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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越来越陡。光秃秃的陡坡，寸草不生。空气越来越稀薄，憋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要飞扬起来。眼前是一片银白，灰白，花白。天地之间，激荡着寒彻骨髓的雪山气息，满世界晃动着的，全是刺目的白雪。这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4000多公尺的夹金山。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60年后，老红军女战士邓六金在回忆文章《铁流劲旅中的巾帼们》中写道：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有30名女战士参加的干部修养连，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这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队伍，是钢铁方阵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这30名女战士中，有一名叫吴仲廉的女战士，与别人不同的是，她是一位缠足的女子。旧时有一种专门摧残女人的陋习，就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紧紧扎裹，使其筋骨畸形，变得又小又尖，走起路来，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样。真是难以想象，一个缠过足的女人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她要比常人付出多少倍的痛苦和坚毅。
       长征途中，有四个女战士怀孕，生下孩子后，为了不掉队，都忍痛把孩子送给了乡亲。那是一种怎样的生离死别啊！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血肉，就这样活生生地与自己永远分离，哪一个做母亲的，心中不在滴血！
       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天上有飞机跟踪轰炸，地上有荷枪实弹的队伍围追堵截。1935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1935年1月，在阴雨连绵的春天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一边拄着拐杖行走，一边不停地咳血。最惊险的是在过草地时，她骑的马受惊，她被颠翻下来，陷进了沼泽，幸亏抢救及时，她才逃过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
       但是，这一切艰难险阻、流血牺牲都不在红军女战士们的话下，她们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她们跟着队伍，跟着那面镌刻着斧头镰刀的旗帜，不停地走。走。
       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和伟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作为个体的生命，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同样是作为女人，生长在和平的年代里，我常常凝望着战火硝烟中她们远去的背影，我常常思索着她们这非凡的一切的动力。这种神奇的、不竭的动力，使她们敢上刀山，敢下火海。她们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情绪，就像永恒燃烧的太阳，照亮了雪山草地，照亮了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
       有这样一个细节长久地感动着我。长征途中，由于女战士们长期无法洗头，蓬头垢面，以至于头上长满了虱子。女人的天性都是爱美的，但是，为了减少麻烦，她们不得不全部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小战士会偷偷将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她们。
       这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动人画面：在无边的黑夜里，在深不可测的死亡的悬崖边，在枪林弹雨的缝隙，在燃烧的篝火旁，一群衣衫褴褛的女战士们在嬉戏追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她们苍白失血的脸庞。那盛开的青春的笑容，不就是灿烂的阳光吗?
       信念是生命的阳光。一个人活在世上，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信念的阳光在照耀着，所有的绝境就都是新的起点，所有的风雨都会是彩虹的前奏。
       战地黄花
       记忆深处，有这样一幅油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角，摆放着一把被阳光镀亮的冲锋号，一只绣着红五星的黄挎包，一个被子弹击穿的旧水壶。而在这些物品的旁边，是一丛盛开的小小的、金黄色的菊花。
       被炮火硝烟熏过、被气浪冲击过、被掀起的尘土掩埋过的黄色花瓣，依然鲜亮夺目，仿佛绽放出幽幽清香来，花蕊中曾经晃动过的透明的露珠，早已被炮火震落了吧。这圆脸般美丽的花朵，在向战场、向世界展示着纯洁而灿烂的微笑。
       这是许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画。这幅不见人物的画，竟然长久地占据我的心灵。每当秋风起、秋霜降的时节，这幅画就会从记忆的深水中浮上来，让我时不时地想起她们，想起那些像美丽的流星倏然划过天际的女兵们，想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那些姐妹们，想起回荡在祁连山上那冗长而久远的回声。
       画面是简洁的，宁静的，这战争间隙中的宁静，令人惊心动魄。故事是悲壮的，惨烈的，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浸透了女人鲜血的战争让人不忍回顾。
       1935年底，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24岁的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次年3月，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40多天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5000人。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的危急关头，王泉嫒主动请缨，带领1300名姐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是一页悲壮的历史，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部队进入梨园口阵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凤凰卫视》中看到主持人采访王泉媛的镜头。年近九旬的她，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伸出指头在细数着战斗的次数。她的语调平静而和缓，满是皱纹的脸上，浮动着浅浅的微笑。
       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全军覆灭，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惨遭蹂躏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嫒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入死，血洒沙场，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嫒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来证明自己的傲
