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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庙集有一条双李河
       赵庙集的西边，就是双李河。
       粗浅地了解，南北方向的双李河——北到李兴镇的“八丈河”，又叫“八丈沟”；南止双浮镇。赵庙人不叫“双浮集”，叫“双码头”。兴许是双浮集紧连茨淮河和双李河接口处，时有打鱼船只靠岸的缘故，于是就叫“双码头”了。但村人们没见过真正的码头。远处看，双李河直直的，一竿子捅到底那么直，可近处看，她却是蜿蜒曲折的，连接着李兴、赵庙、双浮三个乡镇的唯一的一条大河，没有个九曲十八弯哪能行?赵庙集是位于双李河正中间的一个集镇。距离李兴、双浮各二十华里，人丁兴旺，集市热闹。
       毛主席当年那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引无数赵庙人“竞折腰”啊。
       我看过关于整修淮河的壮观场面，那是在纪录片中。纪录片中的镜头真实地印证了我少时的朦胧记忆。
       父母把这段历史叫做“上河工”。家庭的主要劳力，带上抓钩、铁锹、扁担、布兜子，到远在“双码头”那边的“茨淮新河”去，早出晚归“上河工”。中午的伙食是自带的干粮，用“抹碗手巾”包个“卷子”馍，还有成萝卜干，酱豆子。为了多挣工分，父辈们常常带上家人一起去，老年人和儿童除外。晚上放学后，奶奶是不急着“烧茶”(做晚饭)的，等到大人们上河工回来，再烧一顿“红谷鲁子茶”(红薯晚饭)。这期间，小孩子们实在饿得撑不住了，仅能啃一块干馍，就着一根淌着“葱鼻子”的大葱，或者拿一个囫囵的辣萝卜，垫垫肚子。大多是挨到深更半夜，大人们有说有笑闹嚷嚷地回来时，我会爬起来再跟他们一起吃饭。有时，吃一顿面条，里面放一点大人们买回来的羊骨头，锅膛子里的火映得一家人脸膛儿热热的，大锅里热气缭绕，呼噜噜呼噜噜，家人连汤带水，吃个精光，刷锅水再泡上粉渣端到猪圈里。就这样，浑身暖洋洋地迎来第二天的黎明。
       这是一种艰辛的幸福。
       这是赵庙人再难寻觅的家庭的温馨与憧憬。他们期待着本生产队、本公社的河工干得漂亮，干得显眼；他们期待着早一天干完，他们期待着来年不受水灾的肆虐。
       茨淮新河是淮河的重要的支流，它关系到淮北平原上的千家万户，是福泽桑梓的千秋万代之河，因此，赵庙人干这样的体力活，任劳任怨从不叫苦。
       双李河连着茨淮新河，贯通李兴、赵庙、双浮三个乡镇的排涝系统，承载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职责。我不知道是谁决策了双李河的修建，它的创意和设计，至少标志着淮北人的谋略和眼光，完美地体现着前辈们的智慧与功德。
       双李河挖得很深，大人们说，都挖过了好几道“砂礓盘”，清冽的河水从泉眼里一直往外冒，漫了河面。河两边是堆成山包似的黄土，里边奇形怪状的砂礓大小不一，村人比喻砂礓大的像“人头”，小的像小孩的“蛋子子”。砂礓可以铺路，免去村人踏泥巴路的烦恼。裹着黄泥的砂礓经雨水一冲，坚硬的棱角清晰地凸现出来，用石磙碾平，铺在路上，虽有些凹凸不平，骑车子在上面咯咯噔噔响，但没有了泥沼，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尤其“蛋子子”砂礓，缴到生产队是经过淘洗过的，白得发亮，在手里搓擦几下，溜圆溜圆的，是乡村小孩子们的玩物。三五个女孩子一起把小砂礓分散在平整整的地上，腾空撂起一个，在落下的空隙时间内，在最短时间内捡起落散不同方位的几个，然后分出输赢。这种女孩们玩的游戏叫“拾子儿”，常常引来很多人围观。人们为赢者鼓掌叫好，替输者扼腕叹息。
       为了把双李河西岸的砂礓变废为宝，区政府通过村里树上的“喇叭筒子”，鼓动社员“拾砂礓”。各生产队三番五次召开社员大会，把“拾砂礓”当作“上工”，称重量，记工分，一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两岸的黄土坝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争先恐后，挥汗如雨。我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到双李河扒砂礓的。
       抓钩狠狠刨下去，掘出一个硕大的坑洞，连成一块的大砂礓层次分明地抖落下来。抖落完泥土，装进粪箕子内，挎到停在小路上的架车子上。为了增加架车子的装载量，各家各户的车帮两旁，添加了用棉花秆连在一起的竖着的“栈子”。“栈子”一词是赵庙人语言的独创，它是一种超载的附属物。比如一个人吃饭的碗盛多了饭，长辈们总是笑着说“你应该再加上个栈子”，意思是说碗的周围加上点东西，还能再多盛点儿。
       砂礓装了满满一车，拉到宽一点的大路上去是很费力的。需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推出去，有时汗流浃背推了一截路，就要歇一歇，喘口气，在手心里再吐口唾沫，再压下车把继续拉。
       在扒砂礓休息的间隙，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儿。她穿着花格子上衣，皮肤有些黑，眼睛很大，很诱人。我看她时，她正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我低下头，故意拿起抓钩，抡起来时，泥土顺着扬起的抓钩撒在了我头上和衣领里。
       她咯咯地笑起来。
       我一面用两手抖落头发上的泥土，一面涨红着脸朝她说：“你笑啥家什唵?”
       她还在笑，抿着嘴笑，一会儿，又用手挡住了嘴笑。
       她走过来说：“我帮你弄弄。”
       我没勇气拒绝她，任凭她用手指在我的头发上胡乱地拨拉着。
       我连连说：“好了好了。”
       她停住了手，又瞧着我笑。
       “你是哪庄的?”她问。
       我朝我们村子的方向努了一下嘴说：“就那个庄——巴楼村的。”
       “巴楼的?我咋没见过你呢?”
