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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16日，我们赴欧考察团到了里斯本。
       里斯本(Lisbon)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是葡萄牙的首都和葡萄牙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号称伊比利亚半岛西海岸最美丽的城市。一如欧洲其他大型城市，里斯本保存了固有传统，中世纪街的景观依然留存至今，新旧城规划秩序井然，时代反差明显。城市一面完全是21世纪大都市的风貌，另一面则继续向世人呈现17世纪以前的历史遗迹。这与我们中国毁灭历史文化的所谓旧城改造完全不同。
       里斯本1245年成为葡萄牙首都，随着15、16世纪葡萄牙航海业的发展和海外地理大发现的成就，逐步发展为欧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400年前，里斯本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
       1553年，葡萄牙开始入侵我明帝国，打不成就用谦恭的态度贿赂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入据澳门长达400年之久，显示了一个欧洲帝国的强悍与野心。我们从里斯本维护良好的博物馆及古迹上，可以想象当年帝国的兴盛及奢华。
       平生业余无他事，唯古董收藏是我几十年的喜好。处理完公事，我们来到了古董一条街。
       古董一条街叫圣班多街，是个东西巷子。古董街所处位置并非繁华的商业区，较僻静，街道不太宽，仅可对开轿车，道路两旁是法桐古树，参差错落、新旧不一的古董店布满街道两旁。
       店里大都是欧洲油画，也有中国17～19世纪的外销青花、彩瓷。一件彩瓷大碗将我吸引进了一家店铺。
       坐店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金发碧眼，气度雍容端庄，精神矍铄，看得出她出身非凡之家。她见我拿着那个碗不放，反复端详，问清我们来自中国后，很热情地说，她是为儿子看店，她马上叫儿子过来。说着，她给儿子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她儿子驾车赶来。她儿子四十余岁，长发，穿戴打扮别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果不其然，他是个画家也是古董商人。同事吹嘘我是中国文物的鉴赏家，引起了这母子的很大兴趣。母子说起了中葡友好的历史。儿子指着放在不是特别明显处的、装在一棕色木框里的铜版印刷画“中国皇帝出行图”自豪地说，他的外祖父的爷爷，当时曾出任葡国驻外大使。我想，可能是驻过中国大使，但不知何故，话到嘴边他却没说全。
       那铜版画一下吸引住了我。我嘱咐同事与那母子谈大彩碗的价格，自己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这幅铜版印刷画，由三块板拼接而成，长125厘米，宽24厘米，画旁标有“一名中国皇室画家所绘”和“献给国家财政部长、国王的继承人夏洛尔·麦克桑德”的法文字样。在右上角标明1786年由法国赫尔曼铜版印刷公司印刷。
       铜版画16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法国赫尔曼铜版印刷公司在18世纪已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印刷公司。铜版制作过程不算复杂，先在优质的特制铜版上涂拒腐的可变固体(比如防腐蜡或沥青)，用刀或针刻画临摹原作，用特制带腐蚀酸性的药水(比如硫酸)腐蚀，刻画去的地方则被腐蚀成沟凹，铲去固体。然后，用油墨抹在铜版上，油墨留在沟里，然后上机器通过滚筒的压力，使填入凹线中的油墨印到纸上，形成凸起的线条，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幅画，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壮观，画面清晰，层次分明，印制精美，手笔不凡。这也应该是18世纪世界版画印制的最高水平。
       画面的下方是法文说明，大意是说：
       这是盛大的凯旋仪式。中国皇帝离宫出行和回銮凯旋，总是有着盛大豪华的场面。仪式上，除了多种多样既定的护卫以外，每隔一段距离，皇家部队的骑兵都形成了弧形护卫队形。皇帝凯旋队伍所经过的街道，都进行细心的打扫清洁，参加仪式的人都要打扮一新，鲜花和绘制的各种带有丝带做成的装饰物，把他们装饰点缀得富丽堂皇。
       这种仪式以40名身着镶金红色服饰的侍卫开始。最前面的四人举着绣有皇帝服饰和金黄色的龙的图案的锦旗，其他人有的打着灯笼旗，有的打着遮阳伞。这些都是精心制作的镶有金饰的华丽的制品，持有长枪的剽悍骑兵穿着绿色镶金的服装，马鞍是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官员同样穿着节庆的服装，帽子是红色的，帽檐是黑色的，孔雀羽毛的花翎飘动着。两个年轻的贵族，手捧香炉，在那至高无上的、掌握着和平与战争的、身着与众不同的醒目蓝色为主的服装的皇帝仪仗前走着。
       轿帘是遮蔽着的，轿子的项盖是华丽的金饰的绣稳和秀美的丝带。木制的轿子漆成红色和金色，轿子上有着数量众多的杰出雕刻艺术，轿子由28名身着红色花饰的华丽服装的轿夫抬着，他们的腰带是绿色的，帽子的翻边上有银质的星形装饰，扛着脚踏板的人穿着同样的服装，在随行的贵族当中，有4位穿着华贵的由太傅抱着的王子，在这群人中的很多人捧着水果篮，分发给围观的人们。
