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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只身过草地，八千里跋涉终归队，却为何，一哭二跪三毁诺，屡难贺龙？
       她曾被毛泽东点名召见，无尚尊荣令人羡，又为何，再施“阴谋”坏行程，令亲子戎马一生梦旁落！
       是村妇短视，还是舐犊情深？是自私人性，还是慈母苦心？她用一辈子的守护与等待，诠注了母亲最真实的心……
       第一章
       苦大仇深，举家八口长征路
        1936年6月。虽是盛夏时节，川西高原却是寒风凛冽、冰雪覆盖。
        一支由妇女、小孩儿和部分伤病员组成的队伍，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将最后一座雪山抛在了身后。这是红二军团的一个家属连，是过雪山的最后一批人马，原本七八十人的队伍，如今已折损近半。
       近50岁的殷成福骑在一匹马上，16岁的女儿侯幺妹、19岁的儿媳刘大妹相互搀扶，紧随其后。在爬雪山前，殷成福身体还好好的，她骑的那匹马，原本也是给身怀有孕的刘大妹骑的，可爬山不久，殷成福就得了伤寒和疟疾，加上没什么东西吃，身子很快虚弱下来。看婆婆比自己走得更艰难，刘大妹坚持把马让了出来。
        殷成福一家8口都参加了红军。这次过雪山，8口人分作了3批行军：丈夫侯昌仟带着7岁的小儿子侯宗九走在最前面，他是筹粮队的队长，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家里另外3个人：她的小叔子、担架连连长侯昌贵，大儿子、红二军团某连连长侯清芝，二儿子、红二军团指挥部警卫连一班班长侯清平，都随大部队行动；剩下的3员女将：她、女儿侯幺妹、大儿媳刘大妹，便随家属连落到了最后面。
       过雪山前，趁部队作短暂休整，由二儿子张罗，一家8口在一座小镇上吃了顿团圆饭。九幺儿（一家人对侯宗九的昵称）原本一直跟在殷成福身边，但刘大妹的身子越来越沉了，说不准什么时候便会在这长征路上生产，侯昌仟于是决定把九幺儿带在自己身边。一顿饭吃得每个人胸中都千头万绪。最后，侯昌仟严肃地说：“我们都要作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个掉队了，就一定要走出雪山、草地，再向北方走，就是讨米、一路爬，也要到陕北去——这一点，我们一定得记着，到了陕北，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也才能找着自己家里人。今天在这里吃这顿饭，一家人谁也不缺，下一顿聚餐，说不准该是陕北了，那时，一家人一定都要在！”
       ——这真是生离死别的一顿饭，死去的永远不能相见，活下来的又远隔万水千山。鲜血与泪水，盼归与望乡，寻找与被寻找，构成了此后侯家三代人的一部传奇家史。当然，这都是后话。
       言归正传，纵使千难万险，好歹她们娘儿仨走下了雪山。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了，又不知有多少凶险在等着她们。
       家属连传下命令，就地宿营，作短暂休整后再出发。侯幺妹扶着身子笨重的嫂子坐下，然后转过身要把母亲从马上扶下来。可就在这时，有二三十个穿着藏服，留着长发，像厉鬼一样嗷嗷尖叫的人，打马朝这边冲来。他们遭遇上了藏人土匪！
       这些当地人口中的蛮子对汉人军队恨之入骨，平时就很凶残，烧杀抢掠什么事都干，看到这支女人居多的汉人军队，立马就开枪了。力量悬殊，10多个持枪还击的男同志很快牺牲，蛮子们开始用手中藏牛皮做的抛石器和马鞭对付女人。她们本来已经虚弱得不行，蛮子们抛出的很有准头的黑石头和噼啪疾响的马鞭，顿时把她们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即昏死过去。殷成福也挨了一马鞭，从马上一头栽下，便什么也不晓得了。
       不知过去了多久，殷成福悠悠醒转，轻轻叫了两声：“幺妹！大妹！”周围寂静无声。她定下神来，起身察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战士们早没了气息，这些尸体中并不见侯幺妹与刘大妹。一时间，她不知怎么办才好，悲伤、恐惧、饥饿、寒冷一起袭来，她又昏死过去……
       殷成福一家是湖南湘西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她15岁时就跟比她大3岁的侯昌仟结了婚。侯家好几代都是木匠出身，到侯昌仟时还是做木匠，那时侯家还有14亩山田，昌仟做木匠，弟弟昌贵会种田，日子虽然清贫，一家人却不至于饿肚子。
       可那时哪里是穷人的天下？地主霸占了侯家的山田，侯昌仟只得带着一家子靠打柴、挖荒山、种苞谷艰难度日。穷人受欺凌是经常的事。且不说侯清芝因看管不过来匪连长家的牛被毒打，侯幺妹仅仅因为捧喝了地主陈麻子水田里的两口水，就被抓去罚做一年的工抵罪。
       陈麻子抓走侯幺妹的那几天，贺龙的部队正好打进大庸城。
       侯家的生活终于见到一星儿亮光了：几天后，侯昌贵当上东北市区的游击队大队长；在他的动员下，侯昌仟把侯清芝和侯清平都送去当了红军；不久侯昌仟也当上了东北市区的土地委员，带领农友搞土改，不分日夜地核实土地，一丘田一丘田地插牌牌，比谁都忙。
       时间一下子跳到次年3月，红军要撤离大庸。红军一走，国民党军队势必卷土重来，到那时，与红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侯家可怎么办！侯昌仟与殷成福两口子急得彻夜难眠，合计来合计去，终于决定：“走，我们都跟着红军走！”
       贺龙在得知情况后，一锤定音，让侯家人都当上了红军。
       红二、六军团撤离大庸后，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湘西，一直在永顺、龙山、桑植等地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大儿子侯清芝和刘大妹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结婚的。
       红二、六军团是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在这之前，刘大妹就怀上了孩子。家里人晓得这事是长征后第二天。那天红军赶到大庸黄家铺抢渡澧水河，部队开始抢渡时受挫，死了一个团长、一个少共书记和一个参谋长，局势十分不利。刘大妹流着泪对侯清芝说：“清芝，我不想走了，我想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侯清芝看着大妹蜡黄的脸色，心里有些难过，他也想留下来跟她一起过日子，可部队正在打仗……这时，一家之主的侯昌仟来了。侯清芝把大妹怀孕的事说了：“爹，我想把大妹送回家。”侯昌仟把脸一沉，说：“什么？回家？你家在哪里？你没听说我们走后，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杀害，有的被挖了心肝，有的被剥了脑壳皮？”侯昌仟又转过脸对大妹说：“你娘家也有几个被杀了，你回去还不是送死？”
       殷成福、刘大妹、侯幺妹以及6岁的侯宗九，还有其他妇女、小孩儿，最终是从一个小船上过去的。而那些冲锋陷阵、身强力壮的战士，都是在他们之前边打枪边踩水过河的。
       11月21日，红军突破了澧水封锁线，随后几天急行军，一家人远远地离开了故乡。
       刘大妹那肚子真是一天藏不住一天了，每走一段路，上坎下坎，都要慢吞吞地、前脚后脚探着走才行。她成了一家人的重点保护对象。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侯昌仟为部队筹粮时，也总有办法搞到酸杏、三月泡或酸菜什么的送过来。
       殷成福在家属连的工作是烧火做饭，闲下来时就帮战士们缝补衣服。有一次，小宗九看见她收集了几块破布，就问：“妈，是不是想给我做件新衣裳？”
       殷成福说：“想得美，没看你嫂嫂肚子一天天大了，你要做幺幺了！”湘西人都习惯把叔叔喊作幺幺。
       很快，那东西在殷成福手中成形了。小宗九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兜兜——围在小孩儿下巴下面，既是一种装饰，又能遮挡小孩儿流下的涎水，以防打湿衣服。湘西民俗中，这兜兜还有一层深意，小孩儿戴了这个东西，就像拴牛样地被拴住了，从此以后不会轻易丢失，即使走失了，小孩儿也能自己找回家。
       经过殷成福巧手缝制，那兜兜显得又结实又好看。小宗九拿着兜兜看来看去，总觉得还缺点儿什么，他在母亲收集的布料中找到一块红布，说：“妈，你剪一个红五星，再把红五星缝到兜兜上面，到时，我那小侄侄戴了，就成了一个小小红军了。”
       殷成福听了小儿子的话，一笑，果然就剪了个红五星，一会儿就缝上去了。她把小兜兜戴在小宗九的脖子上，说：“看看，到时我的小孙孙戴上，像个什么样子？”
       小宗九刚给戴上，又一把把那兜兜扯了下来，说：“我戴这个做什么？又不是给我做的！”
       第二章
       红雁北归，八千里路云和月
       殷成福再次醒来后，痴愣愣地坐了好久。后来，下意识地往怀里摸，才发现她精心缝制的小兜兜已不在身上。她记得过雪山前那东西还在身上，想等过了雪山，停下来休整时再交给大妹。大妹还不晓得她这个当婆婆的已给未见面的小孙子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个小兜兜，要是拿到手了，一定懂得婆婆是怎样心疼她，也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在她发高烧时弄丢了，或被幺妹、大妹哪个放到马背上的那个口袋里去了？但现在马也不见了。
       想到她的小孙子，殷成福心里就难过，那可是侯家的骨血呀！也不知道侯幺妹和刘大妹是否还活着，身边的两个亲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殷成福越想越伤心，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
       直到哭得再也流不出泪水，她才稍微清醒些，又想到家里老小5个男人，不知道怎样了，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九幺儿，现在关键是要找到队伍，找着了自己的队伍，才能知道亲人是不是还活着。想到这里，殷成福从地上捡了根木棍拄着，沿着前面队伍走过的路，在茫茫草地上挣起命来……
       草地上的天气，一会儿是太阳高照，热得不行，一会儿又是雨点子夹着雪粒落下来，躲都没处躲。幸好衣服口袋里藏有一把炒面，饿得实在不行了，殷成福就撮一点儿放在嘴里慢慢嚼。但炒面很快吃完了，饿得实在受不住时，她就只有拄着棍子休息一会儿。草地上到处是水洼，坐都没法坐，只能站着休息。她昏倒过好几次，醒过来继续趔趔趄趄往前走，有时感觉再往前迈出一步都很难，但身子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拖。
       草地上时不时就可以见到前面部队留下的死人，被水一泡，鼓鼓囊囊，已发出难闻的腐臭味。这些人中，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一个被马刀砍裂了头，还有一个从肩头斜砍下去一尺多深——这样的就是蛮子干的了，他们骑着马，看到草地上有掉队的红军，就用马刀砍杀。还好，殷成福一直到走出草地，没再遇到过他们。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殷成福已完全变成一个又臭又脏、人见人怕的叫花子。
       走过草地，实际上就是走过了川西北，到了甘南的文县、武都、康县一带。那一带气氛紧张，因为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国民党就在那一带堵卡子，打疲军。到处都是战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才通过那里。殷成福到达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搜罗屠杀掉队的红军战士以及收藏红军战士的老百姓。野地里吹过来的风、天上下的雨都有一股腥味儿。
       殷成福晚上没地方去，土墙根呀，草垛子呀，山洞洞呀，什么地方都睡过。有一天，她贪图赶路，天黑了，就随便在路边一个背风处歇下。可半夜给撕扯醒了，睁眼一看，只见绿莹莹的鬼火正围着她转。她想，鬼火怕什么，你爱转就转吧！于是倒头又睡。但是好像不对，又有什么东西来扯她的头发拖她的腿，还有长长的舌头在她脸上舔。她一下子坐起来，定神一看——10多只野狗正围着她转，绿莹莹的眼睛一闪一闪。她一下子火了：“地主恶霸、国民党、土匪都不给咱留条活路，连你们这些畜生也欺负起咱来？”扬起手中的棍子朝那些野狗打去。野狗们也就不再撕扯她，把她围了一圈，站了好一会儿，都摇摇头，结队散去。这并不是一件奇怪事，它们天天吃死人尸体，早已养得膘肥体壮，殷成福这个瘦骨伶仃的女人，说不定吃在嘴里还硌牙，实在不值得它们大动干戈。
       殷成福还遇到过马匪军，就是马步芳、马鸿奎那些人的兵。他们骑着马，拉着用绳子一串绑着的10 多个红军女兵在赶路。看见殷成福，就把她也绑上了。走了半天，大概是嫌她整个儿一皮包骨，便不要她了——人说马匪军狠毒无比，一点儿不假，他们把她抬起来，顺手往路旁的一个天坑一丢了事。
       好在殷成福命大，被天坑边上的树挡了一下，搁在一个凸起的崖台上，没掉下去，不过当时是昏过去了。她醒来后，听见天坑上边有人路过，就呼喊求救。那是些过路的老百姓，他们从上面丢下绳索，把她拉了上去。
