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一本散文选集，封面仿佛夜空般的暗蓝色，中间有蜡烛燃起的橘红色光苗。时隔多年，杨惠根依然记得，最后一篇作品里的动人描述。
传说，在最冷最冷的北极，人们无法进行现场的即时对话，因为说的话只要—出口，哈出的水汽就凝结，话语就被冻住了。所以，大家只好把冻住的冰块带回家，让它们在点起的篝火边融化，然后才能慢慢倾听。由于这种速度缓慢的对话方式，让人们不再陷入争吵和仇恨——他们不能为了—逞口舌之快耐口重彼此的误会，也不会在追求即刻的语言报复中丧失理智，隔了时差的不快容易消融。篝火瓦解着坚硬的冰块，一点一滴地，释放出藏在里面的温暖问候。即便独处于孤寒之中，他们也能分享到彼此那些亲切的低语。
许多年后，那个读书的青年已经成长为从事极地考察的科学家。如今作为中国北极黄河站首席科学家的杨惠根曾经五上北极、两下南极，真正置身于辽阔壮美的极地，他体会到行地无疆以及内心的澄澈通透。
在杨惠根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超现实”的照片。在极地科考站的房角上方，蔚蓝无限的天穹映衬下，有一抹晶莹剔透的银白——极地低温下一杯泼出的水瞬间冻结飘落，悬空形成仿佛是冰刷写就的巨大笔划——当杨惠根亲身验证着眼前的极地魔法，再次想起，那本曾带给他奇异阅读感受的书。
2
河水宁静的波光，粼粼折射在小桥、木船、泥路和临河老屋的檐脊上，这是中国南方的古老水乡。1965年9月22日，杨惠根出生于江苏省吴县车坊乡瑶盛村，那里靠近周庄、同里，并且景色相仿。
瑶盛村不大，总共只有百户人家。杨家祖上曾是当地富门望族，有很多家产，成片的瓦房与幽长的弄堂相隔。杨家有村里最大的井台，井水甘甜，冬暖夏凉。到了杨惠根的父辈，家境衰落，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惠根本来兄弟五人，但两个早夭，只留下三个，惠根是家里的老大。他的童年记忆是琐碎的家务、繁重的农活和与伙伴们的嬉闹打斗。
杨惠根两岁时，大弟弟出生了。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工作，极少顾家；母亲忙不过来，只好将两岁的他送到外婆家，直到七岁上学，才又回到父母身边。
杨惠根就读的新丰小学就在村里，五个年级挤在仅有的两间教室里上课，这边先上算术，那边后讲语文，自然谈不上“教学质量”。惠根放学后的职责是烧水做饭，照看弟弟，喂猪牧鹅。那时农村烧灶，七岁的他个头还没有灶头高，蹬着凳子才够着往锅里加水。
惠根每天还要照看好家鸡鸭。鸭子白天游得很远，每天傍晚，他都要沿着弯曲的河流满村子跑，按时将鸭群赶回棚。不然，鸭子会下蛋在野外或被黄鼠狼猎捕，有时误人人家院落，遭他人宰杀。鸭子恋水，他常跳进河里拍打水波赶它们上岸。鸡鸭丢失，会挨父母揍骂。
杨惠根稍稍大些后，开始下地干农活儿：有时到草地里放水牛，有时沿着田垄驱赶偷吃稻谷的鸡鸭鹅群。农忙时，也到田里撒肥。那时南方使用绿肥，所谓“绿肥”，是在从河底打捞的淤泥中搅拌进青草后发酵而成的。男人们将河泥一挑挑担到田里，妇女跟孩子则把肥料均匀撒开。男人走到哪儿，他们就要跟到哪儿，从出工到收工，几乎没有喘息。一天下来，惠根能挣3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两毛多。暑假里，父母还要他打猪草，打的青草晒干堆垛，是冬天最好的猪饲料。省下的稻草，到年关卖掉后贴补家用，购买年货，添置新衣。
与城里孩子相比，杨惠根的童年虽然贫苦，但是蓝天绿野，呵护着他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那时的惠根是孩子群里的“军师”，经常带着小伙伴到邻家或生产队的地里偷红薯挖南瓜，回来煮了一起吃。
惠根生性好胜，无论爬树打架都争先。尽管他的个头不大，但打起架来非常勇敢。他勇敢，敢跟比他个子大的孩子们打。在小学，自己成绩不好，经常替班里学习不好的同学“收拾叛徒”，惩罚那些向老师告密的受宠学生。杨惠根顽皮地认为，该把这算做“孩子的正义”。
说起自己的好胜性格，杨惠根十分怀念外公：“外公是家里最宠我的人，他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刚硬汉子。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身上继承的。有一次，村里来了个卖水果的货郎，我很想吃苹果，外公不给买，任性的我抓起一只张口就啃。外公不但没揍我，反而夸我聪明。”每回打架赢了，外公都高兴得不加掩饰，甚至给他零花钱作为奖励。
“小时候，我不觉得生活苦，养成了健康的性格。后来，我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国外，无论是跟城市人还是外国人打交道，我很少感觉过自卑。”从某种角度说，童年时代好胜的性格和受宠的体验，是他成年后坚定、自信的基础。
由于小学读书不好，杨惠根不仅遭好学生贬损，也受到老师的冷遇。这对争强好胜的孩子讲，无疑是一种心理摧折。与算术相比，他的作文还算不错。这并非由于他学得好，而是因为淘气惹事，经常需要编故事糊弄父母。小学五年级以后，随年龄增长的自尊心促使惠根下了“好好学习”的决心，凭着聪灵的天资和好胜的心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尖子学生。
1979年，村里的初中要撤销，二十几名同学的初二班，只有杨惠根和另外两人考到镇上的车坊中学读初三。这是杨惠根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脱离繁重的家务劳动，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个人空间。
3
从乡下到镇上，这是杨惠根向社会跨出的第一道门槛。
杨惠根第一次进城是三岁时因为出疹子住院去的苏州。那年冬天，父亲带着村里的壮劳力去离家很远的太湖边围湖造田，外公和母亲领着高烧的他到苏州求医，除了汽车的颠簸摇晃，没留下多少记忆。上初中后，惠根每年夏天都会拼命打猪草，堆起高高的草垛。为了奖励，冬天父亲会带他上苏州，一起出卖他家省下的稻草和新米。对一个足不出村的孩子来讲，苏州是一个彩色世界。街上汽车开过，他会跟着汽车跑很久，追闻汽车尾气中的“汽油香味”……真的住到镇上，兴奋之余杨惠根同时感到了些许的失望。
在杨惠根看来：从乡下孩子“单练”和镇上孩子“群殴”打架方式的不同，他第一次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阴暗”，即“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不讲道理的抱团儿”。他解释说：“虽然，我在家时也爱打架，但是乡下孩子打架从来都是‘一对一’，平等较量，输者认输，不。会像镇上孩子那样纠集一帮人来收拾你……这种‘团结’不公平，我对这个现象非常厌恶。”
当然，杨惠根也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知道结帮拉派是“大社会”的特征；可是耿直的他还是喜欢独立的人格，既不善于、也不喜欢与别人称兄道弟，既不习惯、也不容忍看人脸色行事；他喜欢做事一青二白，观点泾渭分明，对盲目的从众与功利的附和有着本能的抵触。可以这么说，“社会复杂性”表现为“人际复杂性”，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彻底逃避人际的蛛网。现在，尽管杨惠根已成为“社会名人”，但是他在都市生活了多年，始终
试图保持自己的相对自闭与独立，始终对所谓的“城市人特质”保持距离。对搞科学的人来说，过分的世俗人际意味着对生命的无益消耗。
