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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年前，卡尔·马克思曾经用一句无可替代的启示录式格言，宣示了机器生产的世界的降临及人在这个机器制造的世界里的命运：“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乃是他的伟大预言和警示的一部分。雅克·德里达在赞美《共产党宣言》时曾经说过：回首人类知识的历史，“传统的本文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这已远远不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还有，极少有文本如此清楚明白地说明过法律、国际法和民族主义。”
       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除了现代生活的那些重要方面外，马克思“无与伦比地分析过”的“不可简约”的技术和传媒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其尖端成就体现在被称为“电脑”的计算机技术之中。——如果马克思再生，他也许就会幽默地看到：一个幽灵，“知识经济”的幽灵，今天正在中国和全世界徘徊。
       正如哈姆雷特对父亲幽灵的呼唤，是为了“复仇”和“恢复正义”，借以了却和勾销旧日家族史上“剩余”下来的“旧账”一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呼唤，也是来自他对“剩余价值”的深沉思索，来自一种纠正和了却相对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陈疴与“旧账”的热望，为了清理和了断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老账目，为了解除、了断建立在“债务”之上的“失效的市场”的困境，为了给当年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恢复社会正义的事业以“批判的武器”支援，马克思呼唤出他的幽灵“共产主义”。
       从莎士比亚到卡尔·马克思，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对“幽灵”的呼唤是欧洲历史上一种举足轻重的传统仪式，这种文化的降神仪式中内涵着欧洲现代历史的秘密。
       “科学的巨大发展、技术的空前进步”——马克思在《宣言》中说，这曾经是资产阶级呼唤出的“幽灵”中重要的一个。资产阶级还呼唤出其他的幽灵：例如社会化的生产、工业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被资产阶级呼唤出的这些“幽灵”，现在开始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自身，威胁到这个阶级统治的基础私有制度了：“当年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东西，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宣言》)例如，资产阶级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制度，必然导致对知识的绝对“产权化”、私有化和“排他性处理”，而这与知识作为人类公共财富的“公共性”本质是矛盾的，与知识是在平等的交往与合作中才能发展、进步的知识进步方式是矛盾的，与对知识的平等拥有，知识本身蕴含的平等诉求和公开性原则是矛盾的。当年被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的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这个伟力，现在却成为威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幽灵。
       马克思的“幽灵”(其中包括科学的巨大发展，技术的空前进步所释放出的匪夷所思的威力)作为一个绝妙隐喻起码有这样几层意思：1，当一个阶级因为进步而坚强时，它是一种启迪和召唤；当一个阶级因为既得利益而保守和软弱时，它是一种困扰和梦魇。正如在创造了哈姆雷特和幽灵关系的莎士比亚那里，幽灵的提示和警醒，既是主人公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出路，也是使他进入这种困境的一种途径，因此，对哈姆雷特来说，对幽灵的呼唤和与之狭路相逢，这意味着清醒，同时也意味着“中魔”和“发疯”。2，现代资产阶级自相矛盾的哈姆雷特性格决定了，那些被他呼唤出的幽灵从未完整地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现身——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此，在当代世界，“幽灵”也从未消失，它是对我们困境的提示和警醒。
       今天，我相信，这种提示和警醒部分在于如下要点：科学和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和知识只有在平等的合作和交往中才能发展，科学和知识活动作为“植根于人的兴趣、爱好之上的创造性活动”，与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之上的“工具性的异化劳动”是根本矛盾的。马克思对知识的公共性本质的论断完全适合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历史。
       1957年，以诺斯(Robert Noyce)和葛洛夫(Andy Grove)为首的“八人帮”从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垄断的“肖克利半导体试验中心”集体出逃事件，揭开了当代计算机革命的序幕。因为这八个人再也不能忍受肖克利令人生厌的管理方式，为了“技术保密”，肖克利让他们接收测谎器的检查，——他们是肖克利的“幽灵”，也是把知识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和私人权威之手垄断的“封闭试验室”行为的“幽灵”。这也是他们后来被称为“八叛将”(TheTraitorous Eight)的原因。但是，令肖克利辗转反侧的“幽灵”不是哪个人，而是知识的公开性、平等合作的知识工作方式和知识的非异化劳动方式。这与肖克利把知识理解为通向个人成就和财富的途径加以垄断的方式相冲突。——“八叛将”逃向未来的“硅谷”，“幽灵”首次降临山景城，两年后，这些人打破国家和私人对高技术的垄断，作出了与所有人生活有关的收音机、助听器的必不可少的积体电路，奠定了个人电脑的心脏：硅技术的基础。
