中，可有哪个是你欣赏的，或读来消遣的？
       答：你把我问倒了。目前我正在读大量的“洛布”版拉丁文作品。我读很多过去的作品，填补不足。我喜欢易卜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作家。我喜欢佩皮斯（译注：英国日记作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当然，还有巴尔扎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几乎是一生都在研读，我想，可以一个月读一页。
       问：诗歌呢？
       答：我喜欢麦克尼斯。他诗中有很多感觉我能分享……
       问：你是否意识到你作品中有诗人的动力？
       答：我尽量避免，事实上是尽量消灭它。我没有诗歌天分；如果有，也是偶尔为之，或与我所理解的诗完全不同。
       问：但大概也不会是你所反感的吧，既然写了出来。
       答：我担心太多美妙的思想。我已提到过伍尔芙……
       问：但你最近实际上留意某些绘画。
       答：尤其是印度艺术，我已了解得比较多。我开始觉得，我对现实主义的感情，有部分来自我身上的印度遗传。因为印度绘画有时是可怕地现实主义的。一般看法是，印度绘画侧重形式和装饰，但是，只要看看，例如这幅小画，它画的是奥朗则布皇帝1700年前，围攻德干高原一个山中堡垒。所有这些马，这些从装有防护板的大车里开火枪的士兵。这些牛卸下牛车上的轭，蹲下来背对战场。这些骆驼伏着，火枪架在它们背上。这幅画描写战争。早在有相机之前，能抓住这么多细节，真是不同凡响。那里是一匹马，竖起右脚，像真马那样。望着这幅画，你就可以写一篇有关印度战争的散文。
       问：还有基里椅的一幅画，它的标题被你用来做《抵达之谜》的书名，并围绕它展开有关想象和修改的叙述（译按：指小说主人公根据这幅画作出一些设想和修改，欲发展成一篇小说）；而在这本新书中，也提到日本版画家北斋（译注：指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
       答：非常美。北斋的木刻让人看到笔触和点的实质。他跟我所谈的现实主义很不同：他非常创新和好玩，有时很假，不是很好。有时一片瀑布简直不知所谓。
       问：因此，你看着这种作品，就创造自己的想象，像读者看书那样？
       答：读新作品事实上很困难。一个好的批评家能以清晰的头脑阅读作品，大多数人读书只是为了寻找他们已知道的。
       二十五年前，我写《在一个自由国家》时，我决定简化我要写的非洲风景，只选择若干元素，然后在不同阶段一再强调它们，让读者有一种已知道的幻觉。反正读者也会创造自己的风景。因此我想，我要给他某种非常格式化的东西让他去想象。
       问：用笔触勾勒出来，而不是用浓颜料画出来？
       答：我还喜欢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一些事物。我喜欢让读者记住。米兰达的故事讲了四次。我的想法是，让人觉得已经知道，这种幻觉会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不熟悉的事物。作家的生命像画家的生命一样，充满这些时刻，这些决定。米兰达那个故事中有很多反讽。
       问：“一包文件……”那一章，也即关于罗利的故事那一章，有几行文字尤其动人心弦，尽管要花一些时间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我觉得，爸爸，我们这些印度人或半印度人与那些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知道怎样走和要走去哪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是不是说，世界对殖民者来说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是不是说当不同的世界互相渗透和联系，便会使这方失去一些东西，那方获得一些东西？
       答：这本身也有一种内在的反讽。本质上确是真实的：对那些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是说这话的人是印度原居民。结果他比被他服侍的任何其他人都更安全。世界对那些后来从欧洲来的人来说将是更安全的地方，但是对罗利或那个西班牙总督来说并没有更安全；印度人服侍的那些人，结果都死得挺悲惨。因此，这确是真实的，但是这真实中也发展出一种反讽。那故事的其中一个主题是，敌人也变成你爱的人。这条链不断延续下去。你必须在某个阶段砸碎链条说：我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活下去，这太痛苦了，让我走开吧。
       问：再谈一下殖民地问题，你曾访问过几个后殖民地社会，可能曾对文化失落、替代和借用作出一些评论。
       答：我不这么想。历史是不同民族的一种互相影响，它已永远消逝了。我想像不出还有任何文化是不被影响的。认为借用是随着欧洲的扩张而来，这种看法太简单了。想想十字军从中东带回来的一切吧。教堂的瓷砖、道坛，全都是来自清真寺。想想我们吃的食物和我们喝的阿拉伯咖啡、中国茶和墨西哥巧克力。一直都有这种互相影响。它继续着，但独特之处也保存着。如果你采纳某种文学形式，却不充分了解其源头，随便就应用于你自己的文化，那不一定有效。例如，你不能把乔治·艾略特的乡村社会应用到缅甸或印度，但确有人尝试。这就是今天的文学性小说的众多幻想之一。我总是觉得，这个形式已完成其使命了。
