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只读过五年书，十五岁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跑到体工队当了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在她三十五岁最痛苦、最彷徨的时候，丈夫的一句玩笑，使她把后半生的赌注全部押在文学的赌桌上，玩命地赌起文学来。她不会一句外语，却独闯俄罗斯、乌克兰、欧洲、韩国，连车臣都去过，从而推出一部又一部颇具影响的国际题材作品。她屡经生死磨难，却对文学一直痴心不改。
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寻访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不放过任何机会
事情发生在1994年夏天……
《当代》杂志发表那篇报告文学“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之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想跟俄籍华人姜堪政合作“场导机”项目。有的专程从新疆、山东跑到佳木斯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办理赴俄考察手续。于是，我托人找关系帮他们办签证，担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
在这些人中，有—个姓高的烟台人最为积极。他多次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对“场导机”很感兴趣，让我把姜堪政请到北京来洽谈合作问题。我和高某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负责把姜堪政请来北京，他负责承担5千元的费用。他满口答应：“没问题，这点钱小事一桩!”
于是，我邀请姜堪政来到北京。
8月28日晚间11点30分，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高某打来的电话，说他刚从香港飞到北京，要立刻见我。我只好穿上衣服跑下楼去。
在宾馆大厅里，只见一位长得又矮又黑、头发稀得连天灵盖都盖不住、面部神经麻痹的男人，身着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旧密码箱，匆匆忙忙地走进门来。看到这副尊容，我心里顿生疑惑：这人能是英方代理商吗?可转而又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
就在我疑惑之际，高某开口了。
“对不起，张女士，我下飞机时钱包被人偷了，所以来晚了!”
我并没有多想，还为他惋惜了一番。接下来，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博士，说韩博士曾给韩国几任总统当过保健医，是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他说可以通过韩博士来投资姜堪政的“场导机”项目……
第二天，高某与姜堪政的洽谈很成功，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之后，高某让我等他电话，说要带我去见韩博士的儿子。我从下午1点一直等到晚间11点40分，高某终于打来电话，却是满嘴醉话：“张女士，你……猜我是谁?”
我说：“你不是高先生吗?”
“不对!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是谁?”他一连问我好几遍。
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我是国际大骗子!”
听到这句酒后真言，我脑袋“嗡”的一声，不禁大吃一惊，忙问了一句：“你谁都骗吗?”
“对，谁都骗!”
我顿时哑言了。
这时，他却话锋一转：“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接触你吗?”
“不知道!”
“我是想利用你这支笔……”
在以往的通话中，他曾经流露过，说他的一生很坎坷，希望有人能写写他。但我从不充当这种“御用”文人，也就没搭茬儿。接下来，他的话就更离谱了，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这人气质好，说他要没有老婆就让我离婚，他娶我……
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我厉声打断了他：“高先生，请你自重点!希望你能兑现诺言，关于这次来京的费用，你什么时候付给我?”我不得不想到最实际的问题了。
他说：“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你那里!”
“我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电话挂了，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不禁担心起他所承诺的5千元费用问题。
果然未出我所料，第二天上午9点刚过，宾馆服务员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
你说这家伙，明明他自称是国际大骗子，反倒栽赃到我头上了。可是毫无办法，只能认倒霉，这么大个北京，我上哪儿找他去?再说，也没那个时间，南京一家公司还邀我带姜堪政去洽谈合作问题呢。
可我带来的几千元钱，买完两张去南京的机票仅剩下50元，连机场都去不了。恰在这时，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读者王依媛女士来拜访我，目睹了我的狼狈，请我到她家里做客，临走，硬塞给我200元钱，这才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还好，南京那家公司向我支付了差旅费。
在南京这几天，我脑海里一直转着高某说的那位韩晟昊博士，倒不是为了“场导机”的项目，而是凭着我对题材的敏感，觉得如果确有其人，这将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独特题材。
我知道，机遇就像天上的流星，转眼即逝，必须紧紧地抓住它，驾驭它，才能将其变成你成功的台阶。
我立刻返回北京去寻找韩晟昊先生的儿子。可是，高某只说他儿子在北京某中学工作，并没说具体是哪个中学。偌大的北京，茫茫人海，上百所中学，到哪里能找到这位韩姓人士?
