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中国，已有整整１００年历史了，“百年电影”的各种纪念活动已陆续登场，坎坷历程令人感叹不已，骄人业绩让人引以为荣。
上世纪前半叶的三四十年里，靠着一批拓荒者的不懈追求，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迈入草创时期，靠着努力拼搏进取，终于赶上了世界潮流。现就其间具有跨越式发展意义的业绩，作回顾介绍，以此展现艰难而又值得骄傲的我国电影早期奋斗史。
西洋影戏舶来
电影的发明固然与中国无缘，但中外影戏学者公认，近代电影艺术的前身，是古老中国的皮影戏。
皮影戏诞生在汉朝初叶，利用光影生成与物像反应的原理，以灯光照射兽皮做成的人物剪影表现故事，所以又称“灯影戏”。经南北朝、隋唐至宋代，皮影戏不断普及发展，成为一个剧种，城镇乡村多有演出。１３６７年，中国的皮影戏传入了法国，８年后又传入英国，在马赛、伦敦等地放映，广受欢迎，称之为“中国影灯”。
近代欧洲的英、法等国，随着摄影术的发明，研制成了电影。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２８日，法国里昂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１４号咖啡厅里，用“活动电影镜”，公开售票放映了《婴孩喝汤》、《水浇园丁》等几部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电影的诞生日。
电影在它诞生的第二年，就随着西风东渐来到中国，首先出现在华洋杂处的东南巨埠上海。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申报》刊登的广告：“初三夜乃设西洋影戏客串戏法，奇巧电光焰火。”
广告中所说的“西洋影戏”，正是电影。放映的地点，在上海娱乐场所徐园“又一村”。在变戏法、演京剧、放焰火中间，穿插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在中国放映的第一场电影。由于先在《申报》上做了广告，又有观众的传扬，“又一村”的西洋影戏成了十里洋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人们对“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啧啧夸赞又连连称奇。
次年７月，美国人萨洛松来了上海，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放电影，为扩大影响，雇人在《游戏报》上刊登了《观美国影戏记》。美商奥迪生公司还拍摄了《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记录片放映，因是本地的景物，吸引了很多观众。西班牙人加伦白克紧跟而上，在升平茶楼、金谷香番菜馆、乍浦路跑冰场放电影。
随着时间推移，舶来电影相继进入北京以及天津、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并逐渐深入内地。
电影初来中国时，均无固定的放映场所，而是租用茶园、菜馆、跑冰场等休闲处作临时性映出。
１９０４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看准放映影戏能赚钱，建造了“大观楼影戏园”。他依据自己看影戏时的感受与需求，大胆破旧革新，对茶楼式的传统结构做了改造，采取横式座排，又做成靠背椅子。观众看电影时，都坐在了银幕的前方，画面清晰，又背靠有依，很是舒服。这是北京的第一家带有专业性质的电影院，只是规模小，座位不多。
到了１９０８年，上海出现了大型电影院。这一年，西班牙人雷莫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租了一块地皮，用铁皮搭建起了一座“活动影戏园”，有２５０个座位，由此收入大增，财源茂盛。
上海以及各地的电影商，从任景丰、雷莫斯的成功得到启发，纷纷营造影戏园，被现代人称之为电影院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中城市。
任景丰与中国电影开山之作《定军山》
一部近代史上，不乏放眼向洋的志士仁人，他们并不排斥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又善于“师夷之长”，对于舶来的电影亦是。电影传入中国之初，放映的全是外国片子，１０年后，中国人方尝试自己拍电影。这揭开了中国电影第一页历史的鼻祖，就是前边提到的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也正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电影时代。
任庆泰，字景丰，辽宁法库县四台子村人，生性聪颖，心灵手巧，曾留洋日本学习照相，回国后于１８９２年间，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办了丰泰照相馆。
