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听说著名书画家李山有一段奇特的经历，很想当面听听他的叙说。友人告诉我，他已经移居美国，难以面谈了。２００５年岁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李山的电话，说他回国举办书画展览，正在南京，愿意与我畅谈一次。我原以为他出国多年，一定是西装革履，十分洋派；想不到见面以后，只见他头戴灰色的中式绒帽，身着半旧的米黄色对襟棉袄，神似一个未曾见过多少世面的老人。可能是友人已经向他介绍了我的为人，所以我俩一见如故，很快就倾心交谈起来。他一口气谈了４个多小时，谈他的成长，他的坎坷，他的抱负，叫我这个善于速记的老记者，也记得手忙脚乱。事后，我寻找到了他留在原工作单位的干部档案，证实他的人生道路，比传闻的还要曲折。
农村生活的熏陶与初学绘画便闯祸
李山原名李宝山，祖籍山东无棣县，１９２６年出生在青岛。父亲是青岛四方铁路医院的医生。李山７岁时进入青岛台西镇小学读书。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在日军侵占青岛前匆匆带着家人，逃回故乡无棣农村。他在父亲教导下，熟读了《
论语》、《
孟子》和部分古文、唐诗、宋词，披阅了家中收藏的《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农村的夏锄秋收、柳塘泥路、滴露骤雨、野花鸣虫，后来都重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他说：“五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后来的作品，一直带有一股泥土的气息。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也在我艺术思想的深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２年，李山听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李仙洲在安徽阜阳办了一所成城中学（后改为国立第２２中学），专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他不甘心在已经沦陷了的无棣县生活下去，就说服了父母，独自跋涉到阜阳，进入成城中学一分校读书。
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本来就很差，成城中学又管理不善，同学们饭吃不饱，怀疑校方贪污。这时，李山因为成绩好，又爱画画，被同学们推选为壁报的编辑。他激于义愤，就配合一位同学写的文章，画了一幅批评校方的漫画，贴上壁报。这下可闯下大祸了。校方决定给他留校察看的处分。少年气盛的李山，不接受这样的处理，就负气出走，去了抗战的大后方四川。
他经过艰苦的千里行程，到达四川绵阳的辛店子镇，进入主要是吸收山东流亡学生的国立第六中学二分校就读。
他尝够了失学、受处分、长途跋涉的痛苦，这时下决心不问世事，一心读书。１９４５年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六中高中部。不久，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泪未干，内战的炮声又起。他借阅了一些进步刊物和《新华日报》，了解国民党的丑行。尤其是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害，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憎恨。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李山又不顾当年画漫画批评校方被处分的教训，画了一幅讽刺蒋介石的漫画：一个人光着屁股，放了一个屁，屁里写着“四项诺言”４个字。贴上这张漫画的壁报，很快被砸烂了。
远走香港，在郭沫若关怀下投身革命
１９４７年底，李山在绵阳国立六中高中毕业，又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眼前有了３条路：一是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工作或谋求升学，但是，可供就业的机会极少，也没有可供升学的经济基础。二是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但没有可靠的人介绍；三是去香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包括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威胁下纷纷出走去了香港。多年来，李山一直崇敬郭沫若，以为追随他去了香港，自己年轻又有文化，托他找个工作当有可能。