       “我在上学。今个是星期天才来拾砂礓的。”
       “你明天还来吗?”她又问。
       我呜拉了半天，犹豫了半天，也没说明天来，还是不来。
       我记住了她黑黑的皮肤，还有那双明亮的眼睛。那时候，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个村子，我没有问她。
       正月二十七
       在村子里听戏，那叫“战鼓书”、“小戏儿”；在赵庙集或黑虎庙听戏，那叫“唱大戏”。黑虎庙是一个乡政府的所在地。农历一三五单数的日子，赵庙镇逢集；二四六双数的日子，黑虎庙逢集。南北相距六华里，单双呼应，互不影响，相互补充。比如村人们在赵庙集没买着的东西，可在第二天去黑虎庙赶个集补充头一天买卖的遗憾。
       村人们习惯称呼黑虎庙为“肖虎庙”。这个乡隶属于赵庙镇管辖，因此，它的逢集最高潮也没有赵庙集兴旺。不过，有一个节日，却是闻名乡里，包括赵庙集在内的方圆百里集镇都比不上它热闹的这一天，就是农历正月二十七。
       正月二十七这个节日。人们称谓它是“骡马交流大会日”。传说，在多年以前，先人们常在小庙前祭祀，众人祈祷上苍赐福，虔诚膜拜时。一头老虎惺忪着双眼出现在庙里，随着一声振聋发聩的嘶叫，晴朗的天空顿时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并且越下越大。春雨贵如油啊。万物苏醒，雨露滋润，葱茏蓬勃，春意盎然。望着绿油油的庄稼，穷苦的人们心里充满着生活的渴望。这一天。小庙前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成群结队的骡马，个个膘肥体壮，其中一头龙驹子在雨雾中精神抖擞地嘶鸣着，撒欢着，给了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人以昂扬向上的奋斗情怀。于是，人们对着小庙里的泥菩萨千恩万谢。为了庆祝和纪念正月二十七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唱大戏，踩高跷，耍马戏，等等，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隆重而畅快地释放着对这一天的盼望的情怀。
       
       无人考证这个传说的由来，无人不对这个由来已久的传说而兴奋。方圆百里，几十里的人们，常常是吃了大年初一的“扁食”。便渴望着去赶正月二十七的“肖虎庙会”。交通不便，有人在正月初二初三就动身赶来。
       从我记事时起，肖虎庙每逢这个庙会我都没有遗漏过，直到我远离故乡到了重庆。
       这一天的早上，肖虎庙的东西街，南北街，已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牲口行，洋车子行，猪行，粮食行独立成为区域；布匹，衣服，丸子汤锅，烧饼炉子，还有拉着风箱煤火通红的“肉盒子”摊位。卖甜秫秸(甘蔗)、“花拉潭子”(米花团)、凉粉挑子、卖浮子酒的摊位。四处分布的都是。到了中午，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黑压压地挤满了每一条路和通道。青年男女手扯着手，唯恐挤丢了，挤散了，就围聚在一堆，东张西望，喊三吆六。嘈杂声，驴叫声，牛叫声，久久回荡在这个小集镇的上空。
       很多小孩被挤在地上哭喊着：“娘，娘……”很多老头老太婆被挤在墙根，气喘吁吁地说：“我的个娘耶，我的个老天爷牌乖子耶，这咋恁些人耶!哎哟，知道恁些人俺也不，来赶这个会!”有的女孩子鲜艳的衣裳上沾满了泥巴和灰尘，骂着拍打着；有的小伙子衣裳扣子挤掉了几个，棉鞋带子都挤掉在鞋外边，一抬脚“嘣”一声断了，顾不上鞋帮子裂开，还昂着头往前挤，像是家河里被粉浆呛得浮上来喝水的鱼。
       好不容易，人们像“挤尿床”(一种民间游戏)一样挤到了街西头的戏台子前。高高的戏台上。锣鼓喧天，声乐阵阵，尤其二胡拉出的美妙音乐，让台下一张张挤得涨红的脸充满了期待。唱戏的人脸抹得通红，像个“妈羔”(鬼脸)；有的脸抹得“曲黑”(漆黑)，像个“狗腚”(狗屁股)。这是台下的人急不可待，看着戏台上的人就这么嚷嚷的。其实，戏台上都是高音喇叭的音乐，不是真人弹奏的，而是从“三用机子”(多功能音箱)传出的“洋戏片子”。《百鸟朝凤》、《打金枝》、《朝阳沟》、《三哭殿》等老百姓熟悉的豫剧和曲剧唱段。有时，也播唱一段二夹弦、梆子、坠子的唱段。
       “晌午歪了，管开戏啦!”台下的人再也耐不住了，一齐冲着台上喊。终于，台上走来了大队书记的身影。他手里端着用一块红布裹着的话筒，一脸喜气地走到了台前。
       “喂喂喂。”他自己对着话筒喂个不止。直到他听到大树上的喇叭有了回音，咳了几声后才说话。
       “老少爷们们，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大家都安静了，下面呢，大戏就开始了。”大队书记讲到这里，见台下是乱糟糟的声音不绝于耳，就提高了声音，大喇叭里发出“滋滋滋”的电流的声音。这电流是远处发电机传送过来的，刺耳尖利。
       “老少爷们们，都别乱了，静一静，下面大戏开始了。”大队书记又在吆喝，“大家都自觉点儿，前面的都蹲下，后面的再往后站一站。”台下的人根本不理他，照样是吼叫着。民兵营长冲下台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棍子，像秋天打枣树一样，对着前面的人头乱打。这下子前面的人蹲了下来，后边的人便纷纷后退。周围的树枝上，墙头上，屋脊上，都爬满了听戏的小伙子们。直到大兰出来，台下才一片肃静。
       大兰，多好听的名，多好记的名啊。这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名字就像人们心中的马金凤、常香玉，就像电影里的张金玲、李秀明。虽然当时的老百姓不知道称呼她“明星”，一句一句“大兰”的称呼，蕴涵着对她的喜爱和崇拜。
       大兰是黑虎乡杨楼村人。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面颊黑里透红，一双眼睛见了谁都在微笑着，闪烁着聪慧和美丽。三十几岁的年龄，一条粗粗的黑辫子垂到腰际，风韵流动。村人们每当谈论起大兰，总少不了补充一句赞美的话：“她的牙齿白得透明四晃哩。”
       大兰的丈夫叫杨志安。拉二胡的。村人们说到杨志安，都是用赞叹的口气说：“我的个儿哎，他拉弦子拉得真排场。头，歪得像个‘二革’；手，慌得像摇拨浪鼓子哩；腿，‘合搭’(颤抖)得像尿不净的一样；脚，慌得像踩鞭鼓子一样。我的个儿哎，他真沾，真沾!”
