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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沉香缭绕众生相
作者:止 庵

《十月》 2006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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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关于张爱玲的话似乎也太多了——正因为如此,多写一篇也无妨;假如的确有的可说的话。张爱玲的小说布局精巧,构思谨严,任你如何推敲,总归滴水不漏。而她驾驭语言真是得心应手,繁则极尽秾艳,简则极尽洗练,一律应付自如。张爱玲一并展示了中国小说和中文最美的收获,与一般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者,殊不可同日而语。论家每以题材渺小或狭隘为由,轻言她不够伟大,实为皮毛之见。无拘什么题材,全都有待开掘;伟大不在表面,在于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揭示,而张爱玲把人性的善与恶都刻画到了极致。以此而论,还得服膺胡兰成从前所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至于或嫌她未曾展现理想,塑造英雄,岂不知伟大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张爱玲非但没有受到时代局限,反而超越了所处时代——她无非不骗自己,也不骗别人罢了。
       张爱玲的《传奇》扉页上印了这样的话:“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现在不妨从中挑几位讲讲,有如再次“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在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背后,浮现出的是作家张爱玲完整的面貌。
       聂传庆、言丹朱、他的母亲和她的父亲
       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和接下来要谈的《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也许还有《倾城之恋》的一部分,都属于“心理分析小说”——附带说一句,这也是继鲁迅《阿Q正传》以后,中国小说在这方面的真正收获。这路小说的核心是心理先于现实。一切都起始于头脑之中,人物为一个或简单,或复杂,或起初简单而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念头所驱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左右奔突,寻求出路;外部世界不过先是为此提供必要条件,而后转化成为阻遏,以及进一步所施加的压力。其中又以《茉莉香片》里的传庆为甚,外部行为只是心理活动的最后也是最无奈的一步;他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小说结尾处对言丹朱大打出手。然而他实在逼不得已,环境——外在的,心理的,前者经后者而被放大——对他压迫得太厉害。除此之外,小说里几乎没有别的事件发生。
       小说形容传庆的思维方式,说是:“吃了一个‘如果’,再剥一个‘如果’……”最为深刻不过。现实没有出路,他为自己硬想出一条路来。父亲,后母,整个家庭,学校,言子夜,还有自己,都是他无可抵御的压迫;最终却择定全然无辜的丹朱,作为唯一突破的缺口:“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公共汽车上丹朱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本来再寻常不过;可是这就种下恶果,几乎丢了性命。似乎全不搭界的事情,在传庆却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有他的逻辑,他按此去想,去做。难得的是张爱玲写得如此周全,简直丝丝入扣。这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传庆的想法、做法,正是“拉斯柯尼科夫式的”。这一心理过程,不妨称为疯狂;其实张爱玲笔下许多人物亦然,不过方向、程度不同罢了。
       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传庆的想法还是行为——都是徒劳。小说结尾说:“他跑不了。”那么就又回到起点,传庆命定是“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的那只鸟。不过事已至此,他又如何面对,如何承受。张爱玲依照传庆的思维方式,一直推到极致之处,有如悬崖绝壁;把他留在那儿,就撒手不管了。小说戛然而止,真正令人绝望的却在其后。
       这小说中,别的人物都是传庆的对象。他揣想他们;他们自己如何想法,全无所谓。他认定他们怎样,便是怎样。对于他的狭小世界来说,别人都是四周那坚硬无比而且愈加迫近的高大墙壁。言丹朱也是这样。按照传庆的想法,“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但她像别人一样浑然无知;而且试图进入他的世界,向他援之以手。我们由此看出她的可爱;传庆则认为可恨,该死。他因此选择她做自己反抗整个世界的对象。“丹朱是一个善女人,但是她终是一个女人。”作为前者,她接近他;作为后者,她不懂得及时脱身。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说:“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所指正是丹朱。童话里的丹朱,对于现实来说多此一举;而在传庆的“童话”里,她成了妖魔鬼怪。“他知道她没有死。知道又怎样?有这胆量再回去,结果了她?”小说写到此处,真是杀气腾腾。然而,“在这一刹那间,他与她心灵相通”;丹朱濒死之际,有如他的一生。在传庆的逻辑里,张爱玲比他走得还远;传庆却胆怯了,他只能自作自受。
       丹朱纯洁得简直没有一丝缺点;离开传庆的逻辑,她的际遇也就毫无道理可言——完全是《明天》里单四嫂子式的无辜,而张爱玲正有鲁迅那种残酷之美。可是传庆既然疯狂,丹朱就得作疯狂的牺牲。她最后给我们的印象,是“恍惚可以听见她咻咻的艰难的呼吸声”;其实丹朱可爱之处,正在于她的无辜。不知道以后她可明白,怎会落到这般下场?小说结尾处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她好像完全退到传庆的对象位置上去了,就像整个世界一样。
       自流苏和范柳原
       《倾城之恋》一开始写徐太太晚上来访,“洋台后面的堂屋里,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们,这时都有些惶惶然。”“六小姐”就是白流苏。混在人群里面,原本浑浑噩噩,却也无须单独面对什么。前夫死讯传来,她突然被推了出去,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得想想自己剩下什么条件,能够应付这一切。“还好,她还不怎么老。”流苏的过人之处,是该明白时能明白。“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吗?早哩!”她后来这么想;可是原先她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曾亲口说:“我这一辈子早完了。”反正自此之后,一切不同以往。“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无异宣布开始一场“流苏之战”或“婚姻之战”。正如徐太太所说:“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那么目的就很明确:流苏要让一切落到实处。“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且先踏踏实实从这第一步做起。