李山在绵阳读高三期间，曾经在绵阳民众教育馆兼任漫画编辑，得到一些微薄的薪水。为了筹集去香港的路费，又到广元县立中学代课两个月。为求得一个落脚点，他还曾请求在学习英语中认识的绵阳基督教堂的女传教士白恩德，为他写了一张便条，给九龙孤儿院的一个英国人，请求给予食宿的方便。李山离开绵阳的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５日。
他依靠沿途几位同学的帮助，辗转到了香港，就到九龙孤儿院找白恩德介绍的英国人。想不到这个英国人对他非常冷淡，说不能提供食宿，除非留下来当雇工在孤儿院种菜。李山心气高傲，拔脚就走。他在香港举目无亲，身上的钱也快用光，一时也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郭沫若先生。因为住不起旅店，夜晚只好在九龙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栖身。
李山为追随郭沫若而来，总得想办法去找郭沫若呀！到哪里去找？他想来想去，想到郭沫若是个大作家，香港的进步书店里必有他的著作，他们也许知道郭先生的行踪。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一家出售郭沫若著作的书店，向店老板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打听郭先生的住址。老板说：“郭先生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见李山非常失望，又说：“郭先生有时也来本店，你可留一封信，我有机会转交给他。”李山立即写了一封给郭沫若的信，说明自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穷学生，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追随郭先生也到了香港，却陷入了困境，希望能帮助介绍个工作，以解燃眉之急。并说明他是睡在九龙火车站的候车室里。
留信后的第三天清晨，李山在候车室等来了郭沫若先生。当时郭沫若和一男一女两个人缓步走过来了，李山感激万分地向郭沫若介绍了自己的简要经历和学业成绩，并且拿出自己的画作给郭先生看。郭沫若感慨地说：“现在我也没有工作，香港也不是你们这些青年人蹲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解放区去吧！我可以介绍你到广东东江纵队去。”李山在香港待了几天，已经体会到语言不通的困难，便说：“我听不懂广东话，到东江纵队有困难，我还是去我的家乡山东解放区吧！”郭沫若表示赞同，问李山还有什么困难。李山只好坦白说：“身上的钱快用完了，没有去山东解放区的路费。”郭沫若沉吟一会儿说：“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在这里等我，我给你想想办法。”说完就匆匆离去。
第二天清晨，那位陪同郭沫若前来的青年男子，又来到九龙火车站。他轻声地告诉李山：“郭先生有事不能来了，他让我给你送来一笔路费。”李山即用郭沫若赠送的钱，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然后往南京、济南，奔赴山东解放区参加革命。
李山对笔者说，他至今还记得：“郭沫若先生当年所赠的路费，相当于从九龙乘火车到济南所需的一倍。郭先生抛妻别雏归国抗战，胜利后坚持民主进步，又受到国民党专制独裁政府的迫害；在身处逆境中，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仍然这样关心照顾。这件事使我６０年来每一念及，便深为感激，并且也成为我后来力求上进，以报效、回馈社会的动力。”
但是，在动荡年代这一段去香港的经历，在此后左倾路线作祟的年月里，也使李山遭受了意想未及的厄运。这当然是后话了。
被济南国民党当局指控为“共军的密探”
李山从广州辗转到济南的那一天，正值人民解放军攻打濉县，济南城里岗哨林立，四处抓人。为求得暂时的住处，他投宿到堂姐夫丁树亭家。丁树亭是国民党军队的营长。他听出李山想去解放区，便下了逐客令。李山面对着城乡交通断绝的现实，一时不知道如何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关卡到解放区去。适巧听说有个姓赵的同学在城防司令部当连长，就到赵那里借宿，并请赵设法帮助回老家。城防司令部的后面就是著名的大明湖。李山慕名去观赏了一会儿。他不知道大明湖旁边，就是国民军队的军火库。李山的行动引起了守军的怀疑。当天夜间，李山在睡梦中，就被两个大兵抓去关进了监狱，指控他是共军派来窥探军情的密探。李山反复申辩，自己是从四川到香港谋事不成，才回济南来谋事，回乡也只是为了省亲。他在济南被关了２５天，终因没有充当密探的证据，加上一些亲戚花钱疏通，济南有关当局才作出这样的判决：罪证不足，着予取保释放；取保不成，着予驱逐出境。