       后来走到天凉了，草枯黄了，还得往北走。走到降霜了，北风刮得骨头生疼，下雪了，还在往北走……
       将近半年，殷成福终于走到一个叫富平的地方。有一天清早，睡在草窠子里的她迷迷糊糊地被一阵嘹亮的军号声惊醒。她一愣，脑壳里马上有个声音说，这是贺龙部队的军号声！她爬起来就朝村子中央赶。果然到处是红军，有的在操练，有的三三两两地从她面前走过。
       这时已是1936年12月。后来有人把殷成福走的路线算了算，她是从四川经甘肃到陕西，总共走了8000里，用去了大半年时间。
       现在殷成福最急于见到的是丈夫侯昌仟，找到了他，就能知道家里5个男人的下落。她随便拉住一个战士，颤抖着声音问：“侯昌仟在哪儿？”那个战士反问道：“谁是侯昌仟？”另一些战士中有湘西人，听出了她的湘西口音，就问：“你是谁？从哪里来？”殷成福说：“我是侯昌仟的堂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多数人摇头。其中一个若有所思地说：“你不知道吧，过雪山时死了许多人，过草地时死了许多，后来在甘南打了一仗，又死了好多……侯昌仟这人，是不是筹粮队的？”
       殷成福急忙拉住他的手问：“你告诉我，现在他在哪儿？”
       那战士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又一个战士突然想起来什么：“那个侯昌仟，好像听人说，在甘南打五龙山那一仗时受了伤，被送到老乡家里养伤去了。”
       殷成福身子抖了一下：“那你们认识侯昌贵、侯清芝吗？”
       一个战士接过话茬儿：“侯昌贵和侯清芝是不是叔侄俩？”殷成福点点头，两眼热切地望着他。不想那战士说：“侯连长那人我很熟悉，在贵州毕节时，我受过伤，在担架连呆过，他对我们每个伤病员都挺好的，可听说，他……雪山……没翻过来……”
       殷成福脑子嗡的一声木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压抑住内心的悲伤，又问：“那你们一定是知道侯清芝的，告诉我，他在哪里？”
       几个战士看她这样子，再也不敢答她的话，他们知道她也一定饿坏了，一边带她去吃饭，一边说帮她把侯清芝找来。殷成福以为战士们是在回避她的问话，激动地说：“你们不是要对我说，侯清芝也死了吧？”战士们说：“侯清芝谁都认识的，他是个连长，我们前几天还见过他，你先吃饭，我们这就去找他。”殷成福这才大口大口吃起烙饼，她实在是饿坏了。
       饼未吃完，出去帮她找人的人就进来告诉她，侯清芝到前方执行任务去了，要到明天才能回来。听到这话，殷成福起身就往外走：“问谁找不见谁，是不是都不在了？我这就去找贺军长，我的二儿子侯清平在他指挥部，该不会也死了吧？”
       她这么一说，战士们忙劝她先把饭吃完，他们帮她到军团指挥部把侯清平喊来。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朝前走，拉都拉不住：“你们给我带路，贺军长住在哪里，我要去找他。”
       这边，有战士随她朝军团指挥部走，另一边，就有战士跑去通知侯清平了。还未走到指挥部，侯清平由几个战士引着，已从对面走来。还有十来步，双方站住不动了。
       看到二儿子活着站在自己面前，殷成福的泪水刷地流了满脸，她颤抖着声音喊道：“清平……”
       侯清平上上下下打量面前这个叫花子一样的老女人，真不敢相信这是他妈——她又黑又瘦，头发乱得像个老鸹窝，浑身的衣服烂得跟狗撕过似的。殷成福又叫了一声“清平”，侯清平才明白过来，叫声“妈”，跑上前便紧紧地抱住了殷成福。
       殷成福瘦弱的身躯在儿子怀里抖得像秋风中的草，她感觉肩背上有湿湿的热热的东西扑簌簌落下来，知道那是儿子在流泪。
       她从儿子怀抱里挣脱出来，让他坐下，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一遍，边摸边问：“清平，你没受伤吧？”侯清平说：“妈，我没受伤。”这时，殷成福才觉得心里突然一松，脑子一昏，身子一下子瘫软下来，人事不省了。
       
       第三章
       铮铮男儿，前赴后继洒热血
       不知昏睡了多久，等到悠悠醒转，殷成福只觉周身松松软软，很是温暖，不由得有些发蒙。她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的屋顶，自己原来是睡在一张床上。一侧头，两个儿子正坐在床边望着她呢。
       看到她醒转了，两张年轻的脸同时凑过来：“妈，你再多睡会儿！”
       殷成福哪里还睡得住，一下子掀开被子坐起来，问：“你们的爹呢？你们的小弟呢？”两个儿子愣了半天没回答。大儿子侯清芝却突然问：“妈，大妹和幺妹呢？”
       两个儿子没回答，殷成福感觉不妙，听清芝又问起大妹和幺妹，忍不住哇地哭起来。两个儿子也哭了。母子三人顿时哭作一团。
       叔叔侯昌贵是侯清芝亲眼看着死在雪山上的。
       侯昌贵在红二军团担任担架连连长。他当这个连长，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侯昌贵天生一个刚强汉子，在一次战斗中，一人生擒了两个敌人，获得部队首长的表扬。红军到达贵州毕节时，首长要他出任担架连连长，他不情愿，说：“我打仗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偏要我干这事？”哥哥侯昌仟听说后，来做他的工作，可望着日渐消瘦的弟弟，也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方开腔：“昌贵呀，我作不了你的主，但我劝你心里掂量掂量，你已经是红军的一个连长了……”侯昌贵再也没说什么，默默接过了担架连的担子。
       担架连非常辛苦，长征途中伤病员一天天增加，沿途虽不断雇人抬担架，但大部分雇来的人都不会久留。一旦哪里缺班，侯昌贵就得到哪里顶上，所以他比哪个都抬得多。部队宿营，他还必须提前赶到营地，为伤病员和抬夫送热水；早晨又要比谁都起得早，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的身体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累垮的。但他知道自己是担架连的一根顶梁柱，不能垮，他一垮，那些伤病员就没了依靠。他常常对伤病员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把你们抬着走，跟上部队。”很多伤病员都说：“我们是在侯连长的肩上行军的。”
       过雪山前，一场可怕的瘟疫在部队蔓延开来，不少战士染上了伤寒和疟疾。原本快要累倒的侯昌贵也染上了重病，每到晚上就发高烧，白天高烧退下来，就又拄着根木棍跟在担架连后面走，死活不肯上担架。
       上雪山最难的是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很多战士就因想坐下来歇歇，结果再也站不起来。侯昌贵是在扶一个跌倒的伤病员时倒下的。侯清芝当时离他没多远，听到有人在“侯连长”、“侯连长”地叫，赶过来一看，侯昌贵已放弃努力，不准备站起来了。
       侯清芝说：“幺幺，你是饿的，你吃点儿东西就会好的。”他从粮袋子里抓出一把炒面，就要喂侯昌贵。
       侯昌贵说：“清芝，我不吃了，你留着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清芝，你走吧，我就这样……看着你们走。”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侯清芝和几个力气大一些的战士，把叔叔抬到了一个小山包上，让他仰躺在那里，始终面对着红军前进的方向。
       草地比雪山更难走，茫茫一大片，望不到头，污水烂草混在一起，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不定什么时候脚下会冒出个水坑来。要是那样，就得赶紧卧倒，从上面滚过去，不然，稍一迟疑，整个人就会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
       但真正难倒侯清芝的还是饥饿。在红二、六军团过草地时，前面几路大军已经把树皮草根吃完了，他们连吃这些东西的份儿都没有。那次大家休息时，侯清芝连站着小便的力气都没有了，便像女人一样蹲着拉完一泡尿。等到大家要走时，他却站不起来了。
       侯清芝意识到，自己完了，因为一旦掉队，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虽然后面有收容队，但一般也就简单地掩埋牺牲的同志，你要自己走不出草地，他们是没有一点儿能力帮你走出去的。侯清芝望着战友们走去的方向想喊一声，但已发不出声音。
       此时草地上饿死冻死的人，就像南方秋天收割后田间地头的草垛子一样多，有的把枪靠在肩上，坐在路边像打盹儿一样，有的侧卧着像在睡觉，有的仰躺着睁大眼睛……看着这些耗尽最后一丝气力的战友们，侯清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侯清芝睁开眼时，草地上已是漆黑一片，遥远的天幕上嵌着十几颗冷冰冰的星子。突然，他发现很远的地方有一星儿亮光，那一定是宿营的战友们在烤火取暖——一股求生的欲望鼓舞着他站起来。他想：我一定要赶上他们。可是只走出几步，就又倒下了。他开始爬行，两三里路，爬了四五个钟头。
       终于接近战友们了，但一个十几丈的水坑把侯清芝拦住了。水坑对面的那堆篝火呼呼地烧得很旺。侯清芝喊了几声，没有人听见，他的气息太微弱了。他慢慢举起枪，朝天打了一枪。
       战友们听到枪声，马上意识到这是掉队的战友发出的求救信号，几个战友跑过来，把侯清芝背到那堆篝火边，让他取暖，又给他烧了一缸子开水喝，他这才缓过劲儿来。
       走过草地后，就到了甘肃境内。
       部队刚到甘肃成县，就与蒋介石的军队打了一仗。那是一次生死决战。就是在那一仗后，侯清芝得知了父亲侯昌仟和小弟弟侯宗九与部队失散的消息。
       那是1936年8月的事，蒋介石调集一个军的兵力堵截，想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吃掉。仗在成县五龙山泡沙乡展开。敌人一个军，占据有利地势，布守在山沟沟的南边，红军从北边通过时，仗就打了起来。
       那一仗打了5天5夜，后来还是毛主席派了部队增援，才把敌军打垮。双方死伤的人不知有多少。侯清芝他们那个连共有140多人，最后下火线的，把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等算在一起，不过二三十人。
       仗打起来时，侯昌仟带着小宗九和他的战友们到离县城十几里远的石嘴冲筹粮，有一小股敌人伏击了他们，一颗子弹打进侯昌仟的屁股，伤得很重，战友们只好把他送到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养伤。
       父亲和弟弟的事，侯清芝后来是听筹粮队的战士们说的。那时他忙着打仗，仗一打起来只顾冲锋，仗一打完马上就得行军转移，哪里顾得上家人？而侯清平呢？自参加红军后不久，就一直在红二军团指挥部警卫连，担负着保卫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安全的重任，所以对亲人也是无法顾及。
       第四章
       山高水长，难隔漫漫归乡路
       在陕西富平找到两个儿子后，殷成福一连哭了好多天。想到过雪山前，一家8 口人都活得好好的，可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昌贵死了那是清芝亲眼见到的，而其他4口人是在黄泉路上，还是在阳世间，谁也说不清。要是他们还活着，总还有找到他们的一天，可这仗打得——和狗日的“刮民党”还没打完，听说不久又要和日本人打了，猴年马月才是个尽头……殷成福越想越伤心，越伤心哭得越厉害。
       贺龙听说殷成福历经千难万险回来了，特意到连队来看望。侯清平提前嘱咐：“妈，贺军长来了，你得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在贺军长面前哭鼻子。”本来殷成福在心里反复叮嘱自己，见了贺军长千万不能哭，但贺龙来后，才说句：“嫂子，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我专门抽时间来看你。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养好身子，什么也不要想……”殷成福的泪水顿时像决堤的洪水，又哭得说不出一句话。
       贺龙看殷成福哭得厉害，又劝不住，便交代连队一定要让她休息好，走时又说：“嫂子，你有什么要求想好，对侯清平说，或过后跟我提都行，我一定认真给你办。”
       过了几天，殷成福大约是眼泪哭干了，比起前几天来情绪平静了许多。每天起床后，痴愣愣坐上大半天，然后就睡下，到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大家都以为，她快从失去亲人的伤痛中走出来了。谁也想不到，就在这几天里，殷成福已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她和侯清平后半生的生活。
       那天早上，殷成福一起床，就嚷着要见贺军长。贺龙借住在老百姓的一个小院落里。侯清平带着母亲走进去时，一下子蒙了。因为母亲一见到贺龙军长，就跪下来放声大哭。
       贺龙说：“嫂子，你别哭，有什么事跟我讲，我马上给你办！”
       殷成福哭着说：“我一家从大庸出发时，是8口人，现在晓得活着的就只有3个了，其他人死的死，散的散，你让我怎么不哭？”