此君长于经营术、生意经，开辟了专为国剧即京剧名伶拍“戏装照”的业务，陈列销售的戏装像神肖形似，大受各式人等特别是追星族的欢迎。也因此带来了连锁效应，顾客慕任景丰之名，纷至沓来“丰泰”拍照。“丰泰”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规模不断拓展，拥有了照相师、学徒十多人，还兼营照相器材。
有感于当时放映的都是西洋的风景、戏法，任景丰萌生了中国人自己拍电影的想法，他琢磨电影是活动照片，拍电影与拍照片的原理大致相同，坚信能成功。于是带着照相师、义子刘仲伦，去东交民巷德国人的祁罗孚洋行，购买了一架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胶片１４卷。随即向洋行职员请教了操作方法，又当场作了试验，直至掌握了技能。
拍什么内容既容易成功又能赚钱呢？任景丰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决计拍广受时人青睐的京戏，他把目光瞄准了有“伶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谭鑫培是当时最出色的文武老生，唱做一流，影响最大，观众最多，男女老少尽知其鼎鼎大名。
任景丰平日里交际甚广，通过拍戏装照结识了多个名伶，又是京剧名票友，与谭鑫培的私交尤为深厚，知谭１９０５年６０大寿，便与他商量，拍他最拿手的绝妙好戏《定军山》，作为对他６０寿辰的献礼。这对谭鑫培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祝寿方式，又是独特形式的艺术生涯纪念，所以欣然答应。
《定军山》取材于小说《
三国演义》，主要剧情是：魏将张郃犯蜀，老将黄忠向军师诸葛亮请缨迎敌，诸葛亮有意激将，以其年事已高未允。黄忠据理力争不果，不由得怒气上升，当众舞刀折弓，示老当益壮武功不减。诸葛亮终于准其出战。黄忠披甲上阵，奋力杀退张郃，乘胜攻占定军山，施拖刀计把魏军大将夏侯渊斩于马下，凯旋而归。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夏秋之交，《定军山》开拍，任景丰挑选馆里技术最好的照相师刘仲伦担任摄影，他自己则筹划和指挥拍摄过程，诸如指点摄影机摆布的地点角度、演员表演的位置，以及开拍叫停等等。
由于照明条件的限制，只能利用自然日光拍摄，拍摄的地点在照相馆前后进之间的院子里。两根廊柱上横绷绳子，绳子上挂一大方白布幔当做后天幕，天幕后的屋子则是出将入相处。摄影机固定在后墙观看效果最佳的位置上。
任景丰一声发令，“出将”的锣鼓点子响起，扮演老将黄忠的谭鑫培，身穿甲胄戴着髯口手握大刀出现在了布幔前。“开拍！”任景丰话音刚落，刘仲伦摇动了摄影机，当时进口的胶片是２００英尺一卷，拍完一卷后停下，换上新的再拍。
谭鑫培如剧场献技一样，在布幔前随着音乐锣鼓演出，一丝不苟认真投入，精湛地表现了这位老当益壮的三国名将黄忠的英勇气概，一招一式被完整地摄入了镜头。
因是国人初次尝试拍电影，条件简陋，无经验可谈，不时暂停下来商量商量；而云遮太阳时也不能拍，必须叫停。就这样拍拍停停，拍了３天方拍完。
《定军山》分为“请缨”、“舞刀”、“交锋”３个短本，可放映１０分钟左右。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亦即第一部国产片，又是中国第一部戏曲片，揭开了中国电影历史的第一页。
任景丰在他的大观楼影戏园首映《定军山》，作为庆贺谭鑫培６０寿典，谭鑫培本人、家眷以及亲友应邀观看。来宾频频叫好，称赞云：《定军山》拍摄成功，为谭老板贡献了一份价胜金璧的丰厚寿礼。
《定军山》拍成后先在北京映出，后南去上海、福州等地放映，广受欢迎与好评：“备极可观，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一炮打响，任景丰兴趣更浓，再接再厉，就在当年下半年，为谭鑫培拍摄了第二部戏曲片《长坂坡》，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的４年中，还为多个名伶拍摄了戏曲片：俞菊生与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俞菊生的《艳阳楼》，俞振庭的《金钱豹》、《白水滩》，许德义的《收关胜》，筱麻姑的《纺棉花》。５年时间里拍摄了８部，可谓多产，且质量步步攀升。
国家广电总局“百年电影”纪念活动之一，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影诞生地纪念碑落成典礼，碑文记述了中国电影第一人任景丰的不朽功勋：
自１９世纪末电影诞生并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一批有识之士对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和文化产业的高度关注与尝试热情。公元１９０５年秋，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与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合作，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部分武打片断的舞台纪录影片，并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今大观楼电影院）放映。
