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纹铜禁
家住周原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铜禁的出土过程，并且听说与铜禁一起出土的青铜器物以及玉器达1500余件。一份得来不易的资料也佐证了这个数目，并称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盛。计有青铜鼎、簋、瓦、豆等饪食器70余件；觥、斗、角、爵、觯等酒器39件；盘、匜、壶等水器9件；斧、削等工具器2件；弩机、钩戟、矛、戈等兵器18件，以及其他一些青铜的杂器。
据新修《宝鸡县志》记载这批文物是割据地方的军阀头目党玉琨盗挖的。
党玉琨又名党毓琨、党玉岜，陕西东府富平县人，他生性顽劣，横行乡里；稍长，即出走他乡，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古董店里当学徒，经受了比较专业的熏陶和教育，见识了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自命为道中高人，尤其是对青铜器的识别，更是眼力不凡，真品赝品，闭着眼睛嗅其味道，也能分出真伪来。
这样的一个人，怎能甘居人之屋檐下，做个忠实厚道的学徒呢?翅膀稍硬，就辞了古董店的工，跑出来自己单干了。但他干得并不顺手，就采用黑道上的手段，动不动与人大动刀子。后来一次，也不知为了什么，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断了腿，从此落下了残疾，走路时稍有跛脚，因而又有了一个“党拐子”的绰号。
自知很难在古董界打出名堂，党玉琨又毅然弃商从戎，投到盘踞在陕西西府凤翔县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的部下当了个小头目。在钻营的路途上，他无师自通，颇有一些手段，深谙怎样投好上司，因而为郭坚所赏识，历任排、连、营、团长。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的地方军阀，郭坚不服管束被打死。党玉琨顿时失去了靠山，带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了陕西的礼泉县驻守。不久，奉命驻扎凤翔的主力军队东调，留下的人马钩心斗角，四分五裂。伺机而动的党玉琨没费吹灰之力，又于1926年2月率部强占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自封为“师长”，又号称“司令”。
党玉琨重返凤翔，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经不起打的小军阀，但他的野心很大，不愿永远做个看人眼色的配角。怎么办呢?他吃饭睡觉都在想着壮大自己的势力，唯有如此，才可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也就是说，拥兵自重，雄霸一方，才是他要做的事情。然而，要想做大，就必须有足够的枪械弹药，同时还得招募足够多的兵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是钱，没钱一切都是空想。
为了筹措军饷，党玉琨挖空心思，寻找一切生财之道。而他想得最多的门道，就是在当地老百姓的身上刮油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温饱已成问题，身上又有多少油水可刮?纵是党玉琨派出兵士，四处搜刮勒索，却总是无法满足他贪得无厌的欲望。就在党玉琨急得眼睛发红，心头上火时，有个名叫杨万胜的劣绅，通过他的同乡张志贤，给党玉琨透露了一个消息。
消息称，在戴家湾村后的大沟里，有几处断崖，断崖上有几个“山洞”，经常有人在“山洞”里发现古董，拿到西安，每件能换个几十、上百块银元回来。
党玉琨听得一脸的喜气。他盘踞的地方，周、秦两大朝廷在此发迹，地下是埋了许多东西的，而且他在古董店做学徒时，店老板经常收到一个鼎、一个簋，甚至一个盘什么的，就让他来掌眼，告诉他。哪一个是从岐山县弄来的，哪一个是从扶风县弄来，自然还有凤翔、宝鸡等县弄来的。现在，这些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只要上心，弄点儿古董还不易如反掌?守着遍地的财宝不知道搜寻，党玉琨直在心里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动手。当即，他下决心，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据《
史记》记载，秦时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斗鸡台，而且，这里还是周朝的重要城邑。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的斗鸡台，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在此建有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所以也叫祀鸡台。有这样的历史地理因素，埋藏地下的文物自然不会少，当地人也常发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就有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上，其中不乏上等的佳品。早在清朝末年，这里就曾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即便是这样，党玉琨也没急着动手，他先要到戴家湾村考察一下。时在1927年的春天，他一身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乘坐着一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都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早已得到口信。那天穿得也像过年一般，毕恭毕敬地迎在村口，把党玉琨接到家中，大摆宴席，殷勤招待。