       贺龙两手紧撑着殷成福的肩膀，要把她扶起来，可殷成福犟在地上。贺龙便侧过身去，站在院子里，吧嗒吧嗒用他那个烟斗抽起烟来：为了革命，他也失去了父亲、姐姐、弟弟等五六位亲人，整个贺氏家族为革命死去的有20多人了。可是作为二军团、现在是二方面军的一军之长，他不会轻易表露出来。
       侯清平趁着贺军长抽烟沉思的当口儿，赶紧走过来拉住母亲的胳膊要她站起来，可是她就像长在了地里一样。侯清平觉得母亲这样子真是大失分寸，甚至是太丢人了！他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贺龙转过身来，亲切地对殷成福说：“嫂子，你一家人是好样的，革命会记住你们的，我贺龙也会记住你们一家人。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讲，我马上给你办！”
       殷成福停止了哭泣，但还是跪着：“贺军长！大慈大悲的贺军长！我一家人对革命的贡献够大的了。可这样的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天天打仗死人、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我要回去……你知道，我还有两个儿子在你的队伍里，我给你留一个，跟着你把革命干下去，另一个我想带回去。”她一口气把内心话全说了出来。
       听了殷成福的话，贺龙又是好半天没说话，想了一会儿才说：“嫂子，跟我出来的人我要负责，不能就这么让你回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写个条子，把你送到延安去，那里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今后还要办女子大学，你到那里可以参加劳动生产，也可以学点儿文化，将来革命胜利了会用得着的。”
       贺龙这么一说，殷成福想了一下，似乎有点儿动心，贺龙再喊她起来时，她也就站了起来。贺龙说，马上安排人送她去延安。
       实际上，殷成福不是真想去延安，她藏了个心眼儿。隔两天，贺龙给她写了去延安的介绍信，给了盘缠，还特意派侯清平护送。可盘缠一到手，殷成福就变卦了，死活不去延安，还是要回湖南。侯清平生气地说：“妈，你明明当着贺军长的面说得好好的，怎么又变卦了？你的事我不管了，随你到哪儿去！”
       侯清芝也跑来劝，同样没能说服她。
       这事到底让贺龙知道了，他不仅没生气，还一下子答应了殷成福，让她回家，仍派侯清平护送。
       可是侯清平却和母亲闹起别扭来。他不愿意回湖南，他知道，湖南离陕北山高路远，这一回去，不知还能不能回到队伍中来。他从当上红军的那一天起，就把队伍当成自己的家了。他心里明白，只有在这里，他才活得像个人，要是回去了，说不定又得受尽白匪和恶霸的欺凌……
       贺龙军长做起他的工作：“侯清平，送你妈回湖南，也是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作为红军的一员，你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
       侯清平的脸羞得通红，嗫嚅着说：“我妈那是自私自利，是逃跑主义……”
       侯清平话还没说完，贺龙就打断了他：“侯清平，不许这样说你妈！看来你对革命的意义还是没有认识上去，我今天就给你上一课。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像你母亲这样的老百姓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你母亲现在想家了，要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让她回去！”
       侯清平还是有自己的理由：“可是我妈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她也是一名红军战士！”
       贺龙说：“红军战士也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不要以为是红军战士了，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区分开来，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的……”
       本来，侯清平打算在一两月之内把母亲送回家，然后再回部队，可后来的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样。
       回乡的路途，国统区比解放区要漫长得多，部队给的盘缠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母子俩只好一路乞讨回家。
       1937年下半年他们才回到大庸。算算时间，已在路上走了大半年。
       那是一个有着太阳的下午。太阳给家乡的山野、村子、房屋都涂上了一层红。要在平时，这容易唤起人睡个懒觉的欲望，村头的草垛子下、山包包上、茅草弄里、河坎坎边……只要是能躺身的地方，只要是躺着就觉得安适的地方，都行。侯清平母子就在这样的太阳红里，满身灰尘地走上了老家那条山道。远远看去，生活了好多年的村子，并没改变什么。他们心里涌动着一股又一股暖流，催着他们急急地往前赶，后来都要跑起来了。
       侯家的一个远房侄女那天正牵着一头牛从那条路上走过，并一眼认出了正从她面前走过去的两个破衣烂衫、头发脏乱的叫花子样的人。她轻声喊了声：“福婶，你是福婶么？”
       殷成福也认出了她。
       不过双方见面的那种惊喜很短暂。侄女说：“你们参加红军走后，地方上又杀了很多人。杀的都是红军家属。有的是用火烧死的，有的是剥皮死的，有的是开膛破肚挖了心肝死的……你们一家人离家也有好几年了，地方上就是一直这么杀过来的，无休止地杀，有红属嫌疑的也杀，窝藏过红军的也杀……”
       侄女话里的意思，殷成福母子一下子就懂了：你们回是回到了家，可你们不能呆下去，要不有今天就没明天，有早上就没晚上。
       母子俩没作片刻停留，连夜去了石门县。石门县离大庸有100多公里，那里有远房亲戚。亲戚把侯清平介绍给有钱人家做长工，殷成福呢？就常年给有钱人家做些洗衣缝补之类的事。
       侯清平事先并不明白，把母亲送回家后，他以后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他是在回到家乡后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将是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连一般的平头百姓都不如，永远也出不了啥光彩。他从一开始为别人做长工，就改名为田福圆，母亲也改了名，叫李幺姑。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他总想一走了之，到陕北去找贺龙军长，跟他上战场，杀敌立功，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可他是个孝子，就是再不能忍受那种忍气吞声、牛马一样的下等人日子，也不能丢下母亲一个人走掉。
       其中有两次，他说要到四川跟人挑桐油去，可是母亲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母亲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整夜整夜地流泪。侯清平终是没走成。
       事后母亲对他说：“平儿，咱们都得好好地活着。咱们活着，就有希望见到你爹、你弟、你嫂、你妹。他们兴许还活在这个世上，也一定像我们一样，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咱呢！
       “你大哥我是放心的，他现在肯定是贺军长的红人，只要有他活着回来的那一天，咱侯家就有翻身作主的那一天，你等着吧，那一天会来的……”
       最后她说：“平儿，你要记着，咱们要好好活着。做牛做马也要活着，死皮赖脸也要活着，只要是活着，就行！”
       真正断绝回部队的念头之后，冷静一想，侯清平觉得母亲说得也非常在理。于是从那时起，这个不怕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这个曾经是贺龙身边的警卫排长的侯清平，也和有着浓重恋乡情结的母亲一样，开始一心一意地盼望红军能打回来。
       第五章
       解放翻身，母子相录辛酸泪
       殷成福和侯清平母子俩在石门县隐姓埋名地过了十多年，转眼到了1949年10月，大庸县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中解放了。知晓大庸解放的那天晚上，殷成福一个人来到她经常翘首远望北方大地的澧水河畔，烧了一夜的纸，告慰已在九泉之下的亲人：红军又打回来了，国家改朝换代了，穷人重见天日、翻身作主了！她也流了一夜的泪，求了一夜的观音娘娘，保佑她的大儿子好好活着，保佑有可能还活着的、身在异乡的亲人赶快回到家乡来。
       第二天，殷成福和二儿子就回大庸了。
       母子俩赶上了大庸人民欢庆胜利的热闹场面。他们站在街边欢迎眼前一队队走过的解放军战士。这就是当年的红军了，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当年被国民党围追堵截，血流成河，几近灭绝，可眼前，还是当年的那个队伍，却把国民党打得抱头鼠窜、穷途末路。老天爷，你终于把这个世界的风水扭转过来了！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红军呀，解放军呀，我的亲人！殷成福站在街边，心里就这样不停地呼唤，脸上的泪水像春雨后暴涨的河。
       听说这些解放军马上就要开赴西南前线追赶老蒋去，殷成福立刻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解放军队伍全走过去了，还没有看到大儿子侯清芝的身影，她追上前拉住解放军战士的手，向他们打听。可是没人知道她的大儿子是谁。
       那天晚上，侯清平拉着母亲回到老家那个村子，他们多年不在，原先的破烂房子早让清乡的人一把火烧了，只好借住在邻居家。
       没有房子不怕，那只是暂时的事，穷人已经翻身作主，地主家的房子等不了几天就会分给他们。侯清平那天晚上兴奋异常，与那些多年不见的穷汉们畅谈就要到来的有田种有饭吃有房住的日子，他们摩拳擦掌，恨不得当晚就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土改中去。可是殷成福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她心里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找她的大儿子侯清芝。
       第二天，殷成福早早动身往县城去了。如今是穷人的天下，侯清平也就放心地让她一个人出了门。
       在县城里，殷成福只要看到干部模样的人和三三两两走过的解放军战士，就上前拉住别人的衣襟打听：你们见过侯清芝吗？好几天，她都这样游走在县城里，向人打听她的大儿子。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她侯清芝的消息。又过了几天，殷成福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侯清平进城来找她，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那么殷成福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大庸虽已解放，土匪仍很猖獗，解放大庸的解放军队伍刚往西南挺进，毛主席派来的47军随后就开进了湘西大山。殷成福就跟着47军的足迹进山去了。她的想法是，有土匪出没的地方，就有解放军，清芝一定是随部队去了，他没能和妈见面，一定是在忙着剿匪。
       殷成福几乎每天都能看到47军的解放军战士，但谁也不认识她的大儿子，她也没有在他们中间看到大儿子。其中有好几次她险些被乱枪击中，最后解放军把她交给了前来送粮送鞋的地方干部。
       殷成福被带出大山，一个叫龚伦齐的女干部又顺路送她回家。两人同乡，龚伦齐是乡妇女主任，很会说话，一路上开导殷成福：“你儿子要是还活着，肯定都当大官了，不会自己带兵在这些山沟沟里打仗的。” 那时的殷成福不仅外貌形同乞丐，脑子也是一片混乱，只要是有关她大儿子的事情，很容易就会听信别人。她说：“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等他回来？”龚伦齐说：“对，你哪儿也不要去，就回家等着，你儿子回来了，我们就来叫你。”
       她把殷成福送到一个叫漩水的村子，那里就是殷成福的家。其实所谓的家也就是借住的别人家的一个小偏房，还是个茅草屋，里面除了正在急着找母亲的二儿子，一无所有。
       殷成福要留龚伦齐吃晚饭，但里面连锅碗瓢盆都没有。龚伦齐捋捋自己的齐耳短发，笑眉笑眼地说：“大妈，等你儿子回来了，再来你家吃饭吧！”这本是一句哄人开心的话，殷成福听真了：“下次我儿子回来了，那你一定得来吃饭呵？”
       临离别时，殷成福突然拉住龚伦齐的手，又摸了摸她的脸，说：“闺女，你怎么这样眼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龚伦齐说：“我们这次见了，今后就是熟人了。”殷成福说：“不，你得让我想想，你好像像谁来着？”龚伦齐又捋捋头发，笑着说：“大妈，我是乡里的妇女主任，有什么事你找我。你得记着，再也不要到山里去了……”
