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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地球上的物种，以每秒N种的速度在地球上消亡。与之相伴的，是地球上的人口每秒以N个的速度在增长。
       有人说，地球上每天发生无数次的流血冲突。与之相伴的，是有更多的明争暗斗没有形诸流血。
       有人说，地球上每天有N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与之相伴的，是地球上每天有N条河流因干枯而力竭致死，或者“中毒身亡”。
       有人说，地球上每天有N个人投身环境保护事业。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的自然保护者，正一个个濒临生存危机。
       有人说，人类已经不能再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相提并论。与之相伴的，是自然保护者作为一个物种，可能也是地球上最濒危的物种。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带你上长白山，给你讲一段故事。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就能给你讲N个故事，直到你相信为止；直到你，也成为自然保护者的一员为止。
       这样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
       沈孝辉的大树
       《农民日报》摄影部主任刘刚，有一次在闲聊中，听我谈起中国的大树，谈尚存在天然林中的大树，就对我这样说：“你说的是天然林里的大树?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200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到黑龙江大小兴安岭一带采访天然林保护情况。与我们事先的想象截然不同，这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林子，全都是稀稀拉拉的小树。有一天，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对当地林业局负责人——也就是当地行政上的负责人说：‘你们能不能费费心，带我们看一片真正的天然林?’他们答应了，答应带我们去采访‘真正的原始林’。汽车东绕西绕，上坡下坡，七拐八拐，最后带我们停到了山上一个地方，指着前面的山谷说：‘看，前面就是天然林，是最好的原始林。’我们一群人放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使劲地找啊找啊，前面的那一小片林子，怎么能算得上原始森林?我们这才知道，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森林了；没有了成片的林子，又怎么可能养育出成批的大树?”
       在到长白山之前，我一直颇为天真地以为，只要森林还在，无论你怎么打猎、采摘、旅游，动物数量都还是会大量留存的，不至于引发自然界的崩溃。但是，当我返回现实，我发现，也许自己错了。
       有些人可能知道沈孝辉，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委员，职称是国家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他大概是林业系统出身的对中国林业存在问题的最清醒的反思者了。
       他写了许多关于森林保护的义章，他最在意“森林质量”这个概念。他认为，如果用“森林质量”来衡量中国的林业成就，有许多地方，会被打低分甚至打负分。
       2007年9月，沈孝辉带着我们“长白山自然圣殿踏秋探秘之旅”一行十多人，到了长白山。这群人，多半来自于环保群体。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去旅游，不如说是去环保考察。他带领我们看到了长白山无处不在的珍奇，也包括长白山的悲伤。
       一路上，他都在向我们讲他在长白山工作的故事，讲他对长白山自然保护的担忧，他在长白山待过十多年。他说“我第一眼看到长白山，就爱上它了；觉得为它工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在中国，只要有树，就有人砍树。斧头，甚至围绕着保护区，开始了高强度、长时间的砍伐。由于我嘴上老挂着大树，一直在说“中国缺乏大树”，有一天，汽车从松江河林业局向露水河林业局方向开。沈孝辉不停地提醒我：你注意看，你注意看，到了露水河就不一样了，那边有大树。
       他让我观察露水河林业局的那一片红松“母树林”——也就是保护起来，以供采集种子繁殖后代的树林。树木大体都雌雄同株，所谓的“母”是相对于“子”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公”而言，有了这片大红松林，红松的自然基因就有可能得到最底线的保存。如果连这片母树林也砍了，红松的自然基因，可能也就残损了。人不能只有青年和少年，人得有老人；人不能只有普通人和常识人，人得有大师。树也得有“大师”，那么一棵棵在自然界饱经风霜雨雪、虫咬鸟留的大树，就是，自然界的“大师”，就是自然界智慧的集大成者。
       20世纪70年代，沈孝辉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被分配——或者说下放到，露水河林业局，他在这个地方，工作了10年，直到转调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止。
       当时和他一起分来的有一大批大学生。一开始，他们参与到了砍树大军当中。后来，他们慢慢地发现，皆伐对森林是很不利的，而且旁边的露水河，有时候居然发起了洪水，河水也浑浊了许多。
       这些多少受过生态教育的人，很本能地建议，不应当再剃头式地皆伐下去了，应该间伐，只砍林中好的大树，砍树时也要注意不伤害周围的小树。
       他们的想法被接受了，露水河林业局从此开始采取在当地算得上怪异、不合潮流的砍树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露水河林业局辖区范围内，林相总是变化不大。
       因为成材的大树砍下去了，自然的整体却没有被破坏，自然的基因还可以在林地里承载，新的小树会长成大树。这样不仅能够永续利用，保持自然界基本不受伤害，甚至有帮助林相趋于健康的功效。
       这对森林利用来说，已经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了。这对自然来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让我想起2005年我到云南香格里拉调查旅游对当地村庄的影响时，吉沙村村民汪扎带着我到处探访，坐在村旁一块湿地的边坡上，他突然说：“很奇怪，几十年了，我们面前的这个地方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现在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
       我想，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自然界既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又保持了自身机体的正常。
       这就需要利用得法。美国人也在琢磨森林持续利用的问题。
