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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创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那个时候，美国倚仗手中的原子弹，多次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党中央毅然作出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的决策，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实施。不久，宋任穷被任命为三机部部长，主管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肩负重担，深感责任重大
       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一次会后，周恩来见到宋任穷，对他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当时是人民解放军总干部副部长，主管部队干部的任免、调动、考核等事宜。宋回来以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自己承担这个任务。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投身于祖国的经济建设，亲手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又与军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宋任穷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战士，几十年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他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任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委；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到陕北后任２８军政委、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平原分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华野副政委。１９４９年后，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局副书记。１９５５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干部副部长。同年国庆前夕，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两天后，宋任穷作出决定。他再次见到周总理，毛遂自荐地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并说明了请求调动的原因：“我对穿那一身上将制服不习惯。”
       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你能来，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能出来吗？你那一摊子谁来接？”宋说：“部里还有人。”周恩来说：“那好，但要请示主席。”不久，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提交人大常委会议正式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１９５８年２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研制原子弹，任命宋任穷为部长。能够肩负如此重担，宋任穷感到无尚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宋任穷时刻把毛泽东的教导记在心头。
        组建队伍，建设科研基地
       当时，中国原子能事业正在草创时期，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宋任穷上任伊始，主要抓三件事：队伍组建、地质找矿和科研基地建设。
       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靠科学，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为此，宋任穷决定到中国科学院“走亲戚，攀亲家”。他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说要登门拜访。
       宋任穷来到中科院，紧握住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我也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但主要靠科学院。”
       张劲夫爽快地答道：“宋大哥，研制原子弹是中央布置的任务，科学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宋任穷说：“搞原子弹，就要人，要科研队伍。”
       张答道：“这没有问题。首先，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其次，如果骨干力量不够，我们还可以抽调一些人去。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现在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负责学部的日常工作。这个同志是个能挑重担的人才，你若要，马上就交给你。”
       当时，只要一提造原子弹，各部委都毫无例外地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在宋任穷的筹划与协调下，地质部、冶金部、建工部、煤炭部、五机部都将相关设计部门及施工单位划拨给三机部，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原子能科技工业体系。
       １９５７年夏，宋任穷接见李觉，让他领导拟建中的最保密的机构——核武器局。
       李觉原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因病和因伤中止了在西藏的工作，在北京一家医院疗养。宋任穷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向中央领导打了报告，得到批准。
       宋任穷当面向李觉布置任务：直接负责一个设计机构的筹建工作，并请他出任该机构的领导。宋还说：你的职务是由最高层决定的，并向他传达了政治局决心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为了选址筹建核武器研究院，李觉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最终定在了青海，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那些知道它的人如果谈及这个机构也只提其代号：九院。１９６０年以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一批老科学家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来的周光召等年轻科学家，陆续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同全体科技人员一起，奋发图强，刻苦钻研，英勇拼搏，百折不挠，为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后来都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骨干。
       为了适应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急需，宋任穷还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１００多名，改学原子能科学技术专业；从国内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选调２００多名，集中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改学原子能专业知识。以这几批学生为骨干迅速组成一支年轻的原子能科技队伍。
       科研方面，宋任穷主要抓紧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１９５６年５月开工，１９５８年７月建成。为了争取时间，充分掌握技术和加快建设进度，宋任穷等讨论决定，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检修人员及基建人员，可以不参加当时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７日，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并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中外来宾有１０００多人。陈毅副总理剪彩，聂荣臻和郭沫若讲话，从此，我们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该基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中科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
       宋任穷十分看重这个研究基地的作用，称它是培养原子能科技骨干的“老母鸡”。
       像磨豆腐一样提炼粗铀
       地质找矿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根本环节之一。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没有铀，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宋任穷把找到铀矿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哪里发现铀矿，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３日，宋任穷来到了广西的南宁，听了三○九地质大队汇报的全民办铀矿的经验后，十分高兴，说：“好，好，你们搞得好，把你们的做法与经验写出来推广。”第二天上午，在地质大队副队长段毅的陪同下，宋任穷乘汽车到宾阳县新宾镇，看望广西第三地质队的职工。段毅在回忆录中写道：
       汽车驰过昆仑关到达目的地，他一下车便与来迎接的职工握手问好，非常亲切。他住在一间普通的房里，睡木板床，在职工食堂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下午宋部长参观队里办的土法炼铀厂，他边看边问，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土法炼铀厂的职工们还作了操作表演，受到宋部长的好评。５日，我们到达贵县棉村，随后登上海拔１１５７米高的龙头山，看望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宋部长还亲自拿着伽码仪测量矿点。
       关于这段寻找铀矿的情况，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五十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发现了大批放射性异常点，经过揭露勘探和工业评价，于１９５８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然而，仅仅是发现铀矿，挖出矿石还不行，还必须从矿石中提炼出粗铀，再从粗铀中提炼出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因此，能否提炼出粗铀，就成为核燃料工业能否全线起步的关键。为了争取时间，宋任穷一面安排筹建大厂，一面布置若干点进行土法炼铀。
       当时农民自力更生、土法炼铀的情况，实在令人感动。原来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镢头、铁铲开山取矿，然后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用十分简陋的工具，提炼粗铀。他们不分昼夜，就像磨豆腐一样，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筛净，放在土缸酸浸，再用包豆腐的细布一遍遍过滤，再经烘干，最后才得到了面粉状的粗铀。这种土法炼铀，工艺简单，但经检验，却完全合乎标准。
       宋任穷得知农民用土法炼铀取得成功的消息，兴奋地说：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宋任穷非常重视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每到地质队、矿山和建设工地，总是要讲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创建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的困难和将来的前景等等；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他还要求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听广播。野外地质队的人员，身居深山老林，往往十天半个月看不到报纸，宋任穷就提出每个队必须配一台收音机，保证每天能听到新闻广播，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大事。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时期，宋任穷也头脑发热，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对此，宋任穷后来这样分析：两个口号的推行，一方面动员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破除了人们对原子能的神秘感，促进了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同时通过土法炼铀获得了重铀酸铵１５０余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铀原料，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建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全民办铀矿”，特别是农民、生产队办的矿点，由于设备过于简陋，工艺技术落后，往往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也不可取。
