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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荒煤的两封信
       1981年6月8日，时任中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的陈荒煤，给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写下这样一封信：
       敬之同志：
       此件请阅，我建议并恳切要求文艺局印发。听说默涵同志发言增印了不少。就是说除了到会的人以外都有不少人看到。
       既然他到处散发，我不能不作更正声明。
       如文艺局不印发，我个人也要印发(他制造这种舆论为什么?这是一种人身攻击)。不要说我无组织、无纪律!
       荒煤
       即日晨
       你那天在会上解释，未面对话筒，所以有些人未听清，而且他的发言散发的范围，恐怕比到会的人多!
       信中所说的“此件”，也是一封信：
       周扬、敬之同志：
       默涵同志四月在中宣部发言时，谈到文联党组缺乏民主作风时，举例说明，文联要召开全委扩大会，还要增选我为全国文联副主席，都未经主席团讨论，后来光明日报发消息，还报道我已经是副主席了。这件事你们当时在会议上已经作了说明，光明日报的同志也在会上讲，是他们工作中的疏忽。我也就没有再作说明。光明日报的报道我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再去找。
       前天有同志告诉我，默涵同志发言印出来后，不但对此没有更正，反而又在四月十七日加了按语，说去年十月《青春》杂志上还有报道，说我是文联副主席。我才又把他的发言找来看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因此，我觉得必需把这件事的实际情况说明一下，并恳求你们批准把这封信印发给参加中宣部座谈会的同志及一些有关的领导同志(凡是默涵同志发言已送的同志都应该补此信)。我声明几点：
       1．我去年到南斯拉夫参加国际笔会回国后，敬之同志找我谈话，调我到文联党组工作，并没有在事前征求过我本人意见，是中宣部领导决定的。我当时向敬之同志表示过，我个人觉得不适合，没有信心。后来经他说服，我服从组织决定。
       2．文联党组正式成立，在中宣部开第一次会议时，周扬同志在这会议发言提到，为了便利工作，可否考虑让我辞去作协副主席职务，召开文联全委扩大会时增选我为文联副主席。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并没有作正式决定。
       3．之后，我多次在文联党组上讲过，按照文联章程，全委扩大会无权增选副主席，不必作此考虑。之后，又正式给贺敬之同志写过信，坚决不同意采取这个办法增选副主席，也认为没有必要增选，为了工作需要，可否在文联设书记处?后来，周扬及其他一些同志怕机构重叠，没有同意。总之，我个人始终反对增选我为副主席，并正式向中宣部领导同志提出过意见。周扬同志既是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负责人，又是文联党组书记，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意见提出是可以的，但他始终未作正式决定，更不是我担任党组实际工作的个人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文联的重大问题和工作，都必需请示中宣部决定。党组和我个人根本无权作此决定，谈不上是什么民主作风问题。
       4．文联准备召开全委扩大会事，始终是在酝酿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决定在什么时间开，要等中宣部领导同志明确会议的目的、内容、范围、时间之后，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讨论。但中宣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作出明确决定，所以，我们无法召开主席团会议。
       5．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小道消息传播很广。凡我所能见到的报道说我是文联副主席的，我都尽快去信要求更正。例如《青春》杂志的消息，我就去信请他们更正了。但我也不能都看到这种报道，也实在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声明。默涵同志一再抓住这件事情要证明文联以党代政，民主作风不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文联党组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我欢迎大家批评。但这件事情我必需郑重声明，说明事实，否则又会造成一种印象，我个人到处活动，制造舆论，要把我增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同时，请你们考虑，鉴于文化部工作繁重，请早日解除我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的职务。
       敬礼!