       按照弗·卡特与汤姆·戴尔1955年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的说法，早在1891年，美国就划分了一些面积较小的区域作为森林保护区。以后又将这些地区和其他更大的林区一起列为“国家森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有1.8亿英亩的国家森林区归美国森林总局管辖。美国森林总局的林业专家有一个简单的公式，遵照这个公式，能够在利用森林的同时保护好森林资源。他们给它起名为“稳产森林”政策，意思是：在任何一个林区内，每人所砍伐的林木，即收获的速度只能相当于它当年所能生长出来的数量。决不能在一个山坡上伐掉成片的树木，那样就会使暴露出来的土壤很快冲蚀流失。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森林中进行间伐、间栽，即只砍去一部分成熟的大树，加上若干病树和一些种得太稠密以致无法良好生长的小树。每砍伐一棵大树，应尽快在它原来所在的位置补种上小树苗。于是，森林的持续生长就变成了现实。每隔几年就可将所有的林木都收获一次，而对森林总体而言，会比以前长得更茂盛。当然，对森林还必须防止火灾、疾病与可能啃吃幼树的食草动物。这样管理，一片森林就可以持续数千年并逐渐长得越来越好。
       确实，在其他林业局与露水河林业局的交界处，林相陡然起了变化，其他林业局范围内的树，大体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块生长的小树或者
       中树，没有大树。而露水河林业局的林地上，总有大树挺拔而立。二者一比，林相的高度就很不一样。林相的品质、内涵的丰富度，林下资源的丰盛度，就更是不同了。
       有人总是说大树倒了可惜，其实对于自然界来说，大树自然倒地，老倒了、风倒了、病倒了，都是好事，一是给后来的树腾出了地方，腾出了阳光权和营养权；二是给诸多动物提供了巢穴和食物；三是它身体所有的部分都化成养料，帮助了其他生物的成长；四是它所记忆的自然基因，能得到良好的保存和传承。
       大树对自然界是最重要的，一片森林里有足够多的大树，那么这个森林应当就有可能健康，这个森林才有可能稳定，其演替才有可能符合自然规律。
       在露水河，沈孝辉又带我们去看了两棵真正的大树，两棵大红松，现在只有一棵了。
       残留下来的这棵，原来是第二大树。第一大树，当时的人可能是太想保护它了，用水泥把它根部周围的土地都糊了起来，外边架上铁栏杆，不许人们走得太近。
       结果，他们忘记了树也需要呼吸，树也需要自由，这棵树被保护过度，死了。林业的人，按照道理应当最懂树，最懂生态，然而，在这棵大红松的保护上，林业工作者显示出了他们的知识局限和能力局限。可能也证明了，最懂得生态和自然的人，未必是林业系统的人。甚至可以由此推断：中国的林业部门如果不加紧转型，很可能成为更可怕的生态杀手，因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直接作用在天然物种身上。
       对第二棵就好像“生态文明”一些了，红松底下铺的是架空的木条，木条离地有一尺左右。这棵红松，其实也不大，胸径，才一米三左右。但在今天的长白山中，已经算是树中之王了，尊贵得人们给它披上了红绸带，立了碑。
       只剩下树
       长白山的树非常好。是我见过的外表最漂亮、最壮观、最华丽多彩的天然森林了。可长白山也就只有这些树了。
       长白山正在改革，2006年成立了“长白山管委会”。过去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发旅游，现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被撤销了，管委会名下，有旅游开发，有自然保护，还成立了一个长白山科学院。
       科学院的牌子很新，挂在有20年历史的长白山博物馆边。博物馆仍旧像当年那样陈旧，我甚至怀疑，从20世纪80年代建馆之日起，这里面的陈列和说明就一直没有变化过。除了展厅，为了创收的需要，增加了“怪兽传说馆”。
       这个科学院据说有很大的理想，但长白山现在重点开发旅游，北坡开发明显过热，南坡在2007年开始正式接待；西坡附近的机场，也已经快完工了。而这个科学院里，有能力的“科学家”，似乎没有几个。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高级工程师”朴正吉。
       他是沈孝辉的好友。多年来一直痴心于长白山的动物研究。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按道理应当走的是研究型职称，应当称研究员、教授什么的，而中国几乎所有的自然保护区，都是走工程技术职称，因此，再好的研究人员，也只能评“高级工程师”。
       1986年，沈孝辉离开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回到北京。这时候，马鹿还有，5000只。1996年，他问过一次，还存500只。这一次，朴正吉回答说：可能不到50只；而且，栖息地被破坏。北坡游客热衷于参观的“地下森林”，里面原来是马鹿的繁殖区，为了让游客方便进入，修了几条栈道，硬是把马鹿给分割开了。朴正吉担心这里面已经没有了马鹿。
       马鹿与梅花鹿原来都在长白山一带生存，数量惊人。他们都有鹿茸，肉质也好，因此，容易成为猎杀目标。梅花鹿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长白山绝迹，虽然人工饲养的数量在上升。
       对马鹿威胁最大的，是猎人的套子。马鹿比较傻，它个头大，身体有点像马，它活动的林中，都有“马鹿道”，尤其是有水的地方，一定能找到它们踩出来的小道。因为它们要去溪边喝水。
       猎人就拿钢丝绳，圈成一个套子，大小正好把马鹿的头给圈住。套子的高度，正好与马鹿的头相近。马鹿去喝水的路上，很容易就一头钻进这个钢丝套中。它越挣扎，套子收得越紧，最后它半悬空挂在路边，等待猎人前来收获。
       有时候猎人没到，黑熊先看见了，它就去吃马鹿，结果吃得太用心了，自己也很有可能被套子套上。
       那么长白山的黑熊还有多少?
       我们到处访问，得知数量也许只有几只。
       长白山的人，喜欢谈论猎熊的传奇故事。长白山有两种熊，一种是棕熊，一种是黑熊，当地人一般不太爱区分，统统以熊瞎子来称呼之。当地人遇到熊，要是把它弄死了，首先剁下两只前掌；因为中国富人有吃熊掌的癖好；接着再剖开腔膛，把胆取出，因为熊胆在中药中，是味“奇药”，功效不凡。其他的，肉啊、皮啊，再慢慢收获，或者就弃置不取了。
       长白山也是首开“活熊取胆”的技术先河。现在，野外的熊几乎绝迹，而开熊瞎子养殖场，以办“活熊取胆”的公司越来越多，越禁止，反而就越多。被取胆的活熊，命运十分悲惨，它的伤口一直被敞着，一条管子接到它的胆边，野熊的胆，本来就非常壮观硕大的，而笼子里的熊的胆，十分的弱小，根本无法与野外天然的熊相比。
       东北虎呢?沈孝辉说，当年他刚刚到长白山工作的时候，他的帐篷后面就有一只东北虎，那只老虎的“儿子”可能是被猎人给夹死了，母虎天天悲鸣，十分惨痛。
       再后来，连这惨痛的叫声也听不到了。长白山的虎啸，在20世纪70年代就消失了。对长白山动物最为熟悉的研究员赵正阶已经去世，他在一本科普小册子《长白山动物记》“救救东北虎”中也这样说：
       我们一行十人冒着严寒，在老虎经常活动的地方寻找它的踪迹。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白雪，在长白山密林深处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五个多月。差不多走遍了长白山的山山水水，寻遍了东北虎所有喜欢待的地方，结果只看到十几处踪迹，推断起来不过20余只东北虎!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数字。参加考察的猎民也大吃一惊!20多年来，东北虎一直是被保护着的，为什么数量还如此少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东北虎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并不难发现：森林大量被砍伐，东北虎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大缩小。加之东北虎的经济价值，盗猎现象年年有所发生，而东北虎3年才能繁殖一次，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数量日趋减少!‘不足20只’，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救救东北虎吧!”