盗宝的基本方案就这样在八碟子凉菜、八碟子热菜的酒席上决定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组织工作了。党玉琨虽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地方军阀，干起盗宝的事，一板一眼，组织得还是很有条理的。他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现场盗挖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盗挖总负责，此人曾在汉口坐过庄，买卖古董有些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率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人为监工头目；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此人人称“挖宝先生”，他的具体职责就是作现场指导，并负责对挖出来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杨万胜的家就成了挖宝指挥部，许多后勤供应就由他一手操办，事实是，党玉琨隔个几日，都要来盗宝现场查看，一来就到杨万胜家，由他负责全面接待。
在对盗宝的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后，党玉琨下令正式开挖，时为1927年的秋天。
从事盗宝的工役，全部是从附近县、区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是很大，仅靠就近村落的强行摊派就够了；随着盗挖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的村庄摊派不出，就又扩大到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盗宝，七八里长的一条戴家湾后沟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盗宝人。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盗宝活动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一个垮塌的“山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同一个汉墓。
翻过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又挖出了一件青铜器，现场监督的马成龙说是一个香筒。
请来“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又说是觯。正在分辨器物类型的时候，在同一个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簋和几件残破的器物。此外，还有戈、铜泡等。几乎同一时间在与这处地方不远，又挖了一座墓葬，人下到里边，从踏实的土里刨出了一个巨大的鼎，鼎里还装着一只小羊羔，皮和肉年久已经腐烂，骨架子却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盗宝伊始，便有这样的大收获，党玉琨不禁喜出望外，胃口也随之大增，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愈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大力加强。因之，搞得斗鸡台地区风惨云愁，人神共愤。被抓来的民夫，早起晚归，吃住在荒沟里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现场监工的鞭打。更有甚者，监工们还诬赖挖宝民夫，说他们偷窃私藏了宝物，抓起来严刑逼问，有受罪不过的人，捎话给家里，让拿来银元了事。
前些日子，我到斗鸡台的戴家湾村走访，听几
位老人说唱了一首民歌，我听了，觉得很能反映党玉琨的暴劣和老百姓的愤恨：
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
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
斗鸡挖宝八个月，实把百姓害了个扎。
到了当年的11月底，老百姓种在地里的小麦都绿成了一片，而党玉琨的盗宝活动一刻也未停歇。他不管地是谁的，种了麦子没有，揣摩哪里埋有宝贝，就指派入在那里挖，把方圆十几里的麦地挖得千疮百孔，没了几棵麦苗，而他还真挖了不少东西，其中的一个大墓，据参加挖宝的民夫事后回忆，说是墓壁上还画了大片的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大山叠嶂盘绵，牛羊成群结队，有立有卧，其中似有一人，漫漶剥落不清。山的画法，简洁成大小整齐的三角形，牛羊的体格也成比例，粗有轮廓，唯头部栩栩如生，突出了一双眼睛，极富神采。
这样的壁画，按现在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很有秦人早期游牧时的境况。可惜却被盗宝时的野蛮挖掘破坏掉了。如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相信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可能是比墓室里出土的青铜器还珍贵呢。
从这座墓葬里出土的器物最多，而且多为青铜制作，既有鸟纹方鼎、扁足鼎，还有兽面纹尊、兽面纹觯等。值得重点一提的是，收藏在天津博物馆的夔纹铜禁，就是从这座大墓里出土的，当时一共出土了三件铜禁，最大的铜禁上放置着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铜禁上只放三件酒器，中间是一件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只剩天津博物馆里的一件，另两件也不知去了哪里。
纵然是拥兵自重的党玉琨，大肆盗宝后不久，也遭到恶报，被冯玉祥将军令其下属宋哲元围剿，死在了凤翔东城墙根。
看来党玉琨不知道他已死到临头，从1927年秋盗宝开始，一直挖到来年的春尽，似乎还不肯罢手。特别是最后的3个月，为了掩人耳目，党玉琨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扎根在盗宝的现场，连续演了90多天。据知情者后来讲，戏台下摆满了当地人爱吃的风味小摊和日杂小店，每日里人山人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况。
但他哪里知道，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将军，接到冯玉祥的命令后，已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共约30000余人，分两路向党玉琨的老巢凤翔杀来。
凤翔自古为名城，城内的地势远高于城外，易守难攻。但负隅顽抗的党玉琨能抵抗一时，却不能抵抗半年，当宋哲元组织军队挖了一条秘密坑道，把4000公斤的烈性炸药填进东城墙下，于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引爆，炸开一个20余丈宽的大口子，使攻城部队一拥而入，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全部缴了党玉琨残军的械。作恶多端的党玉琨，自己也遭到了他所应得的惩罚。