       又说了些话，殷成福才让她走。
       与殷成福料想的一样，她的大儿子侯清芝确实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已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指战员。
       1937年，母亲和二弟回到家乡时，侯清芝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随贺龙奔赴抗日前线。此后，他参加过百团大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随部队从延安出发，辗转数千里开到黑龙江，改编后在第四野战军，参加东北剿匪和黑山狙击战。在多年的战火硝烟中，侯清芝杀掉了无数的敌人，也有很多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就这样，他从多年的枪林弹雨中，带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一步步地走到了1950年5月。已是一名团职干部的他结束了多年南征北战的生涯，被任命为大庸县武装大队长，并兼任永顺军分区党委委员、大庸县委委员和县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本来，在回乡的前一个月，他已在湖南衡阳军分区当上了团参谋长，可他强烈要求回家乡工作，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找与他离散多年的母亲和二弟。这对一个战功卓著的部队军官来说，并不过分，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把他调回湖南永顺军分区。
       山一程，水一程，侯清芝来到大庸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为了欢迎侯清芝，县里请出了最有名的腰鼓队。
       侯清芝骑马进城那会儿，两溜儿长长的腰鼓一下子就扭打起来。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也在这时发生：骑在马上的侯清芝远远看到了一个身姿灵动优美的女子——这支腰鼓队的领队，就站在腰鼓队的左前方，一心一意地带头扭打着。走近了，侯清芝发现，那个女子有着姣好的容貌，20多岁的年纪，皮肤像三月的桃花，身子挺拔得像北方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侯清芝觉得这个女子长得像他的前妻刘大妹。
       真是无巧不成书，引起侯清芝关注的这个女子，就是曾经送殷成福回家的那个乡妇女主任龚伦齐。
       这一年，侯清芝已是38岁的人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已使得他对女性的感觉变得如铁石般坚硬，即使偶有所动，也如高温熔炉里的铁，熔得慢，冷得快。在看到龚伦齐的那一刻，他虽然有点儿怦然心动，但谈不上一见钟情，更谈不上牵肠挂肚，他只是骑在马上想：妈的，这个女的怎么那么像大妹？
       欢迎仪式结束后，他随接待的同志一来到县武装大院，就说：“我得马上回家一趟，看看我母亲和二弟。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不通信息，不晓得他们现在怎样了。”
       接待他的同志说：“张县长还要来看你，随后就到。张县长是红四军的，也是本地人。他说在延安见过你，晚上要在食堂招待你，然后一起看文艺演出。所以今天让你休息好，明天安排你回家。”
       侯清芝坐下来，端着一杯茶，欲喝不喝，神情滞重。接待人员问了句：“你的老家在哪个地方？”礼貌起见，侯清芝回答说：“我是漩水村的，那地方离这里不远，20多里吧！”
       真是巧，这时龚伦齐就站在旁边，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她的耳朵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三个字：“漩水村”——那不正是那个几近疯癫的大妈住的地方吗？难道那大妈要找的儿子就是这个首长？
       龚伦齐是一个心性很高的女子，在此之前，侯清芝骑在马上对她打量的那一刻，她就从他兴奋的脸上判断出了他心里的那点儿波澜，是不是自己身上的某一点已经触动了这个年纪还不算太大、刚刚回乡上任的首长的心？但他那兴奋的神情一闪即逝。随后她一直在想，他一定是搁着一件很重的心事。
       所以，当她听到他说出那个地名时，身上所有的血便一下子涌到了脸上。她想起早上进城那会儿，好像在城边上看见过那个大妈……她丢下手里的行装，飞快地向大院外跑去。队友们不明所以，喊都喊不住。
       龚伦齐在县城里转了一圈，真就找到了殷成福。那会儿，殷成福正蹲在一个热气腾腾的饭铺前，大口地吞咽馒头——那是老板给她的。龚伦齐跑到殷成福面前，来不及喘息，就叫了声“大妈”。
       殷成福没理她，继续啃她的馒头。她实在太饿了，从早上进城到现在，她什么都没吃。
       龚伦齐又叫了一声。
       这不就是上次把她送回家的那个女干部吗？殷成福打算把手里的馒头吃完再说。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龚伦齐说：“你儿子是姓侯吗？”
       殷成福这才把脸抬起来，停止吞咽，冲龚伦齐点了点头。
       龚伦齐又问：“他是不是叫侯清芝？”
       殷成福两眼直直地盯着她，傻子一样点头。
       龚伦齐手朝自己刚才跑来的方向一指，兴奋地说：“你儿子回来了，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回来了。”
       殷成福叫了一声，扔掉还未吃完的馒头，站起来，龚伦齐拉住她的手，两人便疯了似的跑起来。
       就在龚伦齐在大街上寻找殷成福的时候，县里以县长为首的几个领导都来了，他们是专为侯清芝洗尘来的。相互介绍后，就坐下来喝茶，寒暄。当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跑进武装大队大院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她俩。龚伦齐悄悄指给殷成福看——侯清芝侧对着大门坐着，殷成福能看到他大半张脸，然而她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戴着大盖帽，与县里那些有身份的人坐在一起，一边说笑一边喝茶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她痴痴呆呆站在那儿，不晓得该怎么办。龚伦齐对她说：“你叫他一声！你叫他一声试试！”
       殷成福就弯下腰，放开嗓子，像太阳冲破层层乌云，大喊一声：
       “清——芝！”
       侯清芝稍稍扭转身子，看见刚才跑出去的那个女子，手里牵了一个乞丐样的女人……他愣了三四秒钟，然后大喊一声：
       “妈——”
       他们相隔十几米，侯清芝风一样奔到殷成福面前，单腿跪下，两手紧紧抱住母亲的腿。
       殷成福又喊一声：“清芝！”然后弯下身子，抱着大儿子的肩哭起来，“清芝，你还活着吗？让我摸摸，你的手脚还齐整吗？”然后她就开始摸她的儿子，摸完了头摸胳膊，摸完了胳膊摸胸，摸完了胸摸腿，最后她还摸了他的下身，发觉他身上该有的都有，哪儿也不缺。
       侯清芝单腿跪着，仰着头，笑着，又流着泪对母亲说：“妈，儿子命大着呢！好多次儿子都到了鬼门关，但阎王爷晓得今天我要与妈见面的，所以每次又一脚把我给踢回来……”
       殷成福说：“活着就好，回来了就好！清芝，你打完仗了？不走了？”
       侯清芝说：“我打完仗了，不走了！”
       殷成福又问：“你以后都跟妈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侯清芝说：“我以后都跟妈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侯清芝想想，问：“妈，二弟呢？他在哪儿？”
       殷成福说：“他好着呢！正在家等着咱回去。那咱回家？”
       侯清芝说：“咱回家！”
       殷成福拉着侯清芝的手走出去。她把他的手抓得很紧很紧。儿子是她的星星，是她的月亮，她盼他盼了这么多年，真是杜鹃啼血，望眼欲穿啊！今天他终于回来了，她得把他抓牢，就像抓着自己的心肝一样。
       他们后面跟着张县长和其他县领导，谁都知道这是一对相互思念了多年的母子，今天能够相见大是不易，所以谁也不忍心惊扰。
       侯清芝痴呆了似的被母亲牵着朝前走，走出县武装大队大院，走到街上，他才回过神来，问母亲：“妈，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殷成福说：“我这是带你回家！”
       侯清芝说：“妈，你是带我回漩水去吗？”
       殷成福点着头说：“可不是到漩水去？那就是我们的家呀！你还记得吗，咱一家人当红军前，都住在那里呢！”
       侯清芝说：“我怎么不记得？你不知道，妈，这么些年，我夜里做梦尽是漩水的事。”
       殷成福仍是紧紧抓着儿子的手不停地往前走，这时她笑着说：“看来你当官了还没忘本！哎，清芝，你是不是真当了官？”
       侯清芝笑了：“妈，咱革命军人不叫当官，毛主席说了，那是人民的公仆！”
       殷成福说：“听你说话这水平，这不是当官了吗？”她又接着说，“清芝呀，你当不当官，当大官还是当小官，那都是小事，妈不在乎，妈在乎的是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就再也不让你离开妈了，今后妈要你守到老，守到妈死去的那一天……”
       母子俩说着话，不停地往前走，县里的领导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许多看热闹的群众也簇拥着跟在后面。都快走出城了，张县长才拦住母子俩。张县长很会做工作，他拉住殷成福的手说：“大妈，咱今天不忙着回去，咱就住在这儿，明天再回去吧！”
       殷成福说：“你说傻话，我儿子回来了，怎么能不回去？”
       张县长说：“今后，这个县城也是你儿子的家，刚才那地方就是他的家，也是你的家，你不用跑来跑去，以后就跟着儿子住这里。”
       侯清芝向母亲介绍：“妈，这是张县长。”
       殷成福疑惑地看看张县长，又看看儿子，才相信张县长说的话，随着回转了。
       第二天，母子俩回到漩水村，侯清芝去看望了二弟侯清平，还有村里的乡亲。从村里回来，殷成福就跟着住进了县城，此后好多年，也一直跟侯清芝住在一起。她觉得，大儿子是公家人，不定什么时候说走就走了，今后她得日夜守护他，别让他从自己的身边跑掉。
       但殷成福心里终究不踏实，觉得要长久地稳住儿子的心，当务之急是让儿子赶快成家，生几个孩子。她思来想去，心里终于确定了给她做儿媳妇的人选，就是那个乡妇女主任龚伦齐。她认为，能找到大儿子，有那女子的一半功劳。既是这样，那就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吧，没有谁比她更合适。
       于是她开始向人打听龚伦齐，可是她还叫不上龚伦齐的名字。说来也怪，自从母子俩相见后，龚伦齐就好像从这个县里消失了一样，好长时间没出现了。殷成福不急，用上了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那就是——等待。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去大街上转，她知道，那姑娘是个妇女主任，一定会进城办事，只要耐心地守候，一定会找到。
       1950年10月1日，是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大庸县城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这样的日子，县里自然要举办庆典活动。这天，殷成福果然在热闹欢腾的大街上，看到了那个姑娘，她还是与她的腰鼓队员们一起打着腰鼓。她的腰鼓打得多好啊！腰身是那样灵活，脸蛋是那样红润，身体里似乎藏着无穷的活力！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一个养儿育女的好身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殷成福觉得自己的决定非常英明！
       腰鼓队节目一结束，殷成福就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拦住了龚伦齐，热情邀请她去家里作客：“上次你送我回家时不是说过，等我儿子回来了，就去我们家吃饭的？得你帮忙，我才找到儿子，今天你一定得去家里坐坐。”
       龚伦齐捋捋齐耳短发，摇摇头，笑着说：“大妈，我是说过，等你儿子回来了，就去你家吃饭。可是你现在的家不是原先那个家了，你家里有个首长，咱平头百姓不敢去呢。”
       殷成福生气地说：“什么首长尾长？首长也是妈生的，他要是敢在你面前打官腔，大妈我就对他不客气！去，你今天一定得跟我去！”
       殷成福紧握着龚伦齐的手，要把她拉走。可龚伦齐怎么也不愿随她去。双方拉拉扯扯一番，同伴们站出来为龚伦齐帮腔：“节目完了，县里马上要开会，谁也走不脱。”