       （译自弗罗扎·朱萨瓦拉编辑的《奈保尔访谈录》，原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4年9月2日，采访者是艾梅尔·侯赛因。）
       智力灾难
       [美]爱德华·萨伊德
       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奇怪着迷仍在继续。最近，原本是特立尼达、现在是英国作者的V.S.奈保尔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记述他在四个伊斯兰国家的旅行（全都是非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国家），作为约十八年前他一本也是有关这四个地方的作品的续篇。第一本书叫作《在信仰者中间：伊斯兰国家之旅》；现在这本书叫作《超出信仰：在伊斯兰国家的皈依民族中间的游记》。与此同时，奈保尔已变成V.S.奈保尔爵士，一位非常出名以及应该说非常有才能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主要是游记）为他获得了声誉，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文坛真正人所共知、实至名归的人物。
       例如，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索妮亚·里克尔服装店别致的陈列室橱窗就摆满了《超出信仰》的法译本，夹杂在围巾、皮带和手袋中间。这当然是一种礼赞，尽管奈保尔本人可能很不高兴。另一方面，英美各大报刊都登载有关它的书评，把它当成一位大师的作品来称颂，这位大师具有敏锐观察力，且善于捕捉细节，为似乎对伊斯兰世界有着无底胃口的西方读者揭开伊斯兰世界的神秘，予以彻底暴露。当今没人会去写一部有关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同类书籍。而伊斯兰教却是获准捕猎的鸟兽，尽管专家本人可能不懂那些语言，对那个题材亦所知甚少。
       然而，奈保尔是个特殊例子。他既不是专业的东方学家，也不是追求惊险者。他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从第三世界给西方自由派一群隐约可见的醒悟的观众发回报道，这群读者向往所有第三世界神话——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目标、殖民主义的罪恶，却听不到有关这些神话的很多糟透的事情。在奈保尔看来，这些事情都不能解释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悲惨状况，这些国家陷于贫困、自身的无能、教育严重不足、未经消化的西方理念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奈保尔在一本书中说，这些人懂得使用电话却不能安装或发明电话。奈保尔现在可以被当成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模范人物加以引用。他是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其家族信奉印度教；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民英国，成为英国建制的高级成员，经常被传闻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是一个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一位书评家在1979年说，奈保尔“不借助任何浪漫月光去看待原始人的所谓道德优势”，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身上一点也不带西方人的傲慢态度或对殖民主义的缅怀”。
       然而，即使是在奈保尔这种人看来，伊斯兰问题也仍然比第三世界的其他大部分问题更糟。他最近从自己出身于印度教的感觉出发，宣称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是穆斯林的出现和后来的势力，它使得印度的历史面目全非。与大多数作家不同，他不是有一次而是有两次“伊斯兰世界”之旅，以便证实他对这个宗教、其人民、其理念的深刻反感。讽刺的是，《超出信仰》是献给他的穆斯林妻子纳迪拉的，他并没有谈及她的想法或感觉。在第一本书中，他没有了解任何事情——他们，穆斯林，证明了他已知道的。证明什么？证明退避到伊斯兰教是“麻木”。在马来西亚，有人问奈保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把这一切告诉人们？”他答道：“是的，我宁愿说是理解。”“是不是为了钱？”“是的。但作品本身更重要。”于是他在穆斯林中间旅行，并写下所见所闻，获出版商和摘登这些书的杂志的丰厚报酬，因为它重要，而不是因为他喜欢写。穆斯林为他提供故事，而他记录下来，作为“伊斯兰教”的例子。