就在宋哲元的部队搜捕残匪过程中，士兵们在党玉琨的司令部里发现了一个挂着大锁的铁门，砸开来一看，里面满满当当摞着100多口大木箱，箱内尽是党玉琨盗挖而来的青铜宝物和部分古玉器。接着，又在党玉琨卧室的万宝架上和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里，缴获了一些青铜的、玉石的器物。
宋哲元从剿灭党玉琨的战争中，缴获了如此多的珍宝古玩，转运到西安的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了一天，让参加攻打凤翔的部属饱了一回眼福。随之。就让他的心腹萧振瀛押送，暗藏在军部的一个密室里。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开始了一个戏剧性的流转和失散的过程。
还好，宋哲元初获这批珍贵文物时，在西安的新城光明院，请来文物鉴定专家薛崇勋先生，看着他对全部的古物逐一鉴定。同时，还请了芦真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每件文物拍了照片。在为文物作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对有铭文的青铜器，都一一拓下拓片。那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少则1～3字，多则十几个字。宋哲元后来调离西安，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带走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和拓片资料，后在西关的一户种菜农民家里发现。
是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偶然获知这些资料信息的，他找到那户农民，以与蔬菜价格差不多的钱数买来这些资料，并小心地收藏着。过了些年头，王子善的生意做得颇不顺畅，就把他收藏的5大本装裱得仿佛字帖一样的珍宝册子，拿到西安北大街上的废旧物品市场兜售，时为1943年仲春。
在西安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的刘安国，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知道5大本珍宝册子实录了斗鸡台盗宝案里的全部宝物，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套，便有意出资买下来。恰好，王子善的儿子就在刘安国的中学任教，利用这样一层关系，刘安国很容易地买来了那套照片配拓片的图册。
刘安国购到这些照片和拓片的图册后，曾请古董专家杨仲健先生过目，并请当年鉴定过这批文物的薛崇勋先生辨识，均为他们所肯定。
特别是薛崇勋老先生，再次目睹这批文物的图片，不禁感慨万端，歔欷不己，遂欣然命笔，在图册的扉页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琨(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哲(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解者，去今已一十五年矣……不意，巳酉春，依仁(刘安国)兄在长安市中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应当说，宋哲元在最初获得这批文物时的做法是不错的，既作了鉴定，又拍了照片和拓了拓片，这对研究和保护文物是个很好的举措。可是接下来，宋哲元就不像陕西省政府的主席了，倒完全像个文物贩子，首先把一部分经过鉴定的珍贵文物，作为人情送给了他的上司冯玉祥。其余部分，在他离陕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他的家里。也不知宋哲元给冯玉祥都送了哪些文物，解放后，由冯的夫人李德全只把一件名为水鼎的文物捐出来，收藏在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自己保存的那部分，有一些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他著述的《东方学纪要》里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所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梅原未治的话，显然是冤枉了冯玉祥，但也证明，党玉琨所盗的宝鸡斗鸡台宝物，大部分就是由宋哲元及其亲信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许多珍贵青铜器。
1941年，宋哲元病逝后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派兵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宋哲元誓死抗日的壮举，日本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铁蹄踏进英租界，当下就抄了宋哲元的家，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尚未卖出的文物全部被扣押。
稀世珍宝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能有个好吗?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好，他手里有钱，是贩卖文物获得的钱吗?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是舍得花钱的，通过不断地请客，不断地送礼，又从日本人手里讨回了部分文物，里面就包括了西周的夔纹铜禁。
宋家知道这件西周夔纹铜禁的珍贵，但又怕
露富遭灾，不敢把铜禁摆在显眼的地方。思来想去，宋慧泉先生就把铜禁藏在夫人王玉荣的住处，故意很随便地放在屋前公共走廊的一个破木箱里，再在上面堆了许多煤球。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做法，使珍贵的夔纹铜禁安然度过20多年的时间，直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冲进宋家的大门，查抄了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物品，却也让夔纹铜禁留了下来。然而到了1968年，因为家务事的纷争，夔纹铜禁被砸坏了，准备卖到废品站里换几个小钱。恰在这时，有人报告了天津市的文物清查小组，而清查小组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件文物的下落。闻讯，他们立即派人到王玉荣的住处，把砸成50多块的夔纹铜禁，接收了回来。