到了镇上，不仅生活视野有所改变，内容和方式也是新鲜的。离开村子前，杨惠根几乎没摸过钱；出门在外，随时随地都要跟钱打交道，他不仅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钱的意识，而且每花一分一角都需要自己做决定。虽然自己从家里带米带菜，每天在学校食堂蒸饭也需花3分钱。与那些家境富裕的镇上孩子不同，惠根的住校生活十分清苦，每天都是米饭腌菜，母亲做的一水果罐头瓶所装的清油炒腌菜，他要吃一周。
当时小镇很落后，但对未离开过农村的他来说，仍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件小事他每回想起都颇有感慨。小时他在水田埂除草，一条蚂蟥曾钻进小腿，拔出来后流了很多血。乡下还有嗡嗡成群的蚊子，把人咬得体无完肤。“没到镇上前，没觉得乡下有多苦；到镇上后，我才朦胧地感到一种欣喜，庆幸能够暂离农村艰苦的生活，盼望以后不再做那种简单、没有创造力的事情。”
经过对乡镇生活的比较，杨惠根对过去的生活有了第一次审视，他意识到：在农村，自己曾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过许多，也失去了许多。小时候，村里或邻村偶尔会放一场露天电影，算得上村里的大事。别的孩子早早去看，惠根则必须赶鸭圈鸡、打草喂猪，还要哄弟弟上床睡觉，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场院，电影已经播放了大半，没人知道他心里的恼火和委屈。直到上大学后，他还经常梦见忘了喂猪，担心会受父母责骂。
车坊中学条件较差，宿舍里排满了上下铺的木床。每个狭窄的单人下铺，都挤着两个学生。夜里睡觉，不要说翻身了，就连喘气都相互干扰。即便如此，惠根仍感到一种从未敢想的“奢侈与解放”。每天他有了自己的时间，下学后，他到操场打篮球或回宿舍看书，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听父母训斥，也不用没时没晌地看弟弟、忙家务。
由于初三年级分成了普通班和重点班，老师对不同班的态度迥然不同。为了升学率，老师不仅给重点班开小灶，有时挤占普通班课时为重点班抄写黑板习题，这让自尊心极强的杨惠根深受刺激，埋头苦追。在升学考试前的最后两个月，他由于成绩提升迅速，被调到了重点班。初中毕业，杨惠根转到邻镇上的角直中学读高中，虽然这也是所普通高中，但让他骄傲的是：大文学家叶圣陶曾在角直教过书。
在角直中学，杨惠根遇到了两位影响他一生的恩师：一位是北外毕业的沈永安老师，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另一位则是引他跨入科学殿堂的曹耀宗校长。曹校长是北大数学系高材生，“文革”期间到农村教书，并娶了家乡的女赤脚医生，他戏称爱人是“向阳牌洗衣机”。当时有首歌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洗衣机”是高档电器，一度是妻子的谑称。曹校长风趣幽默，慈善智睿，爱徒如子。他跟学生们一起，既不摆架子，也不失威严。
曹校长住在一栋木结构的二层旧楼里，据说那是叶圣陶住过的老屋。为了培养尖子学生，他从高中学生里挑出六名跟自己同住，专为他们开“小灶”。杨惠根也幸运地被选中。
就这样，一老六小住在一幢吱呀作响的木楼里，他们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忘年交。许多年过去，这幢楼仍被师生们称为“大学生宿舍”，由于曹校长的悉心栽培，杨惠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二十年后，成为空间物理学家的杨惠根回到家乡拜访恩师，年逾古稀的曹校长送给得意门生的是一本书，《我的数学之怀念》。虽然没能实现自己的数学梦，但他却将数学的精髓传给了他的学生们。
80年代初，正是全民族振兴科技、尊重知识的火热年代，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更使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一大批科学家受到明星般的追捧。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加上大时代的使命感，使杨惠根怀抱了一个质朴的科学梦。杨惠根坦白地承认：“高中毕业，是我最狂最自负的时候。由于我的物理、数学都很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懂。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自负也成了一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包袱，促使我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穷追到底。”
杨惠根从小喜欢读书，才上初中，就读过《青春之歌》和《
官场现形记》。高中时，他不仅读小说，还是《十月》、《收获》的忠实读者。另外，他囫囵吞枣地翻过《
红楼梦》……杨惠根自嘲地笑说：“我说‘翻’，是因为根本没有读懂。当时都快十八岁了，可是性知识几乎为零!居然不知‘云雨’的意思。”即便如此，读书还是为他展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通过文学，使他窥悟到许多与自己童年经历迥然不同的东西。
虽然，高中时的杨惠根爱读巴金，崇拜鲁迅，但在高中分班时，他还是决然地放弃了文科。也许是误读《
官场现形记》的缘故，在他的印象里，读文科的目的是走“官路”，而他根本不喜欢当官!因此，他高考后曾想填报北京医科大学。学医的动因并不是多么向往医生职业，而是因为鲁迅早年的从医经历。由此可见，文学对他成长的影响。杨惠根最终选择了科学，但他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广泛阅读和对语言的热衷，使他具有敏慧的感悟力和精准的语言表达能力。
杨惠根已经确立的学医理想，却因为一个父亲的背影而改变。
角直镇离家很远，而且交通不便。杨惠根在学校食堂蒸饭的大米，都必须从自己家中带。有一次父亲又摇船到镇上送米，从码头到学校还有一段挺长的路。“在烈日下，父亲肩上前后背了两袋大米。我要分担一袋，父亲死活不肯，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那时，脑中闪过朱自清的《背影》……心里非常辛酸。”就是因为父亲的这个背影，他改变了报考北医的初衷，医学生的学制太长了。他希望能早些毕业参加工作，减轻家里负担。就这样，杨惠根最终改报了四年学制的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
1983年，杨惠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武大，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要知道，他父母都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家境拮据，村里人都不相信他能考上大学。
离家那天，父亲和舅舅送他到苏州火车站，候车室里人很多，一道一道的铁栏和座椅将拥挤的人群分割成几个队列。十八岁，从没乘过火车的杨惠根第一次独自远行，掩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感觉全站台的人都在为他送行……
火车快要开了，杨惠根才发觉自己站错了队。慌张中，不假思索地抄起行李，一个鱼跃，纵身跳过半人高的座椅!车站人员和其他乘客的吼叫，惠根全没注意，头也不回地朝列车挤去。他的心飞了，飞得很高很远，竟忘了回头。在车站看着他离去背影的父亲，担心适应不了外面的世界，而偷偷掉下了眼泪。