       皇帝的后面是皇后，皇后按照习俗穿着绣有金龙图案的蓝色长裙，并镶有白色的鼬皮饰带。同行的女士们也都身着同样的绣花的蓝色服装。后面又是一顶金色的轿子和一些身着红色和金色服装的侍从。
       在皇室队伍的后面，是皇帝的护卫和长枪手，在他们的蓝色战袍上镶有金饰，他们跟随着一些身着镶有金饰的蓝色服装的武将，他们保护着皇帝的出巡。最后，出巡队伍以华贵的骑兵护卫和侍从们押运着行李的场面结束。
       店主见我爱不释手，说可以转让给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350欧元成交。店主将框子拆下，我小心地把画卷起来，放在了手提包里，告别母子俩，悄然离去。
       我走出这家店时已下午5点多钟，太阳就要落山了。我突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具体说是喜欢上了这个不足一华里的街道。再前后左右打量这个僻静的街道，路面铺有一尺见方的石块，已现斑斑痕迹，法桐金黄色的落叶洒满街道，它们错落地叠在一起，像块块有皱纹的金黄地毯(我想他们是故意不打扫的)，树上还稀疏地挂着些残叶，微风吹去，飘然飞舞，悄然落地，静静的。在温暖的夕阳中，整个街道显得极其静谧美丽。我沐浴其中，多有惬意，似乎也觉得十几天的欧洲之行的劳碌疲惫，在这条小街的夕阳中一扫而光。
       回国后，我专程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字画鉴定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据杨新先生考证：这幅铜版画所画为“凯旋”仪式，铜版刻制于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那么，原稿的创作应在此年以前，究竟是哪一次凯旋呢?又据图中所画景物，以及牌坊特点，似乎应是从永定门至前门这一带。那么乾隆皇帝只有南巡和到南苑围猎、銮舆才走这一条路线。而街道肃静，没有闲杂人员，而又有临时搭建的礼棚，很有可能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弘历第六次南巡回銮的记录。因为乾隆这一次远巡江南，从正月出发，直至四月才回京，所以才会有既隆重又肃静的场面。可惜原稿今不知存何处，所刻制画面，也不知是局部还是全貌。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杨新先生认为，这幅画与存世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来比较，原稿的创作有两种可能：第一，出自中国宫廷洋人画家之手；第二，由
       中、西皇室画家合作完成。但是，经过西方工艺家刻制成铜版，在技法和表现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进行了一次或二次西化。例如，天空云彩的描绘，已完全是西洋技法。所以，这幅画是一次中西艺术交流的成功尝试，是一幅中西艺术合璧的艺术珍品。
       看到这幅铜版画，我当即想起乾隆时代的朗世宁。清政府曾将朗世宁所绘《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拿到法国赫尔曼铜版公司制版印刷，至今故宫还保存有当时的印刷品。而这次出巡专门印制成铜版作为礼品赠送法国储君，可以肯定的是一次重要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外交活动。
       从法文说明文字的语气看，是出于法国人之描述，这反映出欧洲人对中国皇帝奢华的羡慕和惊讶，也显示出大清帝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分量和地位。另外，把画拿到欧洲刻版印制，也说明乾隆时代对西洋艺术和现代科技的向往。它是其他诸如瓷器、丝绸、工艺品等礼物所不能替代的。仅就这一点，这件铜版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这幅画的原稿，我认为应该是宫廷中的西方皇室画家为主完成的，画这幅画的人应该是宫中的西方画家意大利人潘廷章、法国人贺清泰等人。他们都是乾隆的宫廷画家，深受乾隆喜爱。
       要探寻这幅画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宫廷铜版画在中国的历史。
       铜版画今天在中国虽然凋敝(现在在上海北京又开始复苏)，但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十分兴隆。乾隆皇帝曾经亲自监制，由供职于宫廷的中外画家创作，绘制了以平定新疆、平定台湾反叛等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一系列“战图”，这就是现珍藏于故宫的清代宫廷铜版画。这批铜版画由于忠实地记录了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伟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宝。
       1755年、1758年、1759年，乾隆皇帝先后胜利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和卓、小和卓的叛乱，确保了西北边境的安定。热爱艺术的乾隆皇帝突发奇想，决定制作铜版画，以做伟大纪念。这套铜版组画名为《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共16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纸本印制。
       这批铜版画都是由一些当时在宫廷中的外国画家起草的，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贺清泰、波希米亚人艾启蒙、意大利人潘廷章。郎世宁是其中的领袖人物。
