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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忙消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菩萨。
       20世纪末，几千年来的信赖动摇了，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
       “白衣天使”还是“白衣魔鬼”？当病人在医生的对面坐下，心里难免要打鼓。
       天使和魔鬼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像李逵容不得李鬼。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较量。
       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世界不可能划归魔鬼，中国的医疗界也不可能让“百年魔怪舞蹁跹”。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都应记住一位叫陈晓兰的天使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
       陈晓兰对纠风办主任说：医生吃的是蛋炒饭，病人喝的是稀粥，可是当今的一些医生却将匙子伸到病人碗里捞米粒
       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漩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晓兰的心里，漂不走了。
       早晨6点，她就上班了。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还沉浸在梦境中。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她打开门，来苏儿味扑面而来，理疗器械和理疗床像一群乖孩子似的迎接着她。她将它们一一看过后，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白大褂，几十年来怎么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
       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她坚持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下班。因为，她认为，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冲时间，来净化心灵；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在工作时间出来的，晚下班一小时，一些病人就可以在下班后来看病了。
       “陈医生，×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就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晓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痛，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她，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晓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她脱不开身，只好让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看看。
       陈晓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黏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那激光针一扎，人就抖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道。
       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的问题？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她给病人处置好，下楼去了注射室。
       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坐着。陈晓兰说，她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士抬手指了指：“这就是。”她走过去，弯下腰，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像月饼盒似的器械，那上面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几个字，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含氧的药液流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后输入病人的静脉。
       蓦然，她见那盒子上印有“ZWG－B2型”一行字。陈晓兰直起身子，当着病人的面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回理疗科了。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院长悻然过来问罪：“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响医院经济效益的话？”
       “没有呀！”陈晓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
       “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是啊。”她恍然大悟，“光量子确实不是激光，那上面不是写着‘ZWG’吗？那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说着，她拿出书来，跟院长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她抬起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她望着院长的背影，百思不解，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难道激光就等于高科技？
       近年来，激光在普外、心脑血管、泌尿、口腔、妇科、耳鼻喉、眼科、肛肠科都被广泛应用。将“光量子”说成激光，病人容易接受，觉得多花40元钱值得，如果说是紫外光，病人就会觉得物非所值。而医生，只要在处方上写“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在“激光针”的后边写1就可以拿到7元钱，如果写7，就可以将49元畅畅快快地收入囊中。仿佛天上掉下一只钱口袋，那些热衷捞钱的医生拼命地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流行起来，在狭小的注射室外，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
       这些，一心治病救人的陈晓兰都不知情。
       可是，她知道，紫外光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欺骗病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她疑惑了。“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她打电话问老师和上海有名望的医生，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陈晓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她淡泊名利，在医院里往往有人为半级工资打破头，她却把两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她从来不主动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却在医院口碑极好，每次选先进，她都全票通过。
       现在，她却感到自己在医院越来越“水土不服”了。从医28年，她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这么迷茫过，这么痛苦过。
       陈晓兰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50多位亲属遍及海外，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她家不仅拥有一幢三层小楼，还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那时，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子踢。
       她从小就想身穿白大褂，做一名医生。她的理想是做外科医生。爸爸说，当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要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钳工的手艺。为此，她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在家里“吱嘎吱嘎”地锯木头，“乒乒乓乓”地做凳子、椅子。
       1969年，陈晓兰下乡插队，她以为那里肯定缺医少药，没想到那里不仅不缺医生，居然还有两位医学权威。一位姓廖，是华侨，在德国学成后，不远万里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被“造反派”打成了特务，流放到乡村；另一位姓朱，曾是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因出身不好被下放。陈晓兰当上了赤脚医生，师从那两位“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了医务生涯。老师是监督改造对象，在她面前却是很严厉，要求她一招一式都要符合规范，不得有半点儿偏差。
       简陋的公社卫生院，一位蓬头垢面的患有肺炎的病人蜷曲在病床上。突然，病人呕吐起来，陈晓兰本能地躲开了，廖医生却迎面冲过去，将病人抱坐起来。呕吐物一股股喷射在廖医生的身上，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儿。病人吐完了，望着廖医生衣襟上的秽物，难为情了。廖医生却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吐了就好了。”陈晓兰劝廖医生赶紧把脏衣服脱掉。廖医生却摆摆手，直到把病人安置好了才去换衣服。廖医生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当病人躺着呕吐时，要马上把他扶起来，这样当他吐完第一口后吸气时，才不至于把呕吐物吸入气管，造成窒息。否则的话，不仅病人很痛苦，医生抢救起来也很费事。不要当着病人的面就把吐脏的衣服脱下来，那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是属于病人的，要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
       爸爸对她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单词。你要经常想想，凭你的医德医术配得上这个称呼吗？做医生的，心里应该装着病人，不能唯利是图。
       可是，这几年医院一切向钱看了，“以物代药”盛行，医生开的治疗单像商场的提货单，可以在医院领到按摩仪、袜子、短裤；医院对医生采取奖金与病人的支出直接挂钩的管理政策，出现了“大处方”；医生越来越依赖于仪器，可是对仪器的性能却了解得越来越少；医生越来越缺乏诚实、认真细致和应有的责任感，让病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1996年，医院调整诊室，把理疗科从二楼调到三楼。调整，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或显或隐地泄露出调整者的倾向、态度和被调整者的价值和地位的变化，甚至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陈晓兰跟院长提意见，理疗科的病人多数七老八十，还有些病人患有半身不遂，走路腿脚画圈，趔趔趄趄，上楼非常不方便，这么一调，他们很可能就不做理疗了。诊室的调整是根据创收决定的，就像街头书报摊，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报刊一种挨一种地摆着，无章可循，其实赚钱多的、畅销的都放在抢眼的位置，赚钱少的、不大畅销的被冷落在边上。科室的调整表明理疗科边缘化了。过去，那是黄金科室，病人多，收入高。由于陈晓兰拒绝开“大处方”，病人虽然没有减少，可是收入却不如其他科室了。
       出乎陈晓兰意料的是，调整后理疗科的病人并没有减少。病人艰难地跟着她爬上来了，甚至本该看内科、外科等科的病，病人也要挂理疗科的号，还有的病人在其他科看完病，像走亲戚似的爬上来看看她。
       “陈医生，我家离这儿很远，转三趟车才到你这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坐下来，气喘吁吁地对她说。
       “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在家附近的医院看呢？”她惊异地问。
       “我们那儿的医生看病很贵，我都不敢去医院哪。听说你陈医生这儿不宰病人，我就来了。”老人这话说得陈晓兰的脸一阵阵发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宰病人就是好医生，病人对医生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啊！
       她给老人看完病，开了药，老人满意地走了。
       过一会儿，老人却哭着回来了：“陈医生，人家都说你不宰病人，可是你给我开的药咋这么贵呢？”
       “不贵啊，心痛定片2.40元100片，每片10毫克，那是很便宜的药啊。”陈晓兰望着老人，疑惑不解地说。突然，她发现老人手里拿的不是心痛定片，而是心痛定缓释胶囊。这种药17.60元6片，每片5毫克，100片就将近300元，那是很贵的。
       她激愤地匆匆下楼，径直去药房。她让药剂员出来，把她开的处方念一遍。然后，她问药剂员，你能不能搞清片剂和缓释胶囊的区别？
       对方委屈地说，陈医生，你的处方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提成还不到他们的零头。这事儿，陈晓兰早就听说过，据说院里提成最高的医生每天只看16个病人，什么药最贵给病人开什么，每月提成几千元。陈晓兰却和他们相反，尽量给病人开便宜药，她每月的提成只有几元钱。有一个月，她只拿了2.6元，同事都笑她。其实，她比其他医生更需要钱，她是单亲母亲，要供养女儿。为多赚点儿钱，她下班后给裁缝店缝纽扣、锁扣眼，给厂家拆纱，跟别人去修空调。可是，她情愿挣那些辛苦钱，也不愿拿药品提成。病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有钱人，因为有病才不得不将血汗钱拿出来治病。如果医生多拿几元的回扣，病人就得多付几十元钱的药费。病人用那虔诚的、信赖的目光望着你，你怎么狠得下心去宰他呢？
       性情耿直的陈晓兰不买账，对药剂员说：“我是医生，你没资格改我的处方。今后，我给病人开什么药，你就要给病人拿什么药。”她平日从不跟护士或药剂员摆资格，这次却不这样了。
       药换了，钱退给了病人，她跟老人道了歉。老人走了。
       “陈医生，我老伴去世了，死于心梗。她每天都按时服用阿斯匹林，怎么会心梗呢？”陈晓兰回到诊室，一位多日不见的老病人悲戚满面、恍惚无神地坐在她的面前。
