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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地说，文革期间唱响全国的那些被称为“样板戏”（全称是“革命样板戏”）的剧目，并非诞生在文革期间，而是早已有之；只不过在文革期间进行了一些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改编、修改、“升华”，成为江青“钦定”的“样板戏”。这样，“样板戏”遂成为文革期间的特有名词而广为人知。
       我接触“样板戏”较早，在其未冠名之前，就看过好几出。１９６５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设在时为河北省省会天津的河北省戏曲研究室（今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的前身），从此混迹省直文艺界，后又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今称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的筹建工作，且在此供职多年；再后来又担任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主要领导工作，并与“样板团”的一些演员多有交往。可以说，我与“样板戏”厮守大半生，不仅从其起源、发展、兴旺、寂寞，再到今天的复兴，历经了“全程”，而且亲历、亲闻了诸多“样板戏”排演期间的奇闻轶事。面对近年来一些剧团由唱“样板戏”选段，到复排上演全出（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等），难以名状的心绪时时萦绕心头，脑际间不由涌现出当年排演“样板戏”的一幕幕情景。
       “样板戏”的称谓是谁最早提出？
       “八大样板戏”究竟指哪几个？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样板戏”称谓的来龙去脉。
       “样板戏”于文革期间正式命名，始作俑者是康生。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召开的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８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这８个演出团体为“样板团”。这是“样板戏”一词的最早出处。不过，将《红灯记》称为“样板”，时间更早一些。１９６５年春《红灯记》到上海演出，３月１６日的《解放日报》就发文称《红灯记》是“一个出色的样板”，但这时还没有“样板戏”的称谓。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样板戏”的演出更为红火，“样板戏”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几乎充斥了全国的报纸、传单、造反小报和广播?穴当时电视尚不普及?雪，国人皆知。
       １９６７年５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江青、康生“钦定”的８个“样板戏”全部调进北京，举行盛大的“革命样板戏大会演”。“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大力宣扬，既发文章又发社论，还发表了３年前即１９６４年７月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将“样板戏”的宣传推向了极致。１９６７年第６期《红旗》杂志发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样板戏”“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斗、批、改’三词是文革纲领的缩称，出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原文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样板。”权威刊物将“样板戏”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便使这一原本就很难量化并缺乏科学性的名词，涂上了浓重的政治彩色。亦即是说，“样板戏”不仅是戏，更是政治。
       现在人们口头说起抑或当年报刊上宣传的“样板戏”，笼统地称“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但究竟是哪“八出”却说法不一。当时“官方”“钦定”的“八出”，即康生宣布的那“八出”，是第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是１９９５年２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八大样板戏（珍藏本）》一书，该书刊出的“八出”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并将京剧《平原作战》和《杜鹃山》作为“附录”刊后，示意《平原作战》、《杜鹃山》不在“八大样板戏”之列；还有一种“版本”是将《杜鹃山》、《平原作战》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也列入“八大样板戏”……名目繁多，众说纷纭。
       现在无论怎样从那十多出“样板戏”中归拢出“八出”，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不会再被强加上“破坏样板戏”的罪名。我感到，在“八大样板戏”是哪“八出”问题上，之所以出现提法上的差异，是因为看这些剧目的角度不同。康生宣布那“八出”时，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当时有些“样板戏”还未出台，当然他不会提到，这是从时间上说的；后来又出现了几出，如《龙江颂》、《杜鹃山》，其影响远远超过交响音乐《沙家浜》，所以现在人们提到“八个样板戏”，就很少涉及交响音乐《沙家浜》了。