好端端的东西成了这样，让看到它的专家们无不痛心。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在进一步的拼接中，却又发现少了一块，那是宋慧泉的女儿敲下来当废铜卖了的。文物专家们不敢怠慢，回访自愿捐献夔纹铜禁的王玉荣，知道内情后，就到废品站去搜寻，没有找到，便又往下追，去了天津市的炼铜厂，从堆积如山的废铜里找回了那一块，经过拼对，破碎了的西周夔纹铜禁又可以复原了。
修复西周夔纹铜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老专家。他们在北京的一间很不显眼的房间里，经过数月的辛勤劳动，又是焊接，又是打磨，终于使这件历尽坎坷的稀世珍宝，又完整如初了，然而留下来的遗憾，又哪里能圆满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件夔纹铜禁不是单个的一件，与它在一起的还有鼎、尊、觯、爵等数件青铜器物，也不知现在都去哪儿?唯余一件孤零零的铜禁在天津的博物馆里，成了馆藏中的镇馆之宝。
解放后的1955年和1956年，保存着斗鸡台盗宝案中的五卷本拓片和照片资料的刘安国，曾两次托人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及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手边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是极重视的，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而且还作了应有的研究笔记，但却因故未能出版，便把原物退回了刘安国。可惜“文革”开始后，刘安国的家被抄，那些他珍藏了许多年的资料不可幸免地又都遗失了。
殷商重宝司母戊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郊外的机场，缴获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战利品——司母戊方鼎。
听说，司母戊鼎是蒋介石逃台前，计划运往台湾的国宝之一，但是它的体积太大了，负责进行迁台文物工作的人员，可以把它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装上卡车，拉运到机场来，却没办法把它装上飞机：飞机的舱门太小了，没有办法把太大的司母戊方鼎装进去。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所以能从故土来到南京，是因为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一次巴结行为。1946年10月，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学生，获知校长60大寿，就想着法子要让校长高兴一把。是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很能打仗的王仲廉，却在这件事上犯愁了。怎么才能让校长高兴呢?他想了许多法子，都不能使他满意，这便有人给他建议了：
作为礼物，把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送去，校长应该是会高兴的。
一语说在了王仲廉的心头上，他带了护卫队，从司令部所在的新乡县北去安阳，把权且收藏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在地的司母戊方鼎“借”了出来，装上火车，武装押送，直达南京，作为贺寿的礼物献蒋。也不知什么原因，蒋介石却没有正面接受，但也没有原物退回，只嘱咐下来，由南京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妥为收存。即如此，王仲廉就已非常满足了，善于揣摩校长心理的他，知道他送来的礼物，校长绝对是高兴的。果不其然，事过两年，司母戊方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玲，亲往展馆参观，是日，蒋氏夫妇站在司母戊方鼎前的摄影新闻，占据了包括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所有报纸的头版。
让蒋氏夫妇无法想象的是，事过一年多，他们败逃到了台湾，而他们钟爱的司母戊方鼎，却极为侥幸地留在大陆。
围绕着司母戊方鼎，从出土之日起，有着太多的传奇和艰险，应该说，青铜重器司母戊方鼎的出土太不是时候了。
日本人占领了安阳殷墟后，发现西北冈的东区有片茂密的柏树林，他们惧怕柏树林成为抵抗日军侵略的遮掩地，就组织民夫砍了柏树林。过去的考古发掘，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他们所以没有触动这里，是因为柏树林是当地村民的祖坟。然此地为殷商王陵的传闻，也广泛地流播民间。于是，有人趁着乱世，来这里偷挖了。
偷挖者为武官村的村民。他们生活在这里，知道这里是一块不可多见的风水宝地。过去的日子，除了眼见中央政府组织的考古发掘外，他们也曾自发地搞过一些挖掘，而且也有很好的发现，卖给古董商人，弄了不少的银元。这次他们要有组织地进行盗掘活动了。
具体的组织者是谁，随着时光的流逝，已不好说清了。能够知道的是，他们在1939年，对有殷商王陵传说的那片祖坟墓地，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盗掘，可是除了证明这里确为殷商王陵之地外，却少有文物发现，因为有盗墓贼早于他们已经偷挖过了。他们沮丧、咒骂，但却没有善罢甘休，转移地点继续进行有组织的盗掘活动。
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武官村有点家业的吴培文，和他的叔伯哥吴希增到砍光了柏树的坟地里来祭祖。兄弟二人在覆盖着一层白雪的坟地里走着。发现这里一个坑，那是一个洞，知道坟地又被盗墓贼挖掘过了。兄弟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祭罢祖宗后，回家取来镢头铁锨，商量着把被挖得破破烂烂的祖坟重新修好。自然，这是需要取土来修的，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兄弟俩一个挖土，一个送土，干了有一会儿，挖土的吴希增让吴培文看土，时年18岁的吴培文看不出土的特别来，但他的叔伯哥吴希增看出了不一样。这位很有经验(不晓得他这经验是从哪儿得来的)的叔伯哥吴希增，十分诡谲地朝吴培文笑了笑，给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咱们往下挖，说不定土下有宝哩!