       不会吧，阿斯匹林是预防心梗的药啊，她会不会吃错药了？陈晓兰感到蹊跷，让病人把药拿给她看看。
       “这是什么时候开的药？”第二天，老病人把药拿来了，陈晓兰看后惊诧地问道。那是过期药，早已失去疗效。
       “她死前在你们医院开的，24.80元一瓶。”老病人说。陈晓兰知道，这药在药店只卖6.20元。
       此后不久的一个上午，天出奇的冷，陈晓兰给一位80多岁的老病人开完处方后，匆忙跑到另一幢楼去帮她付款。理疗科迁到3楼后，凡是年过古稀或腿脚不好的病人，陈晓兰都要帮他们去交医疗费。那天医院的下水道堵塞了，门诊的一楼粪水四溢，陈晓兰小心翼翼地踩着污水里的砖头走了出去。回来时，她一掀门帘往里跨，却“扑通”一声掉进了门口的窨井。反应机敏的她用双手撑住了井沿，下半身却没在了粪水里。粪水淋漓的她爬了上来，一头钻进消毒室，脱去衣服，用冰凉刺骨的自来水冲洗身体。寒冬腊月，消毒室里没有空调，她冻得身抖牙颤。事后，院领导面无愧色地对她说，医院赔偿你损失，你开个价吧，上不封顶。她气愤极了，这哪里是“开价”的事儿？你开的是医院啊！如果哪位年迈的病人，或者是孕妇掉下去，被夺了生命，你怎么赔？
       痛苦和失望像结石一般折磨着陈晓兰，夜晚闭上眼睛，那位流着泪的老奶奶，那瓶失效的阿斯匹林，还有候诊室里那口敞开的窨井就浮现在眼前。当医院偏离救死扶伤，把行医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时，医院还是医院吗？她想找领导谈谈，一想医院情况领导不比她更清楚吗？她想给虹口区有关部门写封信，一想还是不行，那样不仅自己与院长的关系会恶化，还会得罪许多同事。院长平素待她不错，信任她，器重她。当年她进医院时还是院长亲自拍的板，院长领着她去领的白大褂，把她安排在了人人争着去的理疗科……
       可是，作为医生，她怎么可以面对医疗腐败保持沉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遭受戕害而不管？这不符合她的原则啊。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她将一封检举信交给虹口区纪委。他们说她反映的问题很严重，表示会查处，结果却把信转给区卫生局的领导，区卫生局的领导又转给广中地段医院的院长。从此，院长和一些同事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倔强的陈晓兰又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那瓶过期失效的阿斯匹林一起交给上海市卫生局的纠风办。她对纠风办主任说，医生吃的是蛋炒饭，病人喝的是稀粥。可是当今的一些医生却将匙子伸到病人的碗里捞米粒。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宰病人，而是私欲的膨胀。
       “你讲得太可怕了，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至于吧？”主任说。
       “那么请你到下面去看看。”陈晓兰说。
       结果，还是没有查处。她失望极了，痛苦极了。她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医生，不想升官，不想发财，也不想轰轰烈烈。她本来性格内向，从不抛头露面。从小到大，如果家里来了父母的客人，她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直到客人走了才出来。客人一天不走，她就闷在里边一天不出来。她爱幽静，一杯茶一本书。读累了，拉一会儿小提琴。她想洁身自好，不再操心医院里的事。不过，每次给病人开完药，她都会叮嘱他们取完药后给她看看，以保证病人不服用过期失效的药，不被医院宰。她再也不把自己的病人介绍给其他医生，怕他们被自己的同事宰。
       “光量子”的造假者可谓胆识非凡，居然“发明”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陆应石教授”，而且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渴望平静的陈晓兰还能沉默吗？
       可是，现在，偏偏又冒出了“光量子”，她哪里沉默得下去！如果她保持沉默了，她还是那个对病人满腔热忱的陈晓兰吗？她对得起那些培养她的老师吗？
       陈晓兰不断地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院领导恼羞成怒地斥责：“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
       陈晓兰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光量子”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下班回家后，她跟父母讲了。学化学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会变成酸性溶液。说着，妈妈给她写出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充入药液是不可能的。
       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给药液充氧？不对！氧气中不仅存有颗粒和有机微颗，还存有细菌，其中的一些细菌紫外线是无法杀除的，如枯草菌和芽孢，它们会污染血液。另外，那些无法溶解吸收的微粒会形成各种异物栓子随血流动，对器官和脏器形成威胁。用紫外光照射药液？也不对，紫外线能使葡萄糖分子的空间结构破坏，产生氧化反应。丹参、黄芪、鱼腥草、头孢拉定等药物本身就要求“避光保存”，怎么能光照呢？药品经过这一系列理化作用后，原有的药理活性会发生变化，除被激活或者灭活之外，还会有其他物质的生成。世界上没有医生会让病人把药品放进微波炉转一转，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再服用。可是，“光量子”就是要把药液用紫外光照射，然后再注入病人血液的。
       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流行给孕妇用“反应停”。一年后，许多欧洲妇女生下了海豹胎：婴儿像海豹一样没有胳膊和腿。后来发现这是“反应停”引起的，这时欧洲已经出生了10000多个海豹胎，而且大部分存活，给这些残疾人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苦恼。
       想到这里，她不由打个寒噤，感到有点儿心惊胆战了。每天那么多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万一出现问题，那将危及多少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行，必须把这事弄清楚。
       周六值班，她买了两瓶盐水和丹参，从注射室借来一套“光量子”。她先将丹参注入盐水，然后给药液充氧，经“光量子”的紫外光照射后，输入一个代表人体的干净的密封药瓶里。下班时，试验做完了，凭肉眼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她把“光量子”还了回去，匆忙赶去上课了。那时，她正在读医科大专自考，每周六晚上都去上课。
       周一早晨上班，陈晓兰目瞪口呆地望着那瓶经过“光量子”处理过的药液，它不仅变得浑浊了，而且里边还悬浮着絮状物。如果把这种药液输入人体，那将会成为栓塞，还会造成免疫系统机制紊乱，产生各种各样的免疫疾病。“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害命！
       她想，这回院长该让“光量子”停下来了吧？结果，院长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恼羞成怒地说，“光量子”是专家发现的，你算什么东西！
       “我不算什么东西。我是医生。医生要为生命和健康负责！”陈晓兰气愤地说。
       院长的态度像把钝刃戳在陈晓兰的心上。下班后，她把那瓶药水拿回了家。爸爸看后，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让它怎么出来？”妈妈取出试纸，测试一下絮状物的PH值，果然呈弱酸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同一种基因：疾恶如仇。
       “光量子”说明书说，这种“治疗理论”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一位医学教授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已经给上医的一位同学打电话了，她说上医没有叫‘陆应石’的教授。”一天，妈妈对陈晓兰说。
       “妈妈，您的同学都年近古稀了，可能对本校的年轻人不熟悉。”她不相信地说。
       妈妈又打电话问一位同学的弟弟，他也说上医没有这么个人。这怎么可能呢？陈晓兰亲自跑到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去查询。工作人员把“陆应石”三个字输入电脑，结果出来了：上海医科大学根本就没有叫陆应石的教工。
       造假者可谓胆识非凡，居然“发明”了一个“陆应石教授”，而且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可能他们认为在上海就不会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医生。这到底是对上海医生尊严和责任心的蔑视，还是对上海医生现状的一种把握？
       治疗理论发明人是假的，那么“光量子”会是真的吗？如果是假的，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仅广中地段医院，一年就有4万多人次接受“光量子”治疗；那么全上海呢，起码有百万人次；那么全国呢，将是数千万人次！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将是震惊人寰的灾难！
       陈晓兰再次跟院长汇报。院长还是置之不理。她跟同事们说，也没几人理睬，甚至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似乎她在那儿说谎，在嫉妒别人拿回扣。可是，用药怎么能当儿戏？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光量子”倘若出现后遗症，将危及多少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光量子”在广中地段医院已成为主打疗法，不论大病、小病，医生都要病人接受“光量子”治疗；“光量子”成为一种医疗的高消费，治疗费加药费平均150元/人次。
       “光量子”是一座金矿，它使得医院的收入直线上升，渐渐占到整个医院收益的65％—70％，医生的奖金如遇牛市，一个劲儿地往上蹿，连小护士的奖金都飙升为每月1200元了。这么好的东西，院长怎么会放弃，医生怎么会放弃？哪怕它是假的，可是用它赚来的钱却是地地道道的真金白银。这些钱能使医院富足，让院长、医生和护士的腰包变得鼓鼓的。病人有不良反应又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下，做任何事都需要成本，“光量子”治疗的成本是病人付出的，医院只管弯腰捡钱就是了。出了事故怕什么？既不会有人丢官，也不会有人坐牢。
       最可怕的就是法官失去了良心，医生丧失了医德。金钱可以是一笔财富，也可以成为万恶之源。它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地位，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智力和是非观念。院长连“ZWG”是紫外光都拒绝承认，怎么会承认“光量子”对病人有害？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病人有伤害，院长大人又有何责任？出了问题，倒霉的是病人，医院顶多被罚点儿钱。
       作为一个医生，必须维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陈晓兰不放弃，不断地宣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量子”是个骗局。这样必然要遭人骂，可是不这样，她要骂自己一辈子。人际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她与同事间的和谐融洽不见了，许多人对她恨之入骨。年底，医院给她的评语不再是以往的优了，而是寒气逼人：“不服从组织的统一决定，反对把光量子说成激光。”陈晓兰面临着下岗的威胁，她陷入了沉思。
       那还是在1981年，她爬出了痛苦婚姻的僵壳。当初结婚时，父母反对；离婚时，父母还是反对。在老人的眼里，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她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可是，那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宁肯死，也不愿跟他过了。离婚后，她没有搬回娘家，领着3岁的女儿搬进老式弄堂的一间旧房子。那居室位于二楼，只有11.4平方米，没有煤气和卫生间，厨房在一楼，6平方米，4户人家共用。她自己动手，在居室搭一层阁楼，上面当卧室，下面做书房，在苦难中营造出一缕温馨。
       下班了，她匆匆离开自己所在的厂医务室，跑去接上小学的女儿。路上买点儿吃的，让女儿填饱肚子。然后，她领着女儿赶到另一学校。她安顿好女儿，在教室坐下，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课本，跟一群没有学历的医务人员一起听老师讲课。厂里的领导本来不同意她报名参加医科的中专自考。他们认为，陈医生的医术已经很厉害了，外科、内科、妇科都能治，还读什么自考？干吗要拖家带口地跑去混那张轻飘飘的文凭？可是，对陈晓兰来说，她为的不是那张文凭，而是渴望学习，渴望提高自己的医术。最后，领导被她感动了，在她的报名申请表上盖了章。
       下课了，女儿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食物，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女儿那么小的年纪，上一天的学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陪妈妈读书，想到这儿，陈晓兰心酸酸的。她心疼地背起女儿，左肩挎着女儿的书包，右肩背着自己的书包，迎着一盏盏昏黄的街灯向家的方向走去。为省几角钱，陈晓兰要饿着肚子背着女儿走五六站路。没办法啊，每月只有42元的薪水，她要买油盐酱醋，要支付水电煤气的开支，要供女儿读书，自己还要学习。到家了，总算到家了，她疲惫地把女儿放到床上，给女儿脱去衣服。她真想爬上床，舒展开僵硬的四肢，可是不行，还要生火烧饭，慰藉辘辘饥肠。
       经济拮据，她常常为买不起一本医学书而苦恼。在中专毕业前，她交不出那笔不菲的实习费，只好狠心卖掉奶奶的遗物：一套金首饰。她身体本来不好，加上营养不良，走路就像踩在海绵上似的飘飘悠悠的。在实习中，她昏倒在手术室里。她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工厂还没挺到她中专毕业就倒闭了，36岁的她下岗了。倒闭的原因除经营不善之外，还有医疗的负担过重。在改革初期，许多机构千方百计地将改革的成本划给别人，自己坐享其成果。那时，医院已有了医疗腐败的萌芽，出现了“以物代药”：药品用饭盒、暖瓶来包装，诱使不自觉的职工跑到医院大开猛开药物，然后把药倒掉，将精美的包装盒拿回家。医院的这种做法无疑使不景气的企业雪上加霜。陈晓兰对此非常痛恨，在职工报销医药费时，卡得很紧，不该做的检查坚决不让做，不该报销的绝对不签字。
       尽管如此，医药费还是像管涌洪水从工厂流向医院，每年的医疗费数额大得惊人。企业倒闭了，好占小便宜的职工傻了，后悔去吧。
       一个冬日的傍晚，陈家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这天是陈晓兰父亲70大寿，天南地北的亲戚纷纷赶来祝寿。夜巷深处，一叶剪影独自徘徊。夜寒袭来，剪影若冬日的柳枝瑟瑟缩缩，那是陈晓兰。两年来，她疲于奔命地四处寻找工作，耗尽了自信和勇气。医院是全民的事业单位，而她是集体的编制，进不了全民。难道只有一条路：放弃做医生吗？她不甘心啊，这份职业已融入她的生命，她就是为当医生而活着，怎么可能放弃？夜深人静，席散客去，她踽踽踏入家门，含泪祝福父亲。凌晨，她房间里的灯还亮着，她饱蘸泪水给虹口区委书记写信。