       戏剧界对“八大样板戏”的说法，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即认为按时间顺序上说，康生说的那“八出”，是“第一批样板戏”，而在１９７０年以后出现的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以及《红嫂》、《磐石湾》等，称为“第二批样板戏”。不过，平心而论，在这第二批中，除《龙江颂》、《杜鹃山》的水平和影响尚可与第一批比肩外，其他几个就逊色多了，有的甚至已被观众遗忘。比如说京剧《平原作战》，表现的是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主题是积极的，但那些剧情都是从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和小说《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的有关情节中拼凑起来的，没有什么新意，人物形象也干干巴巴。只是主要演员李光（扮赵勇刚）、李维康（扮小英）、高玉倩（扮张大娘）有上乘的表演，成为“人捧戏”，才使该剧有了一些影响，及至今年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时，又由中国京剧院复排上演。这次复排演出，我从电视转播上看过，从唱念到表演，都是一种模仿，较之“李光版”又差了一大截。通观“样板戏”的称谓，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３０多年来，“样板戏”一词只见于领导讲话、报刊发文和口头流传，而正式出版的“样板戏”剧本、舞台演出字幕和“样板戏”电影字幕上，均称“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现代舞剧”，而从不用“样板戏”一词。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还保持着一定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工作多年，师生们演出“样板戏”时，我常和教务处的同志商量，咱们的字幕上就写“革命现代京剧”和“河北梆子现代戏”，不要用“样板戏”一词，因为“样板团”演出时的字幕上也不写“样板戏”。多年来省艺校就这样做了。
       “样板戏”全国大普及，
       戏曲院校教材“样板戏”成为唯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其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当时的坊间俚语“八亿人民八出戏”，即是生动的印证。１９６７年春，“样板戏”已成为“独放”的“一花”，是年５月１日，“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举行大会演直到６月中旬，历时３７天，演出２１８场，观众达３３万人。当时看“样板戏”，是我供职的戏研室的一项业务，也是政治任务，自然对这次大会演特别关注。单位领导派我提前到北京买票，戏票搞定后再招呼同事们赴京观看。当时戏票非常难买，天不亮就得到位于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售票点排队，长长的队伍拥挤不堪，临到窗口时挤得喘不过气来，若非年轻力壮绝不能胜任。拼死拼活总算买到了两场票，后又通过“样板团”的朋友搞到几场，才松了一口气。这样，会演中我一一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记得在看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时，开演前主要演员（绝不要反面人物）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唱《东方红》，唱毕才开戏。戏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这种做法影响到全国。当时省会石家庄演“样板戏”时，也大都这样做，很多时候演员不仅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目送观众退场，有时还手拉手把观众送出场外，然后才回去卸妆。北京的这次会演，影响极大，６月１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智取威虎山》，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发出了“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的号召。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论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民众的心目中，《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以，“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的号召一发出，全民开始学唱“样板戏”，上至耄耋老人，下迄几岁的孩童，不论有嗓无嗓，不论五音全不全，大都能照猫画虎地唱出几段“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唱妈一碗酒”、“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等。甚至连《沙家浜》中戏极少的配角沙四龙那四句〔西皮快板〕“四龙自幼识水性，敢在滔天浪里行”，许多人也学唱不误。