我在北京打车足足跑了两天……
这天傍晚，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韩晟昊先生的儿子，从而又敲开一个绝妙的人物素材。
韩晟昊先生的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父亲这一生真可谓饱经沧桑，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太值得一写了!”
之后，我贸然给韩晟昊先生接连发去两封信，不见回信，又发出第三封，不久，终于收到韩晟昊先生的回信，同意我去汉城。
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1995年8月2日下午2点。
我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走进韩晟昊先生在汉城开的新东和汉医院，走进古色古香、摆着奇石古玩、墙上挂着观音菩萨像的会客室，来到瘦小枯干、神态高傲、手里把玩着两块小石头的韩老先生面前……
没想到，老先生第一句话却问我：“张女士，你为什么这么远跑来写我?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钱!”
对于老人的坦率，我只好坦诚地说：“韩博士，如果为了钱，我用不着跑这么远来采访您。在国内有人出价20万人民币让我给他写传，我都没写……”
的确，不止一个人找过我，让我给他们写传，有的让我自己开价。我是一个穷作家，去俄罗斯采访都靠卖皮夹克来赚旅费，当然需要钱。但我觉得人生有限，不愿为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空耗生命，所以一概婉言谢绝了。
我说：“韩博士，我听说您这一生很坎坷，也很辉煌，尤其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做出过贡献，是很值得一写的……”
听我这么一说，老先生长叹一声：“嗨，我这人九死一生，真是一言难尽哪!”
于是，这位生性高傲、刚愎自用的老先生，终于把他坎坷人生及内心世界，第一次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作家敞开来……
在他时而激越、时而沉重、时而老泪纵横、时而却开怀大笑的讲述中，我感受着一位饱经沧桑的七旬老人，其波澜壮阔而又悲壮的人生，以及无法抗拒的命运摆布……
他原名叫韩早先，出生于吉林省长白县，毕
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1947年土改时，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得知要被处死后，从枪口下脱逃，逃进长白山过起野人生活。后来跑到南朝鲜成为台湾的高级间谍，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他发现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之后，又毅然退出政坛，自学成医，成为韩国的一代名医，与朴正熙、卢泰愚、金泳三等几位总统成为至交。卢泰愚上任不久，他受卢泰愚之托出使中国，为打开中韩通道充当秘密使者。为此，他荣获大韩民国国民勋章……
就老先生的经历而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显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甚至是黑大于白的人物。尽管当年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但后来毕竟真的成了国民党特务。所以从采访开始，我就在寻找着老先生身上的“亮点”——一个能成为我这部作品之魂的亮点。
当老人讲到他受卢泰愚之托去中国大陆回来，台湾驻韩国官员质问他，他说出的一番话时，我顿时心头一亮。
台湾驻韩官员质问他：“韩晟昊，你是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现在却帮着共产党做事，难道你被共产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全部忘了吗?”
他说：“我韩某人当然没得健忘症!没错，我的家族一天就死了好几口人，我也是九死一生。但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在为共产党做事，而是在为民族做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短暂的，唯独民族是永存的。国家的强弱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台湾再强大，它代表不了中国，中国版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在大陆，只有大陆强大了，中国才算真正强大!如果我们老韩家都死光了，能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我也心甘情愿!老夫已经到了老朽之年，不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干什么大事了，如果能在中韩邦交方面做点贡献，能使中国少—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听到这番黄钟大吕般的铿锵之言，我看到一颗爱我中华的赤子之心，看到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炎黄子孙情结，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段血与泪的历史。
于是，我找到了老先生的生命之魂——
对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民族，有着永远的中国心!无论他冤死过多少次，无论他受过多少委屈与磨难，他的心却永远不会变，永远属于那个生他养他的祖国。
这些年来，国外好多情报机关赏识老先生的才干，多次用重金收买他，企图让他充当搜集中国大陆情报的间谍，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你们不要再打我韩晟昊的主意。我韩某人绝不干那种背叛老祖宗的卑鄙勾当!我爹妈生就我一身硬骨、傲骨，就是没给我生出一块出卖民族利益的贱骨头!”