4
杨惠根报考武汉大学，有两个直接诱因：一是理科的学制比医科短，二是武大的校园很美——宣传资料上的校园诗情画意，俨然是隔世的桃花源。这两个诱因，折射出杨惠根身上从现实出发的理性与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至于为什么要报“空间物理系”，其实是因为他还没把“空间物理”与“空间技术”两个概念
搞清。
作为农村孩子，杨惠根抱着朴实的梦想。他在湖边、田野疯跑到成年，觉得天空离自己最远，却最不陌生。仅凭招生材料上的“空间”两字，他就展开一个漫无际涯的想象空间。联想到“航天飞船”和“人造卫星”……当时他并不清楚：空间物理与空间化学、空间生物学一样，是庞大的空间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理论分支，卫星、飞船则是对这些抽象理论的实际应用。虽然报考空间物理系，是凭着字面上糊里糊涂、想当然的臆断，但在武大读书的那些年，杨惠根是明明白白学过来的。
在去武汉报到的火车途中，杨惠根遥望窗外，怀揣了许多的城市憧憬：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全国知名的重工业基地，还有孑立江畔、悲天悯人的黄鹤楼……尤其是，从乡镇到城市，是杨惠根跨入社会的第二道门槛，单就“城市”这一个字眼，就足以让他雄心勃勃地幻想了。可是刚下火车，他就遇到了一个可能在别人看来称不上挫折的挫折。
武大派出一辆卡车去火车站迎接新生，那位司机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武汉人。司机张口一句“婊子养的”，引起杨惠根极度反感，并从到武汉的这一天起就暗自发誓：决不学武汉话!虽然从小打斗，但杨惠根不骂人，他甚至告诫自己：以后讨老婆决不讨骂人的女人!因为一个骂人的城里人而拒绝一个地方的方言，杨惠根的反应或许有些偏激，其实，他的失落并非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城人，而是出于他对城市的完美假设的突然受挫。
从1983年到1992年，杨惠根在武汉生活了九年。他不仅熟悉了城市人的习性，了解了城市人的心态，甚至在许多时候，也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一副都市假面，但是在潜意识里，他对繁华城市的警惕和抵触，并未因习惯而放弃。
谈论城市，免不了要提北京。1990年杨惠根头次进京，他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一次参观故宫，站在午门城下，对童年习惯了在乡野漫跑的杨惠根来说，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明的局促。但数年之后，当他陪同外宾到北京游览时，突然发现，自己对都市的抵触削弱了许多。或许，正是由于他从皇城根下的局外人变成了祖国文化的代言人，这种角色的转换，使他在心理上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同样是午门的威严、天安门的独尊和广场的伟岸，让他体会到中国人由衷的自豪。
杨惠根的坦率中，流露了某种坚定和易伤。他对城市的敌意，其实并非指向城市本身，而是出于对“自由空间丧失”的警惕和对“自我价值泯没”的恐慌。杨惠根是一位谦逊、真挚、自信、睿智的绅士学者，书生意气，文质彬彬。在他的言谈举止里，有着一股宽容的自信和磊落的矜持，丝毫看不出他儿时好斗的影子和他离家时“土气”的痕迹。而且，他的斯文不是面具，而是骨子里的。
进校时，杨惠根怀着“实现人生价值”、“誓做祖国栋梁”的青春理想，当他看到一些学长毕业分到航天部、总参或卫星发射基地工作时，更激发出高昂的学习热情。量子力学，统计物理，统计力学，电动力学……杨惠根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庞大知识体系。在诸多课程中，他对数学、物理情有独钟。他知道，不论以后干哪个领域，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思维方式是决定今后成功的关键。
杨惠根的本科生活对外人来说是单调的：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读书，还是读书。现在仔细回想，居然想不起什么特别的事。如果说消遣，当时他唯一的消遣是看电影，有时一周能看三四场。
杨惠根是一个有文学情结的科学人，尽管满脑子灌满物理定律和数学公式，但他还是挤出时间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和伟人传记，这些书对他处世的心态和世界观的形成都影响很大。他还重读了中学时没有读懂的《
红楼梦》，在大学生宿舍里，完成了迟到的性启蒙。
当时，在学生中流行“六十分万岁”松劲情绪。在一次回母校聚会的聊天中，曹校长严厉训斥说：“你们从乡下到镇上上高中就不容易，现在又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染上这种‘得过且过’的思想，今后怎么能成国家栋梁?”当时，曹校长的情绪格外激动，这件事对惠根冲击很大。他将恩师的这句斥责当成了鞭策，立志作一名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
在武大校园里，每天清晨都能见到杨惠根长跑的身影。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跑五公里，不仅为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磨炼意志。跑步看似一件简单事，但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无间断地坚持下来，则是对个人毅力的刻意挑战。他的坚持，得益于小时候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他总结说：“简单的事情，一旦坚持下来，就会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和肯定，即使跑步也会转化为兴趣和能力。”
挑战自己，证明自己，杨惠根同样将这股克己好胜的禀性用在了学习上。当时，武汉大学刚刚实行学分制，杨惠根是第一个申请提前毕业的，他在三年中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并且每门功课成绩优秀。究竟是什么促使杨惠根决定提前毕业?背后同样隐藏着亲情的力量。
杨惠根到武汉读书后，苏州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制，家里种了大片的西瓜。惠根每次回家，一进家门，就捋衣挽裤下地做农活，或到集上卖西瓜，挣出自己的路费学费。杨惠根说：“尽管已经离开了农村，我的家里仍很贫困，但是我从来没有嫌弃过她。相反，每次回家，我都会感到久违的亲切，我喜欢帮父母干农活，至今说一口家乡的土语。”
有一年暑假他回车坊镇探亲，在光影细碎水乡窄巷里，遇到了大弟杨红明。当时，红明小学毕业已经辍学当了裁缝学徒。看到大弟肩上扛着的褡裢，杨惠根迎过去帮他，红明却有说有笑地跟哥哥闲聊，惠根心里觉得非常不安：作为家中的老大，他实在不能安心自己在城里读书，而让弟弟在家里操劳谋生。
该返校了，杨惠根要赶到镇上搭乘火车。从村子到镇上有十多公里路，河流纵横，当时只能坐船。那天，杨惠根跟大弟在家里吹牛忘了时辰，错过了开往镇上的机帆船。惠根的火车票早已买好，所以他懊恼不已。红明却很肯定地招呼：“哥，别急，我摇船送你到镇上!”
