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５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人站出来，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叫板，喊出“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便是徽州青年胡适，这一年，他只有２４岁。胡适登高而招，顺风而呼，破千年之积弊，开文学革命之先河，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这里，必须要记住他的好友、留美学生梅光迪，正是此人不依不饶的批评乃至谩污，将胡适“逼上梁山”，才有了揭橥文学革命的历史一幕。
一张传单
胡适生来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虽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革命”一词是那么具有刺激和诱惑的作用，可是他从不为之所感，相反却是温良恭俭让，凡事主张和平与改良。那么，如此青年又为什么会离经叛道，颠覆旧的文化理念，走到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呢？其间既有其文化知识储备的必然，也有事件发展的偶然。这种偶然便来自社会改革的热心人钟文鳌。钟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每月都要将留美学生的月票邮寄给各地的学生。钟乘便印了许多小传单，在每件月票的信封内夹放一张，分别邮寄给每个留学生。传单的内容各不一样，大凡写的都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
每月到固定的日子，留学生们都在翘首企盼月票的邮件，可是，当打开信封时，总会看到这种花花绿绿的传单。这些走出国门的天之骄子，还要听钟文鳌这样的人说教，心中好不耐烦，他们大多抽出支票，便将小传单投进废纸篓。一天，胡适又接到一张传单，内容是“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胡适早就厌烦了，暗暗决定教训教训这种“强加于人”、“滥用职权”的人。他立即写了封回信批评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信发出后，胡适非常不安，觉得做得过于霸道鲁莽，严重地伤害一个人的社会改革的自尊心，这是很不应该的。他想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每天都在等待着钟文鳌的复信，可是，自此往后，既看不到传单，更等不到复信，越是这样便越是懊恼。及至到了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及此事，还是那样的负有内疚感：
这张小字条寄出之后，我心中又甚为懊悔。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所以我也就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并想在（文字改革）这方面尽点力。我说假如我们认为钟君那样的人不够资格谈这类问题，那我们这些够资格的人实在应该在这方面用点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都提出来检讨检讨！
恰当此年，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胡适被推选为文学股委员，负责年会分组讨论的论题。于是，他有机会用心用功研究、检讨语言文字的问题。他和同期留学的赵元任商量，决定本年度文学组的论题为：“中国文字的问题”。赵元任所作论文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他所作的论文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还是在私塾读书时，他便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的脱节、背离之苦，这种痛苦感深植于心，时时都在折磨他，那种求新求变的信念，也无时无刻不在伺机显现。这一天终于等来了，１９１５年夏，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所作的论文，首次提出古文之弊，他设问：“汉字究竟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此言一出，闻者哗然，难道中国人不正是借助汉字，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华夏文明吗？
他接着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不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它的教授的方法。因为，“汉字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将汉字与世界古今字进行比较，指出，文字有死文字、半死文字、活文字的区别。希腊文、拉丁文和非日用的语言，都是死文字；英文、法文和中国白话文，都是活文字；“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旧有的教授方法，以为熟读背诵，可得其窍，其实是费时费力，误人子弟。显而易见，中国人学自己的文字，如若是死文字，那么，与学外国文字无任何差别，读过之后，还要将死文字译为活文字，变成白话语言，这是一件多么愚蠢而又麻烦的事，所以，死文字不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
他还说，文言文从来没有标点符号，一篇文章，密密麻麻，乌黑一片，从头到尾，屏气阅读，不知可在何处换气。所以，这种死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其意义之确定不易”。他为此写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推行１０种标点符号。这些便是他所倡导“文学革命”的滥觞。他将古文与希腊文、拉丁文相类比，以催人猛醒，不能再在旧有的文明中沉湎、陶醉，而应创造新的文明，像当代法、英、意、德文那样，在流行的口语中创立活文字。
此时，胡适还只是在文字上琢磨思考，认为钟文鳌精神可嘉，中国文字确实到了改良的时候，但是，他又觉得“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所以，他只是提出一些教授文言的改良方法，诸如：讲解古书、学习字源、研究文法、试用标点符号等。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的形成，是１９１５年夏天以后的事。
不容坐视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清初大学者梅文鼎之后裔。少年丧父，以１２岁应童子试。当时，他和胡适都在上海读书，胡适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梅光迪就读于震旦公学。梅光迪与胡适的宗兄胡绍庭同舍同学，胡绍庭常夸奖其宗弟“负异才，能文章”，梅光迪由此对胡适留下极深的印象。１９０９年秋，胡适前来看望胡绍庭，遂与梅光迪相识。两个文学青年一见如故，促膝谈心，遂成为志趣相同的朋友。１９１０年夏，他们同船赴京参加庚款留美的考试，发榜时，胡适入选而梅光迪落榜。次年，梅光迪再试，终于考取清华官费生。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梅光迪在西北大学。
梅光迪极为关注胡适在美国所发表的文章、讲演和相关的社交活动，并且赞叹道：“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他由衷地佩服胡适的才华，称之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甚至怀有良好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１９１５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往哈佛大学从师文学批评家白璧德，转学前来到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朋友们共度暑假。他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回忆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９月１７日，梅光迪就要离开绮色佳往哈佛大学，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诗中有着十分大胆的宣言：“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可谓一鸣惊人，无出其右者。大多数留学生认为此论匪夷所思，简直就是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