老先生长得瘦小枯干，却是一个敢恨、敢爱、敢怒、敢骂、在韩国呼风唤雨式的人物。
采访期间，我遇到这样几件事……
中秋节前夕，当政的金泳三及下野的卢泰愚都派秘书来给老先生送礼。我去“三八线”的板门店参观，老先生居然给韩国国防司令官打电话，让国防司令派车来陪我。
中秋节前两天，我正在他家采访，亲眼目睹了老先生向韩国现代集团江南支店经理发难。
老先生预定一辆现代的顶级轿车，按合同应在中秋节前一天交货。这天，现代公司打来电话说不能按期交货，要拖后几个月。老先生勃然大怒，操起电话就说：“我限你明天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就撤你的职，割你的脑袋!你听着，我叫韩、晟、昊!”说完，“啪”地撂了电话。原来，当时顶级现代轿车很紧俏，有人拿老先生的车走后门了。
当天晚间，现代公司江南支店经理就跑到老先生家里，进门就连连赔礼道歉：“对不起韩博士，请您多多原谅，手下人不懂法，做出了这种事……”却遭到老先生的训斥：“起来，在我家用不着来这套!我要让你们知道，中国人是讲法、讲理、讲人情的，但不是好欺负的。我限你明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跟你们没完!”
第二天下午2点，一辆现代产的顶级轿车乖乖地开到了老先生家门前。
这只是老先生偶尔小露峥嵘，他在韩国呼风唤雨的事多了。
卢泰愚竞选总统期间，老先生为其组织10万拥卢大军；金泳三竞选总统，他为其组织3万人的演讲大会；他至今还是韩国10万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导；中韩建交之前，为了保住价值10亿美元的中国驻韩大使馆，老先生发动全体华侨向台湾当局口诛笔伐，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收回企图卖掉大使馆的呈文。
半个月的采访结束了。临走这天，老先生与我握手告别时，说了半句话：“张女士，我等着看你怎么写我了?可我一直怀疑……”
是的，老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跟你们大陆人谈话真费劲，你们对韩国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不了解韩国历史，你怎么写我?”毕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文章写得漂亮。他一个人自办《韩华天地》杂志，每期都有他文笔犀利而又诙谐的文章。
的确，不了解韩国历史，是无法完成这部传记的。
但是，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以后，中韩两国都封锁着彼此的信息，想找韩国的资料都很困难。
回国后，我跑到北京与卸任的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长谈，千方百计查找与韩国相关的资料，从各方面了解韩国的历史及风土人情。
我开始动笔了，又像以往一样沉浸在主人公的世界里，跟着主人公一起大起大落，一起上天入地折腾，时而随他悲痛欲绝，时而随他兴高采烈，时而跟着他面临生死绝境，时而又着跟他迎来意想不到的新生……在写这位老先生的传记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感悟。
这次，我没有泛泛地写老先生的经历，而是截取一些重大事件、关键时刻的生活断面，以此来展现他的个性，展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叙述语言方面，我扔掉以往那种堆砌辞藻、故作高深的臭毛病，采取一种准确、平实的叙述方式，力求达到一种流畅、朴实的语言风格。
我在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这样写道：
在七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正处在人生的清晨，他才刚刚十九岁。不过，他没有像身旁几个老头子那样，像一条抽了筋的癞皮狗似的，不得不让士兵拖着。他觉得那样死太窝囊了。既然死到临头，软也是死，硬也是死，干吗不死得像个人样?于是，他挺起脖颈，挺直了瘦小的腰板……他不是什么英雄，也没有党派，更没有什么强大的政治信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小少爷，只靠着一种强悍的个性厕虽地支撑着自己……
枪响的刹那，他以为自己死了，被人踢一脚之后才发现身边躺着两个鲜血淋淋的死人，这才明白自己是来陪绑的。
他成为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以后，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但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辞呈……
他问自己：我韩某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说穿了，我只不过是充当了国民党的炮灰，一条给人家拉磨的驴!叫嚣一时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反攻大陆的可能，而
且共产党越来越强大……我曾寄予厚望的靠山，只不过是一个长满蛀虫的马粪包，寄养着一帮酒囊饭袋和贪官污吏。我怎么能把自己一生的赌注押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党上?