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它的拍摄和放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
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自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后，中国电影进入了戏曲片时代，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有个叫张石川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只是纪录性地摄取景物和戏曲片断，而是要尝试拍摄像小说与文明戏（即话剧）那样编织情节的故事片。
张石川出身于浙江宁波一个商人之家，毕生以上海为舞台从事电影事业。他１６岁那年到上海，在买办、舅父阎润三的房地产公司里当职员，下班以后的休闲时间，不是看电影，就是看被称之为“文明戏”的话剧，深深为之倾倒，常与兴趣相投的舅父高谈阔论对戏影的观感，以及电影表演与拍摄的优劣得失。
期间，张石川结识了热衷于剧评与编写剧本的戏友郑正秋。郑正秋，广东潮州人，毕业于上海育才公学，曾任《民言报》编辑，常出入剧场影院看戏品戏，作有感而发的剧评，力言改良旧戏，提倡新戏，呼吁以戏剧为教化民众的工具。他在从影前还创作过多个戏剧，善于把各式人等耳闻目睹的家庭事做素材搬上舞台，引来不凡反响。
１９１３年，美国商人依什尔和沙弗瞄准了大上海的电影市场，在上海香港路５号开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基于人生地疏的关系，一心寻求与懂行的中国人合作，请彼此有过交往的阎润三物色人选。阎润三推荐了外甥张石川，理由是，张石川懂得电影且有浓厚兴趣，再者，他靠着刻苦攻钻已有相当英语水平，能与洋人交流。
张石川在与依什尔、沙弗面试性质的见面时应对如流，侃侃而谈，而且多有独到见地，令两位美商十分满意。随即商定了合作办法，即由张石川领衔组建“新民公司”，专事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电影，资金与影片的发行由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
摄制电影除了拍摄设备外，还须有编剧、演员，张石川物色遴选加盟人，首选便是郑正秋。他曾回忆说：“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全部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自然，这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
“新民公司”挂牌，张石川、郑正秋两位挚友的见地抱负一致：外国人的故事片早已问世，应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从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取出发，从迎合时人的愿望需求出发，必须摄制如“文明戏”一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
既然要拍故事片，就得有剧本，这编写剧本的任务，当然非郑正秋莫属了，他毛遂自荐，勇揽重任。
郑正秋编写的剧本叫做《难夫难妻》，本着“改革社会，教化民众”之旨，取材于家乡潮州的一桩封建买卖婚姻，剧情是：一对互不相识的青年男女，由媒人撮合，父母拍板，定下了终身。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新郎新娘拜堂成亲，被送入洞房。不料新郎沉湎于赌博，引起新娘不满，夫妻俩吵闹不休，一次竟然大打出手。双方父母连累卷了进去，三家老少不得安宁……
１９１３年秋日，《难夫难妻》在亚细亚影戏公司内的空地上开拍，也是借用日光拍摄的。布景参照舞台演戏用的制作，用木条子搭成框子，框上绷罩白布，布上绘画相关的景物。角色都由文明戏演员扮演，主演难夫难妻的分别是郑鹧鸪与余瑛。
《难夫难妻》由张石川和郑正秋联合导演。不过当时还没有“导演”这个名词，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由他指导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工作现在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在当时却无所谓导演的名目。