       而同时，广西桂林熊虎山庄，有一千多只老虎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与此同时，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有七百多只东北虎盼望放归自然。东北虎林园的园工，经常发不出工资，而东北虎林园的老虎，不得不租给动物园、杂技场。
       据说现在从俄罗斯一带，又有老虎开始游荡回来了。而各地大修的公路、边界铁丝网、猎人的夹子陷阱，行人的汽车，仍旧让东北虎迟迟不肯回归。
       人与物种的关系，如果用网络和联络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人与人间的网络越来越密，人与人之间的交通越来越畅顺。相反，物种的栖息地越来越少，物种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
       2003年我到四川出差，望着路边的小山和田野，我突然明白了，中国的森林已经破碎。森林破碎，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即使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在提高，森林也无法保护大型猫科动物、鹿科动物了，因为它们需要大片的连绵的森林。也许某些鸟类、野猪种群数量会扩大，但整个生态系统，其实是减损得很厉害的。因为一座小山上有几棵树，这几棵树，什么也支撑不了。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某种程度上等于零。一个个零相加起来，相乘起来，仍旧是零，是一个更大的零。
       翻开第一版的《长白山志》，我看到了这样的记录：
       “1955年，抚松县药厂，一年收购20只东北虎。”
       “1962年，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布告’，对东北虎等稀有动物列为长期禁猎动物；对狍子、天鹅等有经济价值或者数量稀少的动物列为保护繁殖动物；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为长期禁猎区，凡违反规定的要视情节给予教育和惩处。”
       “1975年2月，在抚松县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查获了周世民等人结伙进入保护区腹地的盗猎案件。该团伙用半自动步枪、单筒、双筒猎枪及猎狗，打死马鹿4只，打伤1只，打死黑熊2只，野猪25头，狍子1只，砍伐树木114棵，并放炮炸鱼，严重破坏了保护区自然资源。”
       “1985年12月。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奶头村民金学承、金官植等4人，携带作案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先后3次潜入保护区内，猎获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紫貂34只，獐子1只，三类保护动物松鼠11只。”
       我问朴正吉，长白山现在最大的猫科动物是什么?
       他说，大概是猞猁。
       狼、狐狸、紫貂、水獭、青羊，多年来在长白山都很少见到了；长尾林鸮、黑琴鸡、中华秋沙鸭，也都在一年年少下去；天然贝母，野生人参，更是绝迹了。
       几乎所有的东北人都知道利用的“刺五加”，正在灭绝。它的“根皮具有人参同样的强壮作用，可调节神经功能和血压、改善冠心病引起的诸症。其嫩枝皮及叶可代茶，有特异的清香味”(《中国长白山植物》)，因此，从春天到冬天，只要认出它来，马上就要将它连根拔尽。过去漫山遍野，现在众山难寻。
       几乎所有东北人都知道的藤本植物“五味子”，在秋天结的果子是红叶的，一小串，很可爱，自然也就很易辨认。它“是著名的中药，果实主治神经衰弱，心肌乏力，有敛肺止咳、滋补之效。果酸多汁，可酿酒”(《中国长白山植物》)，因此，它现在也已经走向消亡。
       像中国西南地区的杜鹃花、三七一样，没有一种植物能够抵抗人类的过度攫取。可能不久的将来，长白山就得为刺五加和五味子等容易被人伤害的植物，建立专门的保护区。或者，像人参那样，建立专门的人工种植场。
       那么长白山什么多起来了?
       朴正吉想了许久，最后回答说：“有人说野猪多了，可我的调查，似乎并没有明显增多。如果有老虎，有狼，有熊，它们也不可能增多。可能唯一增多的，是老鼠类吧，有一次我记录过，某条公路一年碾死的老鼠，有几十只。这说明这个物种可能有增多的趋势。另外，增得最多的，大概是天池水怪的传说了。”
       沈孝辉笑了笑，20世纪80年代，他接待过几位最起劲的怪兽调查者。也参与过天池水怪的调查。他认为，天池是由火山爆发形成的，历史才300多年，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物种，天池水面不算大，过去连鱼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怪兽所需要的食物。因此水怪都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碰巧现象”的误认，也可能是由于人类眼睛里本来就镀了一个文学膜，把稍微奇异一些的事物，不愿深究、也不敢深究地就往怪物、灵物上靠。
       长白空水
       长白山是东北的“三江源”，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可以说都发源于这里。
       长白山的沟谷间，有许多河流。这些河流清澈见底，在山谷间跳跃奔流，“水相”十分美好，“水性”十分活泼，“水乐”十分动听。可我非常清楚，这河是空河，这水是空水。
       但历史上——其实就在10年前20年前，河道里是有鱼的。不但有，而且极多。我读的几乎所有有关长白山的书里，都提到了鱼和水獭。
       但不用访问太多的人，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著名动物学家赵正阶写的《长白山动物记》中，就可以找到太多的记录。赵正阶，1937年生于四川盐亭县，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1962年主动要求到长白山工作，主编有《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科研论文集》、《吉林省候鸟考察报告》、《长白山鸟类志》、《东北鸟类》等。
       赵正阶也算是长白山的一棵大树，可惜他也去世了。《长白山动物记》是他1988年出版的一本科普读物，主要是他在当地与野生动物接触的记录。书中第五章《意外的收获》这样说：
       “我沿着小溪往回走。没走多远，我就听见水里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最初我以为是水獭，观察了半天，只见水花翻滚，却不见水獭的影子。到眼前一看，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原来是一群细鳞鱼，黑压压一片!”
       “细鳞鱼是一种冷水鱼，是长白山主要经济鱼类。几乎分布在长白山每条河流中，数量很多。冬季它们到河的中下游水较深的地方越冬，开春以后，成群结队地逆流而上。它们不怕水流湍急，浪大滩险，一直进到密林深处的头道白河、二道白河、三道白河的上游及其支流的一些水浅多石的地方产卵。这群鱼显然是怀着青春的激情，‘旅行结婚’来到这密林里度‘蜜月’的，它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圆形桃红色斑(婚斑)就是春潮期的明显标志。”
       “这些鱼不知是因为长年生活在这里无人干扰，还是它们正处在爱情的兴奋中忘却了一切，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竟毫无反应。我瞅着它们，忽然想起我刚刚到长白山时人们向我描绘的那样：‘棒打狍子瓢掏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现在狍子棒打不着了，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情景也十分少见，但这鱼类世界，显然人类还没来得及涉足，‘瓢掏鱼’的确不难。遗憾的是我没有带瓢，不然肯定掏上它几条呢!”
       “尽管如此，面对这群鱼，我不会无动于衷，何况我们目前正没有菜吃呢。我决定捕它几条回去。”
       “在繁殖季节是不能捕鱼的，但当时也顾不了许多，提起棒子就朝一条鱼打了下去……”
       “忙了一气，仅打中一条，加上坐着的一条共两条，其他的鱼都先后冲过我临时筑起的堤坝逃走了。我仍旧感到很满足。我打来一根五味子藤，分别把两条鱼穿上，挑着这意外的收获回去了。”
       因为看了这一段，我就问沈孝辉：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鱼，是不是自然保护区的人给吃光的?
       他说，也不能这么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是1960年开始建设的，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从河里掏点鱼，也算正常。何况，水生生物保护本来也经常受到忽视。主要的原因是后来当地的人拿“鱼筒金”(鱼统尽)，整条河整条河地毒鱼，加上钓鱼的、电鱼的，小河一年里不知道要挨多少次毒害，因此，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但这是拦不住的，有人趁晚上往水里倒鱼毒药，你怎么监护啊?