       这两本书没有多少乐趣，关怀之情也只有一丁点。在第一本书中，其有趣的时刻是损害穆斯林，他们在奈保尔的英美读者眼中无非是“阿拉伯佬”，是潜在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者，在一位来自西方的老于世故、多少有点儿疲惫的裁判看来，他们不会拼写、思路不清、发音不准。每逢他们显露他们的伊斯兰教弱点，第三世界目击者奈保尔就立即在场。穆斯林一有什么小错误，一个伊朗人表达了某种反西方情绪，奈保尔就会解释说：“这是一个有中世纪高级文化的民族一朝醒来发现石油和金钱、满怀权力感和亵渎感以及意识到一个崭新、包围性的伟大文明（西方）时所产生的混乱。它将被拒绝；同时它将被依赖。”
       注意最后一句，因为它是奈保尔的命题，又是他向世界发言的讲台：西方是知识、批评、科技优势和有效的机构的世界，伊斯兰世界则是依赖西方世界的，是可怕地激愤和智障的，一朝醒来却发现一个崭新、几乎难以控制的强大力量。西方从外面给伊斯兰世界提供美好事物，因为“伊斯兰国家的生命力，不是从内部获得的”。于是乎，十亿穆斯林的存在被一句话概括和打发。伊斯兰教的缺陷是在于“其本源——这种缺陷贯穿整个伊斯兰历史：对于它引起的政治问题，它没有提供政治的或实际的解决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它只提供先知，先知解决一切——但先知已不存在了。这政治上的伊斯兰是狂怒的、无政府的”。奈保尔给出的所有例子、他与之谈话的所有人，都倾向于自动纳入他断定哪里都可以找到的伊斯兰与西方的对抗。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厌烦和翻来覆去。
       那么，为什么他十多二十年后又要再来，又要写一本同样冗长和沉闷的书？我能给的唯一答案是，他现在觉得他对伊斯兰教有了新的独到见解。而这个见解就是：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既然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那么你就是皈依者。作为伊斯兰的皈依者，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和印尼人都必须遭受不真实的命运。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是一种慢慢接受的宗教，这种宗教使他们与他们的传统割离，使他们既不属这里也不属那里。奈保尔企图在新书中记录的，是那些皈依者的命运，这些人丧失自己的过去，从新的宗教那里又得不到什么，除了更多混乱、更多不幸、更多（对西方读者来说）可笑的无能，所有这一切都是皈依伊斯兰的结果。这种怪论引而申之，等于说只有罗马本地人才可以成为良好的罗马天主教徒；其他皈依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拉美人、菲律宾人，都是不真实的，都与他们的传统割离。根据奈保尔的推断，则不是英国人的英国圣公会教徒，都只是皈依者，因而他们也像马来西亚或伊朗穆斯林一样，注定要过一种模仿和无能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是皈依者。
       实际上，整本四百页的《超出信仰》全都是根据这种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就的。问题不在于这是否真实，而在于一个像V.S.奈保尔如此有才智和有才能的人，怎么会写这样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它充斥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全都是说明同一个简单、基本、难以满足和还原论的命题，也即大多数穆斯林都是皈依者，因此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都一定遭遇同一命运。别提什么历史、政治、哲学、地理：不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都是不真实的皈依者，注定要遭受这种不幸、虚假的命运。我觉得，奈保尔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智力事故。他对伊斯兰的苦苦纠缠，导致他不知怎的竟停止思想，变成某种精神式自杀，不得不一再重复同一个方程式。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场一级智力灾难。
        可惜的是，奈保尔现在丧失的是如此之多。他的写作已变得重复和令人提不起兴趣。他的才能已浪费掉了。他变得没头没脑。他靠他的声誉过日子，这种声誉令他的书评家们上当，以为他们仍然在谈论一位大作家，而事实上他已变成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更可惜的是，奈保尔这本有关伊斯兰的新书，将被当成一本解释一个伟大宗教的巨著，将有更多的穆斯林因此受损害和受侮辱。他们与西方之间的鸿沟将扩大和加深。没有人得益，除了可以卖很多书的出版商和赚很多钱的奈保尔。
       爱德华·萨伊德，著名后殖民主义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