       小说中引发危机的是徐大太,带来转机也是她。“转机”就是把别人的机会转到自己这里,流苏做的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她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止“还不怎么老”——其实那也就是成熟,范柳原取她而舍宝络,与此当不无关系;她还会跳舞,白家别人没有这副交际手段。这是她那失败了的婚姻尚且留下的遗产之一,此外就是“还不怎么老”的自己,以及她足够的生存智能。流苏“也是喜欢赌的”;能派用场的,这回都押上了,似乎有希望赢得一个小小的天下——流苏所要求的,对这世界来说不多,对她来说却也不少。
       流苏遇见的是柳原;幸与不幸,都在这里。柳原单身,阔绰,有眼光,有品位;流苏要的他都能
       给,他却只给他肯给的。“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柳原爱玩的是“上等的调情——顶文雅的一种”,为此可以不计成本;金钱,时间,精力,他有的是。然而这绝非流苏的目的所在,她不能降格以求,“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你也顽固,我也顽固,”他人眼里,二人似乎在没完没了调情;其实他们是守住自己的立场,“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
       流苏花的是柳原的钱;她也可以拼着精力,但拼不起时间:“她可禁不起老!”不能落实,她怕一概落空。流苏绝非等闲之辈,可是她去香港,回上海,再去香港,哪一步都谈不上主动。这里看出她有她的限度——当然换一个人更是这样。掌握主动权的始终是柳原。待到流苏终于成了情妇角色,心想:“……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张爱玲差不多已经讲完了一个不甘沉沦的女人——正对应着那句话:“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无可奈何地走向失败的故事。“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吗?”流苏几乎就要踏上《传奇》中其他人物的路了。
       范柳原说过:“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流苏淋漓尽致地向他展示了自己“最最厉害的女人”的一面,亏得他真喜欢她,也真喜欢玩,能够受得了。可待到流苏再回香港,好事做成,她也就剩下“无用的女人”的一面了。柳原说流苏“特长是低头”;“低头”于“最最厉害的女人”或为手段,于“无用的女人”则是实情。然而“柳原是一个没长性的人”,“上等的调情”结束了,他也该走了——也许下一场戏在等着他。
       也许此前柳原不该无端发些议论:“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真是一语成谶。以为“这一天”遥不可及,谁知就落在柳原行将离开流苏之际。“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别人的事不管,流苏确实如此。“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其实流苏早已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现在与从前倒也相差无几;关键是连柳原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柳原“终身躲在浪荡油滑的空壳里”(《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可“空壳”忽然打破,他“躲”不住了。对于柳原来说,这是一个有关自由的限定性的故事:人太随心所欲了,也就不能落到实处;而柳原不能落到实处,流苏也不能落到实处。
       当然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这是张爱玲写过的最结实的话。这样的意思,从前柳原想不到,因为他太得意;流苏即便想到了,也没用处。流苏的好处,在于此时此刻能够呼应或契合柳原——所谓“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故事结尾处说:“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张爱玲说:“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可是取得成功,并非真正依靠这些。“流苏的失意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如同苏青所说:‘可怜的女人呀!’”(《罗兰观感》)她不过是“可怜的女人”中的一个幸运者而已。“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然而谁敢把她奉为楷模?“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自己的文章》)但是流苏不管这些。“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仿佛接着走上曾经被战争所阻断的旅途;流苏也不管这些,他给她留下她想要的一切就行了。
       曹七巧和她的女儿
       《金锁记》里,七巧未及登场,谁都不说她一句好话;此后她也始终不打算给人留下任何好印象。张爱玲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自己的文章》)“彻底”亦即“彻底破坏”——破坏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然而在七巧成为二奶奶后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拥有自己的财产之前——她的破坏尚且缺乏方向,不能算是“彻底”;小说讲她“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人缘这样坏”,无非随便找个由头出口怨气罢了。
       这一阶段,主要还是七巧被破坏或被造就的阶段。她不住诉说自己的苦,可是姜家上下好像没人要听;他们接纳她,容忍她,就是要她受这苦的。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对此她心里明白,只是感官忍受不了——忍受不了,也得忍受。她确实“满腔幽恨”。当她提到自己的丈夫:“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那一刻她才在我们眼前坐实了。以后许多人,包括七巧在内,都要为她受过的感官之苦付出代价;七巧还是从前那颗心,感官却已死了。她这才变得“彻底”了。
       “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这是后话;七巧愈来愈成为“一个疯子”,她的“审慎与机智”却一贯如此。她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她也知道付出这些代价,是要换来什么。分家“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却归结为“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然而这是七巧的感受,她当然不满足了。的确少分得几件首饰,但就此打消了觊觎她田产的“主意”,难道不算丢卒保车?七巧岂是寻常“孤儿寡母”,由人“欺负”?