       龚伦齐虽没跟她去家里，可殷成福也有收获，她了解到了她的名字和住处。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殷成福让大儿子坐下，试探地问：“清芝，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看上个合适做媳妇的人？”
       “妈，这么多年一直打仗，我不敢想……”
       “那么现在仗打完了，你该想想了。”
       侯清芝心情复杂地说：“妈，我想过，可……可……大妹她……”
       殷成福好一阵难过，母子俩一时没说话。也就在这短暂的沉默中，殷成福下定决心，儿子要找媳妇结婚的事情，该她这个当妈的拿主意了。于是她叹口气说：“这么多年了，都没听到大妹和幺妹的音讯，我想，她们要是还活着，也一定找到咱了！”
       侯清芝没有回答母亲。
       殷成福说：“有一个姑娘，你见过的，你看行不？”
       母亲说的就是那个腰鼓队的领队。侯清芝听后笑了，说：“这个姑娘倒不错，她有点儿像大妹。我年纪这么大了，只怕她看不上。”
       儿子这么一说，殷成福一拍大腿，说：“怪不得呢，我看她怎么这么合眼，原来是像大妹。还是儿子你比妈的眼光准！”
       第二天,殷成福就找到龚伦齐的家里去了。她和姑娘的父母一番攀谈，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反正没几天，一桩殷成福认为的百年好姻缘成了。
       第六章
       廿年思亲，孤燕终识旧时堂
       殷成福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二儿子侯清平当上了土改干部，并分得了田产；大儿子侯清芝活着回来了，而且是衣锦还乡，不久又娶了媳妇，过了一年，添了个孙子，再过一年，又添了个孙子……这样的日子，是殷成福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可她心里总有隐隐作痛的时候。过去近20年的事情，总像梦一样地浮现在她眼前：雪山、藏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幺妹和大妹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丈夫和小儿子还活着吗？她有时真想沿着过去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找回自己的亲人。
       其实，已功成名就的侯清芝良心上也有不安，怀疑家里那几位亲人还活着。但他比母亲高明，私下里他早就在实施一项寻亲计划：以一个地方官员的名义向甘肃的文水、武都、康县、成县等地的民政局写信，要求他们帮助自己找到失散的亲人。如果父亲和小弟宗九还在人世的话，肯定就在这些地方。信寄出去，很快都有了回复，大多是查无此人。眨眼又过去几年，侯清芝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依照原来的办法又向那几个地方的民政局寄去了一轮寻亲信。希望之火就在这一轮寻亲信寄出之后被点燃。1956年秋冬的一天，甘肃成县民政局来了一封信：
       侯清芝大队长，你好！
        你来信要求我们帮你寻找20年前失散在我县境内的父亲和小弟，我们按你提供的线索核查过，你所说的父亲侯昌仟，我县无此人，而你所说的侯宗九，倒是有一人的身世与之很接近。此人叫何维俊，二十七八的年纪，现在担任成县泡沙乡高级社大队长。据他自己说，他姓过侯，是不是叫宗九已不记得了。他父亲是红军，在泡沙乡打仗时受重伤，被当地一何姓人家收留。父亲伤重无治死去，死前把他送给了何家做儿子。生父是不是叫侯昌仟不敢肯定，因为当时他只有六七岁。其养父母早已去世，对此不太好查实。但好在血浓于水，一家人和一家人的事，相互联系上了总是会说得清楚的。
       何维俊的地址是甘肃省成县泡沙乡半山坡村76号。
       此致
       革命敬礼！
        甘肃省成县民政局
       侯清芝立马给那个叫何维俊的人写信，信里还夹了张照片——殷成福坐中间，侯清芝和龚伦齐分站两边，各抱一个小孩儿。
       很快就收到回信。信是侯清芝念给母亲听的，当听到这一段——
       在翻雪山前，我记得咱家一共有8口人，有爹爹、幺幺、幺姐——她的名字叫幺妹。有原来那个大嫂——她的名字叫大妹，对了，我记得她还怀了孩子的，不知道后来怎么了。有妈、大哥，还有二哥……母亲大人和大哥，你们还记得我的小名吗？我记得你们总是叫我九幺儿的，何伯伯后来另外给我取了名，可小名一直没改，就这么叫过来了……
       殷成福喊一声“我的儿啊——”，就哭开了。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照片，是九幺儿和一个年轻漂亮姑娘的合影，那是他的新婚媳妇，叫田玉梅。
       殷成福让侯清芝在回信中嘱咐九幺儿，早点儿带上媳妇回来看她。很快那边回了信，说当着大队长，一年四季忙，等过一段时间，他想办法回来。
       1957年下半年，九幺儿来信说，要带着玉梅回大庸看母亲。
       
        前面说过，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10多万兵力，想把刚走过草地的红二、六军团一口吃掉，那一仗就在成县五龙山的泡沙乡打起来。仗打完后，侯清芝听说，父亲侯昌仟筹粮身受重伤，被战友送到当地老乡家养伤了，事实确实是这样。
       收留侯昌仟父子的那个老乡叫何天颂，40多岁了，两口子一直没生养。侯昌仟住下后，虽然每天有何天颂上山给他采草药敷伤，但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10多天后，伤情还是恶化了。侯昌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含泪把九幺儿托付给了何天颂。第二天，趁何天颂外出采药，侯昌仟让九幺儿搀扶着他，半走半爬到村口的一个小山包上，躺下不一会儿，就永远地睡过去了——那个小山包也是朝着红军行军的方向……
       从此，何天颂两口子把九幺儿当亲生儿子，改了姓名，叫做何维俊。何天颂没地没产，又患有痨病，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60岁。九幺儿10岁那年，看他太难，硬是犟着去做了别人家的放牛倌，虽不给工钱，但管吃饭。
       长到15岁时，养母眼快瞎了，要人照顾，九幺儿就回到家，跟俩老人一起过。转眼到了抗日胜利的那年，养母眼全瞎了，养父已58岁，体力活儿是做不动了，都得靠九幺儿养。恰好有一户赵姓人家，看上了九幺儿，一年给500斤麦子，冬天一套棉衣，夏天两套单衣，吃住在他家，让九幺儿去做长工。九幺儿答应了，500斤麦子基本上能养活家里的俩老人。
       那是个地道人家，晓得九幺儿孤孤单单，一个外乡人，一家人对他都好。赵家主人叫赵树成，九幺儿在他家做了4年工。第二年时，瞎眼的养母死了，第三年，养父也死了，后事都是赵树成出钱让九幺儿办的。
       转眼到了1949年10月，毛主席和他的一帮开国元勋在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不久老百姓就听说了这事，又听说解放军要进城了。那天吃过早饭，赵树成穿着一身新装，硬是拉九幺儿去县城看解放军。到了县城，果然看到一队一队的解放军。老百姓都站在街道旁看热闹，有人领头喊欢迎口号,看热闹的人开始不晓得喊，慢慢地也跟着喊。
       当时那件事，不知道赵树成是事先想好了的，还是临时要那么做。一个首长从他们面前走过时，赵树成一只手拉着九幺儿，另一只手突然就扯住了他，说：“首长，这个后生是个红军娃呢！”那个首长停下来，赵树成就把九幺儿的情况简单说了。首长没多说什么，带他们去了部队驻地，安排两个人专门了解九幺儿的情况。最后九幺儿要他们帮忙找一找，看家里还有什么人活着，他们说部队这么大，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不如你先参军，参军以后就容易找了。
       九幺儿就不想回去了，但又不敢答应下来，便一个劲儿地看赵树成。
       赵树成明白他的意思，说：“九幺儿，你想参军是不是？这是光荣的事，我支持你。”
       九幺儿说：“赵叔叔，我欠着你的……”
       赵树成摆摆手，没让他把话说下去：“九幺儿，你啥也别说，再说就生分了。这几年，你难道没看出来，我是把你当儿子待的……”
       九幺儿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当时心里就念着，有一天我一定会报答他。后来九幺儿还真帮了赵树成，土改时划成分，有人要把赵树成划为地主，理由是他请过长工，那时九幺儿已复员留在县大队工作，于是找到工作组的人说：“你们说他家请长工，不就是指我吗？这咱就得客观一点儿，我是在他家做过工，可他是把我当儿子待的。”后来，赵家被定为小土地经营者。
       实际上九幺儿只当了几个月的兵，怎么回事呢？原来，他随部队赶到武都山区，在那一带剿了几个月的匪后，就到了1950年4月，部队一下子开到陕西，驻扎下来，要重新改编，说是要去朝鲜打仗。去朝鲜后，亲人怎么还找得到他？九幺儿不愿意了，把自己的想法跟部队领导一说，领导让他复员，把他分到成县武装大队，继续剿匪。
       到了1954年，地方上的土匪都剿干净了，九幺儿已经二十五六岁。有一天他看上了一个女子，叫田玉梅，精明能干，长得白里透红，是半山坡村的民兵组长，经常到县里开会。一来二去，两人就彼此有意了。不久，九幺儿做了田家的上门女婿。田家就田玉梅一个女儿，她爹把九幺儿当亲生儿子待，九幺儿对老人也很孝顺，一家人日子过得甜甜蜜蜜。1955年入了初级社，九幺儿离开县武装大队，当上了主任。1957年成立高级社，他当大队长。1958年变成人民公社，他还当大队长。
       1956年秋冬的一天，县民政科的一位干事拿着一封寻亲信找上门来，从此，九幺儿和亲人们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
       
       九幺儿和田玉梅冬月三十从成县出发，到大庸时已是腊月初七，等他们从汽车站出来，太阳都快落山了。九幺儿拿着信，到街上问那些做生意的：“大庸西街66号侯大队长家怎么走？”
       九幺儿要回家的消息，早在大庸街上传开了。一个补锅匠听他口音不是本地的，就问：“你是不是我们侯家从北方回来的幺幺？”
       离家在外已20多年，口音全变了，可家乡话听着还是那样亲切。补锅匠说的“幺幺”，他一听就明白了，可那人已40多岁，怎么叫他幺幺？九幺儿问：“你是哪个？”
       补锅匠说：“我也姓侯，是城边上的，别看我年纪比你大，但论辈分比你小一辈，该叫你幺幺。”他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摊子，连生意也不做了，“幺幺，你等一等，我这就带你去找我大爹！”他一边走一边说，“这下，我大爹、幺婆婆不知该有多高兴！”
       侯补锅匠带着两个陌生人走得急，一街人马上晓得是怎么回事了，都跟上来。有两个年轻后生想早点儿把这消息送给侯大队长，就快步走到前面去了。侯补锅匠哪甘落到他们后面？后来他们竟比着跑了起来。
       侯清芝早站在门口等着了。九幺儿一眼认出了他，和田玉梅走过去，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哥”。侯清芝答应一声，紧紧拉着九幺儿的手往院子里走，边走边喊：“妈，妈，你看谁回来了！”
       殷成福看见她盼了好多年的幺儿子回来了，啥话也没说，上来抱住就哭。
       哭了一阵，殷成福把她的幺儿子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然后让他低下头，又在他头顶上看。侯清芝笑着说：“妈，你不相信他是你幺儿子？”他又对九幺儿说：“九弟，你别怪妈，妈以前与我还有你二哥相见时，都要摸一摸的。”
       殷成福眼里还盈着泪水，可已笑着说：“我自己生的儿，怎么就不能摸？我是看他头上有几个旋儿，你们三兄弟都是两个旋儿，这点你们自己都不清楚吧。”
       说着话，她又开始动手解九幺儿的裤腰带。九幺儿忙捂住裤裆说：“妈，我又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儿，这么多人，你莫把我脸丢大了。”他的话惹得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
       殷成福伸手把他的头轻打一下，装作生气的样子说：“真是儿大不由娘！你的鸡鸡上有个记号，我是认得的，有了那个记号，就是到了天边，我自己生的儿，我都认得准。”她把田玉梅拉到旁边，轻声说：“姑娘，我要你说说，你男人鸡鸡上的那个记号。”
       田玉梅晓得这并不是婆婆要为难她，而是她欢喜极了的一种调侃，也是故意做给那些街坊邻里看的，可她还是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地说：“有一块拇指大的胎记，红色的。”
       殷成福笑了：“你说对了！看来是我的儿媳妇，不假。”
       围观的人又一阵大笑。
       那天晚上，侯清平一家人也来了，他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火塘边，讲了大半宿的话。
       九幺儿在这边住了两个多月，要回去了。回去的前三天，殷成福就开始哭，她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身边，就那么看着他哭。去汽车站搭车，出门前一家人都叮嘱殷成福，在车站不要哭。可幺儿幺媳刚上车，她就又哇的一声哭开了。弄得一家来送行的人，谁也没忍住，车站都快成一个哭场了。