《难夫难妻》可放映近半个小时，它有喜怒哀乐的故事情节，是我国摄制故事片的第一部，广告上称之为“中国超等情趣影片”，故而９月底在法租界法国影戏院首映时，就盛况空前。
张石川和郑正秋也因拍摄《难夫难妻》而声名大震，舆论赞誉他俩是“中国故事片的拓荒者”。
首部长故事片《阎瑞生》
初时的故事片均属短片，演绎的情节简单，看起来不过瘾。１９２１年，诞生了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
《阎瑞生》取材于大上海的“青楼实事惨剧”。１９２０年６月上旬，沪上发生了一桩谋财害命大案。凶手是震旦大学毕业的洋行高级白领阎瑞生，受害人是青楼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受过高等教育的阎瑞生品行不端，因狎妓债台高筑，萌生了抢劫的念头，把目光盯在了身佩贵重饰物的王莲英。遂以坐轿车兜风为名，将王莲英骗往郊外麦田勒死，劫得金银首饰合３０００块大洋。随即逃往外地，如惊弓之鸟居无定处，一天深夜在徐州火车站被擒，押解回沪受审，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那天，上海数百青楼女雇乘３０多辆汽车，尾随囚车到刑场，目睹凶手正法，告慰同是天下沦落人王莲英的在天之灵。
由于凶手与被害人身份特殊，案发后备受各方关注，成为大上海的热点社会新闻。戏剧界中脑子活络者行动神速，将此案情搬上了舞台，十分卖座。
这出戏的轰动效应，引起了中国影戏研究社陈寿芝、施彬元、邵鹏的兴趣，有心把它改拍成电影，且是要一鸣惊人：此前的故事片少则一二十分钟，多者也不过半个钟头，这回要拍成两个小时的长故事片，就以妇孺皆知的“阎瑞生”作为片名。
他们在研究社同人中集资，以交纳租金的方式，承包给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揽下了这笔生意后，商定由杨小仲编剧。杨小仲对案情耳熟能详，得心应手笔下滔滔，很快完稿。
影片《阎瑞生》开拍，任鹏年担任导演。他毕业于上海美华书馆，爱好文艺，常登台串演京剧与文明戏，对电影情有独钟。
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提高票房价值，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在演员选择上煞费心机。陈寿芝自告奋勇扮演阎瑞生，一则，他与阎瑞生面貌酷似；二则，他曾与阎共事过，能摹仿阎的言行笑貌。他们又高薪聘请了一个叫彩云的从良妓女，扮演受害人“花国总理”王莲英，这彩云与王莲英的面容十分相像。
在“生意眼”的驱使下，演员认真又卖力，摄制进展顺畅，未满半年，１０本《阎瑞生》拍、洗、印均已完毕，并制成了可供放映的拷贝。
紧接着，“阎瑞生影戏开演”的广告见诸报端，内有语云：１０大本一次演完，真正不可不看，一开眼界，请勿错过机会。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晚上７点钟，我国首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在法租界夏令佩克影戏院公映。
影片根据上海本地的“青楼实事惨剧”拍摄而成，王莲英、阎瑞生之名以及情事，早就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加之纷纷传扬，演员与剧中人出身相同，相貌相似。各式人等受好奇心的驱使，无不强烈愿望一睹为快，售票处早早排起了一字长蛇阵，首日的票房收入高达１３００块大洋。
果然，凶手的同事演凶手，妓女出身的演妓女，演得惟妙惟肖，恍如阎瑞生活了转来，王莲英再世。加之各种真实场景出现在银幕上，如妓院、赛马场、汽车兜风、荒郊夜幕、火车站、监狱、法庭、刑场等等，绘声绘色飞传大街小巷，引来了“中外人士争先恐后的赏光，异口同声的赞美”。一夜两场不能满足需要，加演日场，仍场场爆满。
《阎瑞生》在外地也都成了抢手货。据中国影戏研究社的广告称：北京、天津、汉口等地方，早已向本社预订，各处雪片似的来信催促去开映，故而在上海只能先放映一个礼拜。
这第一部长故事片，赢得了各方好评，当时报章报道：
——最精彩不过的１０大本一次演完，大快朵颐２个钟头，过瘾！
——照搬生活原型，在真实性追求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演员的表演因熟悉剧中人，也有突破。
——编剧紧凑，男女演员均能适如其分，于中主要而最精彩者，为饰阎瑞生之陈君，精神状态活画一堕落青年，观之殊足发人深省。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实出意料之外。
迈入有声电影时代
我国早期的电影，都是默声片，纯属视觉艺术。经２０多年后，方进入有声电影时代，成为视觉与听觉同时感受的艺术。
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研制拍摄成了有声影片。该公司善于把握市场商机，就在当年的冬天，就把有声短片运来了上海，１２月１６日在新中央大戏院试映。