       那封信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被破格调入上海市虹口区同心地段医院，被安置在理疗科当医生。那是医院最好的科室，工作环境舒适，不值夜班，还拥有内科、外科、儿科等科室的处方权。6年后，她随同同心地段医院合并到广中地段医院……
       陈晓兰啊，你已经46岁了，倘若为“光量子”下岗了，你该怎么办？你为何就不能变通一下，别那么较真，同事们给病人开“光量子”，你不会也开吗？别跟钱过不去，一针赚9元(后来回扣调至9元)，一个月下来轻轻松松入账三四千元，何必下班回家守灯熬油地一边读书一边拆纱，搞得满屋灰土飞扬，让妈妈家的保姆都不高兴。你要想洁身自好，也可以呀，只要对医疗腐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作哑，就可以求得生活的安稳平静。下班后，你可以继续给人家缝纽扣、拆纱、写稿子，赚干净钱。你跟“光量子”过不去，就等于跟院长过不去；跟院长过不去，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你的饭碗掌握在院长的手里啊。
       “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可它依然在各医院火爆。为获得“举报资格”，陈晓兰3天接受了4次“光量子治疗”，随时准备牺牲生命
       “光量子”的不良后果出现了，一些接受过10次“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出现了重度感染，用一般的抗菌素无效，只有用“新型”的三线抗菌素。一位叫施洪兴的病人因咽痛咳嗽而接受“光量子”加先锋6号治疗，第一天不仅出现了输液反应，而且牙龈和鼻腔出血。由于医院不予退款，他选择了继续接受“光量子”治疗，10来分钟后，再次出现牙龈和鼻腔流血。连续治疗两天，病人出现了血尿和昏迷。被送进海军411医院抢救，人救过来了，病情转为慢性尿毒症。他能够活下来还算幸运，在陈晓兰调查的23位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
       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是为病人而活着的，看到病人受戕害怎么能不管？
       陈晓兰将“光量子”事件举报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材料递上去了，烦恼和麻烦接踵而至。院方先是通知她理疗科取消，接着雇人把理疗科的门撬开，将所有的理疗器械和陈晓兰的私人物品搬走。然后，院方让她去某二甲医院进修。她在院方的眼里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害群之马。她把学习上的那股刻苦劲头用在调查医疗腐败上了，她溜进电脑室，破译了医院药品的虚高真相；她在医院除了工作就是搜集证据。有她在医院，什么猫腻能遮掩住？没有猫腻，哪有暴利？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离开医院。
       “请你告诉我，让我去进修什么？是让他们跟我进修，还是我跟他们进修？如果是让我跟他们进修，你最好去打听一下，他们的业务水平是否比我高？”陈晓兰理直气壮地对领导说道。
       院方黔驴技穷了，给陈晓兰找个进修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最后，院方决定让她回家“全脱产自学”。让医生离开临床，这是惩罚。她哭着回到家，把医院的决定跟父母说了。爸爸没说话，去书店买回一本《孙子兵法》。爸爸说，你的唯一目的不就是让“光量子”停下来，不再坑害病人吗？那么，你可以同意在家脱产自学，利用这段时间去跟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最后她听从了爸爸的劝说。
       对于老病人来说，陈晓兰的理疗科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园，在那里不仅可以疗治肌体的病痛，还可以得到心灵慰藉。理疗科突然变成一间空空荡荡的屋子，亲人般的陈医生也不见了，病人们愤怒了。他们不能没有理疗科，更不能没有陈医生！几十位病人坐在医院里不走，他们坚持：“陈医生不在，我们就不看病。”
       医院会在意他们看不看病吗？他们大多数是中老年病人，是边缘化的消费者，他们不吃医院里虚高的药品，也不做“光量子”治疗。可是，几十号病人呆在医院不走，他们不像候诊室的凳子一声不吱，他们有头脑，有嘴巴，要说话，要讲述陈医生多么多么的好，要宣传“光量子”是如何的骗人，这会影响医院收入的。医院里有人提议拨打110，让警察把他们带走。一位在某检察院当检察长的病人说：“你们拨吧，不过请你们告诉110，最少要来3辆警车，少了坐不下。”医院束手无策了。
       陈晓兰听说后赶过去，劝他们回去。病人一见到她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拥而上，这个拉着她的手，那个抚着她的背，满眼的亲情与泪花。病人非常信赖她，对她的话就像医嘱一样听从。临别，她对病人依依不舍，一一叮嘱，如何继续治疗，服什么药，多食哪些食物，要注意什么，还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告诉了他们，让他们有事就给她打电话。离开了病人，她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泪水潸然而下。此时，她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祝他们健康。
       经调查，“光量子”的真实情况浮出水面，它是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实业有限公司盗用河南的“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生产许可证号非法生产的，配套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也是非法生产的。1998年6月，河南省药监局在来函中明确指出：“在(使用‘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治疗的过程中，不得擅自加入任何药物输入人体”，“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若有加入药物输入人体的内容，可按伪劣产品予以查处”。这年6月，上海医药管理局责令广中地段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并罚款1万余元。这家医院使用“光量子”长达23个月，已赚得数百万元真金白银。得失相比，九牛一毛。这哪里称得上罚款，只不过是跟用假者讨点儿小费而已！
       医疗腐败是一张庞大的密实的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卫生局到医院，从院长到医生护士，从厂商到销售、到设备科主任，有多少人像贪婪的蜘蛛蜷伏在网上？陈晓兰这样做，无异于划破了网，阻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会不对她恨之入骨？于是，院方一边通知陈晓兰中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组织3名职工和1名家属充当打手，想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幸亏4人中有一位有正义感的人怕陈晓兰吃亏，悄悄地告诉了她。怀疑陈晓兰精神有问题的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区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后来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查。
       在他们的眼里，陈晓兰确实有病，她百读不厌的书竟是《医学伦理学》，不仅仅是看，而且按照书上说的去做；她掉进窨井后，医院的赔偿她不要，反而写检举信。时代变了，过去私心过重被唾弃；如今没有私心或私心太少反被认为是不正常。这到底是陈晓兰不正常，还是社会的不正常呢？
       科学可以为权力服务，可是不会随权力的意识而改变。那位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说，陈晓兰的精神没有问题，她看问题是立体的、全面的、客观的。陈晓兰“有精神病”之说破灭了。
       与此同时，“光量子”在其他医院仍然火爆，它像外来的有害生物一样快速蔓延，在金钱的支撑下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广中地段医院的要好同事也开始抱怨陈晓兰了：“你呀，胳膊肘尽往外拐，现在我们医院的‘光量子’停下来了，其他医院还都在用。过去，我们医院每天收入两万多元，‘光量子’一停，连6000元都不到了。”
       陈晓兰不相信，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虹口区各个医院。她越跑腿越软，越跑头皮越麻，“光量子”果真在其他医院盛行。难道这“光量子”像《晏子春秋》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广中地段医院是假劣器械，是非法的、害人的，在其他医院就会变为合法的、有医疗价值的吗？否则，为何只查禁广中地段医院一家？陈晓兰再次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反映。她得到的答复是：人家那些医院没人举报，所以我们就不能查处。
       “那么我来举报好了。”她说。
       “你不是那些医院的职工，举报无效。”官员说。
       “那么，除了医院的职工之外，谁举报有效？”她不甘地追问道。
       “患者，病人是受害者。”
       只有先当受害者，才有资格当举报者。陈晓兰只有冒险接受“光量子”的戕害。“受害”前，她找上海市药品检测所的工程师咨询，如何避免“光量子”的伤害，发生意外怎么处理。工程师们纷纷劝她不要去做这个受害者，等大家想办法来解决“光量子”的事情。可是，“光量子”每天都要戕害成百上千的病人，怎么等得了呢？
       1999年1月31日晚上，陈晓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明天，她要去医院接受“光量子”的“治疗”，让那经紫外光照后会产生絮状物的药液输入自己的静脉，随着血液流入心肺肝肾。这有可能导致她隐性感染和栓塞、溶血、败血症，甚至诱发红斑狼疮……妈妈就是红斑狼疮患者，在陈晓兰体内可能潜藏着红斑狼疮基因。她也许像那位姓施的病人由此而患上尿毒症，也许会因此而不幸地死去。父母年迈体弱，女儿正值豆蔻，他们都离不开她。她犹如面对千仞悬崖，拍天海啸，转过身便可重拾安乐。可是，她不能转过去，转过去就会看见一批批的病人前仆后继地去遭受“光量子”迫害。医生，难道你的责任只是手持听诊器为病人断病祛疾吗？天降你大任是救死扶伤，你要像战士一样去保护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论对手是病毒、细菌，还是“白衣魔鬼”。
       从2月1日起，陈晓兰在朋友的陪伴下，在3天内接受4次“光量子治疗”，取得了有力的证据。她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没有立案；到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也没有立案。她走出那些机构的大门，心里弥漫着悲哀和凄苦，难道在这么大个上海就没有机构让病人免遭“光量子”的戕害？最后，她只好去北京，向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终于作出了在全市医院禁止使用“光量子”的决定。在上海为害长达3年之久的“光量子”终于寿终正寝。据上海市医疗保险局的一位负责人讲，上海市有1000台“光量子”，以平均每台每天治疗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10天是400万，一年就是1.46亿元！
       上海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出现了陈晓兰。几乎全国各地都把“光量子”列入医保项目，6年后，卫生部才下文取缔“光量子”。6年，它骗去全国百姓多少钱，有多少人被它害得家破人亡？
       2000年6月22日，陈晓兰经过长达近2年的艰难上访之后，总算迎来了一道曙光：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7个厅局就她在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2万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地段医院补发她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一位官员对陈晓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晓兰说道。官员尴尬了，可是官员就是官员，不论什么样的尴尬都走得出来。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她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啊。
       陈晓兰的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怎么不珍惜机会，怎么不珍惜工作？不珍惜她那个医生职业，会顶着如磐的压力，历经艰难困苦去举报“光量子”吗？她使多少病人免遭戕害，为社会和百姓减少了多少经济损失？可是，有多少人这么想呢？连这位政府官员都不一定想到这一点。不过，她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告诫自己：反腐，那是党组织的事；打假，是政府的职责，自己别再管了。
       鼻激光治疗仪被取缔了，输液的“光纤针”又冒了出来。“李鬼”一个接一个，到新医院工作不久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
       2001年2月1日，陈晓兰身着白大褂坐在彭浦地段医院的理疗科里，对病人说：“给你查一下血好吗？”听说她又当医生了，老病人纷纷赶来就医。新医院的院长待她不错，给她配备了一位护士。
       “那么你明天早晨来抽血。抽血前要12小时空腹，对，对，连水都不要喝。”见病人点头同意后，她叮嘱道。病人满意地拿着化验单走了。
       “给你拍一张X光片好吗？”每当病人需要器械检查时，她就跟病人商量。当年学医时，老师教导她，看病是要花钱的，你不问病人，怎么知道他在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呢？病人惊异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医生？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医院病人却是仆人。病人在医院是没有话语权的，医生要他做10项化验，他不能做8项。尤其是在这“以疗养医”的年代，医院赚的就是检查化验拍片的钱，往往药还没配，病人几百元的血汗钱已经扔了出去。
       “你哪儿不舒服呢？我给你检查一下。”她和颜悦色地对一位病人说。西医诊病要视、触、叩、听，中医要望、闻、问、切。她采取中西医结合，对病人看得认真，触得仔细，听得专注，叩得用心。绝不会像有些医生那样，没问两句就开了一沓检验单，把本该医生做的检查统统交给仪器去做。
       “吃梅干菜烧肉就可以降血脂。梅干菜要切得很短，肉要炖三个多小时。连续吃两周……”她对一位病人说。
       “陈医生，你还是给我开点儿药吧。”病人说。
       “你需要用药，我会给你开的；不需要，我就不能开。医生不能乱开药，病人也不能乱吃药。”她对用药很谨慎，能食疗的不开药，哪种药没有副作用呢？