       
       细鳞鱼没了之后，靠它为食的水獭没有了，中华秋沙鸭也没有了；鸳鸯原来在这一带繁殖，现在也很少见了。
       赵正阶又记录了一段猫头鹰的故事。猫头鹰是中国对鸮类的泛称，大概中国有几十种猫头鹰，长白山上就有红角鸮(人参鸟)、领角鸮、鹰鸮、雕鸮、长尾林鸮、长耳鸮、短耳鸮、纵纹腹小鸮等等。这一章叫“不忍下手”：
       一段时间以来，猫头鹰治癌的传闻越来越广，好像猫头鹰是治癌的灵丹妙药，到处都来信要猫头鹰。
       今天我又收到一个好友的来信，让我替他打一只猫头鹰为他父亲治病。这种毫无根据的传闻，真使猫头鹰遭了难，到处都在捕猎它。如果这种事再继续下去，猫头鹰不被打绝了才怪呢!
       为了好友的情谊，我曾经猎杀过几只猫头鹰，至今还感到内疚。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决定不再杀害猫头鹰了。可偏偏在这时，我最好的朋友竟来信要猫头鹰，这使我非常为难。
       妻子见我情绪不好，走过来问：“怎么啦?”
       我将朋友的来信给她看了，她不以为然地说：“我以为要你啥心肝宝贝，原来是打只鸟!保护区外面有的是!”
       我见她那么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不同她说什么了。我给朋友回了一封信，说明目前猫头鹰数量很少，不好打，同时劝他不要相信这些道听途说。
       没过几天，我从山上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妻子眼泪汪汪，问了半天，她才把一封信扔给我。我拿起来一看，是家里写来的，说她父亲得了肺癌。她冲着我说：“我要你给打两只猫头鹰，你给不给打?”
       我看她那架势，不给打是不行的啦。
       我拿起刚刚放下的猎枪，赌气地饭也不吃往外就走。
       ……一抬头，看见了什么啊?一只长尾林鸮正蹲在我旁边的榆树杈上，一动不动地瞅着我。
       我举起枪，瞄准了猫头鹰，它似乎不理解我要干什么，仍旧毫不在乎地蹲在枝头，好奇地盯着我。那神情，显得是那么稚气，那么天真，那么憨厚。好像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正好奇地瞅着一个大人在忙着干一件它感兴趣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等待它的将是死亡。
       我紧紧地盯着猫头鹰，猫头鹰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突然我看见猫头鹰眼里，似乎流露出一种愤懑的神色。一种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开枪吧，忘恩负义的人类。我们日日夜夜看守森林，不让鼠类为害。我们得到的不是感谢，而是杀戮。那就开枪吧!开枪吧!开枪吧……
       我心里一阵剧烈地跳动，手也哆嗦起来。啊，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不忍心杀害它!
       我放下枪，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往同走了。
       回到家里，妻子见我两手空空，再看看我脸色，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当我从山上回来，正坐在桌边整理调查材料时，她突然提着两只猫头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一下愣住了。她从哪里弄来的猫头鹰呢?没待我问，她却先说话了：
       “瞧吧!十五元一只，两只花了三十元。”她故意气我似的又补充一句：“你不打，还不许人家打。”
       我没有吭声，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眼里闪动着一种希望的光，似乎她爸爸这下有救了。
       半年后，传来她爸爸去世的噩耗。猫头鹰没能拯救老人的性命，为此她伤心很久。
       如果说天然林被破坏和替换导致中国出现了“空林现象”的话，那么，污染、高强度的水经济开发、高密度的捕捉和毒杀，不仅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污水和死水，同时也导致了水体里的野生动物全线崩溃。中国的空水现象，可能比空林现象还来得严重。
       纷纷倒下的大树
       在长白山，你可以看到农民在种参，在承包的山上养殖和抓捕林蛙，在采松子。正是人参上市的时节——人参为了保证野性和天然性，最好种植在原先的林地上，把林子砍空，让肥沃的林下土壤供人参提取养分，一般人参六年就收获了，然后，这片地就像被吸空的奶袋，颓然地留白在那里，要过好几百年，才可能恢复元气；正是林蛙下山的时节，林蛙夏天上到山上，在大自然中成长，秋天下山，它跳得不高，只需要在山边围一道一尺来高的塑料布，在夜晚，打着手电，随便捡就行，所有的林蛙都会成为人类的俘虏，成为人类的口中食。
       沈孝辉说，长白山有三次大的生态劫难。
       第一次浪潮是“捡拾风倒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原本都有长势良好的天然红松林，后来经过高强度的砍伐，天然红松林逐步退缩到了保护区内。1986年，由于一次强烈的风干扰，保护区内出现了大量的风倒木。当时的保护区居然想出了“救灾”的办法，将这些风倒木全部进行采伐利用，采伐数至少170万立方米，远超出121万立方米的风倒木蓄积。
       沈孝辉是坚决反对的，可是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最多会写几篇文章，结果自然是“反对无效”。他说：“长白山西坡上有一块两公顷左右的地，是当年进山的人砍光的，空在那几十年了，到现在也仍旧是茅草一片，没有长出森林。而风倒木，是自然界演替中一种‘自然’的力量，根本没必要以救灾的名义去砍里面的木头。当年好像得了些钱，可现在这片风倒木地区，林子恢复得非常不好。”
       沈孝辉说：“在中国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专家中，有两棵大树，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王战，一个是徐化成。徐化成是我的‘导师’，他的‘干扰生态学’对我影响很大。而王战对于天然林的热爱，对于长白山的热爱，那更是直接影响我的一生。这两棵大树一个关注大兴安岭，一个关注长白山，有交叉，也各有特点。你要想写中国的天然林保护问题，你得好好访一访他们。”
       沈孝辉对我解释说，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各种灾害和“干扰”，实际上对生态是有积极作用的。从森林保护的角度来说，长白山离不开风，大小兴安岭离不开火；风倒木这样的天灾，有助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更新和演替；而适当的火干扰，对大兴安岭森林生态系统更新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1986年，飓风刮倒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一批大树，这笔横七竖八躺在保护区内的“计划外木材”，让林业局的许多人起了贪婪之心。他们打出“防止火灾”、“帮助森林生态系统更新”、“建设祖国”、“发展林区经济”之类的名义，纷纷要求捡拾这些“风倒木”；在他们的活动和控制下，近40位专家联合签名支持“要把这些木材捡出来”，结果，捡出了风倒木的地区，生态退化为高山草甸，没有捡的地方，生态系统更新得反而极好。
       沈孝辉说：“长白山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现在的长白山是在三百年前的火山灰上重新长起来的。长白山有个景点叫‘炭化木’。就是当年火山爆发时火山灰没有完全烧尽的森林木材炭化后的遗迹。对这些木材分析后，人们发现，现在的森林生态系统，和当年的完全一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像火山、飓风这样的自然力，表面上看是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实际上也会成为一种正作用力。对森林生态系统最可怕的破坏是人类的干扰。自然界形成的‘伤害’，自然界有能力恢复，而人类对自然界的伤害，自然界拒绝恢复。你想一想就明白了，在保护区范围之内，怎么能有那么多的经