       赞扬大兰，赞扬她丈夫杨志安，村人们用尽了充满淮北泥土味的溢美之词。
       大兰的舞台形象，是乡亲们茶余饭后模仿的对象。走路、哭声、捏花指，乡村戏迷们惟妙惟肖地模拟着，借题发挥着。我们巴楼村有个光棍汉叫巴学廷，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听大兰的戏。从天亮到天黑，他一直挤在戏台前，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兰。夜深了，大兰卸完妆，他仍盯着不走，一直看大兰。回到村子，他捏着个女人腔，学大兰的唱腔，学大兰的动作，学大兰的笑，逗笑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少。
       大兰迷住了巴学廷。用巴学廷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大兰长的排场，要个子有个子，要啥有啥，只要我这辈子不死，大兰不死，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村人逗他说：“学廷，你喜欢大兰，就娶她做老婆吧。”
       巴学廷听到这话笑个不止，连连说：“你笑俺弄熊啊?就俺这个屌样哩，给她提鞋她都不要俺。干脆，就想想她算了。”
       巴学廷有着自知之明。他不奢望大兰会喜欢他。
       村子里有个叫巴云廷的，他只和巴学廷差一个字。巴云廷比巴学廷差了一个辈分，因此，常常和长辈们开开玩笑。
       有一天，巴云廷对他说：“老仰拜(巴学廷的小名)，听说你喜欢大兰都喜欢成‘夜马遗’了(遗精)?哪天我见了大兰就对她说，叫她专门给你唱一出。”
       巴学廷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如醉如痴。“好啊，你这熊孩子净开老头子的心!你能叫大兰来咱庄唱戏，我请你喝一壶猫尿。”
       巴云廷爽快地答应道：“好!我一定把大兰请到咱庄来唱戏。”
       请大兰到村庄来唱戏，那是正月二十七之后的事了。
       下午的肖虎庙，听大戏的人们渐渐离去。扛着秫秸，拉着买好的农具，牵着满意的牲口，朝家里走去。孩子们摇着五颜六色的“花棒槌”。吹着用泥巴烧做的“小叫吹”，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晚上，大兰的戏接着唱。村人们晚上又赶来听戏，称这种接着听的方式叫“连灯拐”。
       两个汽灯悬挂在戏台两侧，吱吱作响的舞台木板上，跑动着大兰矫健的身影，穆桂英挂帅的英武气概，秦香莲冤屈哀怨的表情，这些人物形象，大兰在舞台上表演得栩栩如生。杨志安的二胡伴奏，让舞台氛围营造得热火朝天。这乡间的戏台子美轮美奂的情景，无不给乡村观众留下妙趣横生回味无穷的魅力。
       我也是大兰的“戏迷”。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七，是我难忘并怀念的一天。
       中午的时候，我挤出了人流，走进一片树行子里。这里是村人们进行猪崽和老母猪交易的地方。筐头子里、架车子里、大抬筐里，全是叽哇喊叫刺耳凄厉的猪叫声。有几头瘦得东歪西斜的老母猪躺在地上，任意让猪娃子们顶来顶去地吃奶。买主看准了哪头猪娃子吃奶欢快，便悄悄一手拎起猪腿，立起来，然后称重，付钱。自行车上插着一面小红旗或红毛缨的标志，它的主人肯定是一个“择猪的”(阉割)。小母猪是在肚子左侧划一刀，揪出一根血淋淋的“仔肠”，便不会再发情生
       育；小公猪则从屁股后面划一个口子，将两个红色的瘦肉疙瘩挤出来，便不会成为配种的“脚猪”。“择猪的”那副动作模样，干脆利索，三五分钟一头小猪。手中的两把小刀子便是他养家糊口的工具。
       唱大鼓书的人，其他地方不去，偏偏选在这个令人烦躁不安的地方。这叫唱“小戏儿”。
       说书的人选这么个地方，说是“闹中取静”。说书的人说，这就叫“行是行，悟是悟”。即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买猪的，不来这地方；不是爱听书的“热家子”，也不会来这地方，一待就是大半天。
       “咚咚咚”。
       “咚咚咚”。
       圆形牛皮大鼓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玩意儿，一年四季心甘情愿地任凭这说书人不停歇地敲打。
       “够不够三百六，再敲多了是如头。”说书人停下了手中的敲击，沙哑的嗓子说话了。即是说，他敲击牛皮大鼓已经三百六十下了。这是说书人聚集听众的“行规”和开场白。
       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详细问过他，只知道他叫“陈豁牙子”。他的喉咙里永远像堵着东西似的，发出的声音瓮声瓮气，沙哑而吐字清晰。有人说他是“官哑嗓子”，有人说他说话跟“屙不掉”的一样。他声音特殊，表情丰富。《杨家将》、《岳飞传》等唱段，经过他绘声绘色的表演，悬念迭起，人物性格鲜明，一个个打斗场面，一个个生死离别，让坐在周围的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喜怒哀乐。
       依靠在杨槐树旁，揣着袖筒，我的心随着他口齿的启动，兴奋着，悲伤着，激动着。
       听完陈豁牙子的“战鼓书”，我便买了一碗丸子汤，吃罢便“连灯拐”跑到戏场看大兰去了。
       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戏台子下挤来挤去，和我刚认识不久的对象玉芬挤到了一起。
       当定睛看清楚面前这个围着红围巾、个子高挑的姑娘就是玉芬时，我的脸颊火辣辣地发烫，心跳急剧加速起来。
       她也认出了我。
       “咦?是你啊!”她惊叫了起来。
       我朝她笑了笑，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我被人流挤出去很远。我马上又往她这边挤。
       我怕我再被挤出去，一把拉住了她的手。她手心里沁出了汗水，紧紧拉着我。
       过年前，玉芬和几个姑娘一起去过我们家一次。她是我姑姑和姑父李文学做的媒。我们家里穷，她看了后也没有嫌弃。她对我姑姑说：“家里穷不要紧，俺不图东西，俺只图他们一家子人好。”我很感动。玉芬不识字，人长得个子高，皮肤白，秀气水灵，挂在嘴边甜甜的微笑，溢满了善良和朴实。来“相家”那天，我和她单独说了几句话。我问：“你可有意见?”她笑，好半天才说：“没有。”她问：“你可有意见?”我答：“没有意见。”就这样，我们心间有了约定。出村子时，我送她们到村东头的塘河边上。
       这是第二次见面。
       我松开了她的手。
       我问：“你啥时候来的?”