       青年比尔·盖茨显然曾经在计算机进步的历史中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特立独行地为“八叛将”的小型电脑写操作软件，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要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了不起的抱负，即使有了小型计算机，那也不过是个新奇的摆设而不是今天这样神奇的个人电脑。对计算机技术历史上的这次传奇性转折的津津乐道而今已是老生常谈，只是很少有人注意技术革命发生的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认为对这个故事的讲述离开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年代将大为逊色——那是伟大的“六十年代”，是马克思和“毛主义”的幽灵笼罩世界的时光，是全球“造反青年”和“造反文化”繁盛一时的好时光，那时循规蹈矩是一种耻辱，创造性和特立独行才值得赞扬；那时考上哈佛没什么了不起，敢于像盖茨那样从哈佛退学才是了不起；只有那个反抗权威的时代才会自然地将“每个人都有”和“有他自己”的东西挂在嘴边，只有那个时代才把名牌大学和好工作看作异化劳动的入场券，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游戏”和“创造性”。多年后，盖茨曾经把电脑比作“儿童玩具”，他说：“这种要求一个玩具具有更多功能的冲动存在于创见性儿童游戏的核心。这也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
       回望“硅谷”，我们必将看到与之毗邻的“后学中心”斯坦福大学和“造反文化的摇篮”柏克利大学。在伟大的“六十年代”，这是左翼文化在美国登陆的地方，这里的大学文化从此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幽灵”，至今与保守的美国东部文化格格不入。我们今天的大学恐怕很难产生Larry Ellison这样的造反青年，当年这个迷恋公社制度的“坏小子”是因为想去印度朝圣没钱才搞起了计算机，这个“网络计算机”
       概念的发明者公然声称它搞的不是“技术”，而是“前卫艺术”，至于“那玩艺儿”是电脑，不过是其“前卫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已。
       如今好时光不再，当年的“比尔”们却日渐发达，反战的“比尔”成了美利坚帝国的总统，逃学的“比尔”成了微软帝国的皇帝，不但终于恭行了自己曾经反对的一切，而且仿佛还变本加厉。但是，“幽灵”却没有销声匿迹。这恰是所谓幸福的人们各有其幸福，而世纪末的两个比尔则各有其不幸的原因。当逃学的比尔将所有人集体开发的应用和操作软件垄断在自己手里，甚至将“八叛将”的革命成果也“捆绑”在自己身上，力图完成“微软”帝国的统治时，当年他曾经借助的“幽灵”便开始反过来对付钻进钱眼里的盖茨本人，与他“捣乱”了。
       1991年，知识公共性的“幽灵”再次被芬兰籍科学家托瓦尔茨(Linnus Torvalds)呼唤出场，他编写的Linnux自由软件，即开放源码软件，正在从根本上瓦解计算机领域的垄断秩序。企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其源码密而不宣，从而不利于软件技术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共识。自由软件运动适应了这种共识。倪光南院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由软件运动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计算机开发人员在为开放源码软件作贡献，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和兴趣工作，这类软件借助于因特网将无数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集中起来，协同开发，因此它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极快的发展速度。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自由软件的协作规模也随之扩展，这是任何一家大公司即使是微软也无法比拟的。”
       今天的自由软件运动正在成为盖茨们的“幽灵”，我想说，这个令盖茨辗转反侧的幽灵其实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正像INTER-NET是“英特纳雄耐尔”的一个改写和变体。热爱莎士比亚的马克思无疑深谙“幽灵”这个隐喻的辩证的、悖论的形象的复杂含义：知晓在他自己的身后，自然有人借助他呼唤出的“幽灵”的形象掩盖现实的真实，自然更有人借助暗自修改“幽灵”的指令来更巧妙地逃避它，但是，马克思更知晓这些暗自修改本身却会不断被“幽灵”本身的力量所暗自改写和修正：因为所有的文本和程序都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垄断，而是不断被改写——如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本身。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句话作为伟大的象征和隐喻不可能不包含反讽的力量，它远远不是指科学知识这个领域，当然更不是单指技术这个领域。北京中关村的一块牌子上的豪言壮语：“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因而是一种歪曲，而马克思的幽灵揭示的则是这种歪曲背后所隐喻的反讽：当代中国仅有个人电脑(PC)一千多万台，“网民”仅仅不过二百多万，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的“距离”远不是“由此向北一千米瀛海威时空”一句机智的广告调侃所能包纳的。马克思的“幽灵”意味着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为争取获得信息和参与系统程序的权力而斗争，这是当今世界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斗争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因为一个民主化、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公路或高速列车，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但是，也甩下了另一些人，甚至拒绝让其他的人“搭车”——而这才是高科技和知识进步背后掩盖着的更具体的真实。
       马克思的幽灵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光临中国，要来到我们身边——但这并非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也许这个幽灵一直并未离我们而去，即使在我们公开抛弃他的时候，这种抛弃却成为另一种呼唤。当年，我们曾经为被抛弃的马克思找到了一个相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九流的替身。他的名字是托夫勒．我们也为马克思的幽灵的最终出场准备了一个序曲，它的名字叫“第三次浪潮”。(而对马克思而言，不是托夫勒，而是丹尼尔·贝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是“第三次浪潮”而是“后工业社会”又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是“第四次浪潮”又有什么关系呢?)