       济活动?”风倒木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最后在沈孝辉的积极游说下，20世纪90年代，林业部长明确表示，不许再取用风倒木。
       可是为时已晚。
       说到这里，我先提前说一下长白山的“第三次破坏浪潮”，这个浪潮是当前翻滚得极为兴奋的高强度旅游开发，在长白山南坡、西坡、北坡同时进行，有人甚至想租用位于朝鲜的东坡，也来开发旅游。
       而“第二次浪潮”也没有止息，而是越来越火热。这就是采松子，与松鼠们争食了。为了打到最多的榛子，深恐落后的人们，在榛子没熟时，就把它全都给撸下来了，甚至把大枝给撅下来，以便采光摘尽；东北许多盛产榛子的地方，人们反而吃不到子实饱满的榛子。同样的道理，为了打到最多的松子，人们在松子没有成熟时，就开始上山，开始上树。
       就在长白山对木材高强度采伐造成的生态伤害尚未恢复的时候，红松种子开始涨价，保护区居民开始大量入区偷采红松种子。2000年开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曾想出了将保护区内的红松林分片承包的办法，对红松的种子资源进行“产业化经营”，在未进行任何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将近5万公顷共98万株直径大于30厘米的红松承包给38个承包户，导致红松林被周边村民严重伤害；导致依靠红松种子为食的11种鸟类和15种兽类忍饥挨饿或者改变食性。
       直到2006年，长白山保护区开始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吉林省把长白山保护区管理局升格成了“管委会”，才取消了承包，“一年损失一千多万元”。而持续六七年的高强度采摘，导致红松林的生态能力明显疲软。
       这是保护区内天然林差点成为空林的又一显例。
       而保护区外面，几乎所有的林业局，都在采摘松子。方法是逐棵成片地承包。数清里面有多少棵红松，然后按棵论价。
       一棵红松的承包价，已经升到100元左右。而一个打下来的松球，至少要卖1.5元。路边全是刚刚打好的一堆堆松球，山里来往的全是打松子的“技工”。
       当地人有很强的理由：“林子不许砍，旅游发展受非议，松子再不让打，人就没有活路了。”
       打松子是非常危险的，几乎每年都有人摔到树下导致死伤。
       由于是一年一承包，因此，打松子的办法是非常野蛮的，恨不得把整棵树放倒了来采。沈孝辉说：“打是可以的，可至少应当留个30％。承包是可以的，可至少人不应该爬到树上，在树下有好处，因为能打到最成熟的、最好的，不至于急急忙忙地把没成熟的都给打下来。吃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全世界的人都来吃它。产量少未必是坏事，因为价格会提高，收入可能是一样的甚至更高的。”
       然而，没有人研究过到底应该给松树留下多少种子，以供其他野生动物的食用，以供自身的繁衍。沈孝辉的声音，又一次淹没在敲打松子的浪涛声中。
       朴正吉和沈孝辉准备做一个研究：“松子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朴正吉说：“2006年，自然保护区内停止了打松子，可负面影响正在显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中间的某个链条被剧烈破坏之后，恶劣的影响可能不会当时显现，或者即使显现了人类也不会马上觉察，因为没有人持续地观察自然界。当时进去打松子的人，车开进去，人住里面，枪也随身带着，顺便下个套子，打些花尾榛鸡，弄个狍子什么的，都是很顺手的事。他们把松树树梢给折断了，松油流了出来了，松树慢慢就空了，体质变虚了，活得不长了。松鼠、松鸡、松鸦、红交嘴雀、啄木鸟什么的，冬天都要靠松子活着，它们的食物都被人夺走了，它们还能靠什么?这片林子不成为空林，那才是奇迹呢。”
       告别长白山时，一只雄的红交嘴雀撞死在宾馆的玻璃上，掉在门前。我对自然的认识，是从观鸟开始的，每看到有鸟死去，尤其是凶人而死，我都忍不住要痛苦一番。朴正吉将它捡起来，装入一个塑料袋中，塞进包里，说拿同去给长白山博物馆做标本。
       有棵最大的大树
       2008年2月20日，绿家园志愿者主办的“江河十年行摄影展”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我又一次遇上了沈孝辉。他说，要写长白山，你必须得写一个人，这个人叫王战。他1911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2000年1月30日去世。
       第二天，我去访问了王战先生的女儿王渝雯，她收集了王先生的许多材料，一直想写一写他。“可终究一直被拖延着。有许多人想写他，可到最后都没有写成。这一次，看你的了。”
       很早以前我也听说过王战，隐约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他曾经在中科院长白山生态定位站工作。他最早发现了水杉，最早参加神农架考察，最早提出“长江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中国天然林的保护策略，都在毫无顾忌地呼吁要无条件保护中国的天然林；公开建议国家林业局应更名为“国家育林部”。这个最喜欢大树的人，这个最看重天然林的人，一天天看着中国的天然林被砍伐，被替换，被连根拔除。
       1999年6月20日，在沈阳一家医院，医生刚刚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他就急忙找来女儿，口述了“一个老者的最后陈词”，并让女儿代笔，写下了《关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办法建议》。
       他提了5点建议。他说：“森林不但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她的美丽和神奇，启发了文学、艺术、哲学等的伟大思想，成为它们创造的发祥源泉。她也是林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进行研究的天然宝库，是个巨大的研究基地。森林既赏心悦目又是人类休养生息、得天独厚的自然场所，可谓天赐人福。森林为保护地球和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破坏和蚕食森林。采取保护天然林工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通知。”
       他又说：“关于森林病虫害问题，我们要纠正这种错误的提法。我们现在不能再说森林病虫害，要讲森林生态昆虫学，森林生态菌类学，它们是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我们怎么能叫它害呢。有菌类，像猴头、榆黄蘑都是最好的食品，这都是重要的资源和重要的分解者。至于昆虫更不能说是害了，我们在天然林里从没发现过大量的病虫害。昆虫也是鸟类和很多动物的食品，它又是植物的分解者，它大量的粪便对森林的物流和能流起极大的作用。”
       “凡是成害，都是人类破坏森林才发生的现象。因为人为地种一种树，形成单纯林，昆虫吃树林本身起到自然调节生态平衡的作用，它在消灭单纯林，否则地球的树种就单纯了，森林就不成为森林生态系统了。人偏偏认为虫子是敌人，用大量的药来杀死它们，也杀害了生物，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
       “至于鼠害的提法就更不确切了，因为鼠类也是森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他还说：“建议国家林业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育林部，组织实施护林工程。代表人民的法人单位，我的意见应该叫育林局。局下设育林处，保护处，管理利用处，根据局的面积和
