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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在上海，一位年轻朋友问：1949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留在大陆的多，还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多?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凭直觉回答：留在大陆的多。我想，这回答大致是不、会错的。后来为我授业的那些著名的教授，不都留在了大陆吗?许多寄居海外的学者，不也纷纷归国吗?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多数人的心思是，物极必反，烂到了极点，也就该有斗个新的开端了。尽管国民党做过许多蛊惑性宣传，但多数人觉得，再坏，难道还会坏过国民党?：前几年，台湾一：家报纸刊登了丁聪先生四十年代所画的一组漫画，编者在按语中说，看了丁聪的漫画，就可以知道国民党五十年前为什么会失去大陆。确实，一个贪污遍于国中，特务横行天下，民主凋敝，政治独裁的政府，迟早会民心失尽。这样的政府不亡，是无天理。这时，一个新的中国出现，怎么能不让人充满希望?
       我虽小，已经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欢快的气氛。那是出自真心的，没有丝毫做作。国家的独立，经济的恢复，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也希望能在这新的时代有所作为。所以，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对不少知识分子已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但他们还是谅解了，承受了，非常认真地从头学习。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跳过黄浦江，可是过后，却努力按照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改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似乎没有得到认可。“改造”还在继续，而且逐步升级，越来越采取更为粗暴的手段。学习变为批判，批判转为斗争，斗争进而戴帽，戴帽之后又继之以发配、劳改。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全面专政”，不但羞辱人格，而且殃及皮肉。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
       我也曾十分积极地参加过一次次的“学术批判”。当时，真的以为，“真理在手，所向披靡”；也真的以为，“以论带史”，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全新的学术。
       虽然经过了“反右斗争”，起初，前辈先生们本着一种责任，对我们幼稚的举动还是婉言相劝的。记得蒋天枢先生就曾对我们一二年级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上课，说过这样的话：“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还没有独立，怎么思考?”但是，今天以为是良言，当时则以为是对抗，说他们“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警告他们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学生的后面，自然有强大的支持，不然，何以如此气壮如牛!前辈先生终于明白，缄口不言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按规定的教学大纲上课，他们很少再说什么，许多人连文章也不写了。后来有人归结的“江郎才尽现象”，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前在学术上有过出色成就的一批前辈学者，好像一下子都再写不出有分量的著作了。经过了那一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并非他们才尽，只是环境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再展其才罢了。以我母校的中文系而言，陈子展、乐嗣炳、徐澄宇等先生，自成为右派，在学校就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郭绍虞、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等先生几乎于学术上再无新的建树；刘大杰先生不断紧跟形势修改他的文学史，结果越改越糟；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虽然撰述不断，但批判也如影随形没有离开过他们。一代学人就这样耗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驰骋于学界的，也就只剩下如姚文元之流的“金棍子”了。走“姚文元道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成为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号召与要求。
       如果不是“文革”把事物推向极端，我们或许还未必就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吧。
       “文革”结束之后，幸存的前辈先生们都已年届高龄。然而，环境一变，“江郎才尽”便成了“梅开二度”，但凡体力尚支，他们都有了新的著述，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金色的夕照，只是短暂的一瞬。造化弄人，他们不得不谢幕，离开了人生舞台。
       经历了这一连串人事代谢，回想起这些前辈学人，心里总有几分同情，几分遗憾，几分歉疚。
       同情的是他们的遭际。他们原本想把自己的学问完全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后人，但却无人理解，无人领情，相反，总怀疑他们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以为在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之后，知识就成为惟一剩余的优势。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文革”时期喊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就种下了。我总记得朱东润先生那无奈的叹息：“我是想做人梯，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但是，不需要我了。”世界上有什么比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更痛苦的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活下来，就需要勇气和毅力。
       遗憾的是由于觉悟太迟，把过多的生命耗费在许多无益之事上，失去了向前辈们问学的难得机缘。等到落花凋谢，才越来越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至于歉疚，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不但未能给他们以后辈的慰藉，还曾以“革命的姿态”，参与了批判的行动。前辈先生的学问，套一句现成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并非全无商榷的余地。但我们那时的批判却并非学术的探讨，而是在政治的压力下，剥夺了对方答辩权的宣判，还夹杂着人格的攻击。这种批判给人的伤害，是直到我自己也领教之后，才有了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