       她说：“来了有一会儿了。”
       她又问：“你吃饭了吗?”
       我朝她点点头。
       憋了半天，我凑到她跟前说：“咱们出去吧。”
       她说：“干啥?”
       “说说话，咱们出去说。”我担心她拒绝我。
       她犹豫一下说：“俺不敢去。俺姐在这里哩。有啥话你就在这里说吧。”
       在乱哄哄的戏场里，我的眼睛时而盯着她，时而又盯在戏台上。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些什么事。
       “咱们明天去照相馆吧?”我声音很小。她的眼睛告诉我，好像没听清我的意思。
       “去照相馆?啥时候?”她轻声问。
       我说：“明天。明天上午我在孔桥等你。”
       她点点头笑，眼睛又转向了戏台子上。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等到她。在孔桥上走来走去整整一个上午，玉芬也没来。尽管她没来，尽管再也没有见到她，可她在正月二十七那天晚上，握着我的手的感觉，却幸福地徜徉在我的记忆里。
       与信用社有关的话题
       赵庙集南头，有个开饭馆的叫“老一”。因为他的一只眼出了点毛病。所以人们习惯喊他“瞎老一”。老一不生气，时间久了，人们喊顺口了，他也听习惯了。老一常常对人说：“乡政府区政府的那些坏家伙，你可以不搭他屌腔。可信用社里的人千万不能不搁到意上。因为他们是俺开饭馆人的财神啊。”
       和老一饭馆紧挨着的，是炸油条的“黑老婆”。因为她身材瘦小，皮肤又黑又亮。所以有了这个外号。黑老婆的油条炸得大，生意好人缘好，她常对人说：“信用社的人来买油条，我情愿不要一个钱。因为都是他们帮俺把生意弄起来的。”
       “老党员”的名字叫赵华杰。其实赵华杰才二十岁出头。读小学三年级时，他不好好读书，遭到了父亲一顿狠打，父亲问他：“你以后还逃不逃学?”赵华杰一语不发，就是不答应父亲再去上学。父亲急了，继续打。赵华杰咬着牙，狮子咆哮般冲着父亲喊：“你使劲打!照死里打!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小小年纪，如此钢铁般英雄，他把父亲逗笑了。从此，赵庙街上的“老党员”便是赵华杰了。“老党员”在街上算是个体面人物，结婚后，从信用社贷了款买了车子跑运输，渐渐成了“万元户”。无论有哪个小青年缺钱需要款，他总是喜欢出面担保。并附上一句：“我以老党员的名义向你保证，监督他按时还款。”“老党员”的一句话，能让在场的每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大柱的学名叫贾岛，小伙子帅气，精明，高中毕业，一脸的阳光喜庆。贾岛这么好个名字却没人叫。街上的人一律直喊小名。大柱之所以受到男女老少的喜欢，是因为他能传播很多真人真事的桃色新闻。
       大柱在派出所做合同民警，常常夜里参加一些侦察和抓捕行动，第二天散布出来的各种版本的消息，大都源自于大柱的惟妙惟肖的描绘。
       有一次，大柱发现了一个“土电视”。一个乡长的儿子谈恋爱，每到下了晚自习课，就把女友带到住室办那个事，并且从不熄灯。不少人不相信，就天天晚上到乡长儿子屋后看稀奇，有的踮着脚跟，嘴巴张得像个小瓢似的往里看；有的是两口子一起去看，回去后再模仿着看到的动作办那个事。大柱说。他看得最清楚最提心吊胆的一回是这么个事，女的对男的说：“你天天弄不够，万一哪天怀了孕咋办?”男的说：“明天用避孕套呗。”女的要求今天就得用。男的没办法，急中生智扯下了一片窗户上的塑料薄膜，放进女的里边去。完事后，却找不到了塑料薄膜，掏了半天才掏出来。大柱讲这些过程一点也不笑。惊得听他讲话的人跟着紧张起来。几个妇女听完，连连发出感慨：“娘拜子呃。人家真开放。不看不知道那事还那么多花样!”“开放啦，开放啦，叫俺男人也学几招给俺试试，瞧瞧是真舒坦还是假舒坦?”“哪能假呢，你没听见那女得吭吭叫吗?”