卢泰愚成为阶下囚以后，韩老先生一如既往，仍然定期前往监狱为卢看病。按规定，他看完病立刻就得走人，出诊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他却与卢泰愚旁若无人地海侃神聊，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警护人员几次催促他快点离开。
他却说：“你们催我干什么?我是你们法务部请来为卢阁下看病的医生。我告诉你们，我的药是治病，我的话也是治病!对卢阁下来说，他现在的心病比身病更重!因此，我的话比药还重要!请你们不要再催我了。”
他得知卢泰愚小腹疼胀，小便困难，尿不出尿来，憋得肚子生疼，就质问监狱院长：“这不是明显的着凉吗?为什么不给他利尿剂?”
院长说：“上级规定，给卢阁下开药要请示上级批准，报上去三天以后才能批下来。”
他质问院长：“什么规定也得让他撒尿啊!三天不撒尿你能受得了吗?你马上给他找个水袋，让他晚间放在肚子上!这不用批吧?”
李登辉等人闹台湾独立，老先生公开发表文章骂“台独分子”：
“台湾之独立，国土之分裂，是犯了民族大逆不道之罪。我希望中国与海外华侨，绝不要袖手旁观，要群起而攻之，防患于未然。精诚团结，保住台湾。这是中华民族之命令，也是中华民族之浩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宁给侨胞做牛马，不给台独当祖宗!”
韩国老百姓称他是“大写的中国人”；韩国总统称他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外国情报机关称他是“中国奇人”。而老先生对自己却有一番深刻的自我剖白：
宁愿鸡嘴骨瘦，不愿牛腚肉肥。
宁愿正面交锋，不愿苟且偷生。
宁愿洁身清贫，不愿辱名浊富。
宁愿清高孤独，不愿同流合污。
宁愿抬头看日月喝清风，不愿低头求荣达沽虚名。
只能为医，不能为相。
这番自我剖白恰恰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
冲着太阳祈祷
完稿之后，按着老先生的要求，我带着28万字的书稿第二次来到汉城。
看完书稿，老先生握住我的手，两眼饱含激动的热泪，说：“张女士，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不但写出了韩国的历史，而且写出了老夫一生的思想精华及文章精华!你太了不起了!我这个老头子很少佩服人，但我很佩服你……”
老先生生性孤傲，很少说出这种话。
这次分手时，老先生笑着问我：“张女士，你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出版啊?老夫可着急等着看了!”
“您放心，很快就会出版的，到时候我一定请您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我满怀信心地说。
可是没有想到，我的承诺却变得遥遥无期。
回国后，我将书稿接连给了几家出版社，编辑看完都说书稿不错，但韩晟昊这个人物太特殊，几次报批都没有通过。最后一次是作家出版社报批的，经过几个部门审读之后，报到外交部又一次被枪毙了。
这天，我捧着被枪毙的书稿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到十分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知该如何向老先生交代?为了这部书稿我已经折腾三年了。老先生多次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迟迟不见出版?我只好说我仍在修改。我非常感谢我的责编刘进元先生、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以及出版署阎晓宏、何秀珍二位处长，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12月，苦苦折腾了四年，多次被枪毙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终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12月22日上午，作家出版社举行隆重的《韩》书新闻发布会，请来中国侨联副主席郭麟恭先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先生、原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夫妇、裴家义夫妇、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以及韩老先生子女及众多记者，前来参加了会议。韩国现代集团负责亚洲事务的总经理，专程陪同韩老先生来京参加会议，并赠送花篮以示祝贺。
会上，屡经生死磨难的韩老先生激动得老泪纵横，良久泣不成声。
他说：“没想到，我这九死一生的人，张女士却给我送来一个美丽的黄昏……”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华美时报》全文连载，国内几十家报刊同时连、选载。韩老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中国侨联选为世界华人名誉副会长，多移澈中央有关部门请回国内观光、参加会议……
该书后来被评为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一等奖。
追踪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
记得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已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应该蹲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本不该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是，当我听到钱秀玲的素材之后，偏偏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着我，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1999年5月，是我人生一个美好而又痛苦的开端——
这天，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我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简单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她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后，她又为那位接受审判的纳粹将军奔走呼号……
我听了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他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国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是文革后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在作家圈子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鼓励。记得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
我和李占恒都觉得这个素材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甚至超过了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力争推出一部好作品。
开始创作以来，我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低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坎坷人生及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另一种倾向就是讴歌伟大人物。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
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只有1100万人口，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么宽松。我一连跑了几个月，跟比利时驻中国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魏金凤女士、黄其光及梅斌先生都成了朋友，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可我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无奈，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找到文化部的李英杰先生，通过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于是，我冒昧地一次一次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
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进了机场大厅，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更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我手里掐着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已不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人家“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所有的老外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跑到签证处了，却见排着一行中国人。我急忙气喘吁吁地恳求中国同胞：“对不起，飞机晚点了!我换乘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各位让我先办签证好吗?”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膀，斜着眼睛瞟我一眼：“你晚点?我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冲谁说去?这年头谁照顾谁呀!”她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又不敢上前加塞儿，怕她把我拽出来。这时，一个中国男人奔过来，拿过我的护照急忙跑到前面，对签证官说了几句英语，签证官立刻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我接过护照边跑边回头向那位男同胞招手致谢，急忙去寻找登机口……
一名黑人警察在我行李牌上写下“B10”的字样。我终于跑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机票，立刻操起电话，好像在跟飞机上联系什么。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急忙把我送上只有我一个人乘坐的大巴，大巴载着我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分钟就起飞了。我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布鲁塞尔，而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后来，朋友们常常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练过速滑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十几分钟，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太，_就是年轻小伙子“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健康的心脏却变成了一颗“破碎”的心……
