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可以说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根据大量证据，其时“四人帮”在上海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一路由王秀珍指挥，直接进行军事行动；一路由徐景贤指挥，控制报社、电台等舆论工具，企图进行武装叛乱。特别法庭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开庭，对其策划者、主谋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审讯。当时我是此案的主审法官，参与了整个过程。
王洪文的武装叛乱动员令——“准备上山打游击”
张春桥、王洪文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确定“四人帮”是否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江华庭长出席，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由我和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３人担任主审。法庭就指控被告张春桥、王洪文在１９７６年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进行庭审调查。
王洪文到庭后，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一眼审判台上的法官，神色显得异常黯然。
审判员王战平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你与张春桥、姚文元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你们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本法庭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接着王战平问道，“被告人王洪文，１９７６年２月，你对王秀珍等人说，上海民兵是你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你是抓住不放的，要他们给你抓好。你说过这话没有？”
王洪文的声音有些发颤，承认对他的上海余党说过这些话。
接着，法庭传当时的上海市书记、革命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分别出庭作证。
王秀珍的证词说：“１９７６年２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王洪文来马天水住处，在场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王洪文谈军队时，他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在民兵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很激烈的，今后还要斗下去，你们要抓好，不能放松。’”
接着又宣读黄涛的证词。黄涛证词中也承认王洪文在当时当地说过同样的话，并说在议论到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斗争还复杂时，王洪文曾说：“上海民兵是我抓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部队靠不住。”
在审问时，王洪文还承认１９７４年３月，在北京对王秀珍说过：“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秀珍的证词对此说得十分详细：“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我去北京向王、张、姚汇报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时，王洪文说：‘你们要抓好民兵，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调就是几十万人……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战斗力更强了，这是一支好队伍，我是信得过的，你们可要抓好。’”
徐景贤的证词也承认，当王秀珍在北京与王洪文、张春桥密谈后回到上海，对马天水和他传达了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军队不能指挥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抓在市委手里。后来王秀珍将王洪文的这个指示也向市委传达过。
法庭上，王洪文还供认：“１９７５年对马天水、徐景贤等说过，最担心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靠不住。”
徐景贤证词：“１９７５年七八月间，王洪文窜到上海对我们说，中央任命了一批各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这些人邓（小平）都很熟悉，我和春桥都不熟悉。他又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都是他的人，没有我们的人。”
马天水证词：“１９７５年春在北京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王洪文当着上海几个中央委员的面讲，我最担心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直到去年夏秋之间，王洪文在上海时还和我说过，他最担心的是军队等黑话。”
王战平审问王洪文：“１９７５年八九月间，你在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是不是事实？”
这个问题一提出，王洪文没有马上回答。
我感觉到整个法庭的空气仿佛陡然一下凝固了一般。不过，作为审判王洪文的主审法官，我们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时就已经撑握了大量的证据，心中是有底的。
王洪文在预审时虽然比其他４个（包括陈伯达）态度要好一些，但有时也是避重就轻，现在也许他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怎么能够赖得掉呢？
片刻，王洪文终于回答是事实。
审判台下没有一点声音。
接着，主审法官传证人徐景贤等出庭作证。
徐景贤站在那里，朝自己昔日的顶头上司王洪文扫了一眼，就沮丧地将头低了下去。徐景贤证词说：“１９７５年七八月间，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会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
马天水也证明：“１９７５年９月，王洪文在上海到天马山一带仓库时，他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并说这个地方打游击很好。”
王秀珍证词说：“１９７５年９月，王洪文召集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开黑会，进行路线交底，他叫嚣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２０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他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
王战平问道：“被告人王洪文，起诉书中指控，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３日，你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你说过这话没有？”
经过在预审时的多次较量过后，王洪文知道自己想混也无法混过关，尽管这件事承认之后有可能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但法律无情，事实难逃，只好承认说：“在电话里向王秀珍说过这个意思，那时候就是怕邓小平上台。”
然而，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光王洪文承认了还不行，接着法庭传王秀珍到庭。王秀珍在法庭上交代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和徐景贤等“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在上海妄图策划和指挥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经过。她承认，由于王洪文在前曾作过“指示”，所以在“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立即组织武装，在上海实行叛乱。王秀珍回答了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３日与王洪文通电话的内容，并说明当时作了电话记录。最后王秀珍承认“这次上海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我和徐景贤，罪魁祸首是张春桥和王洪文。”
但是，光有王秀珍的证言仍不能定罪，法庭当场播放了王秀珍当时的电话记录投影，并由我宣读了９月２３日的电话记录。我念道：“洪文同志电话指示：（９点１５分——４０分）……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通过当庭对质，人证物证都摆在了王洪文的面前，当审判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王洪文痛苦地微微摇了一下头说：“没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责任主要是张春桥和我负责。”
张春桥提出“民兵要学会打巷战，打游击”
王洪文被带下去后，上海武装叛乱的另一个主谋张春桥被带上了法庭。
张春桥的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地歪向一边，也不看任何人，只是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他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有问必答，相反却以沉默来对抗法庭的审判，始终一言不发。
根据张春桥在预审时的表现，法官们明白这次他仍然会故伎重演，因此作为主审之一的我和所有审判员一样，心里早已有了准备——在法庭上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斗智斗法，用正义战胜邪恶。
对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一事，审判员王战平对于一言不发的张春桥再次催问：“被告人，现在我再问你：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你在北京住处单独接见徐景贤时，徐向你汇报了些什么？你听后又对徐作了什么指示？”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上，只当没有听见，毫无一点反应。