就在那一瞬，杨惠根愣了。他突然发现：需要自己照看的弟弟，已经悄然长大成一个成熟的男儿，已能为哥哥拿主意……因为在水乡，能够拿起两种农活儿，是男孩步入成年的标志：一个是罱河泥，另一个，就是树帆船桅杆。
于是，兄弟俩上了自家的小木船，扯起一张用蛇皮袋拼就的小风帆，有说有笑地摇船向车坊镇进发。流水，浮云，亲情，感动。两个小时的水路，载着一对兄弟的手足情。
回到武汉，杨惠根决定提前毕业。不为别的，就为从弟弟身上感受到的那份内疚。果真，杨惠根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不仅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并且一鼓作气地读完了硕士、博士学位，他在王巢教授和梁百先教授的指导下，一头潜入空间物理学的深海之中。
5
1986年，杨惠根大学毕业，当时校园里正刮“出国风”。他的英语虽然很好，但他不为“镀金热”所动，决心留在国内另辟发展之路。杨惠根有种天生的倔强，不爱扎堆儿，不随大
溜儿，即便遇到天大的事，也会冷静地独立思考。性格决定命运，正是他孤往绝诣的柔韧性格，决定他将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杨惠根是善于不断挑战自己的完美主义者，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出国是一条容易抵达目标的捷径，但在杨惠根看来：逆境只对意志软弱者才意味着障碍和威胁，而对内心具有支撑的强者来说，则是锻炼勇气、增益力量的机会。
他不但提前一年学完了本科课程，而且考上了武汉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的硕士生，研究雨、雾和大气湍流等现象课题对微波传播的影响。这项研究对卫星轨道设计意义很大。前人曾做过电波在雨雾中传播的实验和理论计算，但理论计算的衰减结果总比实验低。杨惠根注意到，当时的计算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大气湍流的散射影响，他综合考虑雨雾粒子和大气湍流二者的因素，给出了电波在散射过程清晰的物理图像。他已将这一物理问题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即雨雾随机粒子与大气湍流两个混沌世界相互作用下的空间概率分布问题。这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命题，对此他曾经充满了挑战的渴望，但当时武汉大学还没建立无线电物理学博士点，因此他博士期间不无遗憾地转学了空间物理。
如果说，杨惠根的硕士期间研究的是大气层10公里以下空间发生的现象；那么，他的博士课题，则带他翱翔到更辽阔的世界，他开始研究地球的磁层物理。白天，他关注的是地表60公里至10个地球半径内的空间物理现象(一个地球半径是6400公里)，夜晚，地球长长的磁尾远及40个地球半径，一直到地球磁力线在太空中所能伸张最远的地方。在读硕士时，他的研究对象是大气湍流和雨雾的复合随机介质；到了博士阶段，则是被称为物质“第四态”的等离子体态。研究“第四态”，流体力学已不够用，必须导人电动力学等理论。在这个空间里，作用的力多而复杂，物理现象也因此幻化万千。极光，便是一个最为绚烂的符号。
杨惠根认为：对科学本身的兴趣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是成为科学家的必备条件。在常人眼中，搞理论科学枯燥乏味、远离现实生活，其实并不尽然。科学家之所以能为一个定理、一个公式或一个貌似无益的自然现象执著一生，恰恰由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体味到了某种只有他们才能够体味到的乐趣；正是这种兴趣和乐趣，激发出只有他们自己体内才可能蕴藏的激情。这种激情，无异于罗丹看到一块不规则的石料，或是凡高看到一片阳光下的风景。
杨惠根对南、北极光的研究，同样是从兴趣开始的。
“北极光在天穹下抖动着银光闪闪的帘幕，忽黄忽绿，忽而赤红，时舒时缩，变幻无穷。继而撕成一条条白银般多褶的缎带，闪烁着道道鳞光，瞬时间华光皆消。不久，天顶上微光点缀，幽幽冥火，忽见一道金光从地平线上冲天腾起，倏地滑入月色之中……”这是挪威著名极地探险家南森100年前对极光的诗样描绘。
极光的英文名字叫“奥罗拉”(Aurora)，这是古罗马神话中掌管北极光的织架女神。
传说中的奥罗拉经常爱上凡人，她最宠爱的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提托诺斯。她明知自己不能爱他，但又无法割舍心中的爱情，更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会在永生的自己面前死去，于是奥罗拉请求主神宙斯赐他长生不死。宙斯答应了她的非分请求，并切再三告诫她不能反悔。
魔法实现了：提托诺斯果真长生不死。但是岁月流逝，奥罗拉痛苦地发现，他的爱人虽然不死，但越来越老，甚至瘫痪在天国的宫殿里。奥罗拉意识到自己错了，她忘了请求宙斯让爱人不老。她再次请求宙斯收回咒语，但已经晚了。奥罗拉看着提托诺斯终日呻吟却不能死去，于是流着泪，将他变成了蚱蜢。
奥罗拉每天黎明都身着彩衣漫步天庭，回想那些不能实现的爱情，她的泪水，便是落到人间草叶上的晶莹露滴。因此，她又是神话中的黎明女神。
神话毕竟是神话，用杨惠根博士的话说：“奥罗拉”其实是一个并不科学的科学术语。她是极夜里的大气发光现象，这样命名是古人误认极光为黎明晨曦的结果。
人类对极光的记录由来已久。在古代的西方，人们认为极光是死去少女的灵魂或北冰洋月光透在鱼鳞上的反光，甚至认为是北极狐皮毛的闪光。那么，极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地球就像一根巨大的磁棒，内部的磁力线是闭合的，从两极发出的磁力线则是张开的。磁力线从南北两极抛入外层空间，形成无数个闭合磁力线圈，无形地将地球紧紧包绕。与此同时，太阳向地球吹来带着大量带电粒子的太阳风，带电粒子一旦被地球的磁力线捕获，就会沿着张开的磁力线沉降在两极地区，形成极光。中国的南极中山站正处于开放磁力线区域，太阳风可以沿着开放磁力线到地球内部来，是地球开向太阳风的窗口。
关于极光，杨惠根早在读高中时就有关注，他高兴地知道，极光偶尔驾临中国的漠河，但那只会发生在太阳风引发巨大磁暴的时候。因此，要在那里观测极光，等于守株待兔，只能去遥远的南北两极。
对杨惠根来说，极光是宇宙对他的召唤，注定是将他终身蛊惑的玄秘天象。
杨惠根真正对极光产生兴趣，还是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发生的两件事。
进校不久，武汉大学从隔壁校园——武汉测绘学院邀请了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的鄂栋臣教授为学生举办讲座，介绍极地见闻。讲座现场热烈火暴，杨惠根拼命挤了一晚，最终未能挤进会场。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科考队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电影迷的杨惠根从一部介绍长城站建站的纪录片中，了解到中国在南极开展了电离层观测。这个消息让20岁的杨惠根怦然心动，兴奋不已。因为武汉大学当时也在进行电离层的观测实验，只不过是在赤道附近的低纬地区。在那里，磁力线与地球平行，无法观测极光。极光只发生在磁力线与地球垂直的极地圈内。这是杨惠根第一次把自己的专业与极地科学考察联系起来，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研究高纬的空间物理问题。
1989年，杨惠根开始读博士学位，设在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所于同年成立。1992年杨惠根博士毕业，极地研究所高空物理学科带头人刘瑞源教授与杨惠根的导师、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系主任王巢教授联系，希望他能够推荐一名博士，加人中国的极地空间物理研究。当时北大、科大等校还没设立空间物理专业的博士点，空间物理的博士在全国凤毛麟角。那年，中国南极中山站也刚建立，中山站的地理和地磁纬度都高于南极圈外的长城站，为中国开展极地空间物理观测提供了一个大好良机。当时，中国虽已开始了地质调查等考察，但对极光——这个壮观的极地高空大气物理现象，尚是一个空白领域。王巢教授征求了弟子的意见，杨惠根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去中国极地研究所工作。把握了这次天赐的良机，他带着一个新的追光梦想，离开武汉来到上海，并从那里踏上了通向极地之路。
一到上海，杨惠根立即投入到极光的研究
课题，并且成为所里的骨干。虽然，他身处一个曼哈顿般的繁华闹市，但是他的心早去了极地，来到他尚未亲眼看到的纯净世界。
命运之神只降临在有梦之人的窗口。杨惠根本是个有梦却不信命的人，但是他这次，他真的信了!