这时，梅光迪刚到哈佛，诸事缠身，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他们的好友任叔永倒沉不住气了，写了一首赠诗，将外国人名连缀起来，嘲笑胡适的文学革命：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初读此诗时，还不明其中的真义，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叔永戏增诗，知我乎？罪我乎？”隔了几日，他终于明白个中三昧，于是，他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文学革命的质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这里所提出的“诗国革命”的主张，恰恰凸显其对文学革命，已是思兹念兹、义无反顾的急切心情。然而，正是“诗界革命”，“作诗如作文”惹来诸多“官司”。梅光迪首先发难，认为诗和文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Ｐｏｅｔ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与文之文字（Ｐｒｏｓ ｅｄｉｃｔｉｏｎ）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胡适不赞成所谓“诗文截然两途”的说法。最初，胡适还没有想到用白话作诗，他所设计的“诗界革命”，仅仅是不避“文之文字”，以真实随意地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与真实的社会生活。
可是，梅光迪对于这点初级的要求，却如骨鲠在喉，浑身的不舒服，一次一次地发难，明确表示其反对文学革命的态度。他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虽然，“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梅光迪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因为，“文学革命”乃是“大梦”和“痴想”，所以，他已决定与胡适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胡适没有放弃证明“文学革命”的合理性，为反驳和说服反对者，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以致挤占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认真研究文学和文学史。１９１６年春，他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
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而到了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其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是“皆以俚语为之”的“活文学”。事实上，文学的衍变乃至变革，无非是以新的活的工具，即新的活的文字形式，替代旧的死的工具，即旧的死的文字形式的革命。胡适将自己的考察心得，及时地向梅光迪陈说，以期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他真诚地希望能和绮色佳的朋友们，共同探讨和实践文学革命。
胡适的信发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不过，他坚信熟谙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不会悖于学理，说出违忤真理的话。果然不出所料，梅光迪来信赞同胡适的说法，并且说：“骤言俚俗文学，必有旧派文家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喜出望外，连梅光迪也自称“我辈”，他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他更坚信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一种为之前驱、舍我其谁的躁动，所作《沁园春·誓诗》，正是抒发其难以抑制的豪情：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逼上梁山
１９１６年６月中旬，胡适前往克利夫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途经绮色佳，又和那帮朋友们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他大胆提出要“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虽然朋友们对此犹豫不决，但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钻牛角尖了，他们中还有人写了几首白话诗送给胡适，任叔永还决定在科学社的年会上，首次改用白话进行演说。他和朋友的争论似乎已趋缓和可是，当他和梅光迪相遇绮色佳，就此重开论战时，两人又是各执一词，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围绕任叔永的一首诗的争论，又将他们的分歧引入莫此为甚的境地。胡适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绮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暑期的一天，绮色佳的朋友们泛舟凯约嘉湖，舟行湖中，便起波浪，他们立即上岸，手忙脚忙之中，将船弄翻，所幸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任叔永为记此趣事，作《泛湖即事诗》寄予胡适，诗为四言古体，所记翻船事曰：“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看后，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可是，任叔永却对“小题大做”之说不以为然，仍然以为所写覆舟一段为“全诗中坚”。胡适再致信任叔永，一改舒缓温和的语气，不客气地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出现。为人憨厚的任叔永，一直以为胡适是诗文的权威者，面对如此尖锐的“全盘否定”，任叔永再也不为偶得佳句而沾沾自喜，很诚恳地给胡适致信说：“顷读来书，极喜足下能攻吾之短。”有此胸襟和气量，总不会再另出枝节吧？
可是，这封信，偏偏让梅光迪看到，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了，便去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所谓“沈浸醲郁，含英咀华”，由古及今，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胡适的“活文学”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胡适没想到梅光迪还真的动气了，便想再和他开开玩笑，你不是说白话不可以做诗吗？我偏要写一首给你看看，７月２２日，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景下，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全诗１０６行，近千字，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
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今译：雨果，作者注）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的游戏，没想到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熟读唐诗宋词的梅光迪，如何能容得此等不伦不类的怪东西，读罢便勃然变色，发函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梅光迪再也不顾及什么学理和风度，而是排斥所有文学革命的试验，甚至用人身攻击手法，诋毁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他“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所谓“最后忠告”，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间成为笑谈。