李山被国民党士兵押解到黄河北岸，就丢下不管了。但他知道由此向北，便是解放区。向北走了一天，到了辛店了，他被几个民兵送到当地政府，经说明来意，第二天被送到惠民城外的渤海公安局招待所。经过这里的审查，李山就被介绍到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渤海建设大学学习去了。李山的档案中有一份初到解放区的写的《履历简述书》，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１日。
随军南下江南，受打击报复被开除团籍
李山进入渤海建设大学，就将原名李宝山改为李山。不久，又转到驻在濉县的华东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当年秋天，被分配到由３０年代的左联成员、文艺理论家刘雪苇任团长的华东大学文工团美术组当美工。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华东大学文工团随军南下。李山一路拎着石灰桶在墙壁上刷大标语，画宣传画，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到处传播。他自己也沉浸在为革命出力的欢乐之中。
渡江南下以后，华东大学文工团进驻苏州，旋即改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团。李山表现积极，不但在工作中跑在头里，１９５１年还两次打报告要求参加抗美援朝。１９５２年初开展“三反”运动，文工团很快进入高潮。大家对团长意见极大，团长成了斗争的重点对象。当年的“三反”运动，俗称“打虎运动”。在一片“打虎”声中，李山头脑发热，在斗争大会上提出撤换团长的要求。斗争会逐渐开成了控诉会。李山见天色已晚，提议休会明天继续控诉。很多同志写了揭发团长的稿件，要上墙报，找李山去编排，需要个总标题。李山冲口而出，说就叫“吴
罪行展览”吧！他意识到需要请示，去问了领导运动的增产节约小组。他们说这样的提法不妥，就作罢了。李山不知道搞运动揭发的材料需要核实，接着又写了一篇揭发团长的稿件，去征求增产节约小组的意见。他们不置可否。李山认为根据党中央的有关规定，作者可以不经上级审查同意对外发稿，就以自己的名义将批评稿寄给了上海《解放日报》。综观李山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他确有激情过度、言语失控之处，论理只需要进行一些说服教育。但是，“三反”运动刚刚过去，他就被说成“提议召开对团长的控诉会”、“擅自举办团长的罪行展览”，“窃用组织名义向党报发稿”，犯有无组织、无纪律、闹极端民主的错误，受到开除团籍、记大过的处分。
李山不服，向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诉。申诉信被转到革大党委，结果是坚持原处分不变。李山以后填写干部登记表时，还抱着一股倔劲，多次申明：“１９５２年因对领导提意见，被打击报复、歪曲事实加以处分。我从不同意，至今仍要求复查。”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十分渺小，这样的申明可说是毫无用处。
进入浙江美院深造，又被诬为“胡风分子”
１９５２年夏，华东革大文工团调到上海整编，李山被分配去南京，先在南京市美术工场，后调江苏省文化局所属的美术工作室工作。
１９５３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招生，在职干部也可报考。李山以２７岁的大龄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在浙江美院，李山有幸师从我国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
正当李山在艺术上开始登堂入室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１９５５年，全国开展诬陷胡风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斗争，原华东大学文工团团长刘雪苇也被诬为胡风分子，投入监狱。李山因为曾得到刘雪苇赠送的一本书，又受刘雪苇之托将刘的一本新著送到胡风家里，交给一个家人，连胡风的面也没有见过。但浙江美院党委仍然借此把李山视为“胡风分子”，下令关押起来审查。反胡风的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李山又因为参加革命前去过香港，被视为有特务嫌疑。他被斗了多次，关了半年，最后只说了一声：“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去上课吧！”