还真是让吴培文很有经验的叔伯哥吴希增说准了。兄弟俩在那块土色土质不同的地上挖着，从2月23日(农历初五)开始挖，一直挖到3月15目的深夜，兄弟俩总共向地下挖到近4丈深时，吴希增刨进土里的探铲，突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上。吴希增心里一喜，在把铲头提上来仔细看时，铲刃卷了，却恰到好处地带上了一些绿色铜锈，在这方面依然很有经验的叔伯哥给吴培文说，我们探到宝了!
兄弟俩的心这时跳得快了，嗵嗵嗵嗵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远处望去，发现不很远的地方亮着一排又排的电灯，有红，有绿，有黄，像是鬼的眼睛，在黑暗冰冷的晚上，一眨一眨的……兄弟俩知道，那就是日军占领了的安阳机场，那里有一支打着“北支学术调查团”旗号的日本人，到处搜挖探寻殷墟文物。可能是这一团体收获大的原因吧，日本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也跟风来到这里，明目张胆地、疯狂地盗挖殷墟地下文物。
黑暗中，兄弟俩把远看的眼睛收回来，相互对视了一下，谁都没有说话，把他们辛苦挖掘的土方平整了一下，扛着工具回家休息了。
吴培文则彻夜难眠。在他前头，是有两个哥哥的，却都不幸早逝，留下18岁的他，是要独撑家门了。他和叔伯哥吴希增探到宝物的坟场，恰好是他祖上的，挖还是不挖，都要他拿主意的。
挖吧，宝物在祖坟下边，挖毁了祖坟怎么办?
不挖吧，有日本人在这里，被他们闻听了消息挖出怎么办?
再三思虑，吴培文下了决心，挖!就是挖毁了祖坟也要挖。挖出来保护好，总比日本人挖去好多了。
决心已下，吴培文祭拜祖先了，这是一个程序，不走心就不安。于是吴培文买了香裱，还蒸了花馍，到祖宗牌位前跪下来，上香，烧纸，祭酒，同时祷告祖宗，说他是不孝男，要得罪祖宗了，求祖宗宽恕他。
从祖宗的牌位前站起来，吴培文满眼是泪，可他倒在炕上，却很快地睡着了。整个白天，吴培文睡得很踏实。到了晚上，他从炕上爬起来，洗了脸，吃了饭，就和叔伯哥吴希增来到探出宝物的地方大挖起来。他们一直挖掘到次日清晨，这才挖出宝物的一条腿。再挖发现宝物太大了，不是两个人取得出来的，就又原封填土，埋成原来的样子。
这个白天，吴培文和叔伯哥吴希增按说是要睡觉的，但在炕上睡了一会儿，刚打了个盹就睡不住了。他们想着祖坟里埋着的那件宝物，知道任凭两人的力量是弄不出来的，就在一起碰了个头，分别联系本家的亲朋好友，晚上帮他们一起挖宝。
是3月17日的晚上吧，联络起来的亲朋好友共42人，悄然进入墓地，合伙来挖大宝了。人多势众，大家在苍茫夜色中，依着前晚挖出的虚土往下刨，很快就使宝物露出了全貌。至今安在的吴培文回忆说，在此之前，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件很大的宝物，但究竟有多大，心里是没底的。忽然露出全貌后，让他们还是吃了一大惊，怎么那样大呢?大得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他们分工负责，坑上的人，借用辘轳滑轮的力量向上起，坑下面的人，一边用撬杠撬，一边往宝物下面垫土，这样折腾着，到天亮时，眼看着就要拉上地面，拴在宝物上的绳子断了，骨碌碌又跌进土坑里，所幸没有伤着人。但也不敢再往上弄了，怕天亮被日本人发现，大伙儿只好又把宝物掩埋好，留下人，佯装在坟地干活，小心看守着快要出土的宝物。
有了断绳的教训，吴培文听人指点，到安阳县城买了小娃胳膊粗的新麻绳，赶在天黑后，约着众人来到埋宝的地方，就又忙活起来了。
是夜，繁星闪烁，武官村以年轻的吴培文为首，终于将这件巨大的宝物从坑里弄了上来。为了保证宝物的安全，在场的人，全都对天发了毒誓，就是丢了性命，也决不向外人泄露半点消息。