当看到银幕上乐队演奏耳朵里听到悠扬乐曲时，观众情不自禁惊叹叫好，散场后更是津津乐道，两天后在百星大戏院一连放映一个星期，场场客满。美商展出的有声电影器材，如放映机、影片、扩音器材，以及发音原理的介绍，同样吸引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影业同行的极大兴趣。
素有“影戏大都会”之称的上海，向来是我国电影业兴起与发展的龙头，他们不负众望，又走在了向有声电影过渡的前列。一批勇于探索的有志之士乐此不疲，前进再前进，其间经历了３个阶段。
一是临时配音。就是在放映无声电影过程中，乐师在银幕边的乐池里，视剧情作些伴奏；或是配放几张唱片，即现在所说的电影歌曲；再或随着银幕上人与物的动作，制造相应的声响，如汽车发动、敲门、拍手、摔东西等等；还有让人配合剧中人哭笑叫喊。
这种配音片，效果平平，声音与动作难以一致，特别是说话时的口形与发音不相符合，甚至弄巧成拙，但不可否认，这毕竟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二是蜡盘发音。已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大导演的张石川，怀着极大的勇气，开始了具有真正有声电影意义的摄制。鉴于资金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还难以摄制属世界上最先进的片上发音影片，所以从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片入手，研制中国人自己的有声电影。
１９３０年秋天，明星公司与百代公司合作，拍摄《歌女红牡丹》，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
由于此片开我国有声电影之先河，意义非同凡响，为确保成功，张石川特地邀当红影星胡蝶、王献斋主演红牡丹与她的丈夫，另有名演员龚稼农、夏佩珍等饰演配角。
《歌女红牡丹》属情节曲折生动的警世片：名噪一时的歌女红牡丹收入丰厚，却被无赖丈夫吃喝玩乐挥霍殆尽，深受刺激的她嗓音失润沦为末流演员，致经济拮据，穷困潦倒。无赖丈夫百般虐待，狠毒之至，红牡丹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后丈夫失手杀人被捕，红牡丹既往不咎，千方百计营救丈夫出狱，终于感动得丈夫良心复生，幡然归正。
因为此举又是我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尝试，制作过程中备历艰辛，困难重重，前后失败了４次，浪费了许多盘蜡盘。导演、摄影、演员不为所难，受挫不馁，志在必胜，不断摸索总结提高，直到第５次总算成功。无怪乎张石川感慨万千话当年了：“那４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全体同人有时真急得要哭出来，有时真急得走投无路，真是吃了千辛万苦。好在虽然吃了些苦，总算把中国第一部有声片造成功了。”
经过半年时间，《歌女红牡丹》终于摄制成功，共制作了１８张蜡盘，耗费的资金高达１２万元。
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全部有声对白歌唱巨片”的《歌女红牡丹》，于１９３１年１月底试映成功。３月３日在光陆大戏院招待社会各界名流，第一次把说话、声响、音乐与画面同步切合，艺术效果大增，舆论同声赞誉，美称为“有声电影可贵又成功的尝试”、“中国电影界的创举”。
３月１５日，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观众咸以先睹为快，还未开映，就都早早入场就座。以后在各大中城市，同样观众踊跃，票房收入可观。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等，争相以高出影片十多倍的价格，购买了该片在港澳及南洋群岛诸埠放映，华侨同声赞誉，引为骄傲：“中国的电影也能说话了！”
明星影片公司还出版了特刊《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刊登有演职员照片以及剧照３０余幅，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畅销一时。
《歌女红牡丹》，是国产有声片的第一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因是蜡盘收音放音，演员的动作、口型、声音的吻合难免有所欠缺，特别是一旦发生断片，声音与画面错位脱节更大。于是电影界的有志者，又向最高境界的片上发音挺进。
三是片上发音。先是上海的“大中国”与“暨南”两家影片公司，合作组建了“光华片上有声电影公司”，自１９３１年３月起，开拍片上发音的《雨过天晴》，历时两个多月摄制完毕，７月１日公映。这部有声片是与美国人凯·亨利合作的，有声设备是亨利的，也是亨利摄影的。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又有一部名为《歌场春色》的片上发音片，在上海新光大戏院映出，由天一公司出品，可惜也是中外结合，向美国人凯恩、白立登租借有声电影器材，并请他们拍摄。