李山年轻气盛，一肚子怒火，被放出来后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浙江美院搞运动的负责人，破坏宪法，非法拘留守法公民。同时，致信郭沫若，请求证明１９４８年初在香港同他接触的那段历史。令李山欣喜不已的是：郭沫若先生很快就在李山的信上，亲笔写了这样的批语：
确有此事。和我同去的那位女的，就是我的爱人于立群同志。男的，就是周钢鸣同志（现在广西）。
郭沫若１９５７.３.８
李山将郭沫若的批件交给浙江美院党委，同时殷切期待着党中央的批复。
一天，美院党委书记把李山叫进办公室，说“你写给党中央的信，转给浙江省委，省委转到文教部，最后还是转到我们这里来了。现在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意见。”说完，把抽屉一开，又关上了。李山看到抽屉里果然是自己写给党中央的控告信，心里一惊：这不是告老虎反被送到老虎嘴里来了吗？但他仍然义正词严地提了三条要求：
第一，在全校大会上公开为我平反。书记当即表态说：“可以。”
第二，写出我没有问题的结论。书记说：“不必了吧，因为没有发文说你有问题。”李山虽然不同意，但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
第三，在公开平反时让我讲几句话。书记又说，“不必了吧！”李山心想：到那时我站起来讲，谅你也无法阻止。
不久以后，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果然插了几句话，说李山同学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了。李山正想站起来说话时，书记已讲到别的事上去了。他觉得不好打岔，就没有站起来讲。以后李山才意识到，这次幸亏没有站起来提意见，加之以后反右派时自己下乡体验生活，没有机会参加大鸣大放，否则，一顶置人于绝境的右派帽子，怕也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１９５８年，李山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被分配到新疆，进入新疆画报社工作。这时，他根本不知道美院人事科在他的档案中，塞进了一份审查意见，说“李山去香港是由英国人介绍，其目的、任务都有可疑之处；郭信批有‘确有此事’等字样，但批字是否是郭所批，尚未证实”。这份由李山所控告的校党委委员兼人事科长所泡制的审查意见，把已经证实和不难证实的事，都说成“有可疑之处”、“尚未证实”，害得李山背上了多年的“特嫌”包袱。李山说：“如果他们不是心存报复，即使他们不熟悉郭老的亲笔字，只要打个电话或写一封信给郭老本人或他的秘书，查证一下不就行了吗？我把郭老的批件交上去一年多，他们竟然能说出‘尚未证实’这样的话，真够气人的了。”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不负责任地将来自基层的控告信、申诉信层层下转，直到转到被控告人手里，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他的画受到郭沫若、林散之等大师的赞赏
李山在新疆画报社５年，经常出差采访作画。群山飞雪、戈壁骄阳、解冻冰河、月下篝火、千里驼铃、节日欢笑，都深入他的脑海，进入他的画中。长期的观察体验，逐渐形成了他“粗犷中有俊秀，变形中见本真”的画风。１９６１年，他应邀去北京为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作画，他画的《天山月初升》、《七月阿尔泰》，被悬挂在新疆厅里。
１９６２年，李山因病难以适应新疆干燥严寒的气候，申请调回江苏工作。这时，全国都因“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而精简机构，人员冻结。郭沫若这时又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郭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介绍李山的才华和请求，希望傅“予以助力”。傅先生虽身为院长，但不管人事调配，并且在人员冻结期间，画院也无法解决这一难处。傅有意把郭沫若的来信，放在客厅里的大桌上。一天，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钱静人来访，看到了这封信，傅抱石如实相告。钱静人当即答应把这封信带回去研究一下。不久，江苏省人事局通知新疆方面同意调进。这样，李山才得以于１９６２年夏天，被破例调进江苏省国画院。