到达布鲁塞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并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风雨声，敲打着我孤独的心
到比利时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张绍唐夫妇很热情，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去住。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一天也要1600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400比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没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被褥、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丝网床，一扇窗子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纸壳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情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去采访，到了欧洲才发现，你在国内的那点自
尊及成就感，很快就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你就像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你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的正餐都不够!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他感慨地说：“雅文，你当时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太难了。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情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纸条，无论去哪里，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给人家看……不过，有过独闯俄罗斯的经历，这点困难也就无所谓了。这里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跟老人联系上，陆惟华先生认识钱秀玲的外甥陆嘉兴先生，但他外出一直没回来。有人传说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还说她儿子怕打扰老人家休息，拒绝任何人采访……
听到这些，我越发心急如焚。我万里迢迢跑来采访，与老人近在咫尺，却迟迟见不到她。不过我坚信，只要老人神志清醒，我就一定能采访她。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阴雨连绵、凄风苦雨的，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我这颗彻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带去的《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亲切感，仿佛在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于是，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文化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于廉……
我还去了卢森堡和荷兰。在卢森堡，我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创作《安妮日记》的安妮的故居，去海牙观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本来我还想去巴黎，但时间不允许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99年11月8日下午3点。
在陆惟华先生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我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30号公寓的门铃。
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激动、兴奋、紧张、忧虑，我不知老人会是什么样子：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上帝!”我心里顿时惊呼起来。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可爱、这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身上透出一种颇具教养的学者风度……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日夜思念的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就这样，我终于走近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老人。
老人的住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的条幅是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桌子上摆着一尊铜质塔形香炉，那是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得知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老人像孩子似的笑起来，连连摇头：“N0！N0！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的人大为震惊。老人的监护人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口逼过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先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跑到布鲁塞尔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都是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跟中华民族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我说：“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仍然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是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而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自己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德国将军1966年去世时，他妻子西西拉温特写给钱秀玲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每天早晨，我就跟着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的钱宪人妻子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的家里，跟老人聊天，陪她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要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能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含混的记忆，我跟着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人生及家庭——
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文化底蕴丰厚、有着良好家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门望族。
钱家出过两位国民党将军、八位博士。她父亲钱西勋是泽被四方的乡长。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位高级军事顾问，他就是后来被希特勒派驻法国(北部)及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就负责他在中国四年的联络工作，正因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时间太久远了，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的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钱家为人善良，家里办有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免费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明伶俐，三岁就跟老师读《
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1929年春，她得知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她也要同去。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父亲只好同意放行了。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她三岁时父亲给她定下一门“娃娃亲”，这位未婚夫正在比利时留学呢。
1929年11月，十六岁的她随同哥哥及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在船上，她遇到宋庆龄女士，还给宋庆龄唱了一首《运动歌》。至今她还记得这首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到布鲁塞尔以后，她就向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约。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女子，对学业、对婚姻，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进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二十二岁的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10月27日，她同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携手走进新婚殿堂。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相继生下五个儿女，直到三年前，白兰芝医生先她而去。
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这里环境幽静，林木葱郁，一条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我找到了他们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
在这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直到1943年3月12日，她30岁的生日这天，一张布告忽然打破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
布告上写到：三天后，将在村里绞死反战青年罗杰!