在远古时代，中国所在的大陆版块与南极大陆原是一双连体的兄弟，它们同处于古冈瓦纳大陆。后来，古冈瓦纳大陆分裂，经过复杂的褶皱和断裂运动，在三千万年前痛苦肢离，遥远相望。所以，中国人对极地的研究，实际是对自己远古家园的回访。但是，中国对南极的科学考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迟迟起步。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翻译介绍过南极知识，但许多次的私人探险计划，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搁浅了。
从1981年到1983年，中国先后派出海洋生物学家董兆乾、冰川学家秦大河、地理学家张松青等几十名科学家先后前往南极，在卡塞、戴维斯、史考特、布朗等多座外国南极考察基地进行科学考察。随后于1984年11月自己组队，首赴南极，次年2月20日在南舍德兰群岛的乔治国王地上，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五年后，又于1989年2月26日在伊丽莎白公主地上，建立了纬度更高的第二座南极基地——中山站。
杨惠根幸运的是，尽管中国的极地科考起步很晚，但后来居上。南极的长城站、中山站以及新近建立的北极黄河站，为杨惠根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学识的绝好平台。在极地研究所，杨惠根的研究对象是与低层大气完全不同的、距地球表面60公里外的“近地空间”，那里充满了等离子体，有地球磁场等各种复杂构造，受到各种力的作用。
近地空间，对常人来说可能是个遥远虚无的抽象概念，但对现代人来说意义重大。要知道，卫星就在300公里的轨道上穿行，载人航天以及未来星球大战、太空行走，也都发生或将要发生在这一空间里。在近地空间内会发生电离层暴、极光亚暴、磁暴等有如地震、海啸一样的自然现象，但其发生时间、位置和强度究竟怎样?是人类至今不能准确预测的难题。
自从博士毕业，杨惠根始终进行极光的观测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世界，等待他的，是几辈子干不完的活儿。科学家不是历史学家，科学研究并不是“越做越了解什么”，而是“越做越不了解什么”，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渺小，越来越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生出膜拜之心。
与此同时，正是这种逐渐扩大的无知，引导科学家不断求索，成为一种令人无法止步的呼唤和诱惑。搞科学的人，只有怀着一份对自然之神的敬畏，才有可能接近真理。
选择科学，等于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由于知识体系的隔绝、思维逻辑的相异，使杨惠根在日益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里，也难免感到形只影单。因为，一位前沿科学家永远独自面对人类的未知之境。随着研究的深入，那无人问津的一隅会变得愈加宽广，就连最密切的亲人和同伴也无法跟从。
有一次，杨惠根探亲回家，一位家里的亲戚半挖苦半认真地诡笑道：“你读了这么多书，能不能先把蚊子给我灭了?”惠根听了心里苦笑。
的确，他能奢望小学文化的家人了解自己既抽象又玄妙的空间物理；即便跟爱妻林洁，也很少提及自己的专业。妻子顶多知道丈夫又得了一个奖、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等客观情况。单从这个角度讲，杨惠根选择的专业，是个仅容他一人进出的神秘世界。
杨惠根从小习惯了自由独处，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家人对他的事从不过问。从这个角度说，他目前的生存状态跟他小时候时区别不大。在很小的时代，杨惠根就已给自己留下了一片自由的天空。
那时候，打完猪草，杨惠根经常一个人躺在油菜地里望着天空出神地发呆，想一些天上的事情：宁静的田野上，有风有云，有太阳有蓝天。他可以想天上的云，想云上的人，想那些自己的想象不能抵达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作为对话的对象。他喜欢这种散漫的独处，在独处中，体味到一种隐秘的、无人分享也无须与人分享的浪漫。
若不是南极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普通人难以目睹的自然景色为杨惠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壮观的舞台，恐怕周围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他。即使这样，杨惠根所搞的研究，仍未被大多数人理解。所以，他在上海地球物理学会担任常务理事，被封了一个科普分会主任的头衔，其任务就是用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准确传神地传达科学的思想并让人接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艺术的创造力。
许多年过去，杨惠根早已跟与科学相伴随的孤独“言和”了。
科学家与艺术家不同：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舞台上层现自己的存在；然而科学家却需要离开喧嚣，沉浸到一个没有观众的世界里。久而久之，许多科学家连被他人理解的奢望都没有了。
经常有人问他：你研究极光，到底有什么用?在以商业价值衡量一切的拜金社会，这个问题恰恰触到了理论科学家的软肋，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成果用货币量化，无法理直气壮地阐释自己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
杨惠根说：“尽管我观测的极光是可视的，而且瑰丽壮观，但是我搞的物理是抽象的，至少现在不知何用……我们搞基础科学的跟搞应用科学的不同，我们考虑的问题总会与现实有一段的距离。因此，搞我们这行的不该抱有太强的功利心……”
现实生活中，许多科学家丢三落四、言行不羁，甚至充满孩子式的天真，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虽然他们这种缺乏生活管理能力的形象，常常沦为他人的笑谈，但在杨惠根看来，生存能力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审视科学家的行为标准。
作为空间物理学家，杨惠根的兴趣还不仅仅局限于围绕地球空间的物理问题，而且伸展到宇宙之中。因为，在诸如木星、火星等拥有大气和磁场的行星上，也会发生有如地球上的极光现象。科学，给杨惠根插上了可以穿越时空的翅膀，他从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翱翔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在追逐极光的过程中，逐渐接近自己本来朦胧的科学梦想。
追寻极光，是科学的浪漫。而在追逐的途中，却抵押了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在离多聚少的爱人眼里，作为丈夫的杨惠根是个不一样的怪人。
林洁与杨惠根相识，是在他读研究生期间。林洁的母亲，是武汉大学校医院最受师生喜欢的老护士。一次，杨惠根膝盖受伤，住进了校医院，古道热肠的刘护士对每位病员都体贴入微，精心看护。每天清晨，刘护士都会在每张病床的木柜上，放一枝清香的栀子花。
“刘护士，您有女儿吗?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病房里，男病员经常调皮地玩笑。
那时，十八岁的林洁高中毕业，常到武大的校医院玩。几个不经意的碰面，文质彬彬、不失幽默的杨惠根给林洁留下印象，他也被女孩快乐的性格和纯净的美貌所吸引。不知出于单纯的热心，还是由于动心后的试探，林洁主动为他介绍女朋友。没想到，介绍到最后，
杨惠根娶了红娘。
经过五年恋爱，这对年轻人在1991年结了婚，那时杨惠根决定了要去上海。他常跟妻子玩笑说：“根据恋爱统计理论，第一个女孩，再好也不能要；第二个女孩好些，可要可不要；第三个女孩如果是三个中最好的，才可以考虑要……我第一个遇到你就娶了你，实在太亏了。”玩笑归玩笑，结婚十几年了，杨惠根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惦记的还是他的初恋。
1991年杨惠根与林洁成家。不到一年，小夫妻就演了一幕《新婚别》。1992年11月至1994年3月，杨惠根受国家派遣参加日本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昭和站进行极光越冬观测，在与世隔绝的极地生活了17个月。
7
动身之前，杨惠根做了大量的调研，查阅了极光观测的最新资料。照片上或红或绿或金或银的彩色光幕，是等待他拉开的奥秘帷帘。此行南极，杨惠根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日本昭和站参加越冬观测的外国人。他心里清楚，日本队吸收中国科学家参加他们的极地科考活动，是想寻找与中国的合作——他们也看好中国南极中山站在空间物理学中的地理和科学位置。
昭和站建于1957年。50年来，日本科学家对极光等现象的观测研究十分深入，世界一流。昭和站的地理位置处于较低的地磁纬度，观测的是与中山站不同的夜侧极光，中山站恰好地处地球迎接太阳风的窗口，是日侧极光观测的最佳位置。杨惠根此行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极光观测技术，回来后在中国人自己的考察站筹建极光观测，并与日本科学家交流、探讨共同开展极光研究。