       1984年，当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被介绍到中国时，正是中国改革的深层困境首次暴露的时节。“知识经济”正是这样成为一个“幽灵”，在八十年代(具体说是“六五”计划期间)被呼唤出场，一方面服务于借助“三电”拉动市场和消费的国家经济改革战略，同时推进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许多精英的“设计”里，则是为了借这个万能的“幽灵”来“绕过”社会民主、利益公正分配等更深入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或者把这些问题视为科技进步可以自然解决的。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搁置了，因为在当代中国的精英们那里，有两个万能的法宝是屡试不爽的：一个叫“科技”，另一个则叫“市场”。“知识经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地被理解为“科技市场”，正如中关村被理解为“卖东西的地方”。
       “六五期间”中国的计算机战略是“草船借箭”之计，即像引进电视机和电冰箱生产线一样引进个人电脑整机生产线，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口号下，国家以高关税壁垒的方式，保护了一批“中国牌”，其中有一种名为“浪潮”的品牌想必深得“托夫勒主义”的启发，打着的正是“时代的烙印”。昙花一现的繁荣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在没有民主化的制度决策和保证的情况下，高关税总是与权力者的交易、特别是走私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往往自相矛盾，因为“保护”总是与特权与“特许”相关，其中包括与“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关的“科研免税权”。在当年的中关村，穿梭着目不识丁的权力蛀虫和利用“科研免税权”及其他权力行走私之实的“倒爷”。当年，笔者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看到一幅“三八红旗手，信通总裁金燕静为女生部讲座”的海报，而一个星期后，“三八红旗手”便因走私入狱。
       中国的“知识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关村的兴起打着时代的烙印。初期的(有时甚至是巨额的)利润并非来自知识、技术乃至技术产品，而是来自特定的政策造成的价格双轨制中的巨额差价。“十亿人民九亿倒”，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初期膨胀不是与“造电脑”而是与“倒电脑”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国家／市场”的二元论来印证“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个人牟利冲动总是优于国家政策导向的自由主义教条，很少追究某些所谓“国家政策”并非民主决策也没有制度保证的事实。更很少追究船上的草垛如此空疏，所谓“草船借箭”怎有不将船“射沉”江中之理。表面看，这一轮试验是“看不见的手”胜利了，但是，失败的不是所谓“国家”政策，而是中国的知识产业。那个政策使许多人一夜暴富，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光，按照自由主义教条，这正是一种对“个人”有利的“好政策”，但却使原本并不绝对落后的中国计算机事业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更新机遇(毫无疑问，如果中国的计算机技术从来落后，所谓“两弹一星”不可能自己跑到天上去)。缺乏民主决策和制度保护的“国家政策”，
       并不能保护中国的知识产业，它“保护”的恰恰是那些权力交易——恰恰是那些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知识和“知识经济”从未在真空中生存。知识平等和自由的品质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根本矛盾的。如果丧失了对现实中不平等关系的警觉，甚至把这些看作是自然与合理的，那么，知识将无法生存，更遑论知识创新。
       人们经常把中关村比作中国的“硅谷”。而中关村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硅谷吗?这要看硅谷有什么，我们缺什么。
       只要回望硅谷(它的微电子半导体技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投资环境和文化氛围)，我们有时甚至会沮丧地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唯独拥有、毫不逊色的是对超额利润的渴求和逐利的欲望，我们没有别的口号，“迅速制造一批百万富翁”是我们最响亮的口号。
       而至于缺什么，我以为除了赚钱的热情以外也许什么都缺的中关村，最缺乏的首先就是对何谓知识活动的了解。这当然不是一般的鄙薄中关村“没有文化氛围”，恰恰相反，知识经济不能不是某种文化氛围的产物，中关村也不例外。因为它的兴起甚至与八十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启蒙运动没有为社会提供对这种何谓知识活动的了解——因为那个辞藻华丽的运动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精神。无论是“主体性”理论还是“个人主义”话语的自大狂表述都没有掩盖得住其背后的功利主义庸人品格。新启蒙运动力图通过“技术革命”绕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平等问题的改革方案的本身，就渗透着这种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庸俗功利主义气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浑身散发着这种庸俗的气息，它对于“知识”的强调中包含着变了调的东西——那无非是对“知识分子”特殊利益的夸大狂的强调。它无可避免地把这种庸俗传染给中国的“知识经济”。