       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初期，我们的方针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８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６个协定。但是，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特别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不给。说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无须大家都来搞”。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结果在世界范围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为了换取中共的支持，对援助我国防尖端技术才有所松动，应我方要求，苏联提供了大量的设备与技术，先后派来上千名专家到二机部工作。
       宋任穷对苏联专家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要虚心向专家学习，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让副部长袁成隆专门向苏联专家组长介绍二机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技术的情况。二机部机关召开的“边干边学，建成学会”动员大会，也邀请苏联专家参加，大会表彰了先进，并向苏联专家赠送了锦旗。专家们心里热乎乎的，纷纷表示愿同中国技术员同心协力，共同建设中国的核工业。
       １９５８年５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汇报了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加快了工程设计和建设进度的经验，毛泽东看了很快作了批示：“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奴才形象——编者注）是谁也看不起的。”毛泽东的批示给了二机部极大鼓舞，使他们更加放手地做专家工作，增强彼此理解和感情交流。
       与此同时，宋任穷特别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树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二机部党组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的方针，要求科技人员加紧向苏联专家学习，并把学习苏联技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一些核心工程和关键技术抓住不放，彻底弄明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我国的技术人员不辱使命，通过工程实践，边干边学，消化吸收，不但掌握了技术，提高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有所改进和独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大跃进”时期，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有些人破除迷信过了头，要求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并且固执己见。宋任穷与之争论无果，无奈，只好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汇报。两三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去见毛泽东。听了宋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２３５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
       宋任穷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统一了思想，并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正式作出了决定：对苏联的主工艺设计不准改，对苏联提供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任何改动，都要报经上级批准。而且明确了在建成投产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些规定必须严格执行。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盲目乱改的危险。
       争分夺秒，做好应变准备
       然而，中苏的蜜月极为短暂。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被毛泽东一口回绝。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决定报复。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由于苏联政府方针的改变，苏联专家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苏联专家到核武器研究所以后，根本不履行专家的职责，当我方人员问技术问题时，他就清清嗓子，然后就是沉默，始终树起一堵保密的墙。而且他不准我方人员接触尖端技术，要么支使我方科技人员学外语，要么派到无关紧要的工厂矿山实习，而他自己整天躲在办公室看书，成了“只读不说的哑巴和尚”。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在当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为了铭记这段发生于１９５９年６月的“国耻”，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根据中央的决定，宋任穷等抓紧部署应变准备，并于当年１２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８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当时，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决定，尚未向他们的下属传达。利用这段时间差，宋任穷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原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１２月初，苏联专家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结果我们用十几天时间就把主厂房突击盖起来了，而且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设备。这对于保证浓缩铀厂顺利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组织科技人员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千方百计把技术学到手，把资料弄到手。
       与此同时，宋任穷布置抓紧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苏联专家什么也不说的情况下，核武器研究所就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开展理论研究和科学试验工作。一天，宋任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头很大，干得不错，就鼓励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这段时间，宋任穷的工作高度紧张。这是在和时间赛跑。宋任穷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技术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应变的准备，所以到１９６０年赫鲁晓夫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时候，我国原子能事业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而是比较稳当地过渡到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
       １９６４年，原子弹如期爆炸
       １９６０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宋任穷等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
       康生一见面就问：“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
       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１９６４年。”
       康生听了，不以为然地说：“１９６４年才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１９６２年爆炸。”
       站着说话不腰疼，康生还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
       在旁边的毛泽东一直没有表态，等到康生啰嗦完了，才发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搞突然袭击，一个照会就把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得人心，不少专家都表示不理解、不满意。宋任穷指示二机部的领导抓紧做工作，请专家吃饭，开会欢送，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不少苏联专家与中国科技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走前用各种不同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了下来，比如，有些专家遵照上级的命令将技术资料毁了，却把碎片有意地留在了地上。从这些碎片中，中国的技术人员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对继续进行未完工的工程有一定帮助。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少数表现不友好的，有些应该留下资料也不留，装到包里带回去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２０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央决定调宋任穷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在战争岁月与建设时期，宋任穷多次调动工作，每次都是愉快地服从安排；唯独对这次调动，宋任穷有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舍不得离开；而且他感觉，在这样的时刻离去，就像在激战犹酣的关头，被命令撤出战斗一样。于是，宋任穷去找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几位老帅，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赢得了同情与支持。宋任穷又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则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
       不久，周恩来征求宋任穷的意见：“你走之后，谁来接你的工作，是否还从军队里再找一个?芽”
       宋回答：“从军队调人可以，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行。”后来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任命刘杰继任二机部部长。
       １９６０年９月，宋任穷带着几分眷恋、几分惆怅，离开了二机部，告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原子能事业。临行前，刘杰要为之饯行。宋任穷则说：“饭就免了；但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那就是，一有原子弹试验的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那个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宋任穷突然接到刘杰打来的电话，告之下午３点钟爆炸。那一天，宋任穷一直都在等，但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不是核爆炸，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鼓舞。宋任穷曾主持其起步阶段的工作，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说：“我在二机部工作过４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