       “你家里有什么药？”她对另一位病人说。在给病人开药之前，她总要问这么一句。如果她要开的药病人家里有，她就叮嘱病人每天服几次，每次服多少，什么时候服。
       “陈医生，我家有一大堆药，究竟是什么药，我也说不清了。”病人比划着说。
       “家远不远？不远？那么，你回去取来让我看看好吗？”
       病人把药拿来了，她一一鉴定，这种是什么药，那种又是什么药，哪种药过期了，千万不要再服了。
       “陈医生，我就这么些钱，你按钱给我看病好了。”一位中年人对她说。他可能被医生宰怕了，进了医院心里就没了底，见到医生就像遭遇打劫似的，先主动把自己包里的钱“洗”了出来。
       “该用的药要用，不该用的再便宜我也不会给你开。”陈晓兰感到脸像被人打了似的，心里十分难过。医生怎么会把病人搞成这个样子？她给病人看了病，开了药。
       “陈医生，谢谢您，谢谢！”不一会儿，那位病人又回来了，给她深深鞠一躬。他做梦也没想到，没花几个钱就看了病。
       “别谢了，陈医生不光对你，对所有病人都这样。”旁边常来看病的老病人说。
       有一天，一位老患者给陈晓兰领来一位年过古稀的病人，她得了一种怪病，儿女领着她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看了好多名医，都说她没有病。可是，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有病，是心脏病，而且越来越重。儿女认为她是没事找事，折腾家人，也就不再理睬她。我明明有病，我痛苦啊，医生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怎么儿女也不理解呢？老人孑然独坐街头，默默流泪。
       陈晓兰一边给其他病人看病，一边听她跟别人闲聊。她原来是自己过，后来儿子把她接过来。她不愿意住在儿子家，又不好意思说。儿子、媳妇上班后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连个唠嗑的人也没有。陈晓兰明白了，她是心理的问题。
       “您心里很难受是吗？”陈晓兰给她听听心脏，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改变不大，只是心跳略快。
       “是啊，我心口难受死了。”病人说。
       “哦，你心口难受是真的。你的心脏是有点儿问题。比方说，心脏是一扇门，你的门不是关不上，也不是卡紧了，而是没关好，或者说关轻了，没关严。不过，你的门没有坏，门框也没有坏，只要用一点儿药就好了。”陈晓兰和风细雨地对老人说。
       “专家都讲我没病。”老人悻然地说。
       “专家讲你没病，是说你的心脏没坏掉，它既没缺少一块，也没多出来一块。”
       “对，你说得对，我的心脏不会缺少一块的。”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晓兰给她开了一盒逍遥丸。
       “陈医生，你开的药太好了，我的心脏好多了。”两天后，老人来了，感激不尽地说。
       “陈医生，我的病好了。”几天后，老人又来了，红光满面地说。
       在病人的眼里，陈晓兰这个医生很神奇，不管什么病她都能看好。陈晓兰说，我不是神奇，只不过注重跟病人沟通罢了。在沟通中，你就会找出他的病究竟在哪里。他认为自己有病，你否定他有病，他认为你没检查出来。这样，他心理压力更大了，新的病又出来了。有些病是不需要治疗的，只要心理疏导一下，用点儿安慰剂就行了。
       第一个月，陈晓兰的门诊量只有380人次，连自己的工资都没挣出来，她感到非常难为情。可是，情况很快发生转变，她的门诊量直线上升，没几个月就突破6000人次。
       8个月后，陈晓兰自己却有了心病。她发现医院新引进的鼻激光治疗仪是一种类似“光量子”的器械，病人治疗一次也收40元。骗人的医疗器械又出笼了，她心里矛盾重重，管还是不管？管的话，还会陷入矛盾漩涡，遭受打击和迫害。唉，别管了，自己已年近半百，学历不过大专在读，职称还是初级，二者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下岗后能重返医疗岗位已属不易。可是，每当她的目光和病人眼中流露出的依赖相遇时，她就感到不安，心灵就遭受一次鞭挞……
       不久，医院出台了新规定，要求医生多开诊疗费和检查费，限制药费，“鼻激光”在医院越来越火了。病人有限的救命钱被这种伪劣器械吞噬掉了，疾病却没得到治疗。陈晓兰感到块垒在心，觉睡不好，饭吃不下，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不再去管伪劣器械。她写了一份举报材料，请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带上去参加市人代会，转交给常务副市长。
       鼻激光治疗仪被取缔了，输液的“光纤针”又冒了出来。鼻激光是骗钱的，“光纤针”却是图财害命的。陈晓兰就像炒股被套上似的，欲罢不能，只好继续举报……
       2002年12月31日，院方突然通知陈晓兰：她已按“工人编制”退休了。
       “你们错了，我是干部编制，不是工人编制。”在办公室里，她莫名其妙地望着对方。
       院方说，广中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彭浦医院是全民所有制的，你在这里只能享受工人待遇。她就这样离开了医院，“退休”了。
       “我是工人编制，农民待遇。”她自嘲地说。“四金”被“强制封存”，她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彭浦医院说，在她调动时，两个医院有协议，她在岗时，工资由彭浦医院发；退休后，回广中医院办理手续。有人愤愤说，他们哪里是给陈晓兰安排工作，而是布下了一个圈套。也有人说，陈晓兰是一个小人物，她没有“安分守己”，得罪了掌有生死予夺大权的群体，所以不钻进这个圈套也得钻进那个圈套。
        “我不陪妈妈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
       陈晓兰怎么也没想到，医疗腐败不仅两次夺去她的工作，而且先后夺走了她的亲人。
       那还是陈晓兰从广中地段医院下岗在家、忙于整理“光量子”材料的时候。一天，“晓兰，晓兰！”梦呓般细微的呼唤声，像一片片树叶被风吹送进窗棂，陈晓兰闻声放下笔，趴在二楼的窗口向外一看，啊，是妈妈。妈妈怎么了？腰弓成90度，苍白的脸艰难地仰着，一副痛苦的表情。
       “噔噔噔”，她慌忙跑下楼。看来妈妈虚弱得已爬不上20来级台阶了，要不绝对不会在楼下喊她。她把妈妈背上楼，安放在床上。妈妈长长喘口气，绵软无力地告诉她，自己又去医院了，医生给她做了胃肠道钡餐造影透视。第一杯硫酸钡服下去后，医生说边缘模糊，看不清楚，又让妈妈服了一杯，最后确诊了：幽门梗塞。
       “妈妈，开什么玩笑，那是不可能的。”她不相信地对妈妈说。怎么可能呢，懂点儿医学的人都知道，幽门梗塞是外科急诊病人，医生怎么会让妈妈回家呢？
       妈妈无力跟晓兰争辩，接着说，给她看病的医生说，让她下周一去做肝功能检查，如果肝功能正常的话，就可以给她开单做胃镜了。妈妈多么渴望做胃镜，渴望把自己的病查清楚。她胃不舒服已经半年了，一次次去医院看病，那些医生连检查都不肯做，给开点儿多酶片就把她打发了。可是，那药妈妈服后毫无效果，只好再去看医生。一次，妈妈问医生，能不能换一种药，比如吗丁啉？医生却冷冷地说那种药太贵了，不属于你们公费吃的。妈妈请求做胃镜，医生又冷冷地说没必要。妈妈是享受公费医疗的，似乎公费医疗的待遇就该如此。她多次要陪妈妈去看病，可是妈妈却让她先把“光量子”的事了结，那是关系千万人生命和健康的大事。妈妈过去是中学教师，她教过的学生在那所医院工作，可是她不找他们，她不愿意也不习惯于走后门，不习惯给别人添麻烦。
       尽管她不相信妈妈会是幽门梗塞，但她知道妈妈是不会说谎的。她给在那所医院工作的同学打电话，请同学帮忙了解一下妈妈的病情。很快那位同学就回话了：“没错，是幽门梗塞。”
       “是完全梗塞还是不完全梗塞？”她焦切地问。
       “上面没写。”同学说。
       太过分了！陈晓兰火冒三丈地赶到医院，质问那位给妈妈看病的戴眼镜的医生：“这个病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给她触诊没有？你听见振水音没有？那么，你现在告诉我：她的幽门已经梗阻，那么喝进去的那两杯500毫升的硫酸钡怎么出来？你让她4天之后再来做肝功，查胃镜，你这不是糟践人吗？”
       “这样吧，你把她先弄过来。”那位医生说。
       “我还能相信你吗？就凭你对病人的这种态度，还把人弄过来！”她更加愤怒了。
       她转身去找院长，要求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和胃镜室主任会诊。院长同意了。
       “晓兰，这是你妈妈吗？你为什么不陪她来呢？”跟她熟稔的内科主任说。
       “我不陪她来，她就该遭受这样的治疗吗？如果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不认识你们，就应该回家等死吗？你们这是医院还是火葬场？”她忍不住恸哭起来。医生啊，你应该全力以赴去拯救每一位病人，怎么能将病人分出远近亲疏、贵贱贫富？怎么能够有关系就好好治疗，没关系就见死不救？中国几千年的医德医风，难道就这么丧失殆尽？
       “不是，不是。晓兰，别急，别着急……”内科主任安慰道。
       那是她的母亲，她能不急吗？如果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患者的家属哪里会这么心急如焚？
       最后，妈妈被确诊为胃癌，是硬介细胞癌，那是癌中最猖獗的疾病，而且是中晚期。妈妈被误诊了，被延误了。在那一刻，陈晓兰感到天塌地陷，头痛欲裂，恶心欲呕，站不起来。她一测血压，高达200。她让女儿给她倒水喝。她不断地大量饮水，喝到一遍遍地去解手，这样血压就降下来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去给妈妈买药。
       在妈妈手术后，陈晓兰在病房护理妈妈28天。在那28天里，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儿，白天精心护理妈妈，陪妈妈聊天；晚上，她在水泥地上铺上泡沫，睡在妈妈的床边。妈妈虽然饱受疾病的折磨，却享受着跟女儿朝夕相守的幸福。在妈妈动手术的那一天，还有4位病人做了手术，这4人数妈妈的年纪最大，体质最差，病情最重。医生、护士都认为那4位病情较轻的病人都能够活下来，而妈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
       没想到，那4位病人很快就相继去世了，妈妈却活着。这与陈晓兰科学的、精心的照料有关。
       在医院，妈妈目睹了许多绝对不该发生的事情，受到很大的刺激：一位病人急需抢救时，医护将呼吸机推过来，插头却与插座不匹配，急忙换了一台，还不行。一连换了4台，最后总算插上了，呼吸机却不工作，医务人员围着呼吸机团团转。妈妈让陈晓兰去帮忙，她过去一看，呼吸机开关没打开。她伸手将开关打开，呼吸机终于工作了，可是病人早已死了。
       在抢救另一病人时，医生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很不到位，角度和力度都远远不够，陈晓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哪是诚心抢救病人，只不过给活人看一看，让家属感到医生已经尽力罢了。妈妈让她过去帮忙，可她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确切地说，她不过是一个下岗失业的医生，病人的主治医师怎么会允许她去抢救呢？她只有转过脸去不看。
       那位病人死了。那是必然的。在中国，有多少生命在医生的手边流逝？医疗腐败哪里只是医生多开药，多拿回扣，而关键在于无视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啊！
       妈妈数日沉默无语，心绪低沉。一天，妈妈突然让陈晓兰在病榻前跪下。她莫名其妙地跪下了，两眼疑惑地望着妈妈，从小到大，不论她犯什么错误，妈妈都没有让她跪过。妈妈要她答应:当妈妈病危时，放弃抢救。
       陈晓兰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膝盖麻木了，腰酸背痛了，她的脸颊挂着泪珠，嘴角紧闭。她是女儿，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她是医生，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可是，她不是妈妈的主治医师，在医院这种医德医风下，能抢救过来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几成？她渐渐理解妈妈了，这是拒绝亵渎生命、践踏人格尊严啊！最后，她答应了妈妈。
       癌细胞在妈妈的肌体里扩散了、转移了。母女间生死离别的日子逼近了，陈晓兰经常趴在妈妈的枕头旁，享受那最后的融融母爱。妈妈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头发，似要把所有的母爱都释放出来。一天，妈妈突然语调轻微，却字字如钉地说：“晓兰啊，你是医生，患者不懂，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利。”
       她明白了，让妈妈最后放心不下的是医疗的腐败。她的心碎了，恨自己无能，不仅对不起病人，更对不起妈妈。
       妈妈走了。陈晓兰悲痛欲绝，不知道妈妈留给她的那么漫长的抗争医疗腐败的道路，她能否有能力和气力走下去。她后悔啊，后悔当初当了医生，如果不当医生也就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了，就不会为那些医疗界的同道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后悔自己对妈妈关心得不够，陪伴妈妈的时间太少。
       过去，妈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陈晓兰的诊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女儿给患者看病，她喜欢听病人夸奖女儿，赞美女儿。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和享受。可是，陈晓兰却不愿妈妈留在那儿，撵妈妈回去，她是怕同事怀疑她“以权谋私”，给妈妈做理疗。世界上，任何一对母女组合中，自私的是女儿，无私的是母亲。想到这，陈晓兰为自己当年的自私而感到愧疚。
       妈妈去世8个月后，爸爸也走了。陈晓兰听爸爸的左肺有明显的锣音，领着爸爸去医院看病。没想到医生居然连听都不听就给爸爸开心痛定。心痛定会使血压降下来，可是它会使心跳加快。爸爸已经心跳过速，再用心痛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不论她怎么说，那位医生就是不听。这哪里是医生，这是杀手，是病人说的“杀人不偿命的职业杀手”！她把医生开的药夺了过去，扔了。她跟医生吵了起来，最后吵到院长那里，心痛定才撤下来。这时，他们已给爸爸注射了半瓶心痛定，爸爸的心跳已高达170多次/分钟，经过一番抢救才把爸爸抢救过来。
       爸爸住进了监护室，14天后，医生还没查出病灶。在爸爸拍X光片时，她提出要把爸爸扶起来拍，医生拒绝了。她认为，他们拍出的X光片模糊，看不清楚。医生说，她的要求太高了。她一遍遍地问爸爸的主治医师：“请你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心衰(心脏衰竭)引起的呼衰(呼吸系统衰竭)，还是呼衰引起的心衰？”医生说不出来，她要求组织会诊。医生说，不能会诊。她提出转院，又被拒绝了。他们找不出病灶，不能对症下药，只好一天天地拖着。最后，陈晓兰忍无可忍地去找主任。
       最终医院同意请专家会诊，她从胸科医院请来两位专家。两位专家没有要求拍片，分别用听诊器听了很久，然后两人会意地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将手指指在爸爸左肺的位置：“感染的病灶就在这儿，后边的锣音都是传导性的！”一位专家把爸爸扶坐起来，用空掌轻轻地拍打爸爸的后背，让爸爸轻轻地咳嗽，突然专家重拍一下，爸爸的一口很浓的痰咳了出来，心跳好多了，呼吸也流畅了。爸爸的病确诊了，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呼衰，并发了心衰。