罗杰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他在夜里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国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看到布告，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与绝望之中，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这时，钱秀玲却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人们都以为她在吹牛，当时，罗杰父亲找国王说情都不行，她一个中国女人能有什么办法?然而，当她拿出堂兄的来信，大家顿时看到了一线希望。
原来，早在三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她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的名字，就给堂兄钱卓伦将军发去一封急信，问堂兄，这位法根豪森将军是不是给蒋介石担任过军事顾问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了解许多中国的军事机密，会不会把这些机密透露给日本?堂兄回信说，法根豪森虽然是德国将军，但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堂兄还告诉她，法根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
于是，全村人急忙联名写了一封求救信，又请市长写了一封求情信。
当天晚上，她抱着吃奶的孩子，将几封信藏在孩子的被子里，连夜乘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第二天，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查到法根豪森的电话。法根豪森一听是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了。
1943年3月13日上午11点，她第一次走进森严壁垒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福城堡。
我去过塞纳福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弘气势，它仍然显得宏伟而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纳粹当年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已过花甲之年、一身戎装、眼睛深邃而冷峻的法根豪森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递给他，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将不胜感激。”
说完，她紧张地注视着法根豪森，尽管堂兄在信里说他富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纳粹将军，是比利时执行纳粹意志的全权代表。而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他却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这个消息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当时，纳粹对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出面说情都不行。而她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宣判死刑的反战志士。
于是，全国各地被捕人员的亲属都纷纷跑来找她。而她则有求必应，经常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160公里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纳福城堡。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她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知她柔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何等勇敢的精神，又蕴藏着何等崇高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不是她的同胞，更不是她的亲人——他们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毫不相识的生命。
我问老人：“您想没想过，一旦被德国人抓住怎么办?”
她笑着摇摇头：“No!No!我只想把他们救出来。” “您遇没遇到过危险?” “No!法根豪森将军多次叮嘱我，要我当心，他说在城里和乡下，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要我一定把名单亲自交到他手里。”
我又问她：“法根豪森拒绝过您的请求吗?”
“No!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所以，我每次去，他都把纸和笔往我面前一放，让我写出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他还帮我出主意。”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No!No!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记载她救了25人，有的记载是50多人。但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是96人。
那天是1944年6月9日，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午夜，三个风尘仆仆的男子突然闯进钱秀玲家里，他们说是从100多公里外的艾克兴市赶来求救的……
我陪着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位历史学者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人质事件的经过。
艾克兴距离布鲁塞尔60多公里，小城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给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宁静，但这里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发报机等物品。纪念馆门外还停着一辆锈迹斑斑、成为一堆废铁的雪铁龙轿车，它却向人们昭示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90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市长对我讲，他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新闻发布会上，他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盖》剧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
1944年6月2日这天，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可他们就是不肯交代电台及地下游击队的秘密住所。6月8日，以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首的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只有一名司机侥幸逃命。第二天清晨5点，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抓走96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在这紧急关头，有人又想起钱秀玲。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160多公里，没有汽车36小时根本赶不回来。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的汽车和收音机。但郊区有人藏着一辆汽车。于是，三个年轻人从尘封四年的地下草垛里，翻出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轿车，简单修理一下，从德军汽油库里偷来点汽油，驾着这辆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证的雪铁龙，匆匆上路了，不敢走大路，只能摸着黑，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
面对三个陌生人的到来，一贯支持她的白兰芝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再去冒险。此刻，外面炮火连天不说，她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前不久，为了营救一名医生，她去找法根豪森，却没有被接见。法根豪森让秘书出来转达，说他遇到了麻烦，让她不要再来找他了，他已经无法再帮助她了。
可是，三个年轻人却一再恳求她：“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否则我的良心会不安的。”
无奈，她丈夫只好对三个陌生人下达命令：“你们必须把我妻子安全地送回来!”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天夜里的情景：漆黑的夜幕下，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轿车，装豆包似的挤满了“五个”不同种族的人——一名中国妇女、三个人高马大的比利时人，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中俄混血儿——冒着不断传来的轰炸声，颠簸在坑洼不平的野地里……
我问老人：“当时您不觉得害怕吗?”