杨惠根从上海出发飞到东京，与日本队员汇合，乘“百濑号”科学考察船离开东京湾码头，驶向澳大利亚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考察船是以一位日本极地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百濑原是一名海军中尉，1920年他成为第一个抵达南极的日本人。
科考队队长佐藤夏雄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极光研究专家，队员总共40人。用杨惠根的话讲：船上的阵势是“一对三十九”，他是唯一的外国人。适应，是摆在杨惠根面前的第一个考验，在语言、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能否适应考察队的生活?能否让日本队员接受自己?在与世隔绝的南极，在地球最寒冷，最荒凉的极地，就是一个日本人能否顺利地完成越冬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更何况对一个27岁的中国人。
上船后，杨惠根跟着其他队员一起倒货装舱，接受消防、逃生、结绳、打信号灯等各种技术训练，学习南极考察知识，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每天的日程都很充实。夜里，“百濑号”行驶在漆黑无际的瀚海上，日本队员们在舱里谈笑，杨惠根一个人走到甲板，扶着围栏，扬着脸，迎着潮湿的海风。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而且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感觉自己像一位早期航海家，沿着古老的羊皮海图，开辟想象中崭新的航线。
日本南极科考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国家队，队员们素质很高，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尊重，平等交流，队伍管理也井井有条。佐藤队长非常仔细，特意安排一个名叫六山弘一的小伙子与杨惠根同住，担任他的联络员。六山是位在读博士，课题也是极光观测。
对杨惠根来说，刚上船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日语和伙食上的困难。日本人吃大量生鱼片、生蔬菜和生鸡蛋，杨惠根的肠胃不适应、吃不消。另外，三分之二的日本队员不讲英语，因此杨惠根刚一上船，就拜一位叫角贞己的年轻人做日语老师。角贞己教得非常认真，每晚都给他上一次课。在船上的一个月里，杨惠根学完了《初级日语》的上册；半年时间就达到了日语中级水平，不仅能跟队员们交流，还能用日语说相声。
“百濑号”经过赤道，队员们举行了一次狂欢一样的“赤道祭”。杨惠根也和其他队员一样描眉画目，半穿起鲜艳的迷你裙，男扮女装地在甲板上开心……考察队在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经过几天的休整，然后起程驶向南极。杨惠根永远不能忘记，在浩瀚无边的海面上，在天水相连的地平线上，当他第一眼看到在阳光下晶莹闪烁的南极冰山时，激动的心脏怦然狂跳。
“百濑号”抵达南极时，南极还是极昼的夏季。他们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越冬队员的更换和基地的维修、保养和夏季野外调查工作。冬季到来之前，考察船告别南极，而将40名越冬考察队员孤独地留在这片杳无人迹的冰雪世界里。要知道，南极的极夜一旦降临，海上的冰面会几百公里的疯长，无论船只还是飞机，都无法接近考察基地，40名队员如同被困孤岛，要熬过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
参加日本越冬队，杨惠根要跟同伴们一起生活、工作一年半，所以不可能把自己当外人。他不仅苦读日语，而且作为队里的一分子参加集体活动，分担工作任务。他跟队员们轮流值班，帮助厨师做饭，打扫站区卫生，清理厕所，冲洗澡堂。
每当轮到自己值班，杨惠根早上不到5点就从床上爬起，趁同伴们熟睡时打扫卫生，清倒烟缸，烧开水，冲咖啡，切面包，分牛奶。队员们用完早饭，他要收拾餐具，擦桌洗碗，然后拖洗整栋建筑的木制地板。早上的活儿刚干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辰，之后又要收拾餐厅，然后跑到卫生区澡堂里去。日本人喜欢泡热水澡，虽然南极有冰，并不缺水，但必须把冰烧化才能用。为了节省有限的燃料，队员们在一个可以泡两三人的不锈钢浴缸里泡澡。队员们泡过的浴缸自然很脏，需将热水充满，让浮在表面的油脂溢出，然后再将浴缸边缘擦拭干净。浴室里有几个淋浴喷头，喷头下面的踏脚板也要一块一块地冲洗，晾干，并要掏净踏板下和堵在地沟口的毛发……杨惠根从小就干家务，不仅手脚麻利，而且累中生巧。别人清理烟灰缸时只会倒掉烟灰，而他清理时用水冲洗。大家只要看到明亮的烟灰缸，就知道是杨惠根值班。
为了多分担些队里的工作，杨惠根主动要求担任电影放映员，每周为队员们放一次电影。在南极的一年里，他看了不少日本影片和电视剧。不仅娱人，而且益己，他的日语口语突飞猛进。另外，放电影还有额外的是收获，每每谈到当放映员的经历，杨惠根都会笑着告诉朋友：他曾在电影《红色的铃兰》中，看到了栗原小卷一个早期仅有的人体镜头……
队员们住在集装箱式的建筑内，房间不大，但每人一间。在南极没有邮路，杨惠根每月要向国内发一份“传真报告”。每次，他都在传真纸的边角上写两句问候妻子的话，并请国内的同事转告给她。考察站有一台电话，杨惠根能享受每月一次的特别照顾，每次和妻子聊10分钟。只有一次他寂寞之极，忍不住给妻子通了20分钟电话，事后他主动跟站长道歉。可以这么说，在南极越冬的17个月，是一段没有私生活的漫长日子。
毕竟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极夜里，随分秒疯长的寂寞与孤单不断腐蚀着他的神经，经常使他感到彻夜的焦虑和莫名的不安。只要他给妻子挂电话没有人接，就会立刻想到最坏的可能。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猜疑，与外部世界的时空隔绝，让杨惠根产生了许多虽然
好笑、却无法控制的强迫意念。
从离开东京湾的那一天起，他就以对妻子倾诉的形式记《南极日记》。每篇日记都是以妻子林洁作为倾诉对象，不仅记录下考察队生活的琐碎细节，也描绘出当时孤独寂寞的心理轨迹。出国时他刚刚成家，妻子刚刚搬到上海，林洁本是家中的宝贝，一结婚就要一个人独居，怎么能叫杨惠根不担心?他不仅担心她的日常生活，更担心新婚妻子守不住寂寞，担心刚建立的家庭会变成空巢，在杨惠根的日记里，他倾诉自己的所有思念，袒露了内心的担忧、怀疑、不安、失落和不可名状的恐惧，甚至绝望的忏悔和无助的哀求。他哀求根本听不到自己倾诉的妻子等着他，盼望尽快回到她身边。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此给你写信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可以倾诉对你的爱，但毕竟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到了真跟你通话的时候，又忘了哪句话曾跟你说过，哪句话只在日记里默默地写过……”在刻骨铭心的漫长极夜，林洁成了他的心理支柱。一年半后，杨惠根回国，一跳下上海熙攘的码头，一看到在人群中冲自己微笑的妻子，所有的恐惧都消散了，日子立刻恢复到过去的平静。杨惠根说，他将日记埋在了箱底，从来没有给妻子看过。他怕妻子怪自己“多疑”，笑自己“神经”……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考察队员回到家，发现自己一年未见的妻子已经跟了别的男人。
南极的寒冷，极夜的寂寞，伴着一颗乞求不被人抛弃的心。
8
冰封的冬季是寂寞的，寂寞中，只有期待奇迹的拯救。对杨惠根来说，或许极光便是南极的奇迹。
第一次看到极光，是在赴南极途中，在“百濑号”船的甲板上。199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时天气不好，极光距离又远，当时杨惠根只看到一些云雾样的光团。许多队员兴奋地跑到甲板上举着傻瓜相机一通狂闪……事后想来实在搞笑：用傻瓜相机的闪光灯，怎么可以拍下天际的极光?那次，他虽然看到了极光，但是并没有为之感动。
在杨惠根的记忆里，他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极光，是在1993年2月底。当是已经完成了夏季作业，极夜正向南极悄悄地降临。一天夜晚，杨惠根跟往日一样走进离主楼不远的“极光观测栋”，习惯性地打开仪器，调好屏幕，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到户外透一口气。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杨惠根看到一条从东向西、宽得几乎横跨整个天空的巨大彩带，彩带的下部有如窗帘的裙摆一样妙然掀动，白里透绿，红中见粉，摆动的地方神秘闪动。他被眼前的奇观震慑了，先是惊诧、兴奋和无法与人分享的感动，继而感到一股潮水般的自卑和沮丧。
杨惠根回忆说：“那次，作为一名空间物理研究工作者，我的自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虽然纸上谈兵地研究过极光，但当真正面对极光时，像好龙的叶公一样张着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静寂，一片空白。这么多年积累的所有物理公式和定理，对眼前的现象束手无策!”