       父亲去世那天是周六，这时她还在彭浦地段医院上班。这天，她上午值班，在快下班时，来了一位要做理疗的病人，对她来说，病人不做完理疗，她是不会离开岗位的。当病人做完理疗，已是下午2时30分，她收拾一下，下班回家，想吃口饭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她刚进家门，就接到外甥女的电话，急忙跑到医院。她的同学、爸爸的主治医师对她说，他已经竭尽全力抢救了，很遗憾没抢救过来。为抢救爸爸，他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他认为，爸爸的气管进了食物，因此导致窒息而亡。她对那位同学千恩万谢。
       她无比悲痛地走进病房，昨天爸爸还在跟她聊天，今天却再也不能说话了，想到此，她泪如雨下。她打来一盆清水，想给爸爸洗洗脸，让他清清爽爽地上路。突然，她发现爸爸那满口的假牙戴得好好的。谁给爸爸戴的呢？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如果在爸爸死后不及时戴上，遗体僵硬时就戴不上了。弟弟说：“爸爸的假牙根本就没摘下来。”原来爸爸在吃蚕豆时噎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大了。弟弟慌忙喊医生。医生过来就抢救。陈晓兰感到眼前一黑，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在抢救时，先要取出病人的义齿。爸爸的假牙不摘下来，吸痰器的气管插管怎么能插进气管？难怪那位同学说吸上来的都是食物。他们肯定把插管插进了爸爸的食道，导致爸爸窒息而死。如果医生能够正确地抢救，能够认真负责的话，爸爸是不会死的；如果她那天正点下班，及时赶到医院，爸爸也不会死的。
       她喟然长叹，如果医疗制度改革不成功，医疗腐败现象不改变，那么不论有权人，还是有钱人，抑或有熟人，很可能一场小病进了医院都会一命呜呼，甚至留给生者一屁股的债！
       在中国买卖假币、假烟、假酒、假药都是犯罪，而制造和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却不是犯罪。一次次的较量，已把陈晓兰打造成战士，她说：“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许多海外的亲友劝她出国，别跟医疗腐败抗争了，甚至还帮她找好了工作，到妈妈一位同学的诊所里当医生。她执著地说，出国容易，海外有那么多亲戚，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中国不强大的话，你跑到天堂又怎么样，还不是受人欺辱？20世纪50年代，华侨在印尼受到了惨无人性的迫害，一位华侨不是只穿着一只鞋子跑回祖国的吗？
       中国要想强大，想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医疗腐败不解决怎么行？
       医疗腐败不是某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制度的问题。她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做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
       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对手太强大了，那不是某个医院、某些医生，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联盟，其中包括有钱的造假厂商、有名望的专家、有权力的官员，还有那些借用假器械捞钱的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她一个没权、没钱、没地位、没了工作的医生，一位跟女儿相依为命的弱女子，何以能与之抗争？
       通过一次次的上访，她总结出了上访的要点：上访要具备专家的头脑、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魄，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她而言，除了清醒的头脑之外，其他都不具备。
       有人说，这是陈晓兰一个人的战争；有人称她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在海外的弟弟很体贴姐姐，出钱给她请了一位保姆。那位从农村来的保姆在她家干了不长时间，知道了陈晓兰在做什么之后说，陈医生那是拿石头砸天……
       在一次上访中，一位官员很直率地问她，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我从来没有孤独过。”她坦率地回答。是啊，她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为全国老百姓做事，怎么会孤独？
       陈晓兰说：“我得到过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有医生、记者等，还有很多亲戚、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她要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举报“光量子”时，跟一位医药管理局的离休干部打听路怎么走，老人先是劝她不要管，那事很复杂。她坚持要去，老人就摇着头把医药管理局的地址写给了她。当她走出很远时，老人托人追上她，捎话说，让她去找某处长，这个人还比较正直。
       一次上访时，接待室门前排着长龙，很多人都是前一天就来排队。听说她是为老百姓反映医疗腐败问题的医生，人群中让出了一条路，大家纷纷把她让到前面。在北京，一位陌生的老板听说她的事后，不仅帮她找到一家便宜旅店，而且还叮嘱旅店老板，她是一个好医生，你要保护好她。
       中专和大专自考班的同学，还有同学的家人、朋友和病人都帮她搜集各医院的医疗腐败的证据。一位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专家对她说：“你咬咬牙再顶一下，我们大家支持你。看病的事儿，我们替你做，举报医疗的黑幕没人能取代你啊！”
       一位朋友帮她在网上建了一个主页：“一个有良心的医生：陈晓兰医生主页。”一进入这个主页，你就会发现她感动了多少人。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她是英雄，真正的医生，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有人坚决支持她，愿意为她提供帮助……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相信陈晓兰能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她是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在医疗腐败面前，她是没有任何退路的，要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样与阵地共存亡。妈妈的遗嘱，她不能辜负。
       “第一，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没人替病人说话了；第二，我不能输，我输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跟着输了，那些假的医疗器械、假的治疗就要在医院存在下去，全国的病人就要被其盘剥和戕害。”她把反医疗腐败的重点放在假冒器械上。
       那些造假的厂商对她恨之入骨，有人嚣张地说，要让陈晓兰闭口。有些官员对陈晓兰怕得要命，他们无法预料她能把他们的“天”砸出多大的窟窿。某区卫生局要求下属的各医院要像解放初期全民“防奸防特”那样严加防范陈晓兰，许多医院还向医生护士介绍陈晓兰的长相和身高。上海市卫生局一位领导在写给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信中说：“建议有关部门对原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陈晓兰医生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的行为予以训诫。”市药监局的某位官员对采访、报道过陈晓兰的记者说：“陈晓兰里通外国，她找外国记者反映……”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那些有医术没良知的医生，甚至于既没医术又没良知的医护人员，对她怨恨不已，称她是医疗界的“叛徒”，一时间各种势力黑云压城似的袭向陈晓兰。
       “我的原则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自己解决，不可能找外国记者的。”她说。可是，这声音太弱了，弱得远远不如妈妈当年站在楼下，腰弯成90度时的呼唤声。有谁能听得见呢？
       那些人会不会找什么借口对我进行迫害？她跑去找妈妈的同学、解放前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解放后曾担任过领导干部的王伯伯。王伯伯劝她，你要把所有证据存放到外滩的银行里去，或者放到我家。否则，他们把你抓起来，搜查你的家，把所有证据收走了，最后顶多给你赔礼道歉，赔偿你点儿钱。你要避开这场灾难……
       我又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躲起来？她心情灰暗地回到家，挥笔给主管医疗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市领导安排人直接跟她谈话。
       主管医疗的市长安排市长办公室主任、信访办主任接待了她。他们告诉她，市里始终在关注她的情况……
       尽管那些人不能把她怎么样，可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她怎么能够胜出？从反抗医疗腐败那天起，她的处境就极其被动。历经两年的检举揭发，“光量子”被禁止了，可是它的替代产品“鼻激光”和“光纤针”出现了；她把“鼻激光”举报停了，“静舒氧”、“伤骨愈膜”又出现了，假冒器械层出不穷……表面看，陈晓兰获胜了，实质上却败了，病人不受这个骗了，就受那个骗，病人的权益根本没法得到保护。在这么一种适合医疗腐败滋生的环境里，别说中国只有一个陈晓兰，就是有十个、百个陈晓兰也无济于事啊！
       在斗争中，她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假冒医疗器械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猖獗，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买卖假币、假烟、假酒、假药都是犯罪，而制造和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却不是犯罪。她决计进京，向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反映，呼吁为医疗器械立法。有人劝她不要外出，劝她要注意人身安全，以防那些人狗急跳墙，对她下毒手……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她刚爬到上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一位陌生男子敲着她的铺位，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让她下来。
       “下来干吗？”她以为对方找错了铺位，“你把你的票仔细看看呀，这是我的铺位啊。”
       他仍然坚持让她下来。他身材高大，可以平视上铺的她。接着又过来三四个男子，要取下她的旅行包，让她下来。
       她制止他们动她的东西，并要他们出示车票。他们说，某某在下面等她。
       “我也不找某某，我下车干什么？”她明白了，他们是怕她进京上访，想把她拦下。
       “就是她，就是她！”又有许多人跑了过来。周围的旅客也聚拢过来，有人让那些男子出示证件。他们拒不出示，只是让她下车。正值相持不下之际，她认识的官员某某跑过来。
       “陈医生啊，我们可找死了。好好，回去吧，回去吧。”某某说。
       “我又不找你，跟你回去干什么？我是医生，我要把所发现的有关医疗器械方面的腐败向国家药监局反映。”1999年4月，“光量子”在上海被禁用后，上海药监局没有向国家药监局反映，“光量子”在其他地方仍然泛滥。她给国家药监局写过信，发过传真，可是一直没有答复。
       “回去吧，上海能解决。”他说。
       “我在1997年就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到现在一没有立法，二没有对造假用假的机构进行制裁。我不能再相信你们了。”一次次的较量，已把她打造成战士。
       “走开，走开，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列车员走过来说。那些人很无奈地下车了，列车员悄悄地拉一下她的衣角。
       那些人不甘心地站在月台上威胁道:“陈晓兰，你到不了北京！”
       “我一定能够到北京，而且还能到国家药监局！”她回应道。
       列车驶离了上海，滑入了夜幕。蓦然，莫名的恐惧袭上她的心头，父母去世了，亲属大部分在海外，万一自己出了意外，谁来接替自己？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交给谁？还有，女儿托付给谁？近来，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问她:“你女儿好吗？”她很惊异，也很敏感，他们怎么知道她有个女儿？女儿过去很支持她，觉得她很伟大，为她而自豪。一次，女儿在公交车上读到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当读到她为了取证竟然“以身试针”时，女儿放声大哭起来。回到家，女儿搂着她哭着说：“妈妈，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层出不穷，你是抵挡不住的。妈妈，你不要再管了……”
       陈晓兰打电话给一直支持她的同学倪平：“如果我有不测，你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倪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陈晓兰就把证据存放在哪儿都一一交代清楚了。接着，她又给王伯伯打电话，如果她回不了上海，请王伯伯帮忙做几件事。这位可爱的老人多次为她的事去找市长，他曾经跟市长说：“我用党性担保，陈晓兰是没有私心的。”当老人听完陈晓兰的话后，坚定地说：“晓兰，放心吧，你做的事，我老头子一定会接着做下去的……”
       那夜，老人几乎整夜未眠，一会儿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劝她说：“晓兰，下车吧，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要听伯伯的话，伯伯不想让你发生任何意外……”他说，他有责任替她的父母保护好她，要她赶快下车，换一辆列车进京。陈晓兰被说服了，去找列车员索票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人知道了她就是那位同医疗腐败决一死战的医生。列车员劝她不要下车，乘警对她说，陈医生，你在我们列车上是绝对安全的。周围铺位的旅客爬起来了，要保护她的安全……
       列车驶入北京站，还没停稳，乘警就护送她下了车。当她走出车站时，身后的旅客还都没跟上来。
       第二天，倪平赶到北京，特意来保护陈晓兰。在第三天，当她们要去国家药监局时，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个男子。倪平乱了方寸，她们身带重要证据，万一被劫，那么就无法去药监局举报。最后，她们分开，几经周折，甩掉跟踪者，分别赶到国家药监局。那天是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接待了她们。
       医疗腐败如同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的头上砸来。如果说陈晓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的话，舅妈的死则是某些医生的“谋财害命”