       骨与高贵；要开出灿烂的秋色，来证明自己美丽而凄凉的存在。
       凛冽的霜风吹拂着，菊花还在灿烂地盘开着。冲锋号、挎包、水壶还摆在战场的角落，她们却走远了，簇拥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山去了，走进遥远的历史中去了，晴朗辽阔的霜天里，传来了她们隐隐约约的歌声。
       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背影里，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非凡的坚强，从她们英姿飒爽的戎装中，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灵魂的无比壮美。
       她们走远了。只有扑鼻的香气，还在阵阵飘
       心中有梦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
       为了走完这充满艰辛、令人荡气回肠的长征，她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
       她叫谢小梅，福建龙岩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她是其中的30位女红军之一，再过两个月，她就满21岁了。
       别看她年龄不大，她却有6年的革命经历了。17岁那年，她在厦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结婚。
       罗明，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主角。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到当时党内极“左”势力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遵义会议后，罗明被重新启用，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该部的秘书是“红小鬼”胡耀邦。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受了轻伤，罗明身负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当时就昏迷不醒。
       从江西到贵州，分别将近半年，谢小梅没想到会在干部修养连和躺在担架上满身是血的丈夫重逢。
       伤势还没全好，四渡赤水后，陈云代表中央要求罗明夫妇留在贵州，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组织决定，他们只能无条件服从。但没想到的是，这一留，他们就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从此，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成为这两个革命者后半生奋斗的目标。
       红军走后，两个操陌生口音的外地人根本无法生存。离开队伍才两天，他们就被捕了。他们被叛徒出卖，组织给的活动经费也被席卷一空。在贵阳，两人曾两次被捕，惨遭严刑拷打，因坚贞不屈，始终自称是做生意被骗的商人，才又两次侥幸脱险。出狱后，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谢小梅靠给别人家做女佣，每天混两餐饭，而罗明则成了一名扫马路的清道夫。
       远离了组织，远离了革命，就像在暗夜里行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十分艰难，走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心中有梦，他们心中始终有着一颗红星在闪耀。
       在贵阳无法安身之后，两人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南下广西，经广东、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党组织。
       然而，不幸的是，一到上海，他们就被罗明的堂弟——一个鸦片烟鬼出卖。两人再次入狱，被押送到南京监狱。在狱中，罗明患了重病，被同乡保释出狱后，靠着谢小梅糊信封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两人艰难地生活下来。罗明病好后，他们回到了罗明的家乡广东大埔。
       由于坐牢、逃亡等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与党组织联系上。在大埔，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他们欣喜万分。然而，时过境迁，因无法证明两人离开红军后的经历，当地党组织不接纳他们回到党内，只同意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无异于一盆冰水。
       满腹的委屈、辛酸和悲伤一起袭来，谢小梅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擦干眼泪，她和丈夫没有气馁。两人分别改名，一边以教书谋生，一边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局势恶化，中共南方局遭到破坏，在家乡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两人经组织同意，离开大埔前往新加坡，仍以教书谋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希望和梦想，他们回到了祖国。建国后，谢小梅随丈夫调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当过图书管理员，当过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的工会干部。1973年退休时，她的行政级别是21级，月工资是45元5角。
       在默默无闻、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她一天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梦想。就像鱼儿没有水不能存活，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人生不能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心灵就会干枯荒芜；没有梦想，人活着就会没有希望。
       在和平年代的夜里，常常有雄浑的军号和铁马冰河闯入她的梦乡。她不断地写信，向当年的领导、战友，向各级党组织申诉，绝大多数信件都像冬天飘落的树叶，化做了春泥。笔写秃了，沾着泪水的墨写干了，青丝变成了白发，岁月陈旧了颜色。直到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才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拿到那盖着鲜红大印的通知书，她激动得泣不成声。是梦?非梦?她几乎难以自持。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洗礼，她又获得了重生，她又重新站在了镰刀斧头的旗帜下，重新回到了队伍里。
       她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一切的苦难、折磨、伤痛和迷惘，都不会使梦想褪色，而只会使她像北斗星一样更加闪亮。夜愈黑，星愈亮。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之后，这个梦想会变得更清晰、真实、完整，实现这个梦想的意志也就更加坚定，走向这个梦想的步伐也就更加踏实有力。
       从在贵州离开长征的队伍算起，谢小梅个人的长征，又走了整整46年。
       这一年，她已经68岁。
       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