至于《沙家浜》中胡传魁唱的〔西皮二六〕“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在车间地头更是随处可闻。可以说，“京剧样板戏”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你还别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普及，在工农兵群众中还真出现了一批好演员，后被选拔到专业剧团。业内人士都知道，剧团的演员讲究幼工，京剧演员一般十二三岁进戏曲专科学校“坐科”八年，打下扎实的唱、念、做、打（表）基功，演唱风格上还要分“流派”。然而，从工农兵中选拔的演员，仅是凭着一条好嗓而来，没有幼工，更无“流派”可言，进剧团后只好补学身段表演；因其进团时大都在２０岁上下，有的已近３０岁，重学武功已不现实，只好在身段表演上修修补补，所以上台表演时往往被行家称为“老斗”（斗读ｄǒｕ，不会表演的意思）。当然也有出类拔萃的。
       在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大办“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纷纷组建“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就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舞团也以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红灯记》。这样的移植机构全国计有数百个，仅河北即有３３个之多。当年，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移植的河北梆子《龙江颂》因突破唱腔设计禁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该院的保留剧目，社会影响很大，至今舞台上还常演出江水英的唱段。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移植的《智取威虎山》，保定地区老调剧团移植的《红灯记》，邯郸地区平调落子剧团移植的《红色娘子军》，唐山市评剧团移植的《智取威虎山》，当年我就看过多次，也都有一定的水平，至今印象很深。加之当时“样板戏”剧本破天荒地在“两报一刊”发表，报刊上的“样板戏”剧照铺天盖地，使“样板戏”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生活“热点”。那种“热度”，可谓空前，也可以说是绝后。
       １９７０年夏天，我被从正在劳动改造的隆尧县唐庄干校抽出来，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的筹建工作。参与筹建的还有牛树新?穴原河北省戏剧学校副校长、延安平剧院研究员、京剧《三打祝家庄》中顾大嫂的首演者，１９８４年病故?雪和郭旸?穴原河北省戏剧学校语文教师，１９８４年病故?雪。我们三人奉命去省革委政治部领任务，负责这项工作的杜荣泉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并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即到正在平山县中学搞斗、批、改的省梆子剧院座谈、搞方案。
       至１９７０年底，办校方案经上上下下反复修改方定；另一条战线的招生工作也结束，很快就开学了。因为新校舍未建成，此后两三年的时间内省艺校借住河北师大数学楼。１２月２８日新生入学那天，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十二三岁?穴这个年龄段，依然沿续几十年来戏曲学员的坐科学龄，因为再大了，就练不出武功?雪。入学那天当晚，在河北师大风雨操场开“迎新晚会”，孩子们都会唱，男孩子们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早也盼，晚也盼”；女孩子们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不仅是那么个味儿，而且连行当各自也已选定了。戏曲班的１００多名孩子，大都来自农村，入学前就都能唱两口，可见当年“样板戏”在农村的普及程度。这届学生中的邹立功，来自饶阳县，形象颇佳，嗓音洪亮，听他唱京剧“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字正腔圆，很有韵味。只是开学后分班时，把他分到了河北梆子班。毕业后他改行经商了，现任河北省政协中山宾馆总经理。
       文革期间，传统戏?穴俗称“老戏”?雪，一律被斥为“封、资、修”，大加挞伐，演传统戏的演员多数被批斗，谓以前演传统戏为“放毒”?穴１９６９年冬，我们从唐庄干校到柏乡县搞斗、批、改，有一天在县礼堂演节目，让省戏校教师、著名评剧演员曹芙蓉上台唱一段，曹上台后第一句话就自诬“我过去净放毒了”?雪，所以省艺校京剧、河北梆子班的学员自然而必须地只能学演“样板戏”，而不能奢望其他，甚至谈传统戏而色变。当时我在省艺校办公室工作兼上文化课，文化课的教材也是清一色“样板戏”剧本，而不能讲其他?穴也没有其他?雪。我先后给学生讲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本。公正地说，在学演“样板戏”的热潮中给学生讲“样板戏”剧本，这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剧情和唱词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京剧、河北梆子班的老师，大都是老教师，许多人过去又是著名演员，教“样板戏”虽说是个“新活儿”，但他们提前学一步，就算“现趸现卖”，教起学生来也得心应手。在我的办公室兼排戏课堂上，我常常是一边办公，一边听著名京剧演员刘会琦老师给京剧班学生教唱《沙家浜》选段。她按照“样板戏”中洪雪飞?穴饰演阿庆嫂?