吴培文和他的叔伯哥吴希增，在宝物出土的那一夜，草草地分了个工，由吴希增率众在祖坟里挖宝，他自己留在家里，挖了一个能埋宝物的坑，等到众人套着马车把宝物拉回家后，当即又侧身埋在家里的土坑中，并用杂草和牲口粪堆起一个粪堆作为伪装体。
应该说，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吴培文是可以在家安安稳稳地睡觉了，但却从此，他是再也睡不好觉了，危险时候，他甚至连在家里都不敢待。
这时候的吴培文，吃惊的不只是初次探知宝物的巨大，而是吃惊这个巨大的宝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向人打听，都是些有经验人，例如他的叔伯哥吴希增，给他说宝物是个大香炉；但有人却说不是，是个大方鼎。大家各说各的，谁都不敢保证他说的就对。
吴培文不管大家怎么说，他心里只有一个主意，就是想着给这件大宝物赶快找到买家，让他们弄走，以免夜长梦多，惹出祸端来。他们先在安阳县城找了个古董商，经他介绍，引来了一位北京的古董商。吴培文一直记得，这个古董商叫肖寅卿，他的派头很大，到武官村看货时，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同车来的还有他的马弁和通信员。吴培文把宝物刨出来让他看，他也是毫不含糊，手执一个西洋进口的放大镜，对着宝物仔细地看，看过来，看过去，把他看得满脸涨红，满眼喜色，对着宝物一个颈地点头，还说，这么大的方鼎世所难见!
古董商肖寅卿对宝物的认定，吴培文是佩服的，以后他给人说起宝物时，也以大方鼎来称呼了。
至于现在所称呼的“司母戊方鼎”，则是解放后由金石学专家郭沫若确定下来的。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暂时保存在南京的大方鼎调拨来京展览，郭沫若现场考证，对铭刻在大方鼎腹内的铭文进行破译，确认为“司母戊”三个字后，这才使大方鼎有了一个明确的命名。
古董商肖寅卿与吴培文谈价，向他伸出了两个指头。吴培文间，两万现大洋?肖演卿说，不，是二十万银元。这样高的价值，是吴培文和众村民想不到的。他们没再讨价，当下答应卖给肖寅卿。可肖寅卿说，器物太大了，他没法运走。希望吴培文把大方鼎分割开来，装上箱子，他就交钱取货。
有20万大洋的诱惑，吴培文和协议中分享这笔钱财的人，进了安阳县城，买了几把钢锯和德国进口的锯条，在夜深人静时，轮换着分割大方鼎了。
分割的步骤先从锯腿开始，锯了半夜，把钢锯的锯齿都磨平了，却只在脚上锯了一道浅痕，大家惊呆了，不晓得大方鼎何以这么硬!吴培文有位本家哥，一身都是力气，从别人手里夺过钢锯，说他不信锯不动，但也只是锯断了几根钢锯条，还把自己锯得腰酸胳膊疼，照样锯不动坚硬的大方鼎。
钢锯锯不动，惹得众人急了眼，寻来一个5公斤的大铁锤，抡圆了往大方鼎的身上砸。那一声巨大的响声，在静夜里能传几里远，吓得大家赶忙挡了大铁锤，而且抱怨他，想把日本鬼子招来你就砸，放开手让你砸。
抱怨使大家冷静了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想着别的办法。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大铁锤上，只是取来厚厚的棉被，蒙在大方鼎上，隔着棉被砸，一个人砸累了，再换一个人，直到换了五六个人，这才砸掉了一只鼎耳。大家捡起来一看，这只鼎耳本来就是拼铸的，后来被严丝合缝地楔在了鼎身上，经过大铁锤的一场狠砸，却也没有砸坏，只是从合缝的地方震了下来。
便是这一只鼎耳，大家提在手里一掂，约摸也有七八十斤重。
到这时有人还把大方鼎称炉子。他很有点畏怯地说，咱们糟蹋神炉，不怕造孽受报应吗?