       几个妇女你一言我一语地探讨着，惹得那些小伙子们一个个裤裆里像揣个半截棍似的。
       大柱又传播了一个副区长的故事。副区长让一个开饭馆的女的躺在两条板凳上办那事。恰巧来了个吃饭的，一叫掌柜的，两条板凳“咕咚”一声倒了，副区长的那东西骨折了。
       还有一个副乡长。深更半夜带着妇女主任到他个人的住室。因乡里在另一个地方召开紧急会议，就留下妇女主任在他住室等他回来。女的脱光了衣服去屋外边解手，出门后，房门被风一吹锁
       上了。她回不了屋，赤身裸体地在外边打哆嗦，被巡逻的民兵带进了派出所，这个副乡长遭到了处分。
       诸如此类的故事，大柱发现了很多。有的发生在双李河岸边的麦地里，有的发生在乡政府区政府，没有一件发生在信用社的，没有一个主角与信用社的人员有关。为什么呢?大柱解释说，是因为信用社的铁大门关得紧，金融重地，不敢前去探访。
       信用社主任是董国志，近五十岁，是从胡集乡信用社调过来的，工作能力强，能言善辩，赵庙人说他是能把死蛤蟆说得尿淌的人。钉子户、赖账户、死账、呆账，老董到赵庙信用社一年时间不到，全做到了“一锅清”。乡镇金融难搞的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的人打不开情面。七大姑八大姨，亲戚连亲戚，催还贷款十分令人头疼。老董不一样，铁面无私，于公于私以理服人。在赵庙镇，谁都知道老董会武术，尤其是“旋风脚”特别厉害，听说一脚就可以把人踢飞。是真是假也没有人见证过。关于他的好，我写过《读不懂的老董》、《再说老董》，这里不再重复了。
       和老董有着同样秉性的人，叫蒋松江，退休后由小儿子蒋凤平顶替上岗，做信贷员。蒋松江是信用社的老主任，人脉广，熟人多，大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对他充满着敬佩和感激。蒋凤平工作以后，承袭了父亲恩泽乡里助人解困的好品德，总是在自己的职权内帮助四乡八里的群众。
       蒋凤平的爱人叫赵萍，眉清目秀，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刚结婚那阵子，她像撵风筝一样跟着丈夫。很多人有些嫉妒她跟得太紧，就劝她回家去，她却坚决不同意。她担心丈夫喝醉酒，她担心那些图谋不轨的人陷害她丈夫，她还担心她丈夫包里的借据与现金出差错。
       八十年代初的贷款，只需借款人立个借据，写出家庭住址就行了。少则几百元，多则几万元，全由信贷员一个人说了算。种子、农药、化肥等，蒋凤平从不推托，他会及时帮你渡过难关。一支烟不抽，一杯酒不喝，盖个私章签个名，蒋凤平就会把钱给你送到。有时，凭蒋凤平的一张字条，信用社柜上就把钱付给了贷款人。
       蒋凤平工作踏实，对人诚恳，谦和，连年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在一次表彰会上，作为获奖代表发言，他说了几点感人肺腑的总结：“没有我爱人的支持，我评不上这个先进；没有我同事的支持，我评不上这个典型；没有赵庙人对我的信任，我干不好这份工作。这荣誉属于他们。”听起来，这些话有些耳熟，像是客气话，可蒋凤平说：“这都是心里话，良心话。”
       蒋凤平遇到过一回最好笑的事。
       小王庙庄有个青年，名字叫“男孩儿”，当然是个小伙子。他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六个手指头；二是因个头不高有个绰号电磙子。右手大拇指上多了一个小手指头，他常常把大拇指握在手心里，与人握手时才勉强露出来。“电磙子”外号的由来取决于他头脑灵活聪明，反应快，像打面机上用的转速飞快的螺旋。自从他从蒋凤平那里贷了款以后，再也见不着人了，多次去他家找他，从不见人影。几年过去了，电磙子的借款成了“呆账”。因为这笔款，蒋凤平挨了主任老董的多次批评，大会小会总要提及这件事。蒋凤平急了，下决心想办法一定找到他。有个熟人告诉蒋凤平，电磙子正在大薄荷油贩子闫世才那里卖油。蒋凤平认识闫世才，就通知闫世才不要急着付款给电磙子。谁料，电磙子卖给闫世才的薄荷油里，掺进去的石蜡油太多，被检验出来不合格，正在那儿犯愁呢。
       蒋凤平见到了电磙子。
       电磙子说：“凤平，你只要帮我把这薄荷油卖掉。钱就还给你。”
       蒋凤平笑了：“你不愧是个电磙子啊!掺那么多石蜡油进去以次充好，能卖得掉吗?”
       蒋凤平又说：“你的脑子真比电磙子快。不过我可以帮你把薄荷油卖掉，但你必须帮我一个忙。”
       “啥忙你直说，只要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就行。”电磙子高兴极了。
       蒋凤平说：“你帮我演出戏，装成县里的联社主任，把一个人送给我的礼退掉。”
       电磙子马上说：“这简单，你叫我怎个演法都行!”
