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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在他的故乡圣地尼克坦(亦称作和平乡)，建文了一所实践他教育理念的印度国际大学。于是，这个小小的乡村成为闻名遐迩的“世界之乡”。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有一个唯一的外国学术机构，那就是中国学院，是在中国官方与民间热心人士支持下建成的。泰戈尔为什么要筹建中国学院?其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周折与艰辛?
       泰戈尔的恳切倡议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给亚洲带来了空前的自豪，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关注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1924年3月，应粱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之邀，泰戈尔一行来到中国访问。泰翁对中国向往已久，他访华的首要目的，就是恢复中国和印度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在中国朋友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上，他充满感情地说：“朋友们，我来向你们要求重辟交往的通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希望你们不可把我当做一个登门造访的来客，应该把我当做一个久别归来的兄弟。”
       泰戈尔不忘介绍他所创建的国际大学，希望有中国学子去学习与交流。他说，中印文化合作开始在数千年前，而这种亲密关系，由于外来的干扰，中断已经很久。目前我们都己觉醒，不甘长自消沉，让我们迅速恢复这种关系，从而产生新的力量，为各国作出示范。“继往开来的事业，请从我的大学开始吧。”
       泰戈尔访华之时，就曾和中国友人有过共识，将由国际大学的印度学者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传播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由梁启超带领其他中国学者到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教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印度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比尔拉承诺，将捐献两万卢比(那时等于两万银元)在国际大学建造宿舍，供中国访问学者住宿。
       可惜的是，这些计划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泰戈尔表示深深失望，他多次对专程来到和平乡的中国学者谭云山谈及此事，希望他能在这方面想些办法。当时，谭云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教师，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只不过愿意为泰戈尔效劳而已。他与沙斯特里和克提摩亭沈两位印度教授，商谈如何落实泰戈尔的想法，设法开展中印学术交流。他们商量好的计划，向泰戈尔作了汇报，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这所谓小处共有4点：第一，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一个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印度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回到中国。他找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寻求支持。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有人缘和威望。谭云山向蔡元培转达泰戈尔的愿望，请他出面，成立中印学会，支持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加强中印文化交流。蔡元培对泰戈尔非常敬重，他拍板定案，同意由他出面，与知名人士组成中印学会，他也同意担任会长，当时叫理事长。谭云山担任秘书，负实际事务责任。
       就这样，蔡元培成为中印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提请政府资助泰戈尔办中国学院。不久，国民政府认为捐款给印度的事项，事关中印之间的官方关系，中印学会领导人应是政治要员，于是，领导人就更替为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谭云山则担任理事，被中印学会指定为该会在印度的全权代表。
       至此，中印学会明显带有了中国官方背景，是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同意的。蒋介石也曾表态，对泰戈尔宣传中国文化的思想，表示敬意。掌握中印学会领导权的人士既是政府要员，也就从促进中印之间关系的角度，考虑如何向国际大学捐赠，以建立起长期的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学会决定，派谭云山去印度帮助泰戈尔和他手下的负责人进行规划，提出建立中国学院的具体方案，由中国政府协助实施。
       泰戈尔亲自“化缘”
       1934年春，谭云山回到印度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这次陪他来印的，还有两位同伴，他们是中国教师陈友生与谭云山的学生魏凤江。谭云山拜访泰戈尔，详谈了他在中国争取支持的情况，说明中国要员对此事的态度。听说中印学会已开始运作，为推动中国学院的筹建奠定了基础，泰戈尔非常高兴。开诚布公的谈话以后，泰戈尔知道，他可以向中印学会的中国朋友去信，对如何建立中国学院提出具体建议。
       泰戈尔于1934年4月18日写信给戴季陶：
       亲爱的戴季陶先生：
       我高兴地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谭云山教授和他的同伴陈友生教授，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你的问候。我同时应该感谢你托谭云山教授捎来由你赠送给我的你自己的著作。
       我非常愉快地在你身上看到增进我们两国文化交往的伟大事业中的同志。两国在过去曾经很接近，今天，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自己从数世纪的相互冷淡中拯救出来，并且以我们最好的东西相互奉献给彼此的将来。我真心赞成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并且乐意献出我们的圣地尼克坦作为它活动的中心。
       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做“中国大厦”，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和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需要的费用，包括大厦的维持费，大约为三万卢比。当然，如果计划考虑到中印学会的运作，包括奖学金和教授们的薪俸以及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其费用就会不少于三万五千英镑。这具体的预算都是本校办公室去年寄去给谭云山教授的。不过，当做一个谨慎的开始，开始得越早越好。应该先把大厦建起，这样今后的更宏伟的事业就会有一可靠的基础。请接受我对你和贵国人民的问候。