对此，我和曹理周代表法庭宣读证词。
曹理周：“现在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１９７６年月１１月１５日的证词：‘徐景贤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回来，对我和马天水说，我这次去北京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事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样做。’……”
王战平在曹理周宣读完证词之后，追问张春桥：“被告人，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我这时发现，一贯“冷静”的张春桥，身子微微的有些颤抖，是对这位昔日奴才的气愤，还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惧怕？这只有张春桥自己心里才能明白。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现在我问你，上海的民兵是不是你和王洪文搞起来的？”
张春桥不答。
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法庭宣读证词。
马天水证词说：“早在文化革命初期，张春桥、王洪文就把过去的民兵（组织）砸烂，完全重新组织所谓的文攻武卫来改为民兵。一开始，他们就把民兵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完全脱离警备区的领导，不和军队发生任何联系，因此上海的民兵组织是由张春桥直接控制。”
徐景贤证词说：“‘四人帮’长期以来，违背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教导，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装山头，几年来，擅发大量枪炮，这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被杀头了’。这是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反革命思想……”
张春桥面对着这些昔日同党的证词，面无表情，一派似听非听的样子。
看着张春桥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我坐在审判台上感到十分气愤，这是一种对审判的公开对抗。也许张春桥认为，只要他不哼一声，特别法庭就不能对他取证，就不能对他实行宣判。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对于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我们在预审时就早有了准备，我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用大量的人证物证，来击垮他的防线。
王战平：“现在宣读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３日的供词。”
王洪文供词：“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打了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不久，大约在８月下旬，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布置了要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的任务，就是所谓武装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接着……建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了上海工人民兵，所以张春桥是成立上海文攻武卫的罪魁祸首。
“文攻武卫的性质……提出了以民兵这支枪杆子来保卫笔杆子的革命，这个……观点就是张春桥的观点。
“关于民兵的任务问题，张春桥曾经反复强调民兵要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没有战斗力。因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张春桥这个思想，在文攻武卫成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阶级斗争，抓所谓走资派。冲击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驻上海办事处，说这些办事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说藏走资派的地方。因此对这些办事处进行了查、抄、封。在抓社会性阶级斗争时……还抓了所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实际上是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人。
“关于民兵训练问题，张春桥提出民兵要学会巷战，打游击战。
“上海市民兵一向是由警备区主管的，这一点张春桥是清楚的，但他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布置成立文攻武卫时却撇开上海警备区，在武装左派的口号下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工总司’为主来组织，并由革委会直接领导（市委成立后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实际上就是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使得上海民兵成了‘四人帮’帮派武装。
“所以，当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上海少数民兵企图武装叛乱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是‘四人帮’长期经营的结果。”
王洪文的供词也许使张春桥感到了众叛亲离，他虽然仍不说话，但我在台上看见他的整个身子微微地一颤，屁股也同时如坐针毡一般的移动了一下。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
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一双镜片后面的眼睛射出了惊异的目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内心里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预审一共使用了５名证人、７次当场作证，这当中最有力的，当然是在预审中“四条腿”中被首先打断的一条“腿”王洪文。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我说：“现在宣读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８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又宣读了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的证词：“徐景贤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们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的证词：“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７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７月３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８月１０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３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８月１０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审判员王战平对其进行严厉的正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现在，你就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７６年８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６０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他还问我６０军的军长、政委是谁？为什么不听丁盛的指挥？（我说）军长原先是许世友的警卫员，政委叫魏金山，给许世友当过多年秘书，这两个人虽然归属南京军区，可根本不把丁盛放在眼里，有事总是找许世友，据说当初把６０军放在上海附近，也是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主意。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关系到“四人帮”是否能够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为当时的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所瞩目，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投影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杰作”。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
根据投影，我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证人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３５００人集中，３万１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６０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３万５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徐景贤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９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我宣读：“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宣告完毕。”
徐景贤承认：“这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