吴培文也感到了恐惧，和大家商量，咱不能分割大方鼎。他还提到了北京的古董商肖寅卿，说他来去匆匆，也不给咱留定金，咱把大方鼎分割开来，到哪儿又去找他卖呢?咱一群大活人，不敢被人骗了。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方鼎，咱忍心把它砸烂吗?
这么议论着，大家就都不好再砸，并且横下一条心，要把大方鼎平平安安地保护起来。
可是村里有个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在吴培文他们钢锯锯、铁锤砸着大方鼎的日子里，已经探知了这件事。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因给驻扎在安阳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送过女人，与黑田拉上关系，当上了日军的汉奸。他把吴培文挖出大宝的事，密报给了黑田。
2005年时，《安阳日报》举办社庆活动，作为受邀嘉宾，我去了安阳，在东道主的安排下，曾到殷墟参观，很荣幸地见到了年事已高的吴培文。老人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当说到那位公子哥时，脸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气愤得用安阳地方
话，连骂了几声汉奸。
吴培文说，时隔两天，他在家里歇晌，村里一个伙伴跑进他家，把他从炕上喊起来，说是一队鬼子进村了。不用多想，吴培文知道鬼子来抢宝了!他有这个思想准备。当即躲出家门，绕到村子外边，躲在人难觉察的一簇草垛里，小心地观察着鬼子兵的行动。他们果然是冲着大方鼎来的，包括日本兵、伪军和土匪武装，加起来有百人之众。他们端直走到吴培文的家门前，看着门板上着锁，胡乱喊了两声，就有鬼子兵飞脚踹开了他家的门。事后，吴培文回到家，发现鬼子兵把他家搜了个遍。所幸未搜埋着大方鼎的粪堆，他们就很不甘心地空手返回了。
侥幸躲过日本鬼子的首次劫掠，吴培文想得最多的，是大方鼎已不能埋在院子里了。他必须为大方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转移并掩埋起来。这一次他不能喊来太多的人帮忙，只把与一起探挖出大方鼎的叔伯哥吴希增叫来，让他把大铁锤敲掉的那只鼎耳搬走，藏在他的家，最后留下自家兄弟，牵出拴在西屋马棚里的三匹高脚牲畜，扒掉了牲口粪，在牲口圈里挖了个深坑，转移来大方鼎，埋进去伪装好，又把牲畜牵进来拴好，在槽里拌上草料，让牲口如往常一样喂养在里边。
便是这样地秘密掩藏，也没躲过日本鬼子的耳目。过了七八天，还是前次来的那帮日、伪匪兵，再一次开进了武官村。前头开路的是穿黑制服的伪军，后边跟进的是满载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兵匪一到村子，就在村中架起了机关枪。其时还在家里待着的吴培文，又一次检查了马棚的伪装，随手泼了些槽边的泔水，把护家防身的一把短枪，填满了子弹，紧掖在腰眼上，镇定自若地走出家门，走在岗哨林立的街上。没走多远，就有端着长枪的鬼子兵逼了上来，枪头上明晃晃的刺刀几乎戳到了吴培文的脸上。好在日本鬼子不认识他，叽里呱啦问他什么的干活?他说不了日本话，就想着蒙混过去，实在不行，就掏枪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那么想着时，他本能地蹲下身子，拾了个碎砖块，在地上写，家有病人，请医生。没想到，正是他写的这六个字，让日本鬼子信以为真，把枪收了回去，撵他，开路开路的，快走。躲过了哨兵，吴培文一阵狂奔，跑到村外的洹河岸边，跳进一个沙坑里，仰面躺倒，嘴星喘着粗气，心里还担心着大方鼎。