夜幕之下，极光之前，杨惠根手足无措地独自僵立。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知道极光形成的物理机制，但还是解释不了眼前的现实。眼前的极光如此之大并神秘地摆动，究竟什么力在驱动它?虽然他看到过不少的极光照片，但那些都是静止的，并未激发出这么多疑问。“我是搞物理学的，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地用物理的眼光审视一切，自觉不自觉地用所学到的物理解释身边的每个现象。但是那一次，突然置身于极光面前时，我真呆了!发现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无知，好像自己变成了白痴……”正是那一次感动，让杨惠根近乎狂热地开始了极光研究。
经常有人问他：研究极光有什么实用价值?杨惠根认为：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未必要直接回答一个现实的、可以即学即用的具体问题。“人类探索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应该跑到人类前边，用一双科学的眼睛观察、发现和解释世界，然后告诉自己的同伴，这个世界存在什么。科学家应该有这种自觉。知识能够现学现用当然更好，但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科学家必须功利地回答使用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类对极光研究的深入和对太空的不断开发，两极的极光观测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崭新学科——空间天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对近地空间越来越依赖，无论遥感、导航、各种卫星和航天器，还是太空行走，都在这一遥远而神秘的区域内活动。作为从地球观望宇宙的窗口，极光是观测太空天气的晴雨表。通过极光的观测、研究与掌握，人类可以知道太空处于什么状态，对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各国在极地纷纷圈地建站，形成了极地科考的国际潮流。中国的极光研究起步虽晚，但凭着杨惠根和同事的才智与勤奋，已将中国极地科学推进到世界前沿。
在考察队中，极光观测员的生活最辛苦，他们的工作性质是“颠倒黑白”：每天，太阳落下，他开始工作；太阳出来，他才能睡觉。白天还要帮厨，打扫卫生，消防演习的笛声一叫，就要抱起消防栓朝外跑……由于南极的太阳停留很短，杨惠根顶多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经常一熬就到天亮。夏季温度可以到18摄氏度，冬季在零下40多摄氏度。夏天，太阳在头顶上转，白天睡觉也要拉窗帘。
清晨，他疲倦地伸着懒腰走出屋外，眺望北方天空的绚烂朝霞，在浓艳的蓝天红云底下，是一片纯净透明的冰海世界。晶莹透明的淡蓝色冰山，还有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使人神志恍惚地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的仙国里。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无国界的疆土，最后一个尚未被人类破坏的自然之地。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如同一只鹦鹉螺。在那里可以见到笨拙可爱的企鹅和悠然自得的海豹，可以呼吸最纯净的空气，可以欣赏最唯美的自然。
在南极，人类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大自然的美是无法描述，无法再现，无法解释，无法掌控，在自然面前，杨惠根只能发呆，只能惊叹。那里的冬季干净，宁静，有一种冻结的、不再流动、不会消失的美。工作之余，杨惠根喜欢健身打球，野游摄影，他还常跟日本朋友一起在冰窟窿里钓鱼，挖雪洞烧火锅，或到较高的冰丘上滑雪。天然滑雪场没有缆车，他们滑下来，爬上去，居然能在零下40摄氏度的野外出一身汗。
天好时，队员们开着雪地车到远处考察，钓鱼，聊天，打麻将，将夜晚的梦，藏在雪地车的睡袋中。在南极，队员们的集体意识非常强，远离社会的孤独，将每个人的命运紧系在一起。
有一次，杨惠根又跟几名同伴开着雪地车，一起到昭和站附近的一座小岛上野游。池塘中夏季融化了的雪水已重新冻结，在阳光下平静如镜。他掷了一块冰在池塘冰面上，它轻盈跳跃，在万籁寂静中发出金属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平的冰面，扔一块冰可以跑得很远很远。”他再一次惊诧于自然之美，他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并不属于人类，或者说，我是一个偶然落足到地球上的星外客。”
美，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自然界有它
温和的一面，也有它施虐的一面。暴风雪来时，南极变成了地狱，暴风雪的速度可达每秒40米以上!南极很冷，雪不是雪花，是一颗颗碎硬的玻璃碴，不要说风景了，就连自己的鞋都难看到。1993年3月的一天，杨惠根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雪地惊魂。
那天，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清晨，杨惠根结束了观测工作，准备离开“极光观测栋”回“生活栋”休息。两栋建筑的距离不到百米，中间隔了“地球物理栋”、“生物栋”和“发电栋”三座建筑，在栋与栋之间有一根防止队员在暴风雪中迷路的“救命绳”。杨惠根摸着绳索走到“地球物理栋”，再往前走，发现连接前面的绳索已被积雪埋住，只好松开绳，顶着漫天风雪朝前走。雪太大，视线达不到1米，他只能凭着感觉走。雪下得天旋地转，杨惠根绕过“生物栋”时，已经迷失了方向，至少偏离了目的地30米!他幸好偏向驻地内侧，摸到一个可作为“陆地标志”的蓄水池，假如他当时朝外偏，肯定将朝海边迷路，一旦走失，就是死路一条。
杨惠根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后怕：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越是迷路，越会惊恐，越会乱跑，而且越跑越远，最终失去任何可以借以辨识方向的标志。60年代初，同样在昭和站，一位名叫福岛绅的日本考察队队员在暴风雪里走失……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宿舍，杨惠根望着窗外的飞雪，吓出一身冷汗。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又给妻子写了一封永远不会发出的信：
“……我现在才明白，在南极送命并非完全不可能，也理解了福岛绅君为何能在暴风雪中消失。他的尸体六年后才被人发现，在距离昭和站5公里的冰岛上。让我感到胆寒的是，他跟我一样搞极光观测，而且跟我一样是从观测栋回住所的百米途中走失的。越冬交代仪式后，我们祭了他，看着他孤零零的坟墓，真感心酸。日本人每年都会在他的坟前敬一包烟、一块糕或一些水果，集体默默为他烧一些香，祝愿他安息。我不知道福岛绅君怎么想，但有一点他是幸福的：他死了，但他永远年轻，永远是博士研究生。
“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了南极的严酷之后，会加倍小心的。我不愿就此成为这冰天雪地的孤魂野鬼，我更不愿就此永远离开你……”
9
杨惠根在南极生活了半年多后，终于盼来了6月22日仲冬节。那一天，太阳到达最远的北边。仲冬节前是越冬队员最难过的日子，晚霞与朝霞相连，太阳一天比一天低，黑夜一天比一天长，带去的蔬菜开始腐烂。仲冬节是黑夜最漫长的一天，那天之后，太阳会慢慢回来。