李山回到南京以后，过了一段比较宁静的日子。１９６２年秋天，妻子生下一女。温馨的家庭生活，促使他更加辛勤地从事艺术探索。这年，他的一幅《我跟爸爸进天山》，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得普遍的好评。理论家沈鹏在《现代人物画选》中，着重介绍了这幅画。画家徐希盛赞“这在中国画人物画中，又开始出现了一派新的风格”。
在这个时期，李山还画了《葡萄架旁》，表现母爱的温馨；《在快乐的日子》，表现维吾尔老人畅快的心情；《放牧途中》、《阿凡提故事》等作品，也都深入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文艺界的一些大师和前辈，对李山的画作都很赞赏。
新疆诗人刘肖燕赋诗说：“李山为何不画山，放眼山川只等闲。听得众生心底语，无边意气入毫端。”郭沫若在寄赠所著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时，特地在该书扉页上写道：“你的画，我觉得大有新鲜之味。这部书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作，对你目前的研究，或许有些帮助。”多年之后，著名书画大师林散之，在李山的画上题写了：“羡君作画有真力，不肯依样画葫芦。”
下放与串联
１９６４年，江苏省文联宣布一批人下放劳动。李山与以后成为全国作协副主席的陆文夫、画家傅小石等人，被送到江宁县的李家生产大队，从事挑土、插秧、割稻等农业劳动，一年多未能再执画笔。
李山意识到：上面还是把自己看成有“特务”嫌疑的内控对象。他又一次被打进“冷宫”了。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几个月里，毛泽东不断在天安门接见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
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仰，江苏省文联和国画院的许多人，也响应大串联的号召，去北京争取毛主席接见。李山到达北京后，便去看望有恩于他的郭沫若先生。他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２年去郭家拜访时，郭家客厅里挂了不少名家的字画，包括美女画。可这次发现他家客厅里什么画都没有了，只在条几上摆了一个大南瓜，大方桌上有几张宣纸、一本《毛主席语录》。李山请求郭老写一幅字，满脸愁容的郭沫若随手把语录本翻到一页，似乎并未考虑便说：“写这一条好吗？”说完便落笔写下了这条“毛主席语录”：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郭老的字当然写得非常好。但一幅字开头就说死，总使人感到丧气。这幅字怎么挂得出去呢？李山在郭沫若家里领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肃杀之气，心想这幅字是否也反映了郭老当时的心情呢？
受派性影响画了一幅漫画，又闯了大祸
南京的造反派夺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以后，迅速分裂成了两派，打起了“文攻武卫”的内战。地方的派性影响到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地方。占据了南京主城区的“好派”，极力攻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许“支一派，压一派，镇压革命群众”。南京街头，贴满了反许的大字报。李山虽然只是本单位“好派”组织的普通成员，这时也受到派性的影响。一天，他遇见原《雨花》杂志编委刘舒，说起一些事，刘舒建议他画一幅画。感情容易冲动的李山，回家立即画了一张漫画。画面上一军官骑在一匹马上，手里拿着一支枪，旁边有几个护卫他的人拿着棍，天空中有一架飞机，撒下“镇压革命群众”的传单。这幅画适合“好派”的需要，很快被油印散发，有人还依样放大成长宽十几米的大漫画，张贴在市中心的《南京日报》社大楼上，引起万人驻足观看。这下，李山可闯出无路可逃的弥天大祸了。
不久，“好派”的对立面得势，“好派”倒霉了。许多人都被戴上“反许乱军”的帽子，被挂牌批斗。李山自然在劫难逃。
在被押上批斗会的前一天，李山已有所闻。当晚便同妻子商量说：“明天被批斗时，定会被按头弯腰。我的头，到底是低还是不低？”妻子说：“你一定要低头认罪，不然他们会打死你，那就白死了！”
第二天，批斗大会在南京最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山在被斗的几人中排在最后一个。他被挂的牌子上写着“反许乱军小爬虫”。批斗开始，被斗的人依次被按头弯腰，但按到李山时却未能按到，因为他早已弯得很低了。