       2005年9月21日晚，陈晓兰接到表哥张怡打来的电话后，赶到上海某三甲医院，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年过古稀的舅妈张印月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嘴里还插着一支塑料注射器，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本来枯瘦的身体却像充足气的皮球，鼓胀胀的……
        3天前，老人因感染性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老人出现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衰竭，经过一天的抢救，病情有所缓解，转入急诊住院部。
       陈晓兰当了30多年医生，从来没见过这种把注射器插入病人嘴里的抢救方法。医生解释说，呼吸机没牙垫，他们发现用注射器代替效果挺好，于是就在院内推广起来。看来他们颇具“创新”能力。呼吸机怎么会没有牙垫？陈晓兰提出要看看产品说明书，说明书是医疗器械使用的法定依据。他们却推说找不到了。
       突然，医生发现老人的血压还有，呼吸还在，心电监护器上那条波动的曲线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扯平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在“叭叭”的电击中，老人的身体上下跳动。家属看着老人被这般折腾，万箭穿心。忽然，医生停止了电击，原来老人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是心电监护器的导线被碰掉了。导线接上了，那道波动曲线复现了。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会有心跳停止，血压和呼吸依然还存在的现象吗？医生怎么退化到了只会看仪器，不会摸脉搏的地步？
       “这种抢救药在短时间内注入体内才有效，怎么能选择输液？你们把药放进500毫升溶液中，那得什么时候输完？”陈晓兰问道。
       “我放了10支药，肯定能达到疗效。”医生说。
       “这样就超剂量了，我舅妈还能醒过来吗？”
       “你们以前的医生不懂，我们现在……”
       “你懂什么？临床经验是积累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对肾衰的病人，你一天就给她输液6000毫升。3000毫升就足以把她的所有血管胀开！在病人尿少和无尿的情况下，输液要有所限制，用量应该是前天的出量再加400—500毫升，否则液体进去后，怎么出来？胀也把病人胀死了。你这是治病吗？你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药都给输进去，然后跟家属收钱。家属花钱的目的是抢救亲人，你各种药超剂量地都给她输进去，她不是死于这种药，就是死于那种药！”陈晓兰气愤地说。
       老人住3天医院，花了将近1万元，其中药费5591.46元，治疗费460.34元，化验费934元。在抢救中，医生给老人开了7支泰能亚胺培南(其中有3支不知去向)，每支218元。在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滞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须调整剂量。”陈晓兰认为，在舅妈住院抢救的3天，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花费只有34元。医生却认为:“对于她这种病人来说，这是个很一般的数字。”是啊，难怪病人不敢进医院。
       陈晓兰请医生检查舅妈的瞳孔。没想到，在这家现代医疗设备齐全的三甲医院居然找不到一只常用的诊疗用具：手电筒。陈晓兰只好从手袋中取出手电筒递过去。陈晓兰发现舅妈瞳孔已扩散，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淤血，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的一种假象。
       “扩散没有？”她问。
       “没看到边缘。”医生说。
       这是什么话呢？瞳孔扩散还是没扩散，病人死了还是没死，连这一点都判断不出来吗？陈晓兰要求撤掉呼吸机。医生说，只要病人心脏还跳就不能撤，要撤需要征得上海市医保局的同意。荒唐！陈晓兰拨通医保局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可能作出这种规定。
       “你在撒谎。医务人员是不能撒谎的！”陈晓兰气愤地说。
       “我记错了，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医生说。
       “你们哪位院长规定的？你讲吧，我可以打电话问。”
       “不不，是我们科主任规定的。”
       “你们科主任我认识。”陈晓兰说。
       医生不吱声了，只好同意撤下每小时收费8元的呼吸机。当医生拔掉插在张印月嘴里的注射器时，鲜血和血块从嘴里喷涌而出。这又是陈晓兰从来没见过的现象。医生解释说，这是病人牙齿出的血。可是，她满口的假牙，难道假牙也会出血？
       老人死了，在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在去世的前5天里，老人的尿量只有40毫升。可是在最后这3天里，医生给她输液1.9万毫升(约19公斤)。她是背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人世的。
       在药监局的药品法则里写着，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国际上的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是直接进入人体血液的药品，哪怕将0.05毫米直径以下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微粒也不会被排出，能造成静脉炎、肺动脉炎、肉芽肿、栓塞等，灭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在国外，大输液前需要病人和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只有3亿瓶。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中，一种新型包装的大输液产品，国内制药企业一下子从国外引进了37条生产线，此外还有10多条生产线正准备投产。”大输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5大制剂之一。
       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王克安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
       陈晓兰认为，大输液的泛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她开始收集有关大输液的证据，准备向国家卫生部反映。
       医疗腐败如同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的头上砸来。如果说陈晓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的话，舅妈的死则有点儿谋财害命的味道了。那么后边发生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沈阳的敲骨吸髓事件”等震惊人寰的事件则是医疗腐败的“深入发展”。
       医疗腐败日益猖獗了，如制止不住将会出现雪崩，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某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费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
       这一次已经是陈晓兰第34次进京了，药监局的门槛已被她踏平了，跟这里的人也都混熟了。
       “陈医生，您又来反映问题了？”在药监局的电梯里，官员们跟陈晓兰打招呼。有时，她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像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复印了。
       “来了。”她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
       “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话，她不知在药监局说过多少遍。
       “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药监局的官员对她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
       “不，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她可不是一般的中锋，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
       她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着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药监局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药监局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
       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她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她坐下。她在他的对面坐下，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她既不反驳，也不首肯。她讲累了，口干舌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
       郝和平这人很平易近人，不论陈晓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愠不恼。不过，她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那些手下的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上，再看一眼球门，立马就傻掉了，里边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晓兰却踢了下去，她是一位百折不挠、执著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去攻郝和平的球门。
       “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随便乱闯？”药监局有人不满了，指责她道。
       “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敲两下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
       在药监局，陈晓兰不仅找郝和平，还先后跟4位副局长反映了8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她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以便联系。这有何用？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
       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它还是主打治疗器械。陈晓兰专程去北京，要求药监局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你们不撤销它的注册证号，它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会继续使用！”陈晓兰说。
       可是，她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她又奈何？
       在一次药监局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端坐在会议圆桌的上首，身边围坐着郝和平和其他司的司长，陈晓兰坐在圆桌的下首。当副局长听完她所反映的“光量子”等医疗器械的情况后，当即给郝和平布置了五项任务。
       “以医疗器械司为主，以市场司为辅，根据陈医生提供的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由药监局和陈医生分头请，双方数量相等……”副局长说。
       “我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名临床医生。”陈晓兰说。
       “不，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副局长肯定地说。
       陈晓兰长长喘口气，这次没有白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郝和平一出门就把五项任务变成了两项，到了下边的处室两项变成了一项半，副局长的指示还没出药监局就流失了70％。
       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3天才通知她参加会议。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她连续3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院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
       论证会刚开始时，在专家们面前，陈晓兰不敢讲话。听北京的一位专家讲某种医疗器械如何好，她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
       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
       在讨论“光量子”时，某官员不准陈晓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晓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溶液中会有化学反应。某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糖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不加就不加了。”似乎他是他们的老板。
       陈晓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
       “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某官员说。
       “某官员，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的。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那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陈晓兰不快地说。气氛顿时紧张了。
       “陈医生，你打这个比方我听不懂。”某官员瞪着她说。气氛有点儿剑拔弩张了。