中国是诗的王国，胡适欲从“诗”突破，以开启文学革命的局面，确有知难而进的胆略。可是，谁曾想到，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环顾左右，真有一种孤军荷戟的悲壮之感。他感到文学革命的路很长很艰难，没有百折不回的意志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他果断地给友人去信说：“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他真的是这样做了，由此乃至一生，几乎再也没有做“文言诗词”，而是静下心来，认真试作白话诗。他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险。一年多来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他真正地体味到孤独、寂寞的难受，并又试作一首白话小诗《蝴蝶》，以排遣内心的郁闷：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文学革命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１９１５年９月，历史竟会如此巧合，胡适在大洋此岸的绮色佳作诗：“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陈独秀在大洋彼岸的上海创办《青年》（不久改为《新青年》），鼓吹科学与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不久，也就是胡适处境最孤寂的时候，他的朋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他介绍陈独秀，并且给他邮寄来《新青年》，还代表陈独秀向他索稿，心情之迫切，已溢于言表：“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即汪孟邹，作者注）。将穷于应付也。”
他们终于开始书信交往，胡适赞赏陈独秀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且提出文学革命八项主张：“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话。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对八项主张，除稍有个别的些微修订外，全都予以理解和接受，他激动地表示：“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学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必盛。”仅隔４天，陈独秀又去一信，语气更为肯定、果敢，“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并约胡适专此作一论文。胡适听到鼓舞，开始构思文学革命的论文，可是，在将文章邮寄《新青年》时，又将文章标题改为《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此有过这样的解释：“……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文后作跋语：“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他似乎还觉得言犹未尽，干脆接着发表《文学革命》，以为响应，文章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多日，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去信催促其早早回国。胡适已经萌有归国之意，因为，他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太孤寂了，他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施自己的文学革命的抱负，而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正适宜这一崭新思想的发育和成长。这天，他带有挑战似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５月２９日，他告别迷茫和失望，怀着别一种心情，准备着归国的行程。行前，他又作一首小诗，以表明其文学革命矢志不渝的决心：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
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
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
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北大确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与在美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这里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除陈独秀大力倡导和推动外，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都撰文响应。鲁迅则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新文学的创作也是异彩纷呈，蓬勃发展，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气候。事实上，白话文已经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和使用，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尊重国民意识。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２日，教育部颁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白话文。接着，小学三年级以上、中学、大学全都改用白话文了。文学革命已宣告胜利。
胡适在北大甚得人望，且因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在美国时相比，可谓是今非昔比两重天。他是个重情感的知识者，虽是声名显赫，依然不忘故人，曾托友人约请梅光迪归国后到北大执教。可是，梅光迪却因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而一口拒绝说：“决不作入京之想。”１９２２年１月，梅光迪参与创办《学衡》，最先在创刊上发表《评提倡新文学者》，不指名地批评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面对如此丧失理性的批评，胡适无意去纠缠，他说：“东南大学梅光迪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学衡》”，而是“一本《学骂》”。１９２２年５月，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好人政府”的主张，这次，他难得一次地受到梅光迪的赞同：“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
他们之间学理不通，争执不休，但是，却始终无碍相互之间的友谊。１９２０年，梅光迪执教南开时，经济困难，向胡适求助，胡适二话没说，慷慨解囊。胡适只要到天津，必去看望梅光迪。１９２７年，梅光迪赴美执教，胡适由欧赴美，特意相约，重叙旧谊。抗战时期，胡适任战时驻美大使，梅光迪随浙江大学避战乱来到贵州遵义，于１９４５年病死遵义。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友人及梅氏家属的重托，答应为梅光迪作一传记，只是由于时局迭变，传记一直没有写成。
胡适乃雍容大度的学者，从不因文学革命的成功，而刻意渲染自己，贬低对立面，每每谈起这段荆棘之旅时，总是那么温柔敦厚，心平气和：
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后来他们的坚决反对，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难堪，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就使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考虑我的历史见解。但是，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诗的决心。……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怼。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