       郎世宁等4人的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原先打算把图稿送到英国去。当时，欧洲耶稣会驻华会长正在广州，他是法兰西人，便在广东总督面前力陈法国艺术为欧洲之冠，主张将图稿送往巴黎制作成铜版画。乾隆欣然同意，4幅图稿，并附有乾隆上谕的拉丁文及意大利文译本，以及郎世宁的一封关于制作要求的信件被送往法国。由当时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接洽承办此事。为此双方订立了契约，这份契约的法方文本，现在由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收藏。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的其余12幅图稿也随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分三批送往法国。雕版印制工作前后进行了9年之久，其间清内务府曾让广东海关催问过多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10月，广东海关接到从欧洲海运来的第一批铜版画。
       一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6幅铜版画各200张，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抵中国。这套铜版画从起稿到最后完工，历时11年。
       这套《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送抵北京后，乾隆皇帝十分满意。法国方面特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一幅做成镶金边的玻璃镜框的形式，送给中国皇帝，根据乾隆皇帝的命令此图悬挂于宫中。这200套《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在乾隆后期已经陆续散出清宫。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把《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分送给全国各地的行宫、皇家园林和寺庙保存陈设；同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呈进图书较多的私人藏书家，也得到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的赏赐。宁波天一阁藏有一批铜版画，可能也是这样得来的。目前这套《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在海内外的若干博物馆、图书馆及私人手中均有收藏。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铜版画是由欧洲传教士画家绘制的草图，又是由法国的雕版艺匠刻制的，所以带有比较明显的欧洲绘画风格。画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中国绘画的因素。而且，每幅画中都配有乾隆书写的一首诗。这些诗也都刻录在铜版上，与画一起印制出来。因此，画面看上去的确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由于这套铜版组画的成功，乾隆皇帝就将此后一系列的征战，均以同样的方式做成铜版画印刷，留存于世，以显示他的文治武功。清代乾隆时的宫廷铜版画除了《圆明园图》册20幅外，其余均为“战图”，计有《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册16幅、《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图》册16幅、《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12幅、《乾隆平定苗疆战图》册16幅等6组共62幅之多。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2幅为一组的《乾隆平定台湾战图》，那是在《平定准葛尔回部得胜战图》的直接启示下，由中国的艺术家完成的。这套组画反映的是乾隆年间，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反叛的历史事件。12幅组画，每一幅上并无图名，而且，画面上也印有乾隆皇帝的题诗。《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具有明显的中国绘画风格，无论人物、山石、树木、海浪，都体现了传统中国绘画的手法。由此，人们推断这一组铜版画很可能出自中国艺匠之手，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明中国的艺匠很可能已经消化了技术性很强的铜版画制作技法。
       很显然，乾隆皇帝非常钟情西洋版画，并且到法国印制版画宣传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中国皇帝出行图》也肯定是乾隆皇帝钦定后，送往法国制作的。具体过程，还需要专家梳理考证。当然，这幅画的意义与上述战图的意义有所不同，它展现的是乾隆皇帝巡国归来的威仪和豪迈。印制的目的，在国内外彰显的意义比较明确。从时间上来看，这幅画有可能是乾隆皇帝第一次通过版画来显示皇帝和清帝国的神采。