       不久前，一个武装部长送给蒋凤平两条烟，四瓶“镜湖秘酿”酒，让蒋凤平帮他一个亲戚贷款跑买卖。因那个借款人不在赵庙区，蒋风平拒绝了借款申请。这下子，武装部长出面送礼来了，蒋凤平十分为难，又不愿意得罪他，于是想以县信用社领导的名义，退回这份礼物。想来想去，电磙子脑子转得快又会说话，只有他扮演才合适。
       电磙子按照蒋凤平的交代。提着礼物来到了区政府大院。蒋凤平在大门口等着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电磙子空着手出来了，他得意地说：“凤平，我办好了，把礼物退给他了，也教训了他几句以后不要这样。”蒋凤平信以为真，就答应帮他卖薄荷油去了。殊不知，电磙子提着礼物进了大院，把礼物放进了一个熟人家里，第二天他又过来取了回去。
       电磙子的贷款也没还，蒋凤平反倒上了他的当。
       每每想到这些，蒋凤平总是哈哈大笑，他说：“赵庙的电磙子，无论滚到哪里，哪里都会倒霉啊。”后来，电磙子发了财，赚了不少钱，不但把贷款还清了，还在城里买了房子。
       有个村子叫前蒋庄
       一个人，要开启封锁了二十几年的记忆，是一件多么勇敢而复杂的心绪啊。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它需要时间打开；像在冰柜里冻成摔不烂的食物，需要慢慢解冻的时间。
       前蒋庄那段青春的记忆，就是那把锈锁，就是那块结结实实的食物。
       好多年，我曾试图打开它，曾试图化解它，但是。我缺乏耐心和勇气重翻这沉甸甸的思虑。前蒋庄——这个村名伴着我在繁忙的都市穿来走去；蒋廷凯、蒋俊礼、蒋自得、刘长山、蒋俊公等一连串的前蒋庄的这几条汉子的面容，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幻化在我的面前。他们痛楚的表情，无助的眼神，以及他们藏在骨子里的愤恨和压抑的倾泻，一幕幕在我的心际交替。一想到他们，我的心便没有浮躁和狂妄。哪怕在镁光灯闪烁着我的荣誉和成就时，想到他们便没有了得意，没有了自满。
       有什么比无处诉说内心衷肠更苦恼的事呢?对前蒋庄这段往事，我却找不到诉说的对象。身处异乡，各方面的压力和环境，已不允许我慢条斯理地诉说。他们听不懂，他们不愿听，他们说你神经有毛病。
       当然，文字是我最好的倾泻方式。可每当静坐桌前，面对稿纸，往往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打电话给赵庙信用社的蒋凤平。他说：“你想那些几十年前的事干啥呢?”我说想写那段故事。他说：“算了。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那些有啥用。”从此，我不再在长途电话里跟他说起这些。我又用手机打给四表弟蒋四建，问及那些人，问及那些事。他在电话那头说：“老兄，你喝醉了?”我说没醉。“没醉说那些干什么呢?”他显然有些不耐烦。我说：“我想写写那段故事。”“写那管什么用呢，几十年前的事了，你又不是老头子，回忆那些弄啥呢?算了算了，你能没忘记他们就很好了。啥时候回老家来我请你喝两盅。”四表弟也没了兴致跟我谈这些。
       这些人。没有文化啊。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自己。
       前蒋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呢?
       
       那是前蒋庄村民敢于抗争，坚守正气的真理的文化；那是前蒋庄村民用朴实的灵魂铸造的誓死捍卫法律尊严的文化；那是前蒋庄村民用屈辱与泪水换回今天幸福生活的光辉历史文化。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有义务书写这段历史，讴歌这段历史，我想让前蒋庄、赵庙人的子子孙孙了解关于前蒋庄这个村庄的历史。
       从我们巴楼村去赵庙，从前蒋庄通过，那是必由之路。巴楼村与前蒋庄，仅是一华里的路程。这一辈子，恐怕去赵庙的路线永远也躲不过前蒋庄这个村子，除非赵庙集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因此，我们村与前蒋庄是唇齿相依的邻居。
       前蒋庄西头，以十字路口的“小庙”为典型界限。东头，则是以村民蒋养合的芦苇坑为界限。蒋养合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他的家住在前蒋庄东头最南边的苇河边。他常年喂一头配种的公猪，村民叫这个公猪“脚猪”。方圆几十里的农户，谁家的母猪发情了，就得牵到这儿来，“脚猪”哼哼几声，转几个圈，蒋养合就松了手中的铁链子，让它“爬喳”母猪。交配过程中，周围站着很多人，目不转睛盯着，当喊到“好了好了”时，母猪也就受孕了。这个“脚猪”架子大，种好，下崽多，加上配不成功不收费，所以蒋养合出名了。他的名字就是“前蒋庄东头”的代名词。
       有的农村妇女吵架对骂，最恶毒最不堪入耳的话，就是“叫蒋养合的‘脚猪’给你‘爬喳’，管你过瘾”。最得意的是蒋养合，他不用做广告，生意就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
       西头的“小庙”其实不小。那是全村人供奉的神位。逢年过节，香火旺盛，鞭炮声此消彼长，表达着前蒋庄人期盼平安的寄托。
       前蒋庄以大棚蔬菜而闻名于赵庙集。寒冬腊月，天寒地冰，其他村子吃干菜，可前蒋庄的大棚蔬菜，满足了赵庙人吃新鲜的好奇心。前蒋庄的大棚菜在八十年代初。帮助了村民致富，也引导和影响了邻村的种植传统。三四月间，黄瓜芹菜上市了，无须打听，那卖菜的肯定是前蒋庄的。穿得漂亮，头上抹得亮光光的小伙子，那肯定是前蒋庄的；姑娘的自行车后边有两个大菜篮子，不用问，那肯定是前蒋庄的。在赵庙区，前蒋庄是一个富裕的村庄。
       前蒋庄西头的后面，是一所学校，叫前蒋小学。这所学校坐落在去往赵庙的路东边。是方圆几个村庄的孩子们读书的地方。前蒋小学是前蒋庄、后蒋庄、巴楼村、赵庄等周围村庄的希望之所在。村人们说得好，人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叫小孩好好上学将来有出息吗?这道理每一个家长不光挂在嘴上，是真真实实地落在了实处。
       前蒋小学的地理位置好。它处在几个村庄的中心，离赵庙区不远。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从这里毕业升入赵庙中学。这是一个人才的苗圃，这是村民们实现梦想的寄宿地。