       “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她毫不让步地说。全场寂然，时光似乎凝固，不再流淌。那毕竟是高层的论证会，与会者见过的世面多了，沉寂很快就被划破。
       “你不是有乳腺癌吗？为什么不用‘光量子’来治疗一下？你说它好，你自己不用让别人用，你只能诓人家，诓不了自己。”当一位专家大谈特谈“光量子”好时，陈晓兰忍不住质问道，流淌的时光又停顿了。
       “她那癌症跟别人的不一样。”有人打圆场说。
       “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跟癌不一样那就是瘤了？”陈晓兰想，你不要耍花样，以为别人低能！
       当论证“光纤针”时，某官员又喋喋不休地大讲“光纤针”效果如何好。
       “你不是有糖尿病吗？‘光纤针’不是能治糖尿病么？你为什么不试试呢？”陈晓兰质问道。
       “哦哦，我不试，我不试。”某官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了。
       “你明知道那东西根本就没有疗效，你自己不用，却让全国的病人用！”陈晓兰一针见血地指出。某官员尴尬地闭上了嘴巴。
       她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法越来越深恶痛绝。陈晓兰怀疑郝和平等人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
       一次，她对药监局的一位副局长说，郝和平阳奉阴违，在监管上不作为。事后，药监局的一位官员说：“你老告郝司长的状，说他的坏话，这不对。要知道郝司长多次帮你的忙，开第二次‘光纤针’的论证会时，你们上海的专家都攻击你，有人说你是工人。郝司长用手指叩着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评价陈晓兰，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请你们到北京来开会，要论证的就是陈晓兰提出来的问题。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只有陈晓兰不是为自己，她没有私心，为的是病人利益。”
       难道郝和平说她好，她就得说郝和平好吗？中国医疗改革20年，“光量子”泛滥了15年，老百姓数以百亿的救命钱被它吞噬掉了，无数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能说跟郝和平这位药监局的审批大员、医疗器械司的司长没有关系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陈晓兰总结的是，药监局有100％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卫生监督管理局有95％的权力，只有5％的责任；医疗保险局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这样怎么会不导致医疗腐败，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一次，陈晓兰去药监局，经常接待她的官员大都不在。
       “那几位去哪儿了？”她问一位熟悉的官员。
       “有出国的，有去献血的。”那位年轻的官员说。
       “那你怎么没去？”她奇怪地问。
       “我才不去呢，那么脏。”官员说。
       这句话犹如搬起石头砸在她的心上，你们是监管医疗器械的权力机构啊，知道那些医疗器械脏，自己不去用，可是你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全国的病人用。我的爸爸妈妈用的就是这些脏的医疗器械啊。她的心碎了，泪流满面地走出药监局的大楼。
       她顶着寒冷的西北风，难过地走在街上。从药监局到旅馆只需10分钟的路程，她却转悠了两个多小时。她伤心啊，委屈啊，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药监局的职责，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费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她在没有工资、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花去了近10万元钱。为节省几个钱，往返于京沪她尽量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她站到济南，脚肿得站不住了，狠狠心补了一张上铺，仅仅因为上铺便宜那么几元钱，年过半百的她要爬上爬下。她喜欢清洁和安静，刚进京上访时，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的普间，后来降为30元的地下室。
       这次，她原打算在京呆3天，没料到要找的官员出国了，她只好等了10天。带的盘缠越花越少，她只好天天啃馒头喝开水，甚至连3元钱的澡都不洗了。最后，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硬座票的钱了。可是，她一次次地跑北京，有多少次是有效的？她的泪越流越多，脸颊泡得难受。
       她感到自己无法面对死去的父母和支持她的女儿，也无法面对自己，还有那些病人。眼泪哭干了，她才回到旅馆。她不愿意让旅馆的老板知道自己哭了。
       那位老板听说她是为举报医疗腐败而进京的，对她非常照顾，30元住宿费只收她20元。
       她举报的那些伪劣医疗器械，多数都是在药监局注册的，产品鉴定书上都有专家签名。是那些专家不学无术，还是药监局的官员被蒙骗了？
       2005年6月，药监局的局长被免职。7月的一天，陈晓兰去药监局时，一位官员欢欣地告诉她：郝和平因涉嫌商业受贿被刑拘。陈晓兰没有感到大快人心，而是感到了沉重。2001至2004年，经药监局注册的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平均每年高达7370种。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仅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每年注册的7300多种医疗器械中，哪怕其中仅有一两个伪劣产品，她就是一辈子也举报不完！
       6个月后，药监局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官员被“双规”，随即被正式批捕。医疗器械注册和药品注册是药监局的两大“主业”，随着两位行政审批大员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地震。陈晓兰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郝和平等贪官不仅是经济犯罪，更重要的是渎职！他们放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坑害了全国的百姓！
       2005年9月5日，药监局局长接待日，这次只接待陈晓兰一个人。一位副局长绕过长长的会议桌走过来，跟她握手，真诚地说：“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
       “静舒氧”这东西对医院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放上它，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陈晓兰却把传送带割断，将“静舒氧”打入地狱，于是有人想要她下地狱
       这是陈晓兰第9次参加药监局局长接待日，这次她反映的是“静舒氧”的问题。
       陈晓兰第一次见到被称为“静舒氧”的东西，是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那是一个绿色的塑料小瓶，与之配套的是一根长长的针。据说这种东西很神，可以在呼吸系统之外，为病人“再架一条给氧通道”，“在病人输液的同时使氧气直接溶解到液体中，以溶解氧的形式直接供给组织利用，减轻组织缺氧，即内给氧，再配合吸氧，从而达到治疗各种缺血缺氧性疾病的目的”。
       陈晓兰一位同学的父亲接受的就是“静舒氧”治疗，在那次的2600多元治疗费中，有2100多元被它吃掉了。他是具有相当级别的离休干部，这些开销由国家埋单。
       同学和她母亲都是医生，她们对“静舒氧”表示怀疑，请陈晓兰去看看。
       “这肯定是个骗局。按生理学原理，氧气吸入人体与红细胞化学结合后，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氧气直接输入静脉怎么能提高血氧饱和度？高氧血在静脉里是否会引起血管壁氧化脆性？”陈晓兰说。
       于是，那位同学跟护士长说，不要再给父亲使用“静舒氧”了。
       “没事的，反正也不要你们出钱，给他用用也没关系。”护士长坚持要用。
       “我去买瓶敌敌畏请你吃，你吃吗？我也不要你付钱。你肯定不吃，你知道有毒。可是，这种器械可能会对人体有害，你却非要给人家用。”陈晓兰气愤地说。
       可是，“静舒氧”是经过上海医学会临床试用准入论证的，5位专家均同意准入，无一人不同意。陈晓兰在“静舒氧”的说明书上发现，那绿色塑料瓶子里充的根本不是什么氧气，而是洁净空气。可是，这洁净空气却比氧气还昂贵，一小瓶37元。
       陈晓兰一次次赴京向药监局反映，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2005年，药监局终于下文严肃查处“静舒氧”。她以为这下“静舒氧”可以寿终正寝了，不能再坑骗病人了，没想到这时，她接到了某省的医疗器械销售主管的电话。
       那人说：“如果不是你举报，在2006年全国每个病人在输液时都会挂上一瓶‘静舒氧’。你截断了那些人的财路，他们恨死你了。不过，我却认为你很伟大。”
       “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伟大，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不知深浅的时候，觉得是对的就跨了一步，没有去想跨出去的那只脚能不能站住，所以每一步都跨得挺艰辛。”她实事求是地说。
       这位主管说，他们给了省里的两位主管官员20万元。可是，在论证会上，7位专家却没有一人同意准入。他们原以为用20万元搞定那两个官员，就可以让官员把专家搞定。没想到，官员没把钱分给专家。不过，专家也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们不签字，“静舒氧”照样进入了某省。他说，某省的“静舒氧”除了7台之外，都是经他的手卖出去的，总共600多台。
       他说，他早就知道“静舒氧”是骗人的。一次，他到下边给当地的官员和医院的头头送回扣，在那里见到一对年迈的村民。老太太患有心脏病，老汉好不容易凑了80元钱，陪着她去看病。结果，医生就给老太太开了两针“静舒氧”。老汉满怀悲凄地说：“70多元钱就扎这么两针，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针咋就这么金贵呢。”老头说着说着就老泪横流。老人的话像巴掌似的打在他的脸上，他转过脸去，哭了。这哪里是推销器械，这是在干伤天害理的勾当啊！他决心洗手不干了。
       可是，“静舒氧”太具诱惑力，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把它放上去，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的百元现钞。厂家以每针6元钱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以每针23.17元的价格卖给医院。他想，我不推销“静舒氧”别人也会推销。对那些病人来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再说，我们这些人不从病人身上赚钱，从谁身上赚呢？于是，他又做了下去。
       一天，在外地的母亲来电话说，她病了，在医院扎了几针，很贵。他问妈妈，那针是什么样的？妈妈说，有一个绿色的塑料瓶，还有一根长长的针……他立马明白了，那就是“静舒氧”。他叮嘱妈妈千万不要再扎那种针了。放下电话，他一拍大腿，真是报应！他推销的“静舒氧”用在了他妈妈的身上。后来，“静舒氧”给央视曝光了，他也就从医疗器械公司辞职了。
       “某省的一些地方还在用‘静舒氧’。不过，你千万不要来，他们跟黑社会有联系。”
       可是，不去就没有证据，没证据就不能举报，不举报，“静舒氧”就要继续坑害那里的病人！
       2006年3月，陈晓兰来到某省的省会，随同她前往的是央视的三位记者。
       在宾馆入住后，她给那位主管打电话。他很快就过去了。她说，还有两位朋友，想一起聊聊。他说：“不是两位，而是三位，你们一起来了四人，一位住在外边，两位跟你住在宾馆。入住后，你们调过一次房间。”陈晓兰惊呆了，突然感到有点儿毛骨悚然。
       “在这里，你不能出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你在央视是露过脸的，网上还有你的照片，他们会认出你来的。”
       “可是，我又没伤害谁，我只想让病人不遭受伤害。我又不想得到任何好处……”她望着那位主管说。
       “谁拦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就要干掉谁。你千万不要去某地。”
       可是，陈晓兰他们还是去了远离省城的某地区。他们昼伏夜出，一天晚上出来吃饭时，陈晓兰心酸地说：“怎么那些造假、售假、用假的人变得光明正大，我却变得鬼头鬼脑的。”
       在要回来的那天上午，他们去了一家医院。听说，他们在使用“静舒氧”，可是在医院转了好几圈儿也没见到。
       陈晓兰只好故意弄脏手，然后跟护士借肥皂，趁机查看护士的工作间。几个楼层都看过了，没有发现。在准备撤离时，她提出去跟医生打听一下。记者连忙阻拦，那样太危险了。她说，我们不能白来。
       “我是从上海来的，想了解一下‘静舒氧’的情况，听说你们一直在用。”她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对一位医生说。
       “我们医院这个月没有用。不过，上个月还在用。”那位医生很诚实地说。
       “那么器械放到哪去了？”她问。
       他带他们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室，从工作台下边取出三台“静舒氧”。央视的记者急忙进行拍照。
       “你是哪儿的，销售公司的？”突然，护士长觉得有点儿不对头了，问陈晓兰。
       “不是……”陈晓兰本可以哼哼哈哈搪塞过去的，可是她不会撒谎。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拍完的带子都给我留下来！”护士长变脸了，说着掏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片刻，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多人，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你们不交出带子就别想出去！”他们凶狠地说。
       这时，一位个头很高、穿着黑衣服的男子走进来，一眼盯住了陈晓兰。原来他是这所医院的设备科主任。
       “我在前天的电视上见到过你。我已经通知供货商了，他们马上就到了……”
       供货商来了，这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造假是违法行为，你通知他们来是什么目的？那样的话，我不仅要打110报警，还要给你们当地的药监局和卫生局打电话报案！”陈晓兰气愤地说。
       那位主任有点儿害怕了，因为他们用的“静舒氧”不是从医疗器械采购部门购买的，而是厂家直接送进医院的。这是违规的。
       “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们三个，外边还有一帮记者。我们事先约定，如果11点钟我们不出去，他们就要进来。”记者吓唬道。
       最后，那些人无奈地让开一条路，陈晓兰他们终于逃离医院，当天就带着证据乘飞机返回上海。