       在宫廷西人画家中，郎世宁最著名，也最受乾隆皇帝的推崇，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也最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画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也炙手可热。
       郎世宁(1688-1766年)是意大利人，生于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中国，随即入宫，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乾隆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近几年，在海内外拍卖会上，郎世宁的作品迭创佳绩。1999年北京翰海曾征集到郎世宁12开《山水人物册》，估计120～180万元，对于此画，专家看后赞不绝口，
       最后经过激烈的竞争，以300万元拍出。2000年，香港嘉士德又推出了郎世宁的力作《苹野秋鸣》，受到了海内外买家的青睐和追捧，以1764．5万港币被海外一位收藏家收购，不仅创造了郎世宁作品的最高价，而且为中国画第二高价。
       从这幅画印刷与1786年来看，当时在宫中的西方画家有，意大利人潘廷章、法兰西人贺清泰、波希米亚(今属捷克)人艾启蒙。
       潘廷章(公元?—1812年之前)原名JosephPanzi，耶稣会修士。于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来华，次年入宫供职，直至乾隆末年，大约卒于公元1812年之前(嘉庆十七年)。潘廷章擅长作油画肖像，曾为乾隆皇帝绘制油画肖像。他在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画的《达尼厄乐先知拜神图》受到蒋友仁的推崇，认为精妙不在朗世宁之下。存世作品极少，现所见到的仅有半幅，即故宫博物院藏《廓尔喀贡马象图》卷，是其与贺清泰两人合绘，后面所绘两匹马，是现知潘廷章的唯一真迹。
       贺清泰(1735—1814年)，原名Louis Poirot，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来华，不久便进入宫廷供职，卒于北京。擅长山水、人物、走兽，曾奉命作油画，存世作品不多。他除绘画外，还精通汉文和满文，很得乾隆帝的信任。贺清泰的绘画水平较为平常，用笔细腻，基本是西洋画法，但鸟兽的形象欠活泼生动。故宫博物院藏有其所绘《贲鹿图》轴。
       从绘画风格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法文注解来看，《中国皇帝出行图》出自潘廷章、贺清泰之手可能性很大，但只能说是可能性。因为现在没有证据说明就是他们创作的，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画中的法文说明，应该是贺清泰撰写。贺清泰是法国人，是乾隆宠信的西方画家，乾隆不可能再到宫外找法国人撰写，也不可能找精通法语的中国人撰写，更不可能画中原来是汉语，送到法国后，由法国人把汉语翻译成法语。贺清泰既是宫廷画家，长期待在中国，又精通汉语，更深刻领会乾隆时代的皇家文化。撰写这个法文说明，贺清泰肯定是最好人选，也天经地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贺清泰作画的可能性要比潘廷章大。
       为了宫廷装饰艺术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51年下令“着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挑六个跟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按这段清档记载，乾隆十六年的诏令并不是头一回，否则无“再”可言，所以，随郎世宁等习油画的中国人有数批，丁观鹏、张为邦是其中的一批。除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外，乾隆时期宫廷随传教士学油画的中国学生还有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人。中国皇帝的艺术赞助促进了油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当宫中御用的最后一名传教士油画家潘廷章在1812年故去之后，清代宫廷油画的发展主要是靠传教士画家训导的“包衣”来薪火传续。
       乾隆后期，清朝虽然依然保守，但是，中西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中国皇帝出行图》应该是乾隆钦定的画作，是用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本质上是用来向西方国家显示清帝国强大和荣光的，可惜的是乾隆盛世已经到了尾声。《中国皇帝出行图》应该是乾隆帝国日益空虚的一个标志。晚年乾隆丧失理想，生活日渐奢靡和腐败，大兴土木，六下江南，不理朝政，帝国由盛转衰，大清帝国面临深刻的危机。
       一些铜版画，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从大内西苑紫光阁中掠去的。在2005年10月的嘉士德拍卖公司在巴黎的拍卖图录上还有一幅长40厘米、宽24厘米，出于法国赫尔曼公司18世纪印制的“乾隆皇帝祭祖图”的铜版画拍卖。
       我实在没有想到，在遥远的里斯本圣班多街，能够意外地回购到描绘乾隆第六次南巡回銮的艺术珍品《中国皇帝出行图》，并据此对铜版画进行了一番研究。沉睡已久的历史由此还原为鲜活的记忆。青山依旧，世事沧桑，结束这段精神之旅时，竟生出些许莫名的惆怅，萦绕心头，挥之不却。
       责任编辑　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