       回成县时，九幺儿给殷成福许过愿，说一年回来看她一次。可回去后，就有好几年一直没回来。写信是不断，这边那边，大事小事，都要在信中说说。到了1961年，开始时，侯清芝叫他回来看母亲，他总是说还在公社任职，什么时候都忙，请不了假，后来侯清芝就骗他说妈病了，你再不回来，怕以后见不着了。接到那封信，公社才很爽快地批了三个月假给他。
       九幺儿两口子急急赶到大庸，才晓得母亲没病，他先是高兴了一阵，好好陪母亲过了一个多月，可当他提出要回去时，殷成福就不依了，不光哭，还整天拉着他的手不松开，怕他丢下她偷偷跑了。侯清芝看母亲实在舍不得幺儿子，就一个劲儿地劝小弟在大庸定居。九幺儿同意回乡定居，对母亲说：“妈，我这次回去了，就办户口迁移，然后回来和您住在一起。”可殷成福还是不放他走，怎么劝都不管用，她就是一个主意，每天和九幺儿寸步不离，哪怕媳妇在一边也不管。
       侯清芝也为难了，最后请来了李林副县长和民政科胡科长，来调解母亲和小弟之间的事。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整个儿站在殷成福的立场上，劝九幺儿别走，连户口迁移都别办了。九幺儿说：“那怎么行，没户口我怎么在这边生活？”胡科长说：“你看李副县长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管户口迁移的，他说了算，你今儿个还真可以不办户口迁移就在这边定居呢！”李林接过话说：“你本来就是大庸人，又是在长征路上失散的，还迁什么户口啊？”
       有领导这番话，九幺儿是啥理由也没了，晚上和田玉梅商量：“就依了我妈行不行？”田玉梅说：“不回去就不回去吧，再说你妈不让你走，大哥和县里领导又结成了统一战线，咱也走不脱啊。”
       给九幺儿安家时，李林和胡科长要给他上城市居民户口，给田玉梅上菜农户口。九幺儿说：“干脆我俩都上农村户口吧！”两个领导说：“那就都上菜农户口，城边上先锋、解放、和平几个大队随你们挑。”
       九幺儿想了几天，这几个地方都没看上，最后还是挑了更远的长湾大队，因为他舅舅在那里。从此，他也不再叫何维俊，落户时把名字改成了侯宗元。
       在长湾，侯宗元两口子一住就是20多年，没再回过甘肃。他们到长湾不久，殷成福也从侯清芝家搬出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殷成福过世前，跟侯清平住过两年，其余都是住在幺儿子家。
       侯宗元两口子一生没生养，1983年，县公安局给他俩办了城市户口，让他俩进城住。在城里没生活来源，他俩就摆摊做了十多年小生意。虽然没亲生儿女，可大哥二哥的子女对他们很孝敬。到了1999年，永定区（原大庸县）民政局才把他俩接到敬老院住。
       第七章
       岁月易老，两辈不移守望志
       侯清芝在战争年代负伤10多次，身上伤痕累累，这些都未能将他打倒。想不到，1958年他鼻子里长了息肉，要动手术割掉，手术不成功，患上神经癫痫，从此倒不能用脑了。于是在那年10月，他向中南军区申请离休，得到批准后，便在家安度起晚年来——那晚年实在是从壮年开始的，因为那年他才46岁。
       在多年的退休生活中，侯清芝除了与妻子龚伦齐养儿育女外，干得最持之以恒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寄寻亲信。
       找到侯宗元后，侯清芝又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寻找失散的另外两位亲人：前妻刘大妹和妹妹侯幺妹。四川的阿坝、若尔盖、毛尔盖、马尔康等，凡是川西北高原他所知道的地、州、县的民政部门，他都寄过寻亲信。虽然最终查无此人，但他并没因此而放弃，每隔三四年就寄出去一轮。
       对殷成福来说，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幺儿子终于回到身边，与自己日夜生活在一起，总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可是她从此也更加怀念失散或死去的亲人们，特别是侯幺妹与刘大妹，这是两个她到死都放不下的人。她常常痴愣愣地坐在家门口，朝远处张望，期望着遥远的地方突然会走来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多年前她们遭遇藏匪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击昏后，醒来并没有看到两人的尸体，一定是藏匪把她们带走，然后卖给有钱人家做下人了。她俩一定还活着，特别是儿媳刘大妹，一定会想办法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然后把他养大成人——那可是自己的大孙子啊！每每想到这里，殷成福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扯着，一阵一阵地疼。
       知道大儿子在不断地写寻亲信，殷成福最初是感到很高兴的，可过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她就开始对大儿子不满了。她认为，之所以没有任何结果，那是因为他没到那些地方去找，要是到那些地方去了，一定会找到。
       有好几次，殷成福强烈要求侯清芝带她去原先遭遇藏匪的地方，她要亲自把人找回来。但侯清芝总是说：“妈，等等，等几天。我半年前刚发出寻亲信，兴许明后天就有回音了。”或者这么说：“等等，等我再发一轮信出去，保不准这次会有回音。要是没回音，咱再出去找也不迟。”
       等了好多年，也不见侯清芝出去寻找过。有时，她恍惚觉得，大儿子不按自己的意愿出去找人，是根本就不想把人找到。在她的臆测里，侯清芝不出去找人的原因有二：一，他有了龚伦齐，有了八九个生龙活虎的儿女，每天都生活在蜜糖罐里，他个人的共产主义都已实现，还想那些干什么？二，他心里一直在担忧，要是把两位亲人找回来了，他该怎么办？也就是说，要是妹妹侯幺妹被找回来了，对他对全家人来说，自然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要是把前妻刘大妹找回来了，他怎么办呢？要真是那样，他岂不是有了两房太太？岂不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革命的侯清芝当然不会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
       有一天，侯清芝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老战友，侯清芝叫他老彭。老彭是刘大妹老家桑植县人，在红二军团时他们是一个连，现在已从民政局离休。他是为了刘大妹一个本家的侄子来的。原来，刘大妹的这个侄子四十多岁了，解放后被定为中农，后来又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结了婚，生下四五个孩子，因为成分低，一家人总是抬不起头，文革时，还总被拉出去当批斗靶子，为此吃了很多苦。现在年纪大了，孩子多，家里困难，在乡里很受歧视，一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个出头之日,想来想去，听说大庸这边的侯大队长曾经是他们刘家的姑爷，就想攀结这门亲戚。于是托他的表叔——侯清芝的老战友来做工作，如果侯清芝不嫌弃他们，愿意认下这门亲，那么就由老彭再到县里做做工作，认定他家为红属。
       侯清芝开始听说这事时，显得很高兴，与老战友大声寒暄，小声叙旧，还吩咐老伴儿龚伦齐杀鸡宰鹅，要与老战友喝个一醉方休。对老战友提的要求更是一口答应：“这没问题，刘大妹的侄子也是我的侄子！你回去后就整材料，让我签字或写个证明什么的都行。不过今天咱什么都别管，只管喝酒！”两个老战友真就没再提与认亲有关的话题，酒喝得很尽兴，谈话的气氛一直很好。
       可是他们谈笑间，根本没在意女主人龚伦齐的感受。说实在的，龚伦齐内心极不情愿认下这门亲。她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客人在家里，她一点儿也没表露出来，等酒喝好了，客人要回去了，她说：“老侯，你有高血压，喝了酒，不方便走动，让我来送送你的老战友吧！”
       等送走了客人，一进门，龚伦齐就怒气冲冲地对侯清芝说：“认什么亲戚？谁是你老婆？你有两个老婆吗？”侯清芝问：“你送老彭出门的时候，没对他说什么吧？”龚伦齐说：“我说没说什么你管不着！告诉你侯清芝，你要是认刘家那个八篙子挨不着边的什么亲戚，我就与你散伙。”
       也真不知道那天她送老彭时说了些什么，只是这事从此不了了之，老彭再也没来过他家，也再没有其他人因这事找过侯清芝。
       不管侯清芝、龚伦齐两口子之间的战争多么隐秘，这事还是在街坊邻里间传开了。住在小儿子家的殷成福有一天进城来，自然也从邻居嘴里听说了这事。就是从这一刻起，殷成福觉得自己看透了大儿子，也终于理解了大儿子，看来他也是难啊，从此，她再不提出去找人的事了。
       但她心里对大儿子有了成见。如果说，父母对儿女们都存在着手心手背的问题，那么殷成福偏爱的并不是给他们家族带来荣耀的大儿子，倒是二儿子和幺儿子。
       自从侯宗元回乡定居后，侯清芝哥儿仨之间就有了一个规矩，一年中的几个大节，譬如中秋节、春节、端午节什么的，几家人必定要聚在一起过。每到这时，就是孩子们缠着侯清芝讲故事的时候了。
       而殷成福最不喜欢听大儿子给孩子们讲故事。
       侯清芝讲的全是战斗故事。他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故事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在那个年代，这对小孩子有足够的吸引力。
       开始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或大伯一讲故事奶奶就生闷气的事，只是时不时听见她一个人冷言冷语地在旁边骂：“我最见不得有些人人模狗样的！”这明显是在骂大儿子。
       她为什么要骂他？在她心里，侯清芝把他们侯家祖上的气运沾多了，而一个人把祖上的气运沾得多，其他亲人就会暗淡无光。她说，这道理很简单，撒下一把树种子，哪棵树长得高大，其他树就长不大。她还说，你看毛主席，他自己成就了，而他的亲人们却跟着遭殃，死了六口。那些开国元勋呀，贺龙、彭德怀、朱德，哪个不是这样？贺龙元帅一家死了六七口！殷成福认定，她一家八口人，在长征路上死的死，散的散，就连二儿子侯清平后半辈子不得志，都跟大儿子有直接关系。
       所以她就听不得他讲故事，一听他讲故事，就骂人，不仅指桑骂槐地骂，冷言冷语地骂，还背着骂。当着二儿子侯清平的面，她是这样骂的：“又在讲那些打仗死人的事了，那个狗日的，祖上的光都让他沾完了！”
       这在二儿子那里，并不能引起共鸣。侯清平心里觉得，他的前途完全是毁在了母亲手里。他平时并不怎么埋怨母亲，可她这样骂侯清芝时，他却说：“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当时一出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那个时候大人小孩儿都会说。侯清平说完就悄悄离开了，留下殷成福痴痴地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有一年国庆节到来之前，已离休的侯清芝获得了一次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这对一个老兵来说，无疑是件高兴事。与之俱来的好事还有一件，就是殷成福被评为“英雄的母亲”，也将随大儿子一起去见毛主席。
       殷成福本来是住在侯宗元家里，那是在离县城十几里路的山上，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上山背柴火，扯猪草，忙得脚不沾地，不让她干这些，她就感觉日子过不下去，就会生病。可那一段时间，她不干这些活儿了，自愿搬到城里来，住在大儿子家。她还拿出攒了好多年的私房钱，让大儿媳龚伦齐给她做了一套上下一新的列宁装，准备进京见毛主席时穿。那一段时间，家里随时都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家里一旦有外人来，她必会让别人看她的新衣裳。她还一天要上三四次街，看见熟人就说她要去见毛主席了。
       可后来，殷成福还是没去成北京。事情出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家里有两个人要去见毛主席了，孩子们也激动得热血奔流，热血奔流的结果就是使得他们想到国家该有战事了，毛主席要派兵打仗，可能是打台湾，也可能是与苏修干，不然毛主席接见他的老兵干什么？那些天，他们整天讨论这些话题，在这些话题中进入梦乡，又带着这些话题坐上饭桌，走进学校。
       孩子们的话题直接影响了侯清芝，他觉得孩子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知不觉也加入讨论行列。有一天，孩子们拉着他们的英雄父亲坐下来，要他分析一下时局，共同讨论一下台湾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打多久，打过后怎么办。侯清芝就又讲开了。
       平时侯清芝讲战斗故事，还知道避一避母亲，可那一次，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没在意。讲到酣处，谁也不晓得殷成福在一旁已是泪流满面。当她把手里的茶杯“啪”地摔在地上时，大家才知道她这一次气生大了，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