       也许，这可以理解成泰戈尔的“化缘”信，但他的出发点是崇高的，因而任何人都感到他没有任何私心。以泰戈尔当时的声望，他绝不会轻易开口，尤其是提出有关金钱方面的要求，因为他自己已经把他名下的全部财产与全部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际大学。他自己就是一个人类良心的化身。
       据了解泰戈尔的人说，泰戈尔除了对他所生长的祖国印度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他对中国一样热情洋溢的友谊。虽然泰戈尔和千千万万的国际友人有往来，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表示过像对中印学会的中国会员们所表示的那样，有这样强烈的相互合作、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愿望。
       泰戈尔的第二封信，日期为1934年4月23日。泰戈尔请谭云山传送国内，希望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转达给他所深爱的中国人民。我的中国朋友们：
       我们，当你们中国的古德巡礼到我们印度，与我们印度的古德巡礼到你们中国时，所获得的真理与正谊，一直到如今，并未遗失。
       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巡礼!那在历史中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历史时代!今日吾人之责任，应追随那条古先伟大的巡礼的道路，以恢复那个伟大的巡礼的高尚英武的精神；那条道路，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道路而已，却是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那条道路是越过了许多种族的差异与不同语言、习俗等种种艰险阻障而建筑起来的；由那条伟大的道路直达精神的乐园，在那乐园里，全人类被仁爱与合作的纽带连成为一。
       
       泰戈尔于圣地尼克坦
       1934年9月，在泰戈尔的具体指导下，谭云山制定了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他请国际大学同仁一同商定，准备要带回中国去给中印学会的领导人看，还会报请中国最高当局，争取筹足经费，回印度破土动工。
       计划非常具体，共分4个部分：第一，建造中国学院，包括1个大厅，1间阅览室，1间厨房和12间客房，总共需费3万卢比印币，或3．3万法币；第二，中国学院将设立基金，数目是12万卢比(合13．2万法币)供聘用两位教授(一位为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另一位为中国佛教讲座教授)之用(月薪250卢比)；第三，中国学院将设立奖学金，分甲、乙两级。甲级奖学金每月100卢比，乙级奖学金每月50卢比，每级共4名。设立8名奖学金的基金将需14．44万卢比(合15．8万法币)。第四，中国学院将设图书馆，书籍将由各方捐赠。
       泰戈尔看了表示同意，并在这项计划上写了批语：“我欣然做东道主，让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当做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中国朋友们会衷心欢迎中印学会，并给予我的友人谭云山教授以慷慨的援助，俾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中印两国紧密的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永恒的机构。”
       1934年10月，谭云山离开圣地尼克坦回到上海和南京，写信给泰戈尔报告。泰戈尔于12月8日回信说：“我高兴地知道你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将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你与中印学会有关的工作。我并且真挚地希望中国学院的计划不久将会实现。”
       谭云山回忆说：“我带着上述计划于1934年10月回国去筹集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所必需的款项和书籍。我在中国花了一年多工夫才完成这一使命。虽然我没能使整个计划实现，但得到了充足的经费开始兴建。我募到的钱足够完成中国学院的建筑，并购置家具。我所募到的捐书更超过原来的估计。中印学会在中国买到10万卷中文书，其他朋友和出版社又赠送了大约5万卷。”
       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给谭云山说：“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已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支票收到，并表达了我的感激。可是，我不能忘记你，因为我知道，这件大事只有你那不知疲劳的活动才能办到。我们何时能把你盼到圣地尼克坦来呢?”信发出14天后，泰戈尔又于8月18日写信给谭云山，催促谭云山回圣地尼克坦共商建立中国学院的细节。
       1936年，泰戈尔收到了中印学会第一任会长蔡元培的用英文写的回信。信中说，由于他长期生病而不住在上海，所以直到1936年初才见到谭云山，接到泰戈尔一年前写给他的信。蔡元培说：“印度曾经一度对中国文化造成分外浩大的影响，尽管两国之间在最近几世纪中文化的交往不如从前亲密，我国珍重文化传统的人都最渴望恢复那亲密来往，因而可以学习贵国的古老文化如何适应到现时代来。”他还说，“承你盛情让圣地尼克坦的贵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总部，使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我对谭云山教授为建立中国学院而筹集基金的富有勇气的努力将尽我所能尽的微薄力量。”
       也就在1936年，谭云山带着筹募的款项和书籍，与学生魏凤江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派汽车接住在招待所的谭云山和魏凤江去他家晚餐。共餐的气氛温馨而融洽，泰戈尔非常兴奋，很高兴地表示，应该立即着手兴建中国学院的工作。泰戈尔说：“国际大学已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区建立‘中国学院大厦’，大厦的构造还劳你们师生设计，务使它在最短期间能够完成。”
       泰戈尔致词祝贺
       1937年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校园内落成，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门楣上的题字“中国学院”出自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之手。中国学院建成以后，最高兴的人就是泰戈尔。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由于谭云山和无数中、印友人及工作者的努力，使他在76岁时享受到理想实现的果实。