雪的唱腔，一丝不苟地教练，仅“授计”一场中阿庆嫂的那段〔二黄慢三眼〕“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教十天半月的，抠得极细，就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每晚的“跟我学”节目一样。京剧班老师教《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完全按照“样板戏”的标准曲谱；河北梆子班老师照省梆子剧院移植的梆子曲谱，不走样地教唱。学生进展都很快，也培养出不少著名演员，而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河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省政协委员张艳玲，省梆子剧院院长李建锁、一级演员王云菊、一级编剧王新生，都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当年时兴“开门办学”，师生把广阔农村当课堂，在饶阳县五公村，在赵县南解疃，一住就是几个月。在这些地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义务演出“样板戏”，群众非常欢迎。有时哪个地方演得与“样板戏”不大一样，老乡们还给提出来。
       教学剧目不敢言传统戏，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却是依照“祖宗之法”进行基功、毯功、武功、把子等的训练，不如此，就培养不出幼功扎实的演员。“样板团”的演员也都是这样训练过来的，不然他们也演不好“样板戏”。基功的训练无所谓“样板戏”、“传统戏”，教基功也不会有“破坏样板戏”之嫌，所以老师们在课堂上完全放得开。也正是学生们有了一定的基功，所以才能胜任“样板戏”的演出。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其后的两三年内，戏曲院校的教学上，戏曲舞台上，仍是以“样板戏”为主，“传统戏”只是偷偷地开放。当老师们拿出劫后余存的靠旗、马鞭、厚底靴，学生们像见到“出土文物”一样的惊诧。１９７９年２月５日至２２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时，许多省、市、区的戏?穴艺?雪校领导还在私下互相打问传统戏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比例问题。新疆艺校的一位领导对我说：“我们教学中的传统戏占３０％，你们河北呢?芽”我说：“还没有什么安排，看上边的要求吧?选”这次会议后，传统戏教学才逐渐开放，戏曲舞台上的传统戏也逐渐上演了，“样板戏”热开始降温。
       学演“样板戏”不许“走样”，
       违者以“反对‘样板戏’”罪名论处
       一出戏的剧本，是剧作者完成的一度创作。至于剧本怎样处理，音乐怎样设计，演员如何表演，舞台怎样装置，那属于二度创作，都是根据剧团的实际情况和演员条件而定，不同剧团和不同的演员在同一个剧本的处理上往往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据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撰《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玉堂春》，自清代就有演出，梅、程、荀、尚四大流派都擅演，但风格各异。在《起解》一场中，这四派均唱“苏三离了洪洞县”，而“张?穴君秋?雪派”却唱“低头离了洪洞县”。行家、观众不但不认为“张派”“不标准”、“走了样”，反而感到这是不同流派的不同特点。再如同是演“水浒戏”中的林冲，京剧演出戴“倒缨盔”?穴即清伶杨小楼创造的“林冲盔”?雪，而昆曲演出却戴软罗帽。观众一看这不同的盔帽，不用听唱腔就分清了剧种。我们看到的大批传统戏，正是因为遵循了艺术规律，尊重了不同流派的特点，才有了戏曲舞台上的流派纷呈，异彩多姿。
       这种情况不必扯得太久远，就是“样板戏”确立之前的同一剧目，也允许有各自的唱念做打和舞台调度。这里只说后来极尽红火的《红灯记》。这出戏的题材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１９６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之拍成故事片后，影响很大，许多戏曲剧团争相以此为题材编演现代戏。我当时就知道哈尔滨市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都据此改编成不同剧种、不同风格的《红灯记》；而后来成为“样板戏”的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即是由翁偶虹、阿甲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的本子。１９６５年秋天，时为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编辑的我，曾在邯郸市看过河北梆子剧院自编自演的《红灯记》（那晚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剧场看戏），高明利扮李玉和，齐花坦扮铁梅，路翠阁扮李奶奶，可谓名家济济。这出戏的唱念与后来的“样板戏”大不相同。记得李玉和被捕后在狱中有一〔安板〕段唱：“老人家莫要悲痛莫心酸，报仇雪恨总有那一天。”铁梅在狱中也有一〔二六〕段唱：“抬头望断南飞雁，低首思亲眼望穿。”这些虽无豪言壮语但充满深情厚意的唱段，优美而深沉，后来在按“样板戏”重新移植后，不复存在了。
