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在脱离传统
我们很难在此简单地概括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但我们可以大致做个研究，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我们主要是寻找其精神的重心，虽然也必须涉及表达的形式。大约十年前作家提出的“寻根”，就包括了对传统的考查。
中国先秦文学的诗经，诸子散文，楚辞，至为绚丽，是后来难以超越的高峰。一般而言它们执拗地人世，追求理想，倔犟，具有底层性，对物质主义保持距离，并时常呈现出警觉和进攻姿态。
至秦汉，司马迁及王充等文学家基本承续了先秦之风。王充曾有过“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倡议。其间虽有驳杂和分流，但自先秦以来，基本上有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今天，我们为之目眩的文学之珠仿佛仍然触手可及。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史记，唐诗宋词；我们久久仰望的璀灿之星依旧排列如仪：屈原，孔子，庄周，李白，杜甫，司马迁；可更为真实的情形是，这一切已显得十分遥远，正在无可挽回地淡去。文学的宇宙同样在膨胀，其它星系正在脱离我们而去。对于过去，我们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如果有谁愿意掀开帷幕一角，仍会惊讶这几千年来的伟大瞬间，凝视浑身披挂鲜花香草的屈原，在秋风中站立的杜甫，言说北溟的庄周，以及辩理说难的稷下先生——其中有一个叫田巴的人竟能“辩于稷下，日服千人”。是这样的一些人和情景。他们的全部行为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对应自己的时代和世界质疑驳难。这里是那种源于生命的悲悯和忧伤，是大欢欣和大热情。比起孔子一生的木车颠簸，永恒的《
论语》也不过是一册微薄的纪念。
回视中国当代文学，发现她正在背离这条道路。作家想象萎缩，情感冷漠，却又能习惯性地嘲讽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急于融进时下的世界潮流。好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必然要作一个精神上的跟从者，好像也只有如此才好理解，才能够被谅解。
其实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大可不必在强势面前表现出精神贫贱的媚顺。
冷静下来可以看到，文学领域很少有哪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自觉地、不约而同地与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比如商品和技术时代的同调相应。作家引用自己的艺术，并且消除了道德与伦理的禁忌，对物欲时势给予合作。他们开始觉得诗以言志为耻，认为嘲弄的时代来到了，彻底清算保守主义和道德家的时代来到了。可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以为自己至少是在继承“五四”之风。“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道理虽然依旧，但“破”的时代已经延续了太久。他们忘记了时代。
脱离传统的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脱离，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其就近背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化与经济的禁锢封闭之后，艺术和思想领域急于冲出积蓄日久的愤懑，进而却在反拨中失去了冷静；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商业流行文化的全境压进，使中国作家丢掉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
作家被技术和商业时代的规则、喧哗和繁荣剥夺了一切。在前所未有的快乐磨损中，没有了审美理想，没有了个性，当然也没有了想象力。以往那种散发着强烈原生气息的独自创作消失殆尽。
作为西方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是现世与享受、发泄与纵欲的文化。飞速发展的科技与精神的萎缩，全面走向现代与彻底摒弃道德，二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失衡。而中国当代文学在这种世纪末紊乱的文化版图中放弃了判断，盲从了时髦。
实际上禁锢和封闭下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最终的后果都会一样。欲望如水，满溢流泄就会冲决原来的河床；水息了，也并非要落定在原来的河床中。没有亲身经历长期封建和极左的精神扼制，必不会理解那种窒息的痛苦。冲毁迟早都要发生，这是一种必然；但水不仅要漫流，还要开掘自己的河道，灾难性的淹没不应该是水的归宿。
现在则是不问归宿的时代。放纵欲望和尽情享受既可以是现实生活，又可以包含未来的承诺。其实这不过是一场欺骗，是社会肌体走向空虚腐败的一个过程。
禁锢与纵泄是事物的两极。两种状态下都有自己生存的艺术和艺术的生存。我们不会忘记，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紧随时势的所谓“艺术”。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不过是处于了另一极，不过是有了现在的“艺术”而已。可惜我们没能及时追问，追随“政治”和追随“商品”的艺术，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到底在哪里?它们当然有差异，可它们的距离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吗?