       地形或地貌，设育林所，所的重点是育林保护。育林单位的全部人员都是武职待遇，着军装，人人都有保护森林的义务。还有，森林的工作比较艰苦，特别在边远地区交通都不方便，待遇应该按劳多得，办公、居住、交通等设备要完善，要现代化。对有工作业绩的每年都要升级奖励，鼓励长期在那里干的人，干时间越长的待遇就越高。有违法乱纪行为者，一定要开除出林业单位。”
       王战还喜欢说一句话：“这些大树，都是树爷爷，树爸爸”，说的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被人称为“老树爸爸”。20世纪50年代，王战就在长白山考察，这次考察确定了长白山建立保护区的战略方向；他是1979年成立的中科院长白山生态定位站的第一位负责人。1999年，定位站成立加年之际，他写下一句话：“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是一部天书，应该读深读透。”他生病时，一直在梦游长白山。2000年1月30日，这个深知天然林生态系统之重要的老人去世了，享年90岁。
       2000年8月7日，亲人们簇拥他的骨灰登上了长白山天文峰，最后撒在了长白山苔原带与岳桦林带交界的海拔2000米处。他的爱人王薇，也是一位植物学家，主攻菊科植物。王薇比王战早离世8年，她的骨灰也撒在长白山，撒在海拔1280米的一棵红松边，正好在长白山生态定位站“第二位标”附近。当时，王战这样对她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我们生前一起研究长白山，死后也要一起守护长白山。谁对保护长白山做出了功绩，我们就降福于他；谁破坏了长白山，我们就降祸于他。”
       谁还记得“老树爸爸”
       我又要出发了，去河南淮河源，采访一桩重大的毁林案，几年以来，当地的人们毁坏了300万亩的天然林。
       出发前，我再一次拜访王渝雯，我想知道更多王战先生的故事，尤其是关于他和长白山的。毕竟，我是从长白山认识了王战。我要写他，就要从长白山写起，以我对他的了解，也只能从长白山写起。
       突然想起沈孝辉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20世纪80年代，他为“风倒木”四处奔走的时候，想到能阻挡林业局进入保护区捡这些“风倒木”的第一个人，就是王战。他知道，以王战对长白山的热爱，一定会出来阻止的。于是他到了沈阳，到了中科院应用生态研究所——即原来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想找王战。
       在走廊上，遇到了王战的一个学生，他听说了沈孝辉的来意后说，王先生在生病，此时你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他，不等于是要他吐血吗?还是别找他了，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我就自己想办法，自己出来战斗。本来，我当时只是一个小萝卜头，无权无势，没有人知道我，哪里有能力和那么强大的势力对抗?没有办法，为了长白山，我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呼吁。”
       中国有退休制度，好像许多科学家都不会退休，越老越顽强，越老越战斗在第一线。王战先生也一直没有退休。在王渝雯那儿，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沈阳出版社编辑程欣欣写的，她与我一起上了长白山。这篇文章名字叫《先生，我们种树去》。
       程欣欣讲到的是1999年的事。
       1998年11月，沈阳出版社出版了沈孝辉的《雪山寻梦》，这本书讲的是1996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绿色营赴云南德钦保护滇金丝猴最后的领地的事件，书中阐述的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如何治山、治水、治贫，如何加快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种种设想和建议，深得他的认同。
       这本书出版后，在全国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很多人都想读到这本书。王战更是急切地想买到更多这样的书。
       1999年早春的一天，程欣欣刚上班，就接到一个电话：“你是沈阳出版社的程欣欣同志吗?我是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王战，你编辑的《雪山寻梦》到处也买不到。”
       联系上程欣欣之后，他买了几十本《雪山寻梦》，见人就送，送给亲友，甚至送给他海外的学生。这本书也是他晚年最热爱的一本书，喜欢至极，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好的地方，就画上红道道，看到再好的地方，又画上蓝道道。
       王渝雯也回忆说：“这本书他画得满书都是道道，他走后，我把这本书送给了沈孝辉作纪念。因为他的其他书，都送给生态所了。他还喜欢另外一本书，是唐锡阳先生的《环球绿色行》，对这本书，他甚至更喜欢，可他一处也没有画。为什么呢?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当时他有精力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别人借给他的，读书人都清楚，借来的书，总归不好在上面画道道。后来，唐先生送给他一套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精力读了，自然，书里也就是白白的，没有道道。”
       1999年4月，沈阳的行道树成百成千地死掉了。程欣欣急切地给王战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王战先生是我国杨柳科植物著名的专家，全国大概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楚杨柳科的事。王战说，这是得了烂心病，与气候和环境有关。
       不久，王战兴冲冲地给程欣欣打电话，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棋盘山上的柳暗花明树很健康。”王战在棋盘山上考察了两个坡，一棵病树也没有。此前他已好几个月没出屋了，他放心不下棋盘山的树。
       5月17日的棋盘山考察，成了他最后的考察，甚至可能说，是这次考察直接要了他的命。两天后，王战先生突然鼻腔大出血住进了医院，继之而来的是肺内感染、高热和肝腹水……转了几家医院之后，偶有好转，但身体日益衰弱。
       1999年6月19日，唐锡阳和沈孝辉到沈阳作环保报告，程欣欣带两人去医院探望王战。王战一看到两个执著于自然保护的人来了，高兴至极，硬是支撑着下了床。三人促膝而谈，话题只有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
       王渝雯说：“他们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像一股清新的气息，使父亲精神一振，他仿佛又回到了广袤的山野，茫茫林海。父亲敞开心扉，诉说他魂牵梦绕的心事。他一直在说：‘中国的林子毁得太多了，我们手下要留情啊!我建议国家林业局应该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育林部。’”
       王渝雯说：
       “当时，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他好像忘记了病痛，心情十分激动。谈话中父亲又强调说，不能再坐而论道了，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1998年大水之后，人们觉醒了，国家领导人也重视了，可是父亲仍是喜忧参半，他总希望多一些办法，快一些行动。他微弱的声音里，饱含着激情，抒发着一颗赤子的心怀。他的话语打动了每个人的心，这里形成一个强劲的磁场，引起共振，发出共同的心声，那就是义不容辞地保护大自然!”