       当代知识阶级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阶级的兴起(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知识经济”的名义)，是现代社会统治形式变动的必然产物，它也几乎是必然地意味着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的丧失，“公共”知识分子退化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新阶级”由于他的新利益，将逐步丧失对千百万人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人类“公共”的财富——知识和科学财富的尊重，而把将其垄断为自己和自己阶级的专门遗产和特权的行为看作自然的和必然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划分使他们即使在“自己人”之间也难以形成平等交往的民主的、自由伙伴的关系，千百年来，这种关系一直是推动知识发展和延续知识之火的基本纽带。如今他们将懒得向整个社会的民主和公正问题再看一眼，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成为教授、名流、总裁、总经理，成为官僚和新阶级，即使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上下级科层关系和金钱雇佣关系。当他们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阶级无法避免地比热望知识更百倍地热爱权力与利润的时候，如同大大小小的比尔·盖茨一样，他们自己也正在逐步成为开放知识和知识进步的阻碍。
       如果真的如此，一个新兴的、但却有着光荣历史的群体，在当今世界的沉浮中退化得就实在是未免太快了一点。为什么对“阶级”、“政治”这些东西的当年的泛化和神化理解，今天又如此迅速地被对另一些东西——“知识”、“知识分子”、“个人”、“技术”的泛化和神化理解所替代?如果要了解这种时代的辩证法，我想我们还是要借助马克思的幽灵。
       剩余资本在世界的流动和“夕阳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世界金融投资体系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工业过剩和货币过剩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关于“全球化”的这种论断是马克思的“幽灵”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这也体现在《宣言》之中。八十年代正是发达国家存在大批剩余资本，计算机产业的“制造业”部分需要向边缘地区转移的关头。我国“七五”以来形成的“按照资金组织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计算机发展导向，就是适应了这种趋向，并迅速地将中国计算机产业推进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从当年的“草船借箭”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铁甲联环”，这种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初级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像许多企业一样，中国的计算机业仍然处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底层，不但技术创新能力底，产品技术含量小，而且特别受制于不稳定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投资体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网络和软件技术而言，计算机“制造业”这个产业整体也有“夕阳化”的可能——1999年初，盖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广“机顶盒”战略，已经是一个信号。中国的“个人电脑”拥有量不高，而电视机却已经达三亿台以上。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如果微软这样的公司垄断了“机顶盒”技术，进而垄断了如此庞大的市场，“那么我国消费电子领域也会重演PC领域的历史，到那时，我国巨大的市场就会被微软的Windows CE垄断。”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电”将通通成为“夕阳企业”，从而带动经济全盘走向滑坡。
       中国的知识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它也提供了从这个严峻角度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切实案例。对那些主张全面拥抱“全球化”，以为中国不进入由垄断资本包办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就没有出路的人士而言，我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被无条件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将使中国的知识经济丧失出路的严峻现实。——但是，他们竟然这样振振有辞地问：今天谁能抵抗微软?光凭“意气用事”、唱高调就行了吗?——与其抵抗，不如“合作”。
       合作不仅是需要的，也是知识活动的本质，这一点无庸讳言，但正是因此他们忘了：如同一切垄断企业一样，微软也有它自己的“幽灵”这一事实，今天这个幽灵令它辗转反侧——在这个“幽灵”面前，也许正像毛泽东幽默地说过的：一切“帝国”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幽灵”就是开放知识的“幽灵”和知识公共性的“幽灵”，这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中国的某些精英人士之所以仅仅看到垄断资本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是元坚不摧的，那是因为他们从来看不到反抗这种垄断的民主力量——在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中，自由软件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力量，而是方兴未艾的、需要支持参与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往往仅以为前者(大资本)是“世界大势”，而忘记了真正的世界大势究竟是什么。 与之相反，今天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利用自由软件开放源码的系统，在千百万人集体的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软件技术的历史机遇。我以为——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INTERNET一定要实现”，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会部分地赞成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
       我之所以说部分的“赞成”，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还提出了比科学和技术的民主化更多的东西。它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意