不晓得是上天有灵，还是祖宗保佑，平地里刮起一阵狂风。在安阳一带，老百姓把这样的风是叫黑风的，黑风即起，便刮得天昏地暗，让人睁不开眼睛，也站立不住。而且是，这天的黑风刮得特别邪，一阵紧似一阵，村上长了多年的树木，有不少竟被拦腰刮断，劫掠大方鼎的兵匪，也不能奈何黑风，草草地在吴培文的家搜查了一遍，就又两手空空地收兵回去了。
在洹河的沙坑里，吴培文一直躲到天黑，才摸索着回了村子，一进家门，直奔西屋马棚，看到一切如常，才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到堂屋去，发现自己进城照的十多幅相片儿，原来镶了镜框，都挂在墙上的，现在都不见了。以此判断，吴培文认定鬼子还是要来的，而且会把目标直对着他。
还算吴培文会料事，觉得把大方鼎埋在西屋的牲口棚也不保险了。便在当晚，又和自家兄弟在专门存放牲口草料的东屋挖了个更深的土坑，从西屋的牲口棚里起出大方鼎，转移过来，埋下去后，从睡炕上抽出草帘苫在大方鼎上，填一层土，夯一层土，一直夯填到地面上，再弄了些地皮上的旧土，覆盖得看不出不同，就又把草料杂物堆填进去。吴培文这么做还不放心，又出资20块现大洋，从城里的古董商手里买了个二尺多高，三尺方圆的三足赝品铜鼎，藏到自家的炕洞，以为疑阵，诱导日本鬼子受骗上当。
这一招果真见效，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日本鬼子与伪军土匪再一次包围了武官村，直扑吴培文家，扒开炕洞，取走了赝品。
日本鬼子好骗，伪军土匪却不好糊弄。以后的日子，他们仍死死地盯着吴培文，看他如何动作。这一切，吴培文心知肚明，为了摆脱汉奸土匪的纠缠，确保大方鼎平安无事，吴培文召集来自家兄弟，对大方鼎的保密做了周到的安排，然后告别家人，踏上了避难之道。几年时间，他先后去了徐州、蚌埠、淮南和南京等地，每在一地，他都不敢多停，免遭他人发现，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又回到武官村的家里。
当初参加挖鼎的人，又开始合计卖鼎了。消息被安阳县政府的一位陈姓参议获知，便上报安阳县国民政府县长姚法圃，由他带着县古物保存委员会的主任陈子明，并一班枪械上膛的警察，和部分安阳国民党驻军，来到吴培文家。迫使他从东屋的草料房挖出大方鼎，拉运到县城后，安放在县东街的萧曹庙里，任由地方百姓参观。当时的《民生报》对此情景作了报道，称每日“观鼎者动以千计，盛况空前少有”。陈子明还召集了一帮古董界的行家，对大方鼎作了进一步考证，认定其为远古时代的宝器。行家们据此还对陈子明说，大方鼎必有双耳，让他再去武官村查找。陈子明没敢迟疑，再次报告县长姚法圃，派了警员，随同陈子明去了武官村，动员吴培文说服收藏鼎耳的叔伯哥吴希增，自愿献出鼎耳，这才使分了家的鼎身和鼎耳，又合为一体。
值了!2005年9月，历尽劫难的司母戊方鼎，在离别故土59年后，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才又一次回到它的出土地，85岁高龄的吴培文手抚他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大方鼎，嘴唇剧烈地颤动着，他说的头一句话，就是那两个掷地有声的字。确实如他所说的，值了!大大的值了!
司母戊方鼎按照合约，将在出土地借展90天，我就是在这个期间，在借展的殷墟博物馆看到它的。
来到殷墟参观的游人，来到司母戊方鼎跟前，原来喧嚷的人会禁了声，原来疾步而走的人会慢下脚步，站在鼎前，请来香裱，毕恭毕敬地揖手作拜……我学着大家的样子，也给司母戊方鼎敬了香，化了纸，我知道，大家敬拜着司母戊方鼎，既是敬拜我们远古的祖先，也是敬拜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永远和谐平安，康健欢乐。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