       本来，各剧种不同版本的《红灯记》，按自己的条件和风格演出着，就很好，但自京剧《红灯记》“钦定”为“样板戏”后，各剧种必须照此移植，而在移植过程中却严重地破坏了艺术规律，有的甚至还因此带来种种灾难。对于学习移植“样板戏”，１９７１年初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明示“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要求各地方剧种“在‘样板戏’创作原则指导下，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并严格规定，学演必须“不走样”。上海越剧院排演《龙江颂》时，于会泳就下达过中央文革指示：“词儿一个也不能改，调度一点也不能动，就是唱腔用越剧的，其他都要按京剧原样来演。”有了“不走样”和“按京剧原样来演”，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剧种特点，使地方戏难以发挥自己的唱腔特点，甚至有的变得不伦不类。在以“样板戏”创作原则“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的指令下，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只好对原来演出成功的《红灯记》推倒重来，按照“样板戏”的模式重新移植。表演上还好说些，按“样板戏”的路子走就是了，但唱腔却是个难题。因为河北梆子唱腔和京剧唱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声腔体系，“不走样”实在难办。音乐设计人员只好按照梆子的板式硬套：京剧若是〔导板〕，梆子就用〔尖板〕；京剧若是〔散板〕，梆子也用〔散板〕；京剧若是〔西皮三眼〕，梆子就用〔大慢板〕。在节拍上，京剧若是４小节，梆子必须也是４小节，不得越雷池一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设计人员只好掐着秒表来设计唱腔，不能长，也不能短。这种设计方式，现在听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束缚了创作人员的创作才能，而且设计出的唱腔总带京剧味。这也是把戏曲唱腔“政治化”带来的恶果。当时，有一位在唱腔设计上造诣很深的专家气愤地说：音符有什么阶级性，哪个阶级的音乐不都是１．２．３．４．５．６．７吗?芽这样的言论必然招致祸灾，遭到批斗。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关节上，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１９７４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在农村和石家庄多次演出。有一次在石家庄八一礼堂?穴现已改建为“世纪大饭店”?雪演出，我负责“跟幕”，亲睹了舞台工作人员风声鹤唳的紧张情状。这出戏的第四场叫“青竹吐翠”，剧本中关于这一场的布景提示是：“新竹泛绿，青翠欲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５４朵，生怕我们学演的《杜鹃山》“走样”，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５４朵。数的结果是５４朵，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其实，李铁梅上衣的补丁补在哪儿，有多大；杜鹃山上的杜鹃花有多少朵，完全可以依据演员的身材和舞台的大小而定，没有必要这样严苛?选再者说了，《红灯记》剧本关于剧中人服饰提示上，并没注明必须是多大的“补丁”。补丁大是穷人家的孩子，补丁小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杜鹃山》剧本关于布景提示上也只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也没注明必须是多少朵花。５４朵花叫“绚丽多彩”，５３朵也可叫“绚丽多彩”。这就像传统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用的“城楼”，不同剧团演出时大小、高低各不同，不也很好吗?芽话是现在这么说，在当年是万万不可出此言的。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见所闻。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选”鸠山道：“宁死不讲?芽”伍长：“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选”鸠山：“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选”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选”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芽不可能吧?芽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遭长期批斗。应该说，扮伍长的演员是严重的失误，但“鸠山”的“救场”已经“救”过来，接受教训也就是了，不至于被打成“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遭批斗。上海郊县的一位乡间戏曲艺人，因学演“样板戏”时加进了一些“噱头”笑料，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北京有位舞蹈专家，在为“五七干校”学员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因舞台小，难以按“样板戏”的原样排演，只得将舞步稍加改动。就这么一点改动，竟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对之进行残酷迫害，那位演员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被迫自杀。——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实人实事。这许许多多的冤案，揭示出“四人帮”极左文化专制在文革时期横行肆虐之一斑。