这次批斗大会以后，被斗的人被交给本单位继续批斗。李山不愿意再受侮辱，决定出走。当晚他就乘夜车去了山东。南京大街上，很快出现了对他的通缉令。
因为走得仓皇，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火车将到滕县时，李山想起有一位少年时要好的同学黄仲洪家在滕县，便在滕县下了火车前去寻访。结果，同学不在，反因同学的弟弟是被抓的一派头目，而被扭进了当地公安局。
滕县公安局根据李山的证件，同江苏省文联取得联系，文联掌权的人说南京正在通缉他。第二天，李山就被五花大绑，关进滕县监狱。第三天，江苏省文联来了两个人，将李山押解回南京，关进原总统府大院的一个小房间里。
这时，南京各单位实际都由军队和军队支持的人掌权。省文联掌权的人立即召开了对李山的批斗会。会上，李山不仅挨了打，被泼了一头的污水，还时时有人领呼口号：“打倒李山！”
此后不久，就开始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被关被斗的人越来越多，各单位都设立了非法拘禁干部的“牛棚”。李山被移囚到省文联的“牛棚”，里面有省文联主席李进，省美协主席亚明，省国画院院长钱松嵒等名人。在这里，除了挨批斗，还要天天背诵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实际，赶快投降。
平白无辜地被打成傅小石“叛国投敌”的同伙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将原省级机关团体的万余名干部，编成“１０•４”兵团，下放到金坛县农村劳动，搞所谓的斗批改。省文联其他被关押的人可以集体住宿，李山受到“特殊待遇”，和专政队长同住在一户农民家里，自然是动辄得咎，备受熬煎。
“１０•４”兵团不久易名为江苏省五七干校，总部迁至句容县的桥头镇。李山随之被关押到桥头附近的镇江蚕种场里。
“反许乱军”的罪名，把一个人等同于解放军，到底有点牵强附会。李山到蚕种场之后，曾经一度被释放。可是时隔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又开始了。已故国画大师傅抱石的长子傅小石，被诬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山也被诬为傅小石“叛国投敌”的同伙，重新被关押起来。他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个老干部，为了表现自己，折磨人时特别刻薄。一天晚上，这人把李山叫去，命令说：“写出你和傅小石的反革命罪行，写不出来不许睡觉。”李山只好伴着半明半暗的孤灯，熬了个通宵。
如果说，以“反许乱军”的罪名关押批斗李山，还有一张漫画作依据的话，那么，说李山伙同傅小石“叛国投敌”，就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了。李山与傅小石只是同行，怎么能成为“叛国投敌”的同伙？他平白无辜地被关被斗了半年，又被释放出来。
喘息未定，一顶吓人的“五一六”分子帽子又戴到头上
文革那些年，真是灾祸不断。李山喘息未定，又来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为荒唐、最为残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江苏五七干校，是省革委负责人亲自掌管的重点清查单位。在刑讯逼供之下，被打出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多到难以数计的程度。
李山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只能长期在被关挨斗中苦度日月。
每次批斗会开始，李山总要被勒令朗读贴在墙上的几张“毛主席语录”，如：“伪装必须剥去”之类。他有意慢慢地念，像是很认真的样子，实际上想拖延时间，减少接踵而来的挨骂受辱。批斗中，每当李山否认参加过“五一六”时，负责整他的小分队员，就拍桌子怒斥，甚至动手动脚。接着就被罚弯腰九十度，“向毛主席请罪”。有一次，小分队员借口他弯腰时腿不直，从后面一脚将他踢得扑倒在地，还说他故意装死。
正当被逼无奈的时候，他的牙病发作了。蛀牙腐蚀到了神经，日夜不停地疼。挨到化脓了，直冲脑子痛，他不得不请求小分队长，让他去治牙。这位小分队长竟然说：“你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立场问题，不是牙痛问题；你把‘五一六’问题交代了再去看牙！”李山回忆说：“那时我牙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如果承认是‘五一六’可以不牵连别人，后果只是由自己承担，我真想承认了好去治牙。但是，如果我承认了，就必须得交出一个人来，说是谁发展我的，那就害了别人，我将一辈子内疚，又怎样做人？所以，我只能继续忍着牙痛遭受批斗。”