日本人爱闹，考察队决定狂欢三天，迎接太阳的回归。队员们精心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货币游戏”。离开文明世界半年了，大家已陌生了花钱的感觉。这天队里规定：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要重新定义并货币化，无论吃饭喝酒，还是洗澡理发。有人卖些自己的东西，有人凭着拍照、洗相“赚”朋友的钱，有人将自己不爱干的活儿雇给别人干，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只能扫地“赚”辛苦钱……总之，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个队员都必须找一个赚钱的方式，否则这三天将会挨饿。
一切都要货币化，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卖，队员们绞尽脑汁，重温久违了的现代人生活。当然，所谓的“钱币”是自己画的，钞上印引着佐藤队长的头像，并且写着“南极银行券”的字样。看来，在货币已跟现代人不可分割，大家在用不着钱的情况下，还很怀念使用钱的感觉，简直是“围城”的南极版。
几个队员别出心裁，在屋外挖了一个大冰坑，铺上塑料布，灌满热水，并用加热器为澡水加温，堂而皇之地冠名为“南极澡堂”。就这样，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的极夜里，男人们泡在里面，呷着啤酒，仰望天际变幻着的极光。温度很低，头发上的水都冻成了冰柱，但队员们仍兴奋乐此不疲。嬉笑，畅饮，拍写真，裸跑……发明者自然喜笑颜开，大赚钞票。
那几天，杨惠根夜里坚持观测极光，白天要跟队友们狂欢，既快乐又疲惫。他还开了一间样子正规的酒吧，堂堂科学家，客串了一把酒吧老板，并做些拿手小菜。跟开澡堂的家伙比，他赚的钱虽然有限，但至少保证了一日三餐。由于连夜观测和天亮后狂欢，杨惠根疲惫到了极点，站在那里，就能够听到心脏咚咚的跳动，心脏如同一个烧掉的马达。
队员们还自排自演了许多搞笑节目，日语水平突飞猛涨的杨惠根，跟一个要好的队员一起用日语讲了一个日本相声。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世界，快乐是粗狂的，也是寂寞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极，杨惠根还破天荒地当过一天记者。
日本考察队完成越冬交替的第一天起，就编印了一份自己的《南风晨报》，一年365日每天不断，成了队友们喜欢的生活内容。每期内容都由一位队员负责编写，虽然只有一页纸，但用的是密密麻麻的5号字。轮到杨惠根那天，他一早就开始到各支队采访，然后用日文撰写，附有当日的天气预报、菜单、照片和小说连载。所谓小说，是每个队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编下去的，人物的命运，是每晚餐桌上的必谈话题……编辑，排版，印刷，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若没有这份自己的小报，40个人生活在40个房间中，各自发生的事彼此不知。
经过17个月的艰苦磨炼，杨惠根于1994年3月底圆满归国，刚到上海，就立即马不停蹄地投人中山站极光观测系统的筹建工作，并负责与日本的合作项目。在他主持下，中国考察队在南极中山站建了一座百十来平方米的极光观测点，位置也是他亲自选的。但他真正随中国考察队前往南极，则是十年以后的事。
2005年11月，已经担任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惠根以副领队兼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圆梦，负责30多个科考项目组织实施。杨惠根的生日是9月22日，第一次去南极是跟中国第9次南极考察队，第二次去南极，则是中国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这或许是巧合，或许真是命运的安排……杨惠根兴奋地站在破冰船的甲板，看着船头劈开的浪花里，阳光折射出一道梦幻的彩虹。
早年进行南极考察的英国探险家史考特说过：“灾难的根源不在于探险队组织不完善，而在于一直跟随着我们的危险。”在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途中，杨惠根他再遇风险。
大年三十，“雪龙号”破冰船遇到强大的气旋，由冰山阻隔，不能靠岸；想在海底山脉的山顶锚泊，但由于气旋过大而无法实现；当时由于气候条件，要顶风开到开阔的海面漂泊，怕船舶摇晃厉害大家遭罪……最后，他们决定将“雪龙号”插进艾默里冰架外沿的浮冰中，保持破冰船的稳定。在风暴肆虐的大年夜，队员们在舱内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狂欢夜。
大年初一早上9点，“雪龙号”要从原道退出，但是朝后一望：破冰船昨晚开出的那条通路，已被浮在海面的两座冰山卡住了，缝隙间也塞满了碎冰。雪龙船像长被绑缚的大力士，一动不动，没有了退路。“雪龙号”只好开足马力用船尾拼命撞击，冰面发出“咯吱咯吱”
刺耳的声响，破冰船每退出一米，队员们心里都会激动地呼叫一声。就这样，撞一下退一下，1米，5米，10米，20米……5个小时过去，至少烧了十几吨油!2万吨的破冰船终于在原地破出一个大圆洞，至少不会被封冻在海面上。
大年初二，肆虐的气旋终于过去，海面重又恢复了平静。令人惊异的是：昨天堵在船道上的冰山漂走了，塞挤的浮冰也纷纷散开，昨日无论怎么撞都纹丝不动的冰面，居然出现了一道道松散的缝隙……杨惠根和队友们长嘘了一口，昨天的噩梦，原是一场虚惊。
在千变万化的自然面前，即使科学家也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尽管人类开着一艘17000多马力的庞然大物在大洋里行驶，但在自然面前，他的力量竟如此微小。昨天惧怕死亡的挣扎，其实是本来不必要的紧张，好像上帝与人开了一个玩笑。
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一只手与一只蚂蚁。杨惠根从事极地研究多年，认为科学家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研究自然，目的不该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了解她，并与它言和，与它和谐相处。”
10
杨惠根的极地梦，也从南极漂到北极。
2003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十五极地科学考察能力建设总体方案”，中国首次决定在北极建立永久性的科学考察站，杨惠根一连三次赴北极，实地选点、考察和试运行，黄河站终于在2004年7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并且通过网上征集，最终命名为“黄河站”。为该站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惠根，先后被任命为北极黄河站的首任站长和首席科学家。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关注、奖励和荣誉。但是，杨惠根的心平静似水，极地的宁静，已经透注到他心里。
杨惠根生活的每个时期都拥有一个梦，一个具体的梦，一个比现实高一点点的梦。不断闪烁眼前的梦，牵着他从一个空间穿越另一个空间，使他成为一个暗藏激情的逐梦者。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异邦，从闹市到极地，从地球到宇宙。这一系列的穿越，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穿越，更是心理空间的穿越，使他在不惑之年，逐步完成了“个体人—社会人—科学人—自然人”的复杂蜕变。
极光，大地磁场与太阳风交汇而绽放出的瑰丽奇迹。当人们都迷醉于这仿佛出白天堂的焰火，又遗憾于这华美的光芒很快又会归于寂灭；而杨惠根却被隐藏在极光里的秘密所鼓舞。地球的磁力线终会回归，但他知道，唯有发自极点的一束，通向浩瀚无际的宇宙深处。童年，他像所有孩子一样，以为彩虹连接天堂；到了极地，他才领悟，只有那束永不回归的磁线，才是从地球导向未来太空的天路。从炫目的极光中，真正找到这条神秘莫测的隐线，才是杨惠根最向往抵达的科学梦想。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