       “当时爸爸兴奋极了。妹夫说：老爸今天特别高兴，精神特别好，像吃了仙丹妙药似的。父亲今天见到了他的知音，谈出了他日思夜想的问题，他怎能不高兴啊!客人走后，父亲才慢慢地挪到床上，侧着身体一点一点地躺下。”
       其实我最早听到王战这个名字，应当是在唐锡阳先生更早些的文章里，当时他写文章的时候，大概也不认识王战。这次会见之后，唐先生对王渝雯说：“过去我并不认识你的父亲，这次见面留下很深的印象。90岁的老人，不但思维敏捷，有独到见解，在病情危重时仍考虑生态
       环保的大事情。你父亲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太可贵了，太让人感动了，时代很需要这种精神。”
       王渝雯说：“父亲常跟我们说，人类要热爱大自然，要保护大自然，爱护树木要像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那些老树是大树爷爷，那婀娜多姿的美人松、柳树等是仙女。那些小树、小草也是一个个可敬的登山队员，他们爬到几千米的高度，为了适应环境和抵御恶劣气候才身材矮小。它们为人类造福，我们一定要学习树的精神，融于大自然之中。”
       “活化石”与“瓶儿草”
       王战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国的大树?我所知道的也许还不够多，我仍旧在寻访他、了解他的道路上。
       王渝雯说：“可惜你不认识我父亲，要是你早一点儿认识他，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你一定会更早地成为一个自然保护主义者。我们一出门，他就给我们讲周围的花草树木；他出去考察，对司机也都讲得特别的认真。东北的老林业工人、农民，一看到我父亲，都叫老王头来了，老王头来了，亲热得很，个个和我父亲关系都特别的融洽。我有时候也在想，我觉得，父亲如果不从事这一行；他一定是个文学家，他的文字美极了，他给我们讲的故事好听极了，他给我们讲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讲得栩栩如生，生动无比。其实自然保护和文学是一体相通的，因为他一直都喜欢在自然界中考察。而他的一生，几乎都待在自然界里。我们三姐妹，从小很少在家里看到他，只是他后来生病之后，才多少有些时间在一起。”
       1937年王战与其导师刘慎谔一起考察四川蛾边县沙坪厅原始森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植物探险考察。1943年，领导了历史上首次神农架考察。王战当时在中央林业所任“技正”。农林部负责人找王战谈话，准备派他和毛杰去神农架考察。王战十分兴奋。此前他已考察过峨眉山、秦岭等山脉，并几经冒险，他都没有惧怕，王战深知干他这行必须深入到原始森林之中，去实地调查研究，别无选择。负责人问他敢不敢去，他当即答应并说：“牺牲也不怕，我可以立刻出发。”
       考察团没有发现野人的踪迹和生息迹象，只发现野兽走的路，喝水的地方及洞穴。王战的结论神农架没有野人，至于六条腿马的传说更是无稽之谈。考察团倒是发现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大量树种，王战写出《神农架探察报告》、《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上报农业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当时报告的手抄油印本，厚厚的一摞，还保存在王战的家里。鉴于神农架森林积蓄量很大，王战建议成立神农架森林管理处，加强保护，开发资源。当时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未能立即实现。
       有知道王战的人，一听到提王战，就难免要说到水杉，因为他才是这棵“活化石”的真正发现者。
       去神农架考察的路上，途经四川万县。王战突染恶性疟疾，高烧39度多，脸色黑紫，神志不清，将养在四川农校。教务主任杨龙兴是王战的老校友，细心照料他。王战醒来后，他告知在磨刀溪的地方有棵四百龄奇树，像是针叶的，还没有人认识。王战躺不住了，他想：一定是一种特殊的树种，决定要去寻找这棵大树。
       他踏上了去磨刀溪的征程。他边行边观察采集标本，把采到的标本放到滑竿上，自己步行，并详细地记录着植物种类生长情况和每站之间的距离和站名。日夜兼程，走了三天共三百余里，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第二日，1943年的7月21日，黎明，王战发现了水杉。
       王渝雯说：“我父亲很会讲故事，可他没时间跟我们讲，我老追着他说，你赶紧给我讲，我给你记下来，他说，我哪有时间啊。他们做科学的人，好像都很少讲。有时候他来了兴致，会讲一点儿，我也拿录音机录了一些，关于神农架考察，关于水杉的发现，他多少讲了一些。可他讲得太少了，有太多的故事，就这样慢慢淡失了。”
       不过，他讲过水杉发现的过程。
       远远望去，那参天大树像巨人一样俯瞰着山林，守卫着绿色家族。王战眼前一亮，心跳加快，像孩子盼见母亲一样急向大树跑过去。树高十余丈，径围达7米，茂密树冠遮天蔽日，枝叶细密秀雅。王战仔细地观察着，研究思索，他认为这是一新的树种，又寻找果实，方圆十几米的地方找了个遍，却没有见到一粒种子。时间久了，病后的身体有些不支。气喘吁吁，腿在发抖，汗水湿透了衣衫。他凝视着大树，看了看树前百姓修的水桫庙，上面挂着“有求必应”的匾。王战想这存活百年的树，定会留下种子，会跌落在庙顶瓦楞间。可是他力不从心爬不上去，他肯求工人上去寻找，工人怕触犯神灵不敢上去，但是终被他打动，上去寻找种子。不一会儿工人举着一个带柄的果实问：“是不是这个果果?”王战兴奋地说：“对，就是它。你再找一找，有多少都拿下来!”工人递给王战一捧果实，共数十枚，果形圆大，果柄亦长，与水松迥异，王战如获至宝，极为珍视。王战把采到的标本十余份交到所里加以研究。
       从湖北归来后，王战初步研究了所采集的磨刀溪“风水树”的标本，它看上去有些像水松，但又有差别。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做出最后的鉴定。1945年，为了搞清磨刀溪“风水树”的真面目，王战托人将所采标本中的一份交给郑万钧教授鉴定。随后郑万钧又两次派薛纪如去磨刀溪一带采集和调查，并将所获标本寄往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请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帮助查阅文献。最终胡先骕查到1941年日本的植物学家三木教授发表过一篇谈化石植物的文章，里面描述的、认定早已灭绝的“水杉”，与“风水树”所采样本的形态基本相同。于是认定它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曾经广为分布，但早已灭绝的古老树种——水杉。如今，这棵树已经在全中国、全世界广泛种植，早已不存在濒危的风险。
       王战当年所采水杉标本中的一份，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江苏林业科学研究所中。标本编号118，采集日期为1943年7月21日，采集人为王战。这份水杉标本是迄今世界上采集日期最早的。根据第一个采到可供研究的植物标本或最早书面报道过该植物的人为发现者的惯例，有人认为，水杉的发现人应是王战，发现日期应为1943年7月21日。
       当然，为水杉发现作出贡献的人远不止于此，定名人的姓氏已永远和水杉的学名联系在一起，贡献之大不容置疑。其他如早在1941年就见到过磨刀溪“风水树”的干铎教授，以及杨龙兴、薛纪如等。不过，科学界还是严谨的，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林业通讯》第一周年合订本，记载了王战发现水杉的前后经过。水杉是一亿年前植物，世界上早已认为绝迹，仅存活化石而已。我国发现水杉是第四纪冰川浩劫下幸存的孑遗植物之一。人们称它为“活化石”。这对研究植物学、古生物学和地史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王战应约往西南考察后，写出令世人振聋发聩的报告《长江确有变黄河的危险》，他是我国提出长江有变黄河危险的第一人。