       陈晓兰以失去工作的代价和长达8年的抗争，赢得了卫生部取缔“光量子”的文件，可是一年后，她在中原一家著名的医院里又看到了“光量子”
       2006年7月，陈晓兰和央视记者去河南。
       夜晚，年过半百的陈晓兰躺在宾馆的床上，百感交集，难以入寐。可以说，是这座陌生的城市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9年前，她因举报“光量子”而被迫离职。“光量子”的鼻祖就是河南光电技术研究所，经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医疗器械处注册。9年过去，不知道那家研究所是否还在。
       次日，陈晓兰来到位于州纬五路旁的一幢大楼，河南光电技术研究所就在这幢楼里。这是一家生产“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最多的企业。她发现这家企业已经改名为今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她很想进去看看，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否还在生产“光量子”。由于是星期日，楼道里幽谷般寂静，一扇扇门紧闭。她只能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当她出来时，正好看到一家医院——河南省某人民医院。她情不自禁地走到医院门前，拉门步入。医院既让陈晓兰感到亲切，又感到陌生；既让她思恋，又令她愤恨。她是医生，应该在医院为病人忙碌着，可是她却被医院拒绝，被许多同道憎恨；在医院，她挽救过无数病人的生命，让数不清的病人恢复了健康，可是她自己的双亲却悲惨地死在那里……
       一股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让陈晓兰感到惬意；看着来来往往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她想到1969年下乡前第一次到医院学习的情景，想起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老师，心底涌出一种嫁出去的姑娘回到娘家的感觉。
       “你们医院有没有用对面今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光量子’？”陈晓兰推门走进医院，用她那温软的上海普通话问门口导医台的护士。
       “有的。住院部神经内科和呼吸科都有，”护士以为她是病人，不假思索地说，“不过呼吸科难找，你去神经内科好了，在新楼的17层。”
       陈晓兰望着那位小护士的一脸微笑，心却被重击一下，沉沉浮浮，隐隐作痛，一股复杂的感受萦绕于怀，一时说不准是什么滋味。
       陈晓兰以失去工作的代价换取了“光量子”在上海的绝迹，以长达8年的抗争，赢得了卫生部取缔“光量子”的文件，她为此而欣慰，为此而流泪，为此而跑到父母的坟头告慰双亲。可是，她没想到卫生部的文件已下发一年，“光量子”居然会在中原这么一所著名的医院里出现，真让她感到失望，感到怅惘，感到沮丧……
       陈晓兰一行很快就找到了新楼的住院部，乘电梯上到位于17层的神经内科病房。病房的长长走廊里摆放着一张接一张的病床，上面躺着一位位满脸病容的患者，床边摆放着椅子，椅子上放着食物和脸盆等杂什。蓦地，一张加床旁边椅子上的东西吸引住陈晓兰的目光，那是一个鞋盒大小的拖着接线板的浅灰色仪器。她疾步走近一看，那是一台“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
       “这是‘光量子’改名后的产品。”陈晓兰对身旁的记者说。
       “这仪器有人用吗？”她抑制着复杂的心绪，俯身轻声地问那位卧在床上的病人。
       “我刚刚用完，”病人有气无力地说，扬扬绵软的手指了一下，“喏，他们还在用呢。”
       陈晓兰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有两张加床的病人正在用“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她走过去，那是两台不同外形的“光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她在征得病人和其家属同意之后，查看了一下输液器中间那段石英玻璃管，又打开仪器的盖板看了一下里边的紫外线灯管。
       “医生给你用的什么，你知道吗？”陈晓兰问那位病人。
       “不知道。”病人答道。
       陈晓兰在另一张床下找到了一台名字还没有改，仍然叫“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的器械。
       “这个用过没有？”她问床上的病人。
       “用了，上午刚用完，一天用一次。”
       陈晓兰发现他们用得相当混乱，维生素C要求绝对禁光的，医生却将它放在药液里，用紫外光照射。
       陈晓兰在走廊的加床上看到一位61岁的农民工，他的脸上雕刻着岁月的悲怆与生活的艰辛。贫穷使得他背井离乡，跑到郑州的建筑工地当搬运工，从天亮干到挑灯才能赚得几十元钱。他可能想攒下点儿钱就回村养老，也可能想清还积年陈债，还可能想补贴给儿孙，他偏偏没有想到自己会累倒，会得中风。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一半肢体好似背叛了自己，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听从自己的支使。他被工友送进了医院。
       “他怎么没用那种仪器？”陈晓兰看一眼他的收费清单，指了指旁边的“光量子”问道。
       “用了，”一位老实巴交的家属用手指着清单上的“静脉注入高氧液”说，“这个就是代表这台仪器。”
       陈晓兰低头看去，上面写着每天两次“静脉注入高氧液”，每次35元。这位年逾花甲的农民工也没逃脱“光量子”的戕害。
       病人往往把生存和康复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大医院，寄托于大医院里的专家、学者、教授，认为他们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他们认为只有大医院才配有这样的好医生，认为那些国立的、省立的大医院是值得信赖的。
       这位老农民工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所信赖的大医院的医生会给他用这种卫生部明令禁止的假冒伪劣器械，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砸锅卖铁筹集的那点儿救命钱会被这种已被卫生部取缔的医疗器械吞噬掉。每天70元的救命钱就这么流失了。70元，对这位老农民工来说，意味着要搬运多少卡车的砖，要流多少汗？如今他病倒了，能否康复还是个未知数，有多少钱去填“光量子”这贪得无厌的无底洞？如果“光量子”导致他突发重度感染，如果他因此而患上慢性尿毒症，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你为什么没用那种仪器？”陈晓兰走过去，问一位年过半百的患者。
       “一次要35元钱，我们不相信那个东西。”病人的女儿对陈晓兰说。
       她说，她坚持不让医院给母亲用“光量子”。不过，病房里像她母亲这样的不多，在整个17楼的病房，几乎每个病人的床头或床下都放有一台这样的仪器。说着，她指了指中间那张床的下边说。
       陈晓兰俯身低头望去，见病床底下有一锈迹斑斑的铁盒。她弯下腰去，将那铁盒子拽出来一看，仪器的正面黑体大字“ZWG—B2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中间一行红色小字：注册证豫药器监（准）字91第2260212号，最下面一排写有“河南光电技术研究所制造”。陈晓兰惊讶地望着这台仪器，百感交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年她所在的广中地段医院给病人用的就是这一种！没有想到９年之后，居然能在河南的“三级甲等”医院邂逅。她打开盖，看了一下，紫外线灯管跟过去不同了，那时是低压盘旋状紫外线灯管，现在改为直管了。
       “这种仪器你们用了多长时间了？”记者问护士。
       “我们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有几年了？”
       “从我进来开始就用了。”
       “你是哪一年进来的？”记者追问道。
       护士可能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事，不说了。
       “都用了好几年了？”记者又问。
       “对。”护士说。
       陈晓兰和记者数了一下，仅神经内科病房就有20多台“光量子”。
       这家医院的网站上，在医院概况中有这样的介绍：他们的新病房楼是省“九五”重点工程，总投资约1.68亿元，医院门诊医技综合大楼正在筹建，近年来医院新建、扩建、改建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使医院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992年的2.62倍，固定资产是1992年的10倍。不知道在这所医院的高速发展中，有多少资本来自于像老农民工这样的病人。
       第二天，陈晓兰向国家药监局和河南省卫生监督所举报了这家医院。
       陈晓兰用11年时间，先后打掉了9种药监局注册的、合法的伪劣医疗器械。然而，腐败仍在蔓延，医疗还是重点疫区。反腐的斗争还在继续，陈晓兰的战斗远没结束。
       随着央视等媒体对陈晓兰的报道，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同时像潜入的春风悄然地改变着陈晓兰的处境。在街上，经常有陌生人亲切地称她“陈医生”。一次坐地铁时，一位年轻人钦敬地递给她一张名片，他说他是律师，如在法律上或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陈晓兰手持名片感动不已。
       在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不仅给与会者讲述了陈晓兰的事迹，而且对她打假的义举表示肯定。他说：“陈晓兰的事虽说只是个案和极少数现象，但反映的问题令人痛心。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每个公民都必须具备‘两德’：一是社会公德，二是职业道德。”媒体报道了韩正的讲话，关注陈晓兰的人奔走相告。那天从早到晚，陈晓兰的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同事和过去的病人纷纷打来电话。陈晓兰跑到街上买了几份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忍不住躲进卫生间里热泪长流。陈晓兰的女儿把那篇报道剪下，要把它带到外公和外婆的墓前，告诉临终还在关心医疗腐败问题的外公外婆：妈妈没有辜负他们临终的嘱托，把这场战争坚持下来了，而且还将打下去。
       
       她对女儿说，等妈妈死后，一定要让妈妈穿着白大褂离去，另外，把妈妈的执业医师证放在妈妈的身边。哪怕到另一个世界，她还想做个医生，一个真正的医生
       傍晚，上海嘉定公墓，碑碣如林，万籁俱寂，光阴恍若辍止。
       陈晓兰坐在墓前，沉浸在手捧的书中。夕阳轻抚着她憔悴而苍老的面容，在风儿的撩拨下，花白的发根钻出来。夕阳带走了最后一道光线，她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眼前那两座墓：一座是爸爸的，一座是妈妈的。这里是她心灵的家园，每当心情烦躁时，她就来陪父母坐一会儿，跟他们唠唠，在墓前读一会儿书。
       她从来不给父母烧纸，只给他们读报读刊，将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情况告诉他们，甚至将一些文章烧给他们。她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医疗界能否清除污染，让病人有一个安全的放心的医疗环境。
       2008年初，陈晓兰被评为“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虽千万人，吾往矣！曾经艰难险阻，她十年不辍，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得多。她是一位医生，治疗疾病，也让这个行业更纯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彭长城，对陈晓兰这样评价：“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却挑起了维护医疗环境纯洁的大任，屡遭报复，陷入困窘，依然坚持，无怨无悔，最终推动主管部门出台多个法规性文件。她所做的对得起作为一位医生的良知。”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于丹写道：“一个弱女子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行业潜规则，她代表了这个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向。”
       一位读者写道：“看完陈晓兰的事迹，我唯一的感受不是感动，而是崇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我只能想到‘伟大’。”
       抗击医疗腐败，她呕心沥血，饱经风霜。过去她不仅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长得也漂亮；如今她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脸上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斑，她越来越害怕照相和上镜头，自己看了都心酸。她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举报材料。一次，她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突然感到心慌气短，绵软无力，摔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她打电话给一位同学。同学不在家，同学的丈夫焦急不安地说：“你千万不能去医院啊，有些医院和医生都恨死你了，别让他们再对你下黑手……”
       “放心吧，我不会去医院的。如果我生病了，我就挺；挺不过去，我就死。我不能带着一身的药去西天，让女儿背下一身的债务……”
       她对女儿说，等妈妈死后，一定要让妈妈穿着白大褂离去，另外，把妈妈的执业医师证放在妈妈的身边。哪怕到另一个世界，她还想做个医生，一个真正的医生！
       医疗腐败还存在，魔鬼还猖獗，天使还要战斗下去。
       [编后]
       陈晓兰被评为“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以后，再一次引起全社会关注。本刊特别约请朱晓军教授以《天使在作战》为基础，续写了主人公的最新故事，以飨广大读者。医疗腐败问题与每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欢迎读者朋友就这个话题来信来电参与讨论。
       作家在线
       朱晓军，男，1955年生于沈阳。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纪实文学集《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来自魔鬼峡谷的报告》等５种，《天使在作战》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获得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大奖、新世纪第三届北京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先后当过汽车修理工、助理工程师、期刊社编审、大学教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