至此，倒不如度量一下它们的共同点：都在迎合一个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都循着社会生活的同一流向，比如都在丧失独立的姿态。
西方流行文化，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给予禁锢初开的中国文化界以致命的影响。中国作家几乎在全无意料的境况下面临了一个数字时代。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而言，他们无意或无力摆脱另一种窒息，挣脱数字与商品之网，而是直接去亲呢这张网。
于是我们走进了一个最现代最蛮荒的世界。诗意的蛮荒，技术的现代。悟想之树开始枯萎，我们不得不去操练另一种语言。
结果是，中国文学距离自己最辉煌的先秦文学的传统越来越远。它不再是自由和自为的，而且越来越虚脱，不再具有强大的孕育功能。
文学的自主和自为，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的资质、体量、蕴含，她的精神和文化的厚度及其贮备。经济的一度贫瘠，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精神的萎靡；相反，只有此刻，她的孕育功能才开始进一步显现。由于其本土性所决定的再生的倔犟，更由于其独立自守的个性品格，她必会在获取自身尊严的同时，引领一个更好的明天。不让人愉快的儒学
这种对传统的脱离，首先是从对儒学长久地、持续不断地疏远和批判开始的。儒学给予中华民族的束缚，它所塑造的畸型，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必须挖掘它的精髓，发现它与整个现代潮流而不仅仅是西方思想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领悟，儒学说到底是收敛的、克制的，它的中庸之道是讲文化辩证法的。
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
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孱弱衰败完全归咎于她的文化之核，那么同时也应该把她全盛和辉煌的历史部分加到一起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长期形成的对儒学的批判，其原因极为复杂。其中有针对一种学术的检讨，也有民众对正统的迁怒，甚至还有流派的偏见；但这当中最为主要的，是混淆了儒学和儒学操作的结果。儒学的庙堂化过程，也是走向符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任何批判都应该包含了梳理，但不幸的是这种持续了一百年的批判越来越走向了批判其操作结果，而不是批判儒学本身。滑稽的是，几十年来耳熟能详的一些儒学批判“话语”，已经与真正的儒学没有了任何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与学术都需要面对历史的挑剔，都不能享有豁免的特权。但是对于儒学的不恭以至于深恶，并不完全是一种批判活动的大面积蔓延造成的。这里面当有更为深层的人性动因。这就回到了享乐与节制、
放纵与收敛的一个敏感性话题。
儒学从根本上反对抓住现世尽情享受，当然是极不让人愉快的。但它能够让我们的世界持续发展。
过度消耗，不计后果的竞争，对技术的膜拜，对商业规则的绝对服从，恰恰与儒学的要义相抵触。
今天，由于我们的作家们极其害怕沾带保守因子，急于加入世界性的对话，也就只能附在长长的物质主义啦啦队的末尾。
禁欲或纵欲，禁锢或开放，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思维总在两极里碰撞。结果是，我们舍弃中庸学说，贬低不偏不倚和无过不及，完全不能进入它的辩证法的核心。子思解释中庸时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这倒也的确是对付匆忙旋转的现代世界的良策。可怕的封建宗法势力对儒学的遮蔽和改造、嫁接与阉割，将与之对抗的知识体系纳入其中的全部过程，真像是一个可恶而高妙的故事。可悲的是至少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个故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物质和技术主义者对这个世界丧失了诗性的理解。他们使用的数字逻辑生硬而冷酷地割裂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完整的世界。这里面没有了儒学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当然也不会尊诗为经。能够诗意地、真正积极地面向这个世界，正是儒学最深刻的方面。
西方文化中置“人”的利益为中心、唯一和首位，分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统一性，这种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方法恰恰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而儒学的“天人合一”突出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时下的物质主义者把一切能够稍稍进入事物的复杂性、辩证性的思维方法，一概斥之为陈词滥调。他们正是通过最为通俗和迫近的物欲享受的切口，去拆毁世纪末人类的理性思维。
竞争与发展的极限
现代竞争谋求和导致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往往会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无止境的物欲引起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双重崩溃；二是物质相对盈足之后的阶段性沮丧。极限状态的频繁出现，说到底只是精神颓败的结果。这就势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这场循环中，文学与物欲世界甚至不是一种合谋关系，而是一种可耻的、不体面的跟从关系。