       建校之初，前蒋庄西头的村民听说在这里建学校，没有一家不同意。这是他们的自留地，靠土地吃饭过日子的前蒋庄人，为了孩子，不心疼这块地儿。开工典礼前，赵庙乡政府和前蒋大队革命委员会在“小庙”前召开了西头村民全体会议，表扬了前蒋庄西头的村民，顾全大局，不惜自己的菜地捐献出来建学校。占用这十几亩土地，赵庙区政府、乡政府和大队部有没有补助?有村民这样提出来。这些土地的“公粮”每年还缴不缴?又有人这样提出来。
       这些合理的提问，很快得到了乡政府领导的答复。因为建这所学校，是乡政府、区政府和县教育局共同出资修建，由于经费有限，关于补助费用这一块并没有列入资金预算之中，所以就没有了补助费用。至于占用这十几亩地的“公粮”，就免交了。村民们是通情达理的，既然不缴这些土地的公粮，于是就同意并支持区乡政府的意见。
       学校建好了。
       孩子们上学了。
       就在学校建好的第二年，大队干部向前蒋庄西头的村民提出了占用的这些土地要上缴“公粮”和提留款。村民们拒绝了。
       第三年，乡政府的干部和大队干部又来前蒋西头找村民催收占用土地的“公粮”。村民们又顶了回去。
       第四年的麦收季节后，赵庙乡政府的高音喇叭里，点名批评了前蒋庄西头的这些村民，必须如数上缴公粮，少一斤一两都不行。村民们忍不住了，就到乡政府据理力争。明明是区政府、乡政府答应过的事情，免收占用这些土地的“公粮”和“上调款”，怎么能不算数呢?争论一番后，区乡政府再也没有哪个干部提及这件事了。
       第五年的麦忙季节到了。赵庙集逢集的日子，由原来的熙来攘往人头攒动，一下变得南北街道空旷无声，下午时候甚至有些寂寥。偶尔能见到的，只有一两头老母猪在街上晃悠，猪娃子成群结队跟在后面，东拱西撞。
       麦收季节对前蒋庄村民们而言，那是一年四季中收获的季节。满地黄亮亮的麦子在一阵暖风过后，秆、穗、叶，眨眼的工夫就变了模样。抢在暴雨前将麦子收到麦场里，是顾不上吃饭睡觉分秒必抢的日子。一大早。村民蒋廷凯正和妻子拉着架车子赶往麦地时，杨树梢子上的高音喇叭响了。王友才并不标准“捏着撇”的普通话开始了：“社员同志们，我们赵庙乡来了一位新乡长，他就是咱们的见瑞言乡长。下面呢，就请社员同志们注意听一下见乡长的广播讲话。”蒋廷凯夫妇，包括全乡的社员群众都听到了这一消息。见乡长在广播里先是“吭吭”了两下，算是清一清嗓门，用前蒋庄人的话说，那是麦糠卡住了，先顿一顿。蒋廷凯夫妇边听见瑞言的广播讲话，边急如星火地往地里走。见乡长讲到了麦收“双抢”的重要性，接下来讲到了今年公粮的上缴期限。当他念到蒋廷凯的名字时，他老婆立马停下来对蒋廷凯说：“你听，这乡长点你的名字干啥?”蒋廷凯示意他老伴继续往前走，自言自语地说：“能有啥好事?还不是因为欠缴公粮的事呗。”见乡长念了一大串名字，都是前蒋西头的村民。这些念到名字的人，必须吃了早饭后到乡政府来。蒋廷凯老婆说：“见乡长真不是个东西，这收麦季节一个人能忙死两个人，到乡里去干啥?”蒋廷凯对他老婆说：“搭他腔弄熊耶，他们这些当官的人又不种地，天天闲得学驴叫唤，咱不去。”
       太阳爬上了树梢，蒋廷凯两口子割了一大块地的麦子。麦叶子的灰尘沾得夫妻两人满身都是。鼻孔里、耳朵里、眉毛上，像是涂了炭粉末一样浓重。他高高的个子，腰背弯得又酸又疼，老婆累得不再蹲着割麦了，坐在松软的麦铺子上，一点一点挪着身子往前割。
       “廷凯叔，你听见广播了吗?上午叫去乡里开会。”村民蒋俊礼在路边扯着嗓子喊。
       蒋廷凯老婆听到喊声，拎着镰刀站起来回头张望。她见丈夫没有回答，就答应了一声：“听见了。”
       “那上午廷凯叔还去不去啊?”蒋俊礼又在喊。
       蒋廷凯也停住了割麦，示意老婆一起到路上去，跟蒋俊札商量商量去乡里的事。
       蒋俊礼也是见乡长早晨在广播里点了名的人。他是村里有名的“嘣嘣”大篷车驾驶员，也是前蒋庄唯一的一户种桃树的人。蒋俊礼脾气好，又舍得拿他地里的水蜜桃给村民吃，所以人缘较好，四十来岁，身强力壮，在村里很有威信。他见蒋廷凯两口子向他走来，就坐在路边上抽出一支
       白菊香烟慢慢抽着等他们。
       “廷凯叔，刚才叫你，你咋不透气?”蒋俊礼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
       “刚才只顾割麦去了，没听见。”蒋廷凯嘿嘿笑了两声。
       “没听见?我声音这么大你都听不见?耳朵里塞上驴毛啦?”蒋俊礼笑骂着他的长辈。
       蒋廷凯说：“你这孩子大清早起来别胡侃，找俺干啥?”
       “干啥?俺就问你上午去不去乡政府。”蒋俊礼又将自己的香烟递了一支给他。
       “不去。俺不去。”蒋廷凯“扑嗒”着烟，头也不抬。
       蒋俊礼说：“咱们几个都商量商量，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
       “沾。沾。”蒋廷凯连连点头，就这样和蒋俊礼的想法达成了一致。
       这天上午，蒋俊礼、蒋廷凯等人，都没去乡政府。
       傍晚时分，是从地里往麦场拉麦子堆垛的时候了。蒋廷凯夫妇拉着一人多高颤颤悠悠的麦车子，小心翼翼地正往麦场里走着，大队干部带着乡政府的几个合同民警拦住了蒋廷凯，叫他到。乡政府去。好说歹说，刘长山、蒋俊功等六名村民都到齐后，合同民警像押犯人一样，在后面督促着他们往前走。刘长山是个高中生，三十几岁，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他见几个合同民警一脸的严肃，就掏出香烟来，主动与他们攀谈，想了解一下这大忙天急着去乡政府干啥。合同民警只是说了句“见乡长要召见你们”。刘长山心里有底了。大不了还是为了前蒋小学占用地的“公粮”问题罢了。
       进了乡政府的大院，刘长山一眼看见了压水井。他就招呼蒋俊礼：“来来来，喝口水，洗个脸。”一个个又渴又饿满身灰垢的庄稼人，都往压水井旁聚过来。合同民警从乡长屋子里出来后，喊着：“你们几个快过来，见乡长在这里!”
       他们一个个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向乡长办公室走来。乡长见瑞言右手夹着香烟，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六个男人。
       “你们都是前蒋庄西头的?”见瑞言没有半点笑意。
       “是的，都是。”刘长山递了一支烟给见乡长，被挡了回来。
       见乡长问：“今天一大早的广播都听见了没有?”