很快，牙根处化脓更严重了。李山带着揩下脓血的纸，又去请求小分队长，并且想出一个理由说：“我牙疼得已经无法思考问题，想交代问题也写不成了。你们为了完成清查‘五一六’的任务，也该让我去看看牙呀。如果不能去南京的牙科医院，到附近桥头的总部门诊部看看也好嘛！”
这样，小分队长才派了一个队员，将李山押到桥头门诊部。一位年轻的医生，看了李山的牙直摇头，说“你的牙要赶快拔掉，可我们这里不是牙科，没有拔牙的器械。”李山央求说：“医生，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随便用个钳子帮我拔掉吧。”医生先给李山打了一针麻药，但并没有止痛，原来麻药过期失效了。李山鼓励这位医生说：“你就大胆地拔吧，再疼也比蛀牙化脓冲脑子疼好些！”医生动手了，一用力，牙被拔断了，还有一截牙陷在肉里。李山又鼓励说：“你别怕，不就是那么一点肉么，你用刀子把牙根旁边的肉切开一点，再拔！”医生别无他法，只好用水将脓血冲干净，用钳子死劲再拔，终于把拔断了的牙根拔了出来。这下，李山觉得头脑轻松多了。他向医生千恩万谢，捂着肿高了的半边脸，被押回囚室。
妻子受牵连遭到丧子的灾祸
就在李山被诬为“五一六”分子之后，他的妻子在南京生下了一个儿子。那时，李山家住在南京一家大医院附近。妻子就近进入这家医院生下了孩子。可能是院方知道了她是李山的家属，产后第二天就要她马上出院。那时正是严冬季节，妻子冒着寒风把孩子抱回家。家中无人照应，她产后精疲力竭，到家后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待她醒过来时，孩子已经冻死了。说到这里，李山不由得念起清人顾贞观的一首《金缕曲》来：“爱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妻子出事后，立即给李山打电报，要他能够回家照顾几天。这时候，城市居民大量下放农村，无法找到保姆。电报被扣留在连部。连长和指导员把李山喊过去，把电报给他看了，又收了回去。李山抹了把眼泪，央求让他回家照顾妻子几天，并且说连部可以派人跟着监督。指导员摇摇头，只答应由连部派一个女同志去照顾几天。
妻子渐渐恢复体力以后，赶到蚕种场想见丈夫一面。两个女队员按照连部的指示对她说：“你想见李山，那跟我们走吧！”她们把李山的妻子骗到１０里之外的桥头镇总部附近，沉下脸来说：“你不能回去了，留下来交代李山的问题。”李山的妻子原来在南京公检法机关工作，个性倔强，又很壮实，不买他们的账。两个女的要抓，她就跑，两个女队员紧追不放。李山的妻子跑不动了，停下来，抱住一棵树，同她们辩论：“我有我的工作单位，你们凭什么抓我？”她连辩带喊，引得许多农民前来围观。围观的人听听都说李山的妻子有理，认为有问题应该找她的工作单位。那两个奉命行事的女队员，只好悻悻而去，李山的妻子也因此没有落入虎口。
寄情山花野草与半个月的班长
蚕种场紧挨着沪宁铁路，长夜漫漫难以入眠。李山在囚室里的小木床上，听到山坡下火车的隆隆声自东方而来，逐渐驰近，又驰远，向南京方向而去，总会引起强烈的思念：如果能乘上这班车，两个小时后便可到南京的家了。亲情悠悠，不知要思念到何时。
冬去春来，室外一片生机。李山在囚室里，每天依然对着一部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发呆。一只蜜蜂偶然在窗上栖息，停一会儿又飞走了。一只小螳螂爬上窗台，复又爬去。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弹腿展翅，舒展自如，这些都使李山羡慕不已。他后来所画的花卉中的蜜蜂、小螳螂，多寄托了当时凝聚的对自由的向往。
俗语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多场批斗会下来，李山的心情就不那么波澜起伏，想偷空做点事情。他每天挨过批斗，被监押回来，看到路旁绽放的野花，就装着拔鞋子，顺手把野花摘下来带回囚室，用《毛泽东选集》挡起来作掩护，对野花从正面画，反过来画，侧过来画，再垂下来画。下次在路上拔回来一把挺立的小草，也是这样的画。就这样，在被囚禁的后期，他画了满满的一本。这些画都不写年月日，以便对付查询。多年以后，他创作的《写我难时魂》、《山雨欲来》、《岁寒伴我夜读书》……都有这些小花、野草和当时心境的影子。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可能是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太多、能承担监管任务的人太少了吧，李山这个前后被关了将近４年的“囚犯”，竟然被任命为监管原省监委书记康迪等厅局级干部的班长。