在现代，“发展”越来越成为“竞争”的同义语。所谓的“共同发展”只是一纸不能兑现的支票。还有，“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蕴含了许多问题。现代化不应有统一和固定的标准，现代化的内容只应成为一个民族心中的向往。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代化，关于它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讨论它与平民的关系。现代化如果不能令大多数人受惠，那么它也只能是权力和财富借以转移的又一种口实。这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与国家间也是如此。强盛的民族往往不仅是现代化的率先倡行者，而且还会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会让经济和文化都很弱小的民族自觉地接受自己的游戏规则：规则既定，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否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回避不测，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巩固自我的道德伦理优势，培植和强化自己的个性，就会成为现代狂涛中不沉的岛屿。文化的繁生性曾经使一个民族丰腴起来，最终也就能够挽救和改写一个民族衰变的历史。现代化运动的盲目跟进，一旦失去了精神的支持，发展的极限化状态就会频仍发生，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懊丧。
对于时尚和潮流、物质主义，精神如果失去了对抗性也就不成其为精神。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今天已不能与富人和某些特别阶层一起做一场新的游戏了。在这场说到底是他人的“发展”运动中，我们只有回到质疑的立场。面对越来越多的灌输和许诺，比如用丰盈的物质来解决一切的思想与结论，必须予以揭露。丰盈是他们的丰盈，时间是他们的时间。他们需要的是赢得和保持一段宝贵时间的氛围：足够昏乱与迷狂，足够的热度。
这种氛围的形成，需要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参与制造或至少是认可这种发泄和纵欲的文化。
这期间的现代传媒扮演了最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基本上在追随西方主流话语，支持一场物质的狂欢，传达特权阶层的志趣，跟踪他们的兴奋点。平民在五颜六色的网与屏面前先是麻醉，然后是沮丧和绝望。它反复告诉大多数人的不过是：那枚永远吃不到的果子究竟有多么甜。
正是由于现代传媒的通俗性，它才可以无限止地扩张。通俗性常常是对理性最好的覆盖手段。通俗性具有模糊和笼罩的特征，这正是它与特权集团结合的重要条件。
不仅是文学的出路
当代文学的精神重心既已偏移，它的表达也就只能走向末路：追求粗鄙，裸露和发泄，绝望和无聊，千篇一律的油滑，失去善意的嘲讽，不一而足。也只有这样，才与它的世纪性内容相匹配。
它的从未存在的道德根据，就是有人一度言称的对于极左和禁锢主义的“解构”。但实际上“文革”时代以及与之相联的某种传统，骨子里就是一种粗鄙和裸露。至美至深的诗意被丑化，并简略成低劣的口号，结果只能是粗鄙直登庙堂。胸无点墨者手著雄文，信口雌黄者气势炎炎。那种毫无遮掩的势利与献媚，也真是足够裸露。这就是另一个时代的时髦。作为一种传统，它现在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态得到了延续，进入了世纪末的文化格局。
卑贱者既不一定高贵也不一定聪明。如果势与焰能够改变卑贱的本质，那么高贵也就毫不足惜了。高贵当然不必取决于一般意义上的血脉，但她的确要取决于一种精神上的血脉。
封建与极左专制对于思想的粗暴威锐外在，而商业经济之流的淹没却是一次从内到外的浸渍和涤荡。所以今天的艺术对于物质主义的唱和，对于放纵和发泄的推动，元节制地剔除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内容，必会走向一种更为可悲的时代性依附。
我们所说的个性，是对应时代和思潮、世界和民族而言；我们所说的想象，是指超越时尚和体制的能力。“全球一体化”最终意味和包含了什么?如果它越来越笼罩了审美、覆盖了想象，甚至取代了传统，肆无忌惮地溢出应有的疆界，摧毁和破坏不同的文明，那么结局就只能是一场灾难。在完美的未来世界(假若她真的存在的话)的综合之中，缺失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也只能塑造出一个畸型。
事实上文学之路与生存之路在今天变得如此的一致，这就是独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我们已经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不能在无头无脑的竞相模仿中快意地死亡。
当代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一味效法。发达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难以挽回地毁坏了环境；而它的文化正在刺激而不是扼制了消费主义。总之人类没有在西方主流意识的指引下变得更安全和更愉快。所以东方只能寻求和采纳西方最鲜活最有力、充满了生机的部分。这说到底不是个自尊问题，而是个生存问题。
不同文明的融合，即是首先让现实、进而让历史倾听不同的声音。面对滚滚的现代化西方化潮流，不妨稍稍回到中庸之道：先是博学，尔后审问，再是慎思，进而明辨，最后笃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诸多关于共同发展的许诺不对了。穷乡僻地和八亿农民，触目惊心的命运，无可回避的现实，这一切正无情地碰碎了一个神话。我们被逼进了一种怪圈，在发展与否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窘境。我们还完全没有过这样困难的选择，于是这种选择更加需要中庸的精神：介乎莽撞与胆怯之间的正是勇敢。原来世纪之交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勇气。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基础。我们现在强化一种声音，以备未来的综合。我们的文学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文明的基础，正像生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如果在拙劣的复制和东施效颦之流中，有人能回到质朴的自己，这也的确需要一种至大的勇气。
作为对应一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她至少不能降至现代传媒的境地，那样将是一次自我取消。的确，古老而永恒的文学在这个世界上，无权像现代传媒那样，做一场毁灭性燃烧的助燃剂。因为文学与现代传媒的出身不同，她应该更有出息。
1999．8．8
1999．11．6于济南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张炜自选集》(四卷)、《九月寓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