       刘长山连连点头说：“听见了，听见了。”
       “你们为什么不来乡政府?”见乡长将烟头踩在地上。
       “哎呀，见乡长啊，今天都忙着收麦子，哪个顾得上来呀?”刘长山实话实说，“你看看我们全身这个脏样，一整天都在麦地里忙活呀。”
       见乡长背着手，像审视犯人似的瞪着面前的满脸皱褶的男人。
       “你们几个人就是农村里常说的‘二耙齿’，‘露头青’，欠了这么多年的公粮和提留款，一直不缴，对抗政府，知道这是犯法吗?”
       刘长山马上接话说：“见乡长，我们不缴公粮是有理由的，这不能叫犯法。”
       “不叫犯法?抗粮不缴叫什么?你知道这粮食叫什么?叫皇粮，你懂吗?”见乡长冲着刘长山暴跳如雷。
       “见乡长，这不能叫皇粮。”刘长山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年轻人，他不卑不亢地驳斥着说，“皇粮是古代的叫法，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就不能叫皇粮。”
       见乡长没等他再说下去，就歇斯底里般吼叫着说：“刘长山，你不要你能，能得脚底板不连地了。今天，我就拘留你!”
       见瑞言喊来了合同民警，把刘长山、蒋廷凯等六位村民连拉带拽，关进了乡政府的会议室。
       第二天上午，副乡长张西臣，刘洪芝等乡政府的十几名干部，在见瑞言的召集下紧急开会，研究对付、收拾前蒋庄村民的策略。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先放这几位村民回家割麦子，等麦收结束后再拘留他们。临近中午十二点，刘长山、蒋廷凯等六位村民被放了出来。他们被乡政府非法拘禁了整整二十个小时。
       那时的我。是赵庙区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是最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刚从省政法干部学院进修回来的我，青春激昂，一身正气。当时所在的办公室，近邻乡政府，因此，对乡政府的每一个大小官员都比较熟悉。见瑞言乡长是有名的“酱猪头”，这外号取自于他的面部颜色。有句顺口溜，是赵庙集上的人描述他的：“乡长，乡长，一天三场。清起来老窖，上午蜜酿，晚上不多，只喝三两。”既是指见瑞言的酒量大，又是讽刺乡政府这帮人吃喝成风的写照。副乡长张西臣和刘洪芝，赵庙人这样说：“副乡长张西臣，喝酒都是用小盆。”“副乡长刘洪芝，喝得烂醉还要吃。”这乡政府的人知道赵庙集人这样嘲讽他们，可他们并不在意。有的人当面对乡长说到这些顺口溜，他们不但不生气，反而拍着肚子乐得合不拢嘴。
       午后的大街上，喝得东倒西歪的，满脸通红的人。大都是区政府、乡政府的干部。正是这种疯狂的吃喝风，严重影响了赵庙人的干群关系，败坏了政府工作人员在群众中的形象。
       我厌恶这些人。
       我视这些人为鱼肉赵庙百姓的小镇蛀虫。
       当前蒋庄西头的村民找到我，说他们被见乡长等人非法拘禁的经过时，我满腔愤怒。“告他们!上县里。上省里，上北京告他们!”遏止不住的血性促使着我奋笔疾书，为刘长山、蒋廷凯他们写出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起诉状。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相关部门开始调查此事后，见瑞言一班人气急败坏起来，他们把矛盾对象转向我，采用不同形式的报复和人身攻击。
       一天早上，我在区食堂打饭，恰好遇上了也在打饭的见瑞言。本来正和别人有说有笑的他看到我走进了食堂，立刻没有了笑意。我朝食堂师傅刘光头笑了笑，刘光头却朝见乡长努了一下嘴，意味深长地回笑了一下。我明白这种神秘的、一笑，暗示我打完菜快点离开食堂。可我偏不急。
       见瑞言终于憋不住了。他对我说：“巴一，你本事真大啊，敢煽动群众与乡政府作对。”
       我冷冷一笑回答他：“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向群众宣传法律。”
       “宣传法律?你纯粹是想造反!”
       “老见，你用词不当。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
       “你以为你懂法律是不是?熊毛神!法，算个屁!我是乡长，我就是法!”
       见瑞言气得把端在手里的稀饭碗和筷子当一声砸在锅台上，询我冲来。
       被激怒的他这种狂妄自大的样子让我感到可笑。
       我说：“你想打我?”
       “打你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敢?”
       我说：“你先动手试一试?”
       他弯腰四处去找东西，被刘光头一把拉住了。
       我说：“老见，你敢动老子一指头，我叫你面目全非。你以为欺负我像欺负前蒋庄西头的社员一样啊?”
       老见气喘吁吁，两只猩红的眼睛像被激怒的狮子。他说：“走，找区长说理去!我就不信我这个乡长管不住你了。管不住你，我管得住你的老灶爷。”
       我又气他说：“乡长，是通过乡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你到赵庙乡来，通过选举了吗?”
       我随着他来到了区长王秉香的办公室。
       王区长让我先说说为什么吵架。话未说完。见瑞言忽地站起身来对王区长说：“王区长啊，他是纯粹乱说啊，他想造反啊!”
       “坐下!你看你那个德性!”王区长见他丑态百出的样子，狠狠批评道，“你还是乡长哩，怎么这个熊样呢?好了好了，你们俩先回去。等我调查清楚了再说。”
       我起身欲走，见瑞言哀求的眼睛怯生生地瞧着王区长。“走吧，你也走。”王区长又这样说了一句，见瑞言才默不作声地走了出来。
       路上，我朝见瑞言笑，哈哈大笑。
       二十几年的这一幕幕往事，时常盘桓于我的记忆。前蒋庄人与赵庙乡政府的较量，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权与法的较量。刘长山、蒋廷凯、蒋俊礼等人为打赢这场战争，历尽坎坷，吃尽苦头。他们是赵庙人不畏权势敢于抗争的代表，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责任编辑：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