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１９７６年月１０月９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徐景贤说到这里略停了一下。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仍然面部毫无表情，坐在被告席上，耷拉着脑袋。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９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消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消５位数（即３１０００人），保留４位数（即２５００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消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消，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１０月１３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１２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８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伏法，揭发交代。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１０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我的证词完了。”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为“罪魁恶首”，张春桥心中的怒火和不满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
我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态度十分气愤。有人说，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人，现在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既不像前面的王洪文，也不像后面的江青、姚文元，他将一切都深埋在心底，对抗法庭的审判。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徐景贤退庭之后，担任“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
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的晚上１０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１０月８日晚上１２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３２４０人和摩托车１００辆、卡车１００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１．３万人，起用民兵１０１艇、１５瓦电台１５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１７厂或国棉３１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９日１８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１７厂和国棉３１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７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１０月９日的上午９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１０个区民兵指挥部和５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我们）从９日１８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１４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
“从９日到１２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１０月１２日晚上８点钟，冯国柱等４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１０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１３日６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妄图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施尚英接着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作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极其反动地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３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３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张春桥这个“军师”的统率，“四人帮”的一伙余党即将发生内讧。听着施尚英在法庭上的证言，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再看看台下的张春桥，他还是刚才的那个姿势，这简直就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家伙。
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施尚英继续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１０月９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１０个区、５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２万７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２２５辆，巡逻艇１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１５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７９份电报，直至１５日凌晨１时才停止发报。
“１２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３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密定联络暗语。”
接着，法庭投影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主要内容为：“这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内容为：“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１５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１０月９日１８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１５日１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对这些都进行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品。
张春桥仍然不语。在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后，张春桥被带下去，脸上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表情。
这里还得谈到另一个人，他名叫薛干青，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书记原是谭维铸，于１９７５年回警备区，后由副书记薛干青主持局党委工作。就在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大搞武装叛乱的同时，薛干青、徐成虎在上海市公安局建立了秘密指挥点，架设了电台，组织了１５２０名公安干警队伍，动员和准备了枪支１３８０支，子弹４００５７０发，汽车、摩托车８０余辆，以及配有无线电台的小轿车１７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薛干青组织４００多名武装干警紧急集合，进行武装演习。１３日下午，薛干青、徐成虎还打算筹建第二个秘密指挥点。
上海武装叛乱，除市民兵指挥部和各区民兵指挥部及总工会外，市属一级的政府单位就是市轻工业局和公安局，市公安局搞的行动方案比轻工业局的还厉害。
黄金海１０月１３日上午在市革委会财贸组召开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上煽动说：“上海在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有江青、迟群、谢静宜都抓起来了……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我们民兵开过会了，分一线、二线……就是血战到底”。
与此同时，黄金海还布置财贸系统做武装叛乱的物资准备。他说：“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能动用金库买粮食，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到江苏、浙江去抢。”
经第一审判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１０月１２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３１厂设一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２１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肖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打算。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４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上海文攻武卫（即所谓组织的“第二武装”）是张春桥、王洪文等苦心经营了长达１０年之久，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有力措施和上海人民的斗争，使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终于未能得逞。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