       1978年王战在四川九寨沟考察森林，九寨沟风景似“人间瑶池”，林中栖息着熊猫、金丝猴、梅花鹿等珍禽异兽。然而无情的巨斧也伸
       向这里，他看见伐木头的车一辆接着一辆，王战感到震惊，他说再这样继续下去九寨沟的生态将遭到破坏，美景定会荡然无存。王战说：“这里不能采，应该建立自然保护区。”他正式向当时的四川省林业厅厅长提出建议，在这儿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在西南考察一圈下来，他担忧地看到，大西南森林资源并不丰富，可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却在无休止地采伐。眼看着长江上游的水已变成黄泥汤子，王战说这里的水比黄河的水还要黄。再看那没采过的林子，下面的水仍清澈如故，包括黄河上游在内。王战说不能再这样采了，再采下去长江就变成第二条黄河了。
       西南地区不光有伐木的，还有开矿的淘金的。他还听当地藏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这里的水一直是清的，后来树全伐了，水也变浑了，有的沟也没水了，有的沟外老乡没水喝了。
       王战痛心疾首。他联合两位专家，于1978年12月在《人民日报》刊文《长江确实有变黄河的危险》的呼吁文章。1981年9月，《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林业土壤专家王战考察云南四川后提出六条建议，拯救西南绿色长城，保护长江鱼米之乡”，“绿化西北、改造黄河”的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说起来，如果从1958年算起，我国研究长白山已经50年了，王战上长白山也已经有了50年了。可长白山还有许多东西有待研究，气候、土壤、植物、动物等门类的知识还未被人全部认识。
       从20世纪50年代起，王战常年在长白山调查研究，采集标本，几乎走遍长白山每个角落。随王战多年的弟子们说：“王战在戴岭、长白山一带，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植物，是实践家。”“王战先生在山上一点儿也不知疲倦，到了林子里就什么都不顾了，他仔细地看植物。王先生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它的名字，拉丁名、土名、药用等等。”“王先生一进到森林就变了一个人，人就活了，神了，什么都知道。特别是对北方、东北一带的林子，如数家珍一般，像活字典。不知道的一问王先生，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王先生手中还有两件宝物，一是放大镜，二是瑞德尔的树木学。”“王老学识渊博，基础知识扎实，接触实际，艰苦跋涉，威信很高。”这都是和他一块儿野外工作过的同志对王先生的描述，反映了王先生在野外工作的精神风貌。
       王战对东北、北方一带大森林确实太熟悉了，而对长白山更是情有独钟。长白山有21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绝对保护区有13万公顷，是一个保存大量动植物、微生物物种资源的良好基因库。长白山主峰2744米，由山底至山顶相对高度近两千米，气候、植物、动物、微生物垂直分布明显。正因如此在1977年全国自然学科规划会议上，王战和阳含熙教授倡议建立长白山定位站。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建立了长白山定位站，终于实现了王战多年的夙愿。
       建立长白山定位站后，王战几乎每年都要上长白山实地工作，1986年7月，长白山定位站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英国陆地生态研究所和长白山自然保护局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合理经营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王战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接待了来自13个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近百名学者和专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并与美国、法国和英国学者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王战脑海中经常默读大山林海，到了晚年，长白山定位站对王战来说简直是魂牵梦绕。王战还风趣地说，我在手术台上被麻醉后，就开始神游长白山。从山底下一步步往山上攀登，先去一号地拜访那些高大健壮的柞树、椴树、水曲柳、老红松，它们的形象和位置在我的脑子里十分清晰。继续上到海拔1100米后，看着那一望无际翠绿的针叶林，云冷杉树亭亭玉立，心里无比舒畅。在海拔2000米处岳桦林和苔原带明显交界的地方流连忘返，看着大自然创造的这一奇迹，每每遐思万千……在苔藓大世界，那下面有莫测的地下森林，这里有研究不完的奥秘。飞到天池上空，俯瞰宝石一样湛蓝的水面，一望无际的绿海，使他陶醉。手术做完了，王战的思绪还沉浸在美丽的绿色世界中。
       有一位写散文的人，叫邓加荣，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爱林奈草》。文章讲了一个“长白老人”为寻找一些物种而埋头寻找多年的故事。这个老人，就是王战。
       在长白山有个瀑布，是东北最大的瀑布。在瀑布下面的温泉附近，将近30年前，王战已经60多岁了，他匍匐于草丛中，寻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一种奇特的草，三寸多长的青草，椭圆形叶子上边顶着一个小小的孢子囊，形状很像个插花瓶子，因此名字就叫“瓶儿草”，玲珑剔透，异常可爱。此草在世界上也很少见，最早是在加拿大发现的，故而学名叫“加拿大山茱萸”，只生长在含硫较高的温泉附近。此前，东北林学院师生在这里寻找了3年也没找到。可惜的是，由于近年来不恰当的温泉开发，“瓶儿草”可能已经在长白山灭绝。
       王战根据长白山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加拿大差不多，断定这里定然也会有这种奇特的草，因此拼着一双老花眼，一棵草一棵草地翻找，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总算找到了它，为长白山的“百宝囊”中文添上一宝。
       除了“瓶儿草”之外，王战还在长白山上发现了三尖九叶草、长白瑞香和北温带名贵的树种——偃松。王战的老师，我国著名的林学家刘慎谔教授根据植物分类学断定，长白山上应当有偃松这种树，但他找了几十年没有找到，临终时他将遗愿交给了自己的学生。王战根据老师的遗嘱，费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在长白山上把这种树找到了。
       长白山上有1500多种高等植物，王战亲自做过生态考察和标本采制的就有1300种。这些植物除了有生态价值，其实也很有人类喜欢谈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就说那长白瑞香吧，虽然结的果只有高粱米粒般大小，但吞下一颗就会叫你浑身发烧，吃下两颗会让躁得你晚上睡不着觉。无疑，开发出来对于冬季野外作业的人是大有好处的。再说那三尖九叶草吧，内含一种神奇的兴奋剂，兔子吃了会莫名其妙地在草地上跳舞。
       有一次，邓加荣当着王战先生众多学生和助手的面，问他：“世界上这么多花草树木中间，你最爱哪一种?”王战一笑，说：“大自然中一切花草树木我都爱。”
       责任编辑：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