       果然殷成福朝他们哭喊起来：“打！打！打！你们还嫌打得不够么？”
       隔一会儿，又听见她哭喊道：“我恨的就是打仗！”
       然后她开始号啕大哭。一屋子人变得鸦雀无声。连孩子们都知道，奶奶又想起了爷爷、幺爷爷，还有那个刘大妹以及他们的姑姑侯幺妹。怀念死散的亲人们的那种阴沉沉的气氛，会像阴云一样，在家里笼罩好多天。
       但这天还没吃晚饭，殷成福就提出要回小儿子家去。孩子们拉着她不让她走，被她好一顿臭骂：“你们这些兔崽子，和你们的爹一样，成天只晓得打呀杀呀，我看着窝心。”
       侯清芝出来劝她：“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说打仗的事了！可你不能走，过几天，咱都要去北京了，要见毛主席了！”
       “要见毛主席你一个人去见，我是不见他了。”她当即出门，一拧一拧地往小儿子家走去。龚伦齐晓得她生了气，放心不下，追了好一阵才追上，把她送了过去。
       进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母亲不去北京，可侯清芝自己还是决定去。他把最新的一套军装熨了又熨，戴上珍藏的那些军功章，试穿了一遍又一遍。可就在他动身的头一天，小弟侯宗元进城来，说母亲上茅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闪了腰，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了。
       侯清芝说：“我要去北京，等我回来了再去看她。这段时间，我让你嫂子上山照看她。”
       “不行呀！她说你要去北京，怕是回来见不着她了——哥，你还是别去了，妈年纪大了，真有个三长两短……”
       侯清芝当晚随小弟上了山，看见母亲腰上贴满了膏药，躺在床上呻吟的样子，没办法，只好坐在床前陪她，放弃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见毛主席的机会。
       可进京的日子刚过去，殷成福就好了，又上山背柴火、扯猪草去了。
       就这样，殷成福以称病在床，实现了一次“阴谋”，留住了大儿子，没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再上战场。
       殷成福1973年去世，临终前，她把大儿子叫到床前，说：“清芝，这么些年，我知道你过得不错，现在是儿女一大群。可是有人过得不好——你知道，你该还有一个儿女，他（她）要是活着，一定还在藏人那里，有机会，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侯清芝记住了母亲临死前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
       多年来，侯清芝一直非常怀念结发妻子刘大妹，虽然无法肯定她是否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在没有确定她已死之前，就另娶他人，生了一大帮儿女，实在是有愧。他相信刘大妹被藏匪抓去后，不会轻易死去，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养大成人。在千里无人的藏区，一定有一个孩子，从小与牛羊为伴，日夜盼望着亲生父亲去接他回来。所以他常常会在梦中与那个孩子在雪域高原相见，又在大汗淋漓的失落中醒来。
       而母亲去世时那双满怀期盼的眼睛，更使侯清芝不得安宁。他思来想去，决定趁现在还活着，把这件事向后人作一个交代。于是在1987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悄悄来到大儿子侯德永的房间，在窗户下面一把靠背椅上坐下，显得有些神秘又郑重其事——
        “德永啊！有件事我得给你说说，我怕哪天不在了，这件事就要随我进棺材了。”
        “德永啊，要是有一天有了你那个哥哥或姐姐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找一找，你要告诉他，爸爸生前找过他们母子，只是没有找到。”
       侯德永答应了父亲。果然不到一个月，侯清芝就患脑溢血去世了。
       侯清芝临终前已不能说话，两眼直直地看着侯德永，两颗老泪挂在眼角，久久不坠。侯德永知道，父亲唯一放不下的，是他那个有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他说：“爸爸，你放心吧！你交代的事我记住了，有机会你的儿女都会去找。”侯清芝这才闭上眼睛。
       第八章
       血浓于水，红原怎困拳拳心
       时光荏苒，山高水长，十几番春秋与冬夏过去，转眼进入21世纪。尽管多方努力，从未放弃，但侯清芝的9个儿女一天比一天觉得，也许那个同父异母的孩子早已不在人世……
       然而，就在侯清芝的儿女们对寻亲之事由失望到淡漠时，媒体上突然出现的一则寻亲启事，又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这事还得从2002年7月说起。侯德永做生意常年在外面跑，三弟侯德江两口子在汕头开餐馆，那些天他转到汕头，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下来。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侯德江两口子就来敲他的门，催他去看电视上正在播的一个什么节目。等他从二楼下去，节目已经播过了。由于急着叫他看，侯德江两口子也没记牢，只说是一则寻亲启事，好像是四川某个地方一个姓侯的人，要寻找湖南大庸的亲人。
       夫妇俩说：“大哥，这个人是不是父亲去世时说的那个孩子？要不咱们去找找？”
       侯德永说：“找找？到哪里去找？谁知道那人在什么地方？再说，大庸姓侯的又不只我们一家……”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2004年11月初，在益阳工作的二弟侯德长又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节目上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
       一则寻亲启事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电视上，而且在网上也能找到同样的消息，这不能不引起全家人的重视。
       于是侯清芝的9个儿女很快聚拢来开会，商量要不要去红原找。一家人为此争论开了。从网上下载的资料看，侯德明已经84岁，到红原时是红军的一个小号手，因为没赶上部队，所以12岁就留在了那里。但父亲和刘大妹的那个孩子是在1935年怀上的，如果在世，今年刚好69岁。说不去的人认为，侯德明与他们要找的人年纪出入太大了。说去的人认为：一、侯德明的那个“德”是侯家的一个辈分，和他们是平辈人，至于年纪，或许有什么特殊原因；二、父亲在世时好像说过，当年大庸姓侯的当红军的只有他们一家，侯德明如果真是大庸人，那他八成就是他们的大哥；三、侯德明网上的照片和父亲以及大哥侯德永有些相像；四、奶奶在世时提供的刘大妹失散的地点，正是阿坝州的红原一带。
       去的理由显然胜过不去的。于是，2004年11月13日，在这个和69年前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间几乎重叠的日子里，由大哥侯德永领头，侯家的8人寻亲团正式上路了。这8人寻亲团里，除了侯德永和爱人、老五侯德山两口子、老九侯德国、八妹侯德满与爱人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他们的小叔，76岁的侯宗元。他是他们中亲历过长征又唯一活着的人。
       寻亲团去红原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张家界出发到龙山，经湖北的来凤、咸丰等地，经重庆的黔江、彭水、武隆等地，再经四川的成都、都江堰、理县等地，最后到达红原，途经4个省20多个县市。寻亲团走的有些地方正好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
       一路上，寻亲团设想了和侯德明见面之后会出现的几种情况：一、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侯家的大哥；二、能够确定侯德明不是侯家的大哥；三、不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不是侯家的大哥。前两种情况都好办，如果是第三种情况，怎么办呢？为此又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如果那样，只好带侯德明去成都进行DNA鉴定。
       11月15日下午，寻亲团终于到达了阿坝州红原县城。
       红原县是一个汉、藏、羌三族合居地。因为红军当年经过这里时作出过巨大牺牲，上世纪60年代定县时，周恩来特取名红原，意为“红色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达4000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成都的60%，平均气温在12摄氏度以下。寻亲团一到那里，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耳鸣、胸闷。而汽车的水箱也被冻住，无法开动。
       找到侯德明没费多少周折。他们最先从县委办的一位同志那儿了解到，侯德明确实是位老红军，住在离县城40多公里的瓦切乡，大儿媳阿尔基在县电视台上班。于是在县委办这位同志的带领下，他们来到阿尔基家。知道他们是专程从湖南到红原寻亲的，阿尔基显得很高兴，说：“老人念叨‘湖南’、‘大庸’是他的家乡已有好多年了，为了尽点儿孝心，我就帮公公发出了那些寻亲启事。”
       “我公公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俄巴，就是我的丈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不巧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二儿子青络，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一两天还赶不回来；公公的两个女儿都嫁得远，一两天也赶不到……”阿尔基抱歉地说，“我就代表他们了。”
       寻亲团想早点儿见到侯德明，阿尔基说：“公公单独住，他是个佛教徒，这两天出外转经，晚上回来得晚，要见他只有等到明天。”
       第二天上午10点，寻亲团赶到侯德明的住所。这是一栋红瓦青砖房。一个身穿藏服，脸上布满皱纹，很是慈祥的老人正手捧哈达笑吟吟地站在院门口，等着他们的到来。还有两个小女孩儿跳起了欢迎客人的藏族舞蹈。
       阿尔基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公公侯德明，那两个女孩儿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青络的女儿。”
       寻亲团走上前去，接受了侯德明手中的哈达。
       当阿尔基把寻亲团一个一个介绍给老人时，他神情激动，不停点头，可他说的话谁也听不懂。充当翻译的阿尔基说：“他说，只要是大庸来的，不管是谁，都是他的亲戚。”大家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几天来沉重的心情一下子变轻松了。
       寻亲团问到老人的经历。老人说：“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是跟寺庙里一个叫罗巴的喇嘛长大的。我妈把我生下后不久，留下一封血书，就跟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长大后，罗巴喇嘛才悄悄告诉我，我妈和姑姑是找红军去了。从小罗巴喇嘛教过我一些字，血书上的字后来我都认识了。上面写着我的身世，说，孩子，你的家在湖南，你的父亲姓侯，你叫侯德明，大庸人，这个名字是母亲给你的，你的母亲是桑植人，老家是瑞塔铺六斗溪（这之前，侯家兄弟只知道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不知道还有个六斗溪，回到张家界后，又专程去桑植县查证，瑞塔铺确实有个六斗溪，现在已改叫新坪村）。
       “小时候，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把我生下来的。直到好多年后，红原解放了，没了土司，也没了土匪，把我养大的罗巴喇嘛才告诉我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我母亲和姑姑，还有其他女红军，都是被土匪从路上抢来的，土匪把她们带到一个有湖水的地方，让她们站成一排，不久就来了一些有钱人，他们要将这些女人买回去做奴隶。好几个有钱人看上了姑姑，愿出高价买她，可她跟谁也不走，土匪就用马鞭狠狠抽她，还抓住她的腿在草地上倒着拖。我母亲那时怀着我，腆着个肚子，没人要，土匪早就知道母亲和姑姑是一家人，就把母亲赶到湖里，逼着她一直往水深处走，不能停，一停子弹就射过来。看着母亲一步一步地往水深处走去，姑姑只好答应了土匪，愿意跟买她的人走，可也提出条件，买她的人必须带走我母亲。这样买主又不愿意了。双方相持不下，土匪又要把我母亲实行‘水葬’，这时，从这里过路的罗巴喇嘛便出钱买下了我母亲。他要一同买走我姑姑，土匪又不干了，罗巴喇嘛只好劝说我姑姑，请她放心，他一定好好对待我母亲，并让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这样我姑姑和母亲才免遭杀害。”