近代史上，倡用国货成了国人民族精神的体现。电影界的同人与工商界有志者一样，追求的是纯正国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终于，第一部纯正国产片上发音片《桃李劫》，在１９３４年诞生了，它历时９个月制作完毕，有声设备自购，编剧、导演、演员、摄影都是中国人。《中国电影史》称它是“名副其实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制作的影片”。该片中的插曲《毕业歌》常唱常新，魅力永存，一直流传至今。
可贵的尝试——从蜡盘发音的《歌女红牡丹》，到片上发音的《桃李劫》取得胜果后，各影片公司借鉴其经验教训，拍摄了一系列有声片，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进入有声时代。
第一部彩色影片
装点着奇妙世界的万千事物，呈现着各自的色彩，然而，反映真实世界的电影，在诞生后４０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没有色彩的真实，直到１９３２年，才有英国科学家研究成功，１９３５年制成了彩色电影《浮华世界》。在中国，由于技术上与经费上的原因，彩色电影的问世又晚了１５年。直到１９４８年夏天，我国才拍摄成了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生死恨》。
抗战八年取得胜利，在战乱中艰难维持的我国电影业重获生机，名在“四大导演”之列的费穆，曾执导过７部故事片，他有志于拍摄彩色影片的尝试，以填补国内空白。为此，与志同道合的华艺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谈妥，由吴出资制片。
费穆寻思，京剧的服装、道具、布景乃至脸谱色彩绚丽，鲜艳夺目，搬上银幕可谓锦上添花；而且是现成的，无需专门制作，省钱不少。
拍谁的戏呢？费穆谙熟名人效应的道理，有心邀“四大名旦”之首、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担任第一部彩色影片中的主角。
梅兰芳感叹良多，４０年来，中国摄制了数不胜数的电影，包括他自己演出的戏曲片，却都是没有“绚烂色彩”，由此深为遗憾，也因为没有条件摄制彩色电影，所以曾多次拒绝劝拍。而今，他认为条件已经具备，中国人有能力摄制彩色片了，所以当费穆登门拜访道明来意后，便爽快答应，以填补国内空白。他还与费穆商量敲定，拍摄他演出的成名之作《生死恨》。
《生死恨》是一出充满爱国情怀的悲剧，早在３０年代初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梅兰芳就抢排演出，借古喻今，感召各界民众勿忘国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出戏讲的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一路上奸浮淫掳掠。书生程鹏举和少女韩玉娘逃难途中被抓，发配到北方贵族张万户家为奴，被按“俘虏婚姻”之制强令结婚。新婚不久，程鹏举在妻子鼓励下逃出张家，南归故土投军抗金。临别时，玉娘拾得丈夫遗失的一只鞋子，珍藏着作为纪念之物。张万户得知程鹏举逃走后，大为恼怒，将玉娘卖给商人。商人为她的遭遇生了同情之心，将她安置在尼姑庵，不料老尼心狠，逼她嫁与一富豪，玉娘逃出尼姑庵，寄居在李老太家中艰难度日。后程鹏举因抗金有功，官拜襄阳太守，着人带着剩下的一只鞋，终于找到玉娘。玉娘悲喜交集，一病不起，与闻报赶到的丈夫抱头痛哭，憾然诀别而逝。
摄制彩色电影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投资巨大，务求成功。费穆特邀留学美国学成彩色影片洗印术的颜鹤鸣任技术指导，著名摄影师李生伟任拍摄，另设摄影指导一人，由摄影大师黄绍芬担任。梅兰芳则推荐老搭档、名小生姜妙香与自己合作，扮演程鹏举，名净肖德寅扮演张万户。导演、演员、摄影均属一流之选，阵容强大。
１９４８年６月，开始了彩色电影《生死恨》的拍摄，不论是摄影、导演还是演员，均全力以赴，为的是确保我国彩色电影的开山之作圆满成功。三方配合默契，对写意与写实的统一，传统艺术程式化表演与电影艺术表现方法的有机结合，光线、布景、服装、道具的处理与使用，用心探索，使之生动地再现绚丽多彩的真实生活图景。
影片用进口的１６毫米彩色胶片拍摄，然后放大洗印成３５毫米标准片子。当时国内尚无此类设备，还是拿到美国完成的，其艰巨可见一斑！
靠着三方的通力合作，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终于诞生。在上海与各大城市开映时，预料中的一鸣惊人满堂彩，大自然的美妙色彩搬上了银幕，观众无不欢呼叫绝！
从此，中国的电影又多了一种表现能力，多了一种语言，进入了彩色电影时代，昂首挺进世界影坛的先进行列。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