       “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七巧得到了她应该得到的,她要保住它不被夺去;她的第二阶段由此开始。终于有了破坏对象:破坏那企图破坏她的——也就是说,算计她的。不幸这人是姜季泽。“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破坏他,也就成了破坏自己;七巧把两个人的希望——虽然那是多么不同的希望——一下子都断送了。“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归根究底,她不能为了假的希望,付出真的代价。从此“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她关上了通往世界的门;接下来该收拾关在门里边的了。那是她的儿女。难道她一生的代价——包括这回付出的代价——不也是为了他们?
       在这最后阶段,她的举止,只有“疯狂”二字可以形容。对儿子长白,七巧毁灭他领进门来的人——他的媳妇和妾;对女儿长安,七巧阻止她走出门去。“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牺牲的是这些人,七巧厮杀的对象却是一个幻影;所以最终她也不无失落之感,然而她没有选择余地。“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现实之中,七巧没有选择余地;现实之外——对她来说,那是偶尔浮现的记忆断片——倒也不无可能造就另外一个七巧:曾经有过喜欢她的人,“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不过这更加遥不可及,甚至不足以抚慰七巧自己。从前她嫂子说:“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时过境迁,就更找不回原来那个七巧了。对她来说,表现的“彻底”也许超过了内在的“彻底”,然而最终二者已经不可区分。只有站在人世之上,才能同情她,原宥她。这大概也是“彻底”的代价罢。
       七巧的“彻底”止于她的死;她不过是疯子,是人世间的鬼,如此而已。“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小说收束于有关长安的一个谣言,似乎郁积多年,终于对七巧有所报复——当然是在她死了之后。
       相亲之日,姜长安变了样儿,心境也有些不同;她终于得到机会,好像也能像正常人那样活一次了。她居然遇上童世舫——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有几分像战乱之后的范柳原,但比他老实得多;也是活得累了,“有个人在身边,他也就满足了。”把长安的缺点都看成了优点。张爱玲笔下,难得给一个人物像长安这么多机会,这么多同情;然而最后又剥夺得这么干净彻底。
       长安并非资质多好的女人,甚至不是可爱的女人;已经被母亲调理坏了,“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可是她对人生也有一点小小的、几乎微不足道的希冀,一点近乎本能的企求。七巧回想往事:“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唯有那一刻她与女儿心灵相通。然而这对七巧太遥远了,几乎全无可能;长安却是交臂失之,我们能不替她惋惜?这可怜巴巴的女人,甚至为此努力要把自己变得好些,和她的爱人多少相配些,——假若他们真能如愿成亲,世舫恐怕也不会大过失望罢?张爱玲塑造长安时,心最软;但又最硬,最狠。
       七巧活到人生尽头,回首拾拣一点记忆;长安则想把一点记忆,维持到人生尽头。不能活得实在,活成虚幻也好;虚幻也比一片空白要强。所以她总是抢在母亲前面,自己断送自己:“这是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先是退学,后是退婚,长安被七巧追赶着,一步步退到“没有光的所在”。然而七巧断送得了她,断送不了她已经过去的梦;长安躲在自己的记忆里,那是七巧唯一不能侵犯之处。长安是懂得珍惜的;只是所得太少,恐怕不够漫长一生受用:“……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
       而在另一个人心里,长安已经被七巧的“审慎与机智”彻底埋葬了。“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世舫忘了她还好;如果记住,一准“往事不堪回首”。而他呢,谁知道跌这一跤,能否再爬起来?又一个不明就里、企图进入“疯狂的世界”的人——世舫比长安还要可怜。
       佟振保和他的红、白玫瑰
       对《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来说,这两个女人有个前身玫瑰。玫瑰天真,单纯,无遮无拦,“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她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振保也因此爱她,拒绝她,为拒绝她懊悔终生。“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振保想的也许不错。他娶了玫瑰,未必幸福;不娶玫瑰,注定不幸。
       玫瑰的确是振保的“不要紧的女人”,二人的关系早已了断。玫瑰爱他,多半因为年轻,不懂事,为爱而爱——她因“知道已经失去他”而产生的“绝望的执拗”,未必能保持多久;从此不知去向的她,未必还记得这个男人。然而振保忘不了她——因为她,更因为他那样对她:“因为这初恋,所以他把以后的两个女人都比作玫瑰。”“想到玫瑰,就想到那天晚上,在野地的汽车里,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他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
       《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的是“振保的生命里”的连环套:玫瑰下接王娇蕊和孟烟鹂,上承另一位“不要紧的女人”——“巴黎的一个妓女”。振保和妓女“在一起的三十分钟”,始终只写她如何如何,一笔不关他做过什么,暗示着一方主动,一方被动。“