老人微笑道：“顾不过来害怕了，只想着救出那96名人质。”
这句朴素而坦诚的话语，道出了老人的境界。
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赶到艾克兴市。
由于所有的道路全部被封锁，晚间10点钟，三个青年才把她送到塞纳福城堡。这时，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两个小时了。她让警卫通报紧急求见法根豪森，11点30分，法根豪森派秘书出来见她，她急忙说明了来意，请求法根豪森将军立刻下令停止处决人质!此刻，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30分钟了。秘书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法根豪森。
第二天上午11点30分，她最后一次走进法根豪森的办公室，看到法根豪森情绪十分低落，显得既憔悴又沮丧。
她说：“法根豪森将军，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再来给您添麻烦，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三名盖世太保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秘密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获悉，96名人质全部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二战结束后，除5人死于轰炸和疾病外，其余91人全部被释放。
十几天后，法根豪森却被希特勒派人秘密逮捕了。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钱秀玲被授予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尊中国古代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1948年春，法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审判。
钱秀玲去监狱探望他，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如今瘦骨嶙峋，蓬头垢面地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感到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他妻子在他被捕不久就去世了。“我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她觉得他虽然是纳粹将军，却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所以，她全力为他奔走呼号，找被营救人员联合签名，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找到了这篇文章：
她说：“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但我要告诉大家，这虽然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
但是，她的文章却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本来对纳粹恨之入骨，可是看到她的文章之后，却被法根豪森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
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了他，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却不让进。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带去一封求爱信……
法根豪森看完信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子的求爱?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终于等来了生死未卜的大审判。当钱秀玲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她向法庭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救人的时间、地点、人证；向法官出示了被法根豪森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请出数名被营救人质当庭作证；最后，她呼吁法官要正视法根豪森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员。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激动地说道：“钱妈妈，我真为您感到骄傲!您不仅在为一名纳粹将军呼吁，而是在向全人类、全世界发出了公正的呐喊!”
法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跟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88岁。
老人的故事讲完了，我望着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她身上找到那个勇敢、机智的影子。可我找不到，甚至连一句高声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只有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仅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一连数天，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她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干的?
钱秀玲出生在文化底蕴丰厚、善良、正直的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共同捐款，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这样一位天性善良的优秀女性，做出此举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那位德国将军呢?他是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为什么要冒着被革职、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地想法赦免敌人?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什么?是人情，人性，还是……
从资料中了解到，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1912年，他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后，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是，1939年3月二战爆发，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派驻比利时、法国(北部)两个国家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有着他的一段重要记载。他很早就认识到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不除掉希特勒，德国不可能有希望。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而且还劝说隆美尔也加入了该组织。
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这好像成了比利时的一种习惯。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当然是指那些我所尊敬的人。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露丝波丽女士转来的，所有的请求信我都看了，并且给了答复，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露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反战人士。
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5000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审判之列，但因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这使一些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从这些史料中，我发现这位德国将军的人性并没有泯灭，所以，我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品中，用主人公的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虽然无法选择国家与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本文摘自作者自传《生死遗言，拯救自我——一位女作家的传奇人生》)
责任编辑 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