       陈荒煤
       六月八日
       附青春杂志主编来信，希一并印发。
       林默涵的发言内容
       陈荒煤信中提到的林默涵在中宣部的发言，是指1981年2月至5月“在京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议”上的发言。这次会议由中宣部召集，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主持，会议中心论题是讨论贯彻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4月8日，林默涵有个长篇发言，从3个方面阐述了意见：一、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的关系；二、当前文艺形势问题；三、文艺界的团结问题。
       在谈到“文艺界的团结问题”时，林默涵对周扬为主席的中国文联提出了批评，认为“民主作风不够”，其所举的例子就是陈荒煤信中所提到的事情。林默涵说：
       文联决定要召开全委扩大会，本来说去年就要开的，一延再延至今没有开成。据说这次会上还要增选陈荒煤同志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但是直到现在，像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从来没有提到文联主席团来讨论一下。有人问到我，听说要开全委扩大会了，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文联还有几位党外的副主席，如巴金、谢冰心、吴作人、康巴尔汗。有一次，我碰到吴作人同志，他问我：听说文联要开全委扩大会，你知道吗?讨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见也没有人跟他谈过。而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却已经传开了，文联各协会都知道要推选陈荒煤同志当副主席了，有人说陈荒煤同志已经是文联副主席了。前几天，《光明日报》上登出一条消息，报道最近举行的电视剧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陈荒煤出席讲话。有人看到了，问我陈荒煤到底是不是文联副主席?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我说：我不知道，可能记者弄错了吧。但是，我们不能责备记者，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传得很广了，记者当然信以为真。也许这件事情在文联的党组讨论过，但是像召开全委扩大会和推选文联副主席这样的事情，不能由文联党组决定就算，还应该通过主席团讨论，现在我们不是要纠正以党代政的做法吗?何况文联还是个群众团体。(四月十七日按：一九八O年十月号的《青春》杂志上，就已有这样的报道：“中国文联副主席陈荒煤同志热情地来讲习班看望大家，并作了报告。”)我认为这是一种缺乏民主作风的表现。如果没有民主作风的话，只是少数人说了算，没有民主集中制，那是很难达到团结的。
       这场“官司”的大背景
       陈荒煤和林默涵都是高级干部，何以会为报纸和杂志报道的一个失误而这样兴师动众?其实，了解当年形势的人都明白，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问题是，两人对文艺界形势看法的分歧。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寥寥数语所包含的深意，意味着新的历史转折的开端；同时也意味着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都集中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极“左”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设计的批判层
       面的结束。换句话说，就是以理性的思考来替代对“四人帮”的勃然呐喊而寻求走出文革阴影外的空间。
       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思想解放的潮流提闸，但开启伟大的历史转折，仍然要面对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和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把伤痕累累的中国推向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十年浩劫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和我国社会生活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构成了一个困难成山的严峻现实。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来说，处理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就非常关键。
       正是为解决思想理论上的重大问题，1979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了会期漫长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邓小平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并为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怎样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与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就成为思想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话题。对文艺界来说，尽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代大会对党的文艺政策作出了重大的探索，并在随后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但是，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分歧的焦点在于，在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后，文艺的表现形式应有怎样的空间?文艺创作中的自由与民主的限度有多大?表现于当时的文学写作，特别是“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是否应更多地注重社会效果?党的文艺政策是“收”还是“放”?文艺界应该纠“左”还是反“右”?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当时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息息相关。
       在这样缤纷复杂的形势下，意识形态的领导阶层以及文艺界的领导之间，也因对形势的认识不同，明显地分化了。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都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来命名——周扬、夏衍、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为前一派，林默涵、刘白羽等为后一派。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对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有连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梳理起来，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分歧的脉络来。
       (1979年)7月16日：上午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　从9时谈到12时半，临别谈谈是必要的。从明天起，周扬同志、耀邦同志先后约文艺界少数同志小型座谈会，希望这两次小会开得很好。
       7月30日：下午接罗荪来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论争，矛盾表面化了。
       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成默涵的一些意见。
       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
       这种分歧，使第四次文代会开得也并不平静。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在会上有所表露。文代会过后，林默涵在张光年面前公开表示了对周扬的不满：“谈及文代会，他说周扬同志失职，完全妥协了。”(1980年5月22日)
       刘白羽在1980年3月23日给周扬的信中也提出了意见：
       有一点意见，想同你说，没有机会。我对于文代大会报告，没有针对否定六条标准、而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引为憾事。我总希望你有机会补充一下，但我听你近来讲话(有的是传达的，可能不全)似都没有涉及这一根本性问题。领导文艺首先还是一个方向问题，值得考虑。
       有了分歧，必然影响团结。如何解决?在林默涵的建议下，周扬决定用谈心会的方式，力争统一思想。1980年10月23日开始，在周扬家里开了多次谈心会。还是张光年的记载：
       10月23日：下午8时半，到安儿胡同周扬同志处，参加“老同志谈心会”。夏衍、默涵、冯牧、荒煤、敬之、赵寻等，被邀的都到了。白羽也(从医院)请假参与。周扬同志开场白，强调文联领导核心的团结。我就此谈了自己的心情……夏公、白羽发言后，已11时半，预定下星期二再开。
       10月28日：会议开始，白羽为荒煤悼赵丹文盛气凌人地对陈提出质问，把气氛弄得紧张。我只好(忍怒)插话缓和下来。默涵作了长篇发言，谈出一些抑闷已久的意见。大家有插话，气氛转趋活跃。