上任伊始，他召开全班会，显得一本正经地说：“本班长宣布一条规定，但是只准听、不准记、不准外传。以前你们上茅房、买香烟、冲开水都要报告，现在本班长公务繁忙，管不了这些杂事，今后一切活动自理，不必报告。但是半小时必须回来一次。”大家像听到赦令，一散会就跑得不见人影了。开始，大家还守规矩，慢慢地越来越放任，有些人出去一个多小时也不回来。一天，排长来到班里，说要传达什么指示，人却集合不起来。排长当场斥责说：“李山，叫你当班长，看看你怎么当的！”他气呼呼地走了。当晚，排长就来班里宣布：李山调出，另外指定一个人当班长。于是，这半个月的班长，就成了李山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放下多年的“特嫌”包袱重返画坛
１９７４年初，纯属捕风捉影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被迫停止，被囚禁的人开始被释放并分配工作。但是这些人还被另眼相看，规定只能去外地，不得回南京。李山被分配到镇江市园林处当美工。
１９７５年，重新上台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狠抓整顿，强调落实政策。江苏省委和省革会得到改组。这时，“反许乱军”、“五一六”的罪名一风吹了，但李山的“特嫌”的问题尚未澄清。李山通过一位可以直通省委的记者，递上申诉书。此事引起已经被改组了的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的重视，责成派往省五七干校落实政策的工作组负责复查。经反复查证，省委组织部工作组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正式发文对李山１９４８年初去香港谋职一事，作出了“这段经历已审查清楚无问题，本人交代和查证相符”的结论。多年冤屈，一朝申雪，李山这才得以调回南京与家人团聚，并进入南京市园林处美术组工作，重返画坛。
回南京不久，他就背起画夹，到大西南去写生。粉碎“四人帮”、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９７９年，他又重振雄风，再去新疆，在那里踏天山、走大漠、宿草原、访牧民，回来画成了《喀什老人》、《踏遍天山又一重》、《路》等名作。并先后被推选为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南京美协副主席。１９８０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画中诗——介绍李山的画》。从此，他的声名远播，成为画坛的名人。
努力把中国的书画艺术推向更深沉的阶段
１９８１年，李山应邀去美国办画展，因反响热烈，签证从不得不延期直到过期，从此他就定居纽约，匆匆已出国２５年了。
这些年，李山先后应邀到美国１２所大学演讲中国的书画艺术，在美国的六大城市举办画展，美国希尔顿等博物馆和一些大学，收藏了他的画作。１９９２年后，他几次返国，又重返新疆，并先后出版了７本画集和书法集。他的家乡山东省无棣县，还为他建立了“李山美术馆”。
近十年来，李山更着力于书法艺术的研究。他从书法历史发展的高度，根据美学原则，写出了《书法整体旋律论》４论，阐述了３０００年来中国书法发展的成就与局限，强调书法艺术不能只孤立地着眼于用笔、结构的形式美，而应该注重整体的感情内涵，有一种令人神往的整体旋律。他根据这种理论，创作出一批书法作品，于２００６年２月在江苏美术馆举办书画展览，并且获得了盛誉。省内有些报纸，以整版甚至４个版的篇幅，介绍李山及其作品。南京书法界人士称赞他的书法，有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整体行气，有金石和笔力，有充满个性的结构，充分表达了有关诗文的深沉内涵。有人甚至推崇说：李山把中国的书法艺术，推进到一个更深沉的阶段。
在绘画艺术方面，李山也总结了一生从事美术创作的教训，多次申述：“只有深入人生世情打草稿，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搜尽奇峰打草稿，’只能创作出表面形式美的手艺品。”根据文学史、绘画史上诸多大家的成功之路，李山认定：变形是艺术深化的重要手段。变形来源于幻觉，幻觉是作者感情极致的表现。记住自己感情极致时在感觉中变形变色了的形象，并落实到作品中，便可由感情的极致进入艺术的深沉。这时，个人风格也将由此而生。他认为上述道路是清楚的，但要达到目的却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李山走过了茫茫艺海的坎坷路，今年已经８０岁了，早已半白了鬓发，但他仍在孜孜不息地研究、追寻。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