       味着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危机。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案，不能仅仅取决于一种政治、经济和技术的方式，而同时也取决于文化的方式和文化的民主与创新。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运动和以“主体论”为核心的新启蒙思潮，已经把知识分子塑造成时代的主角，并将其前所未有地推到了当代生活的最前台，尤其是技术专家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已经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其中计算机产业的技术人员更格外受到各方面的青睐。这些人毫无疑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空前严峻的责任呢?我相信：这个责任就是，了解知识只有在平等交往和充分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进步的事实，了解知识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本质。如果我们的希望在于：如何在文化和知识的领域里完成一种平等合作的重建，并且不遗余力地、逐渐地将这种文化、知识领域里的民主和平等追求推进到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去的话，那么中国和中国的知识经济呼唤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而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分子。
       今天看来，“知识经济”的真实含义显然既不在于字面上的“知识”，也不在于字面上的“经济”，中关村的历史，是一部政府、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消费者之间利益博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知识企业与发达国家知识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历史。其背后则是当今世界和国内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调整、修正和联合与斗争。这部还并不漫长的活的历史表明：只有当博弈造成的关系趋向合理时，知识才会发展和进步；这部活的历史还表明博弈如何才能趋向合理：知识进步的前提甚至不在于官方的英明决策(尽管英明比愚蠢要好得多)，也不在于类似皇帝的新衣似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玄而又玄的万能伟力，而在于知识的“公共性”本质中所蕴含的社会平等的诉求如何才能实现。——从国家垄断的、冷战产物的大型机，到“每人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PC机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人，一个企业开发并垄断软件，到许多人通过互联网共同开发、修改和分享软件发展的历史，都表明知识和知识经济发展，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的英明所致，也不是万能市场的驱动的结果(想想瀛海威，它是在完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扛起INTERNET大旗的)，而是知识的公共性原则和它导致的平等诉求不断实现的结果，——因为只有它会最终获得人心。
       现代科学和知识在中国兴起的历史乃是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的，是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科学救国”、“科技兴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世纪的口号。发展中关村，发展知识经济当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的民族企业，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民主运动和国际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上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理解他们对科学和知识的“公共性”本质和其内涵的平等诉求的信念，——理解这种本质上是民主和平等的朴素信念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其实远不是简单的“科学救国”所能够包纳的。因为多少年来，科学和知识，一直是少数人妄图垄断在自己手里，借以发财致富和压迫他人的工具，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毕生都致力于打破这种垄断的斗争。
       这是我所知道的知识和科学的正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今天，我以为我们应该、也需要从这个传统来检讨中国“知识经济”，包括中关村并不漫长的历史。像马克思的幽灵一样，这个传统也是我们自己的“幽灵”。它质疑着“知识经济”概念的含混，检讨着中国“知识经济”并不漫长的历史，预示着中国知识经济的未来。我想这是真正的“幽灵”出场的时刻，这一时刻一如既往地意味着哀悼、回忆、反思，也意味着预示：预示我们要如何行动，以及要往何处去。
       在这寂静的夜里，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我将如何回到现实中呢?我思忖着，——答案也许是幽默的：或者我会打开YAHOO“圆圆的钉子”这样的网站，去浏览那里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问题的不间断的讨论和对话。这表明中关村终于已经不是“卖东西”的地方了，那里汇聚的也不再是技术专家，而是在集中、交换、分化着中国文化讨论和文化创新的氛围。——但愿中关村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创新的一个新的“引擎”——而这是我所真正快意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这是一句美好的祝福——一个技术门外汉的朴素的祝福。我想用这样的祝福结束我的文章是再好不过了。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摩登者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