       11月1日：默涵谈完了，荒煤谈，都少自我批评，互相插话中纠缠在枝节问题上。我一度要退出会议。
       11月4日：上午去周扬同志处参加谈心会。主要是冯牧发言，着重摆他同默涵意见分歧之点。我看谈得好。我接着谈了一刻钟，谈对青年创作态度。词不达意。白羽抢着谈了一段，说不要冷淡了老作家，还要坚决辞去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仍是盛气凌人……
       11月6日：今天谈心会上，苏一平、袁文殊发言，苏指责作协的大会(我在病中未参加)违背中央指示精神。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贺敬之对《文艺报》工作有批评。
       11月10日：下午谈心会上，默涵谈的较好，表示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大部分可以接受。夏公发言，对他谈了些意见。我也谈了点儿。
       11月13日：上午去安儿胡同开谈心会，据说是第八次。重点是周扬同志发言，强调团结、开放、民主、眼睛向下，谈心通气，定为制度，经常举行，形成领导核心。谈得很好。……这会白羽参加得少，思想上很少触动，默涵好点儿。总之，会是开得好的，大家思想上总是比较接近些，澄清了不少误会。
       尽管有这样的结果，但分歧依然没有化解开。12月，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文艺领导之间的分歧再一次扩大，不但使漫长的两个月的谈心会前功尽弃，而且将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也卷将进来。
       何以会如此?亲历此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顾骧解释说：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于前些年的洋跃进，经济上发生了新的比例失调，财政上赤字增长，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因而提出经济上要大调整，一些工厂企业要关、停、并、转。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地方闹事，再加之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上台的波兰事件，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另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当时担任部队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明确地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文艺上有方向、路线错误”。他责问道：“你们这几年把文艺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文艺界领导人也明确宣称：当时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
       这次会议后，1981年1月29日和2月20日，中央接连颁布了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
       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要求传播媒体“认真进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同时，又将那些“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指认为“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此后，“四项基本原则”便被作为“立国之本”而写进了宪法。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文艺界原本就存在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再一次爆发了(其实，“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理应是统一的)，因而就有了所谓“三四左右”的争论，即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有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人则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
       伴随着“三四左右”的争论，文艺界没有消弭的分歧再一次显露出来。还是张光年的记载：
       1981年1月26日：默涵介绍了他和白羽去王任重处对周、陈、冯提出批评意见的内容。
       3月15日：晚饭后来穆之来访……我谈了我对王任重、赵守一讲话不同意处，如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夸大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指导精神偏‘左’，造成不良效果，使文艺界伤了感情。
       3月17日：陈荒煤来，要我参加明天核心组会，……核心组请罗荪去，默涵坚持争论四点分歧，我主张在大会上展开讨论，并建议他和冯牧在大会上有所检查。
       5月27日：上午到周扬同志处参加核心组会，……默涵也来了，……谈起“新八条”，又同他顶嘴，憾憾！
       7月7日：赵寻先来，传达了王任重在中宣部一个会上讲话，对文艺工作、作协评价、周扬文章、《人民日报》、《文艺报》多所指责，有些话不尽符合四项原则。
       在此期间，王任重和周扬对文艺形势理解上的差异，也导致分歧。顾骧回忆说：
       那时，王任重同志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针对周扬同志说过“《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在社会档案里》(电影剧本)，在台湾即使被拍成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1981年1月28日，王任重在讲话中说：“《骗子》(即《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已在台湾开拍，这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进步作家就因为一篇文章，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写的作品受国民党赞扬?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反右派、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假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也是好的；但今后不宜写得太多。……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
       张光年日记所记载的3月到5月间的事情，正是中宣部主持召开的“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期间发生的。
       在学习会上，林默涵等人与陈荒煤等人的“四点分歧”，可以各说各的，但是，具体的事例也应该有。所以，本来不值得一提的一家报纸和刊物的失误报道，就成了这种各说各的的分歧的引线了。
       于是——正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言，即使周扬和贺敬之对这则失误报道进行了纠正，林默涵在印发讲话时不但不予纠正，反而再次加上一条按语，广为散发，使文艺界领导之间的分歧传到更大的范围；而认为林默涵此举是“人身攻击”的陈荒煤，也无所顾忌地要求印发自己的信件。
       这场“官司”的结果
       接到陈荒煤信声明的第二天，贺敬之随即转给周扬，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拟同意将荒煤同志信印发到会范围。请你阅批后交文艺局办。”
       周扬看到后，大约出于多种考虑，认为“暂缓印为好”，并把这个声明留下了。
       需要提及的是，在声明中，陈荒煤说自己曾给贺敬之写过信，建议对增补自己文联副主席“不作此考虑”，并建议设立书记处。我没有看到这封信，但同样意思的信，他也给周扬写过，可证其言不虚。1980年9月19日，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文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次文联全委会只增补委员，不增加副主席。增加我一个人，只从文联日常工作执行方面着想，我认为考虑不周密，要增加就要增加点年青人，才可以做到有人轮流做执行或常务主席，否则，各种社会活动、会议、外事都落在我一人头上，疲于奔命。而我至今无法克服这种厌烦一般交际活动的缺点。……
       二、敬之走前来谈过一次，我们觉得还是设书记处好，明确为实际执行工作班子，人数不要太多。工作规划、重点问题经主席团原则定下来后交书记处全权处理。
       书记处设常务书记二人，轮流执政。
       林默涵与陈荒煤两人之间的这场“官司”最终如何处理，因材料所限，无法给读者一个交代。
       20年后，在“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上，林默涵在讲话中坦率地说：
       我跟荒煤同志之间，对某些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我们都当面说，说过就算，并不影响在工作上的合作。我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或许，两人之间的那场官司，也是采取“当面说”而消弭的吧?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