       不过，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出现对“样板戏”不恭的表现，也就无法问咎了。我的家乡冀中蠡县爱唱戏，文革时许多村镇仍有民间剧团，当时也只能演“样板戏”。记得１９６８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村里来了潴龙河南岸某村的一个剧团，头天晚上演《沙家浜》，演胡传魁结婚那场戏时，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胡传魁和刁德一也不知穿的什么部队的服装，两个人还都戴着眼镜，他们可能认为凡大官都戴眼镜吧?选念白是满口蠡县话，至于低八度的唱腔更听不出哼的什么。第二天晚上演《红灯记》，所有演员的服装都是农民常穿的衣裳。李奶奶、铁梅穿什么，戏装和农民衣裳不好分也就罢了，这还能凑合，但也让日本宪兵队的侯宪补穿着农村男式对襟小棉袄，留着寸头，不戴帽子，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左腋下还夹着一个６０年代办公用的硬纸板做成的文件夹，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这样学演“样板戏”，如在城市必然会被抓起来，但在穷乡僻壤却安然无恙，老百姓看后一笑也就拉倒了。
       当年，坊间还有一些传闻，说来也很有意思。如说某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时，第六场“打进匪窟”，剧本规定是——座山雕：“脸红什么?芽”杨子荣：“精神焕发?选”座山雕：“怎么又黄啦?芽”杨子荣：“防冷涂的蜡?选”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可能由于太紧张，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座山雕：“脸红什么?芽”杨子荣：“防冷涂的蜡?选”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照问不误：“怎么又黄啦?芽”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一听，第一句说错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现编词儿：“又涂了一层蜡?选”另据闻一个区级剧团演《红灯记》，在“刑场斗争”一场，铁梅在监狱中见到了李玉和，李玉和欲道明他与铁梅的关系，即他不是铁梅的亲爹，按剧本唱道：“有件事几次欲说话又咽，隐藏我心中十七年。我……”这时铁梅打断李玉和的唱，应急忙说：“爹?选你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选”据传扮铁梅的演员看到台下有某大人物看戏，紧张过度，竟说成了：“爹?选您别说了，我就是您的亲爹?选”这些带有某些调侃的“版本”，现在很难查实。其实也没必要查实，它们之所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或者是由于“不许走样”原则搞得演员非常紧张，把台词说错了，这就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越怕越出错”；或者是观众出于对“不许走样”文化禁锢的不满而演义出来的。
       在排演“样板戏”整个过程中，不仅是学演、移植不能走样，而且江青横行霸道，颐指气使，对原“样板戏”的编演人员稍有不从，也以“破坏‘样板戏’”治罪，“卸磨杀驴”，睚眦必报。如著名导演阿甲，是“样板戏”《红灯记》的主要创作人员，既是导演，又是编剧之一，他早在１９３８年于延安时就与江青同台演过反映抗日的京剧《松花江》，（套用的传统戏《打渔杀家》的形式），阿甲饰父亲，江青饰女儿。由于他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几次抵制过江青的不合理意见，竟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遭残酷迫害达十年之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１９２８年生，祖籍河北，７岁登台，１５岁出名，曾与杨宝森、金少山、马连良、侯喜瑞等京剧大家合作演出，蜚声剧坛。１９６４年她在《沙家浜》中扮阿庆嫂，一炮打响，毛泽东看戏后称许“阿庆嫂演得好”，并说“你是京剧阿庆嫂的第一个扮演者”，后遂有“第一阿庆嫂”之誉。开始江青对赵燕侠关爱有加，甚至还亲手剥糖块放到赵的嘴里。后来江青送给赵一件毛衣，赵看不惯江青的横行霸道、反复无常的作风，借口自己体胖而未穿，江青遂派人将毛衣取回。对“不识抬举”的赵燕侠，再演“样板戏”《沙家浜》时，江青坚决把她拿掉，换上了昆曲演员洪雪飞。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１９１９—１９７５），河北霸州人，工武生、老生，１９３８年拜“余派”名家余叔岩为师，武生又宗“杨（小楼）派”，文武兼备，无人能比，１９６４年他作为Ａ角李玉和，主演《红灯记》，饮誉京华。当时钱浩梁（文革中江青为之更名“浩亮”）只是Ｂ角。只因当时设计《红灯记》唱腔的李少春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听江青的瞎指挥，江青便找个托词指责李少春，说他扮演的李玉和“没有工人阶级气魄，不像个工人”，后换上了钱浩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十几个“样板戏”中，大都是凭江青的一句话即主角易人，前者被一棍子打入地下，后者一步登天。如此这般，广大观众就只知“样板戏”中主角的大名。其实，公正地说，现在“样板戏”中那些主要演员的艺术造诣和演艺水平固然不错，但若让被换下来的赵燕侠、李少春等名家来演，一定不会在“样板戏”演员之下。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