       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有“开张大吉”传统习俗，如同中国学院成立这样的大事，必须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泰戈尔亲自主持开幕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泰戈尔想的是隆重而庄严，应该邀请一位印度著名人士来揭幕。他首先想到了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圣雄甘地。可是联系时得知，甘地到其他地方的日程已定，不可更改，他便改请另一位著名人物尼赫鲁前来。泰戈尔仍给甘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圣雄：
       我从玛哈德瓦Mahaderd(甘地的秘书)写给钱达的信上知道，您另外行会议安诽不能来圣地尼克坦参加中国学院开幕式，这使我很失望。我只好请尼赫鲁帮忙。他接受了我的邀请，这我很感激。我认为，我的中国朋友和我们自己，都很希望您能为这一喜庆寄一封祝贺信来，表明你愿赏光，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印学会。如果您不反对这样做，请将贺信在本月十二日前寄给我。开幕式将在十四日举行
       向您致以爱慕
       泰戈尔
       1937年4月5日
       泰戈尔和甘地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人生道路也不一样，但彼此欣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信虽然措词客气，却委婉地表示了他的意愿，请甘地重视中国学院开幕这件事，也请甘地对中国学院有所表示。甘地很快回信给泰戈尔，可以当成一封祝贺信件：
       如果我不是要在当天去贝高姆Belgaum，我一定会去看开幕式同时也探望您与圣地尼克坦的。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您那儿了。尽管这样，我在精神上会同你们一起庆祝开幕。祝愿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当今来往的象征。
       送给圣雄甘地的邀请函，是从谭云山办公室发出去的。谭云山除了代泰戈尔寄出了给甘地的信外，自己也写了一封邀请信给圣雄甘地。甘地回信给泰戈尔的同时，也亲笔给谭云山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感谢您的来信。我已经写信给师尊泰戈尔表达了我完全不可能参加开幕式典礼。诚然，我们希望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您作了有价值的努力，祝您成功!
       甘地
       1937年4月9日
       泰戈尔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对方到圣地尼克坦主持中国学院开幕式，以他的德高望重的身份，明显地用了吩咐的口气，而不是请求。他在信中说：
       这庞大的图书馆以及五万卢比的基金，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印度人民的礼物。如果我们看不到它的意义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捐助的机构——中印学会——是由中国社会领袖们组成……这就使我们有义务必须用恰当的友谊和合作的精神来迎接这份礼物。而中国学院的的开幕仪式，应该隆重到使我们的中国朋友觉得我们是不会辜负这份瑰丽礼物的人。我认为您是主持这开幕仪式最恰当的人。您一定要来!
       泰戈尔的意愿，尼赫鲁乐于应承。他接到泰戈尔的信时，身体有点不适，但泰戈尔的吩咐分量如此之重，他不敢怠慢，认为如此大事，即使有点小病也该去，就满口答应了。泰戈尔发出的许多邀请信中都宣布尼赫鲁会来为中国学院开幕。不料，到了开幕式前一天，尼赫鲁突然发高烧，不能出远路了。他赶忙写了一封信，
       叫女儿英迪拉连夜坐火车送去圣地尼克坦，代表他出席开幕式。尼赫鲁在信上说：
       生病竟会使我不能参加明天在圣地尼克坦举行的中国学院开幕仪式，使我不能实现我的诺言，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答应参加开幕典礼时是抱着充分信心能参加到这伟大典礼中来的，它的伟大在于它勾引起对远古往昔的回忆，伟大也在于它使我们寄望于将来的同志关系，能使中印两国更紧密联系起来。过去我们两国有那长久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历史，从未受到政治冲突和侵略行为的干扰!我们一直是在思想、艺术、文化方面进行交换，取长补短，彼此丰富各自的民族遗产。
       他还说：“中国和印度，从历史的黎明以来就成为姊妹民族，彼此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的和平发展，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
       尼赫鲁对中国学院的建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后他只要有机会去圣地尼克坦，总是喜欢去看看中国学院，和院长谭云山聊一聊，表明他对中国学院的高度赞赏。
       1937年4月14日，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幕。富有民族特色的开幕式隆重热烈，载歌载舞，鼓乐齐鸣。泰戈尔从外地请来了众多贵宾，在座的除了谭云山、魏凤江外，还有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官员和不少印度华侨领袖。泰戈尔的兴致特别高，热情洋溢，喜形于色。他的发言滔滔不绝，带着诗意，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
       “这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盼望了很久、很久的。我现在可以代表我国人民履行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承诺，承诺在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保持那1800年前早已奠基的文化、友好往来……”
       他说：“今天揭幕的这个大厦，将会变成两国之间与时俱增的更大了解的核心与象征。中国的学生们和学者们将会来到这儿居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分享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我们共同事业贡献精力，帮助我们逐渐重建两国之间可惜已经中断了10个世纪，但收获丰硕的相互交往的伟大过程。”
       泰戈尔后来对记者表示，建成中国学院是他自己一生中的大事，是晚年完成的一个心愿。事实也的确如此，泰戈尔创建的中国学院，曾邀请了不少著名的中国学者，培养了许多印度学者。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一条文化纽带。
       中国学院建立20年后，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也曾专程造访中国学院。此时，虽然泰戈尔早已作古，周恩来仍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充分肯定泰戈尔对中印友谊所做的贡献。在今天的中国学院，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代大师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友好感情。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