       侯德明老人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低下头，用宽长的衣襟揩去脸上的泪水。良久，他才慢慢平静下来，继续说道：“我母亲跟着罗巴喇嘛来到庙里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并在一个月后顺利地生下了我。母亲平时除了带我，就是帮喇嘛做些事情。其实母亲从一开始就在等着姑姑来找她，她知道，姑姑一定会来找她的。姑姑被卖到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找不到，但姑姑能找到她，因为她是被喇嘛买走的，住在寺庙里。果然，一年后，姑姑来了。
       “姑姑被卖后，买主每天把她当牲口使唤，天晴下雨吹风落雪都要干活儿，主人稍不满意就打。姑姑每天都想逃走，跑了一次，但没跑脱。他们把她抓住后，扯下衣服，就在荆棘丛中拖，弄得她满身是伤。这以后，姑姑虽然心里没断逃跑的念头，但表面上顺从多了。可是头人还想霸占她的身体，开始是拉姑姑去跟他睡觉，姑姑死活不从，后来头人就动粗，想强奸她，姑姑还是不从，抓伤了头人的脸，因此又遭到毒打……直到一年后，头人才慢慢放松警惕，姑姑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出来，然后就到寺庙里找我母亲……
       “长大后，我离开寺庙，一个人到处流浪，去找母亲和姑姑。但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慢慢地我也知道了，母亲离开寺庙之前给我留下血书，就是怕她和姑姑还没找到红军就死去了，我的身世无人知道，而有了那封血书，万一有一天，我的父亲来草原上找我，我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我就等啊等，等了好多年，从来就没有人来找过我……”
       老人简略地说着他母亲和姑姑的这些传奇经历，阿尔基一一翻译，在场的人听得都黯然神伤。
       “那血书呢？”
       老人说：“烧了。在我刚能读懂血书时，喇嘛就对我说，血书不可留下来，只可记在心里。你的母亲也没说出她和你父亲的名字，她只说他们是红军。你要把自己的身世记住，记住了，它就会像血一样流在你的身上，今后不管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忘记来路和归路。后来我把血书烧了，喇嘛才让我离开寺庙。”
       老人说到这里，起身走到靠近里屋的门边，从一个大箱子里拿出一件折叠得很工整的黄色藏袍，颤巍巍地一层层打开，然后就有一个物件呈现在大家眼前——原来是湘西一带小孩儿戴在脖子上的兜兜，这东西有成年人巴掌大，虽然老旧，但上面一颗红五星依然保持着当初缝上去的鲜活。老人把兜兜递给大家传看，说：“这是我姑姑走之前留给我的。罗巴喇嘛虽然让我把母亲留下来的血书烧了，却将这件东西保存了下来。他说，他保存这个，可以证明我是红军的后代，也可以证明他曾经帮助过红军……”
       这时，兜兜传到了侯宗元手上。他从看到侯德明的第一眼起，就觉得与大哥、母亲长得太像了，他一边听侯德明讲述，一边沉浸在对许多往事的回忆中，此时捧着这块有一颗红五星的兜兜，记忆带着他一下子穿越了时光的大门，站在了70年前的长征路上——
       “妈，你剪一个红五星，再把红五星缝到兜兜上面，到时，我那小侄侄戴了，就成了一个小小红军了。”
       母亲果然就剪了个红五星，一会儿就缝上去了。她把小兜兜戴在小宗九的脖子上，说：“看看，到时我的小孙孙戴上，像个什么样子？”
       ……
       侯宗元眼里盈满闪闪的泪花，对屋里所有人说：“这块兜兜是我妈给她还未出世的小孙子做的！”他指指侯德明，“要是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这块兜兜就是你们的奶奶专门做给他的！当时我太小，这事又隔那么久，后来这物件就给忘掉了。可现在看在眼里，当时的情景就全想起来了——这颗红五星还是我让你们的奶奶缝上去的，剪红五星的那块布还是我找的……”
       看来眼前这个老人极可能就是失散多年的亲人了，可是他的年纪仍是一个疑问。侯宗元问：“你的年纪到底有多大？”侯德明沉吟片刻说：“年代太久了，我也记不清。”
       阿尔基在一旁解释说：“藏族人，特别是老一辈藏族人，都有把年龄说大几岁的习惯，再加上他们过去年复一年在草原上放牧，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自己到底有多大，早就说不清了，他们的年纪一般都靠估算。”
       侯宗元又问阿尔基：“你婆婆今年是多大年纪？”
       阿尔基说：“婆婆已过世3年，那时好像是60岁，公公比婆婆可能也大不了几岁。”
       看来侯德明的年纪也越来越接近了。大家正这么推算着，侯宗元突然对侯德明说：“你说你是84岁，那么，你就应该是十三四岁到了这里，可是你为啥说不好汉话呢？既然说不好汉话，那你就应该是你妈1936年在这里把你生下的。”
       听了侯宗元的话，大家都笑起来。侯德永说：“幺叔说得太有道理了。大家想一想，幺叔还不满8岁，爷爷就把他送给了别人，到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他还能记住家里所有人的情况，回家时还能听懂家乡话。”他转向侯德明，“如果他真是84岁，那就是十三四岁到这里的，不可能听不懂汉话，说不好汉话。”
       毫无疑问，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他们的大哥。
       阿尔基把叔侄俩的话翻译给老人听。老人想了一下，舒展开额头上的皱纹，笑着说：“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了，不是我又是哪个？”
       老人的话让小小的房间立时又充满轻松的笑语。
       笑过后，大家唏嘘不已，慨叹那位了不起的母亲刘大妹，是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儿子记住了自己的身世，不然，就没有今天的寻亲团圆之旅了。
       那么，侯幺妹和刘大妹姑嫂俩又去了哪里呢？大家都在想，她们可能是在找红军的路途中遇到了不幸。奶奶殷成福当年一个人穿越茫茫草地，一路乞讨去陕北的路上，不就险遭不测吗？她们是遇到了狼还是匪，现在谁也说不清，不过，姑嫂俩最终没能活着走到陕北，这是肯定的。
       ——从这一刻起，到后来离开瓦切乡，离开红原，寻亲团都在深深怀念刘大妹和侯幺妹。一路上，看着车窗外茫茫高原上一晃而过的每一垅土丘，都感到那里有可能是姑嫂俩最后的栖居地。后来车开到唐古拉山山口，他们下来点燃了一刀纸，以此祭奠和告慰这两位亲人的在天之灵。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侯德明又讲了他小时的一些经历。他给土司当过放牛娃，还给土司去西藏赶过马帮，那时，纵使寒冬腊月，他也光着脚。红原解放后，他被推举看管从土司那里缴获来的珍珠玛瑙，因为为人忠厚，看管的东西一件也没丢，当地人就叫他罗尔伍，意思是“汉族宝石”。后来当地政府知道他是红军留下来的后代，就把他定为流散红军。现在政府每月还给他120元的固定补助。
       “现在你们找到我了，我也终于看到了家里人，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了。”侯德明说。
       但当离别的时刻到来，他却将侯德永一行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怎么也舍不得松开。
       这次，他没有随寻亲团回张家界。寻亲团约定，来年天气暖和时，一定把他接回去看看。
       尾声
       迢迢一梦，重逢已历70秋
       春暖花开，归心似箭。2005年4月20日，从四川红原县出发的几辆小汽车和一辆双排座货车在高原的公路上急驰。汽车载着一颗归乡的心前行。这就是从张家界前来接侯德明回乡的接亲团和红原县护送侯德明归乡的车队。
       侯德明、阿尔基和接亲团的领头人侯德山（侯清芝与龚伦齐的第五个儿子）坐在一辆车上。由于从来没离开过高原，车队快到成都时，一下子从要穿厚厚棉袄的高原过渡到只穿单衣的平原，侯德明出现了明显的过氧反应，流起了鼻血。侯德山担心出现危险，问：“大哥，我们还要不要往前走？”老人的态度很坚决：“走！一定要往前走！无论有多大的危险，我也要回家乡看看。”
       1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4天，一路上，侯德明不断地出现晕车、呕吐、感冒、发烧等水土不服的现象，但奇怪的是，车队一进入张家界境内，老人一下子就适应了，吃了些东西，喝了点儿水，精神明显好起来。
       车队经过桑植县时，在一个有溪水有村庄的地方停下。侯德山和阿尔基将老人搀扶下来，侯德山告诉大哥：“这就是六斗溪。”
       六斗溪是老人母亲的出生地，老人在溪边小路上慢慢走了10多分钟，泪水盈满眼眶。侯德山问：“大哥，你在想什么？”老人说：“好多年了，我都在想，母亲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子？肯定有山有水有人家，是一个比天堂还要美的地方。现在我看到了，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4月23日下午，侯德明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张家界市永定区。家乡人民载歌载舞，用土家族最热烈、最隆重的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街道两旁围满热心的群众，争相目睹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侯家50多人和自发前往的300多名市民赶到进城的路口，为老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人的眼中浸满了幸福的泪水。
       当天晚上，张家界市领导看望了侯德明。老人将洁白的哈达和牦牛模型献给家乡的领导，家乡的领导也给他赠送了礼品。
       4月24日上午，侯德明与张家界市民见面会在张家界市区举行，通过阿尔基的翻译，侯德明向在场的市民介绍了他的传奇经历和大半辈子的望乡之苦。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又参观了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刘家坪、贺龙元帅的故居以及湘鄂川黔苏维埃省委、省政府旧址等地。
       但老人最急切地想见到的，却是奶奶殷成福和父亲侯清芝的墓地。
       他们的坟墓挨着一个小山村，四周是一片松树林。看到这一切，侯德明对侯家兄弟说，想不到安葬奶奶和父亲的地方这么好，非常感谢村里人把这里照管得这么好。
       他跪倒在奶奶和父亲的坟前，两眼凝视着他们的墓碑，口里默诵经文，为他们转起经来。念完经文，他从怀里拿出一块小孩儿戴在脖子上的兜兜——侯家兄弟认得，幺叔侯宗元更认得，70年前，奶奶殷成福专为她的孙子缝制了它，是想拴牛样地拴住他，别让他走失了，即使走失，小孩儿也能自己寻回家——如今，走失的孙子果真寻了回来。只见他将那块兜兜放在正燃烧的香纸上，引上火，兜兜立马变成一团火球。
       那火球越烧越旺，映红了侯德明满是皱纹的脸，也映红了站在他身后的侯家亲人们的脸。在他们眼里，此时此刻，盈盈天地间，只有这团红红的火焰在跳动。侯德明又开始转经了，随着阿尔基的翻译——“奶奶，父亲，你们丢失在草原上的孩子没有迷失掉，他回来了，他在为你们转经，又在为你们祝福。你们听到了，就放心吧！安息吧！”——侯家兄弟姐妹们似乎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前母、二叔、幺爷爷、小姑等恍如隔世的叹息……
       编者的话：
       万水千山隔不断，隔不断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隔不断的是回家的信念。几十年、几代人、几千里的寻亲与守望之路，见证了这个特殊家庭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母亲殷成福的不凡与传奇！她无疑是一个英雄，执著与母性的力量让她熠熠生辉：率领全家八口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在亲人失散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独自长征，寻找队伍，令人敬佩；她同时又是一个弱者，自私与短视使她黯然失色：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用尽心机地骗得儿子脱离革命队伍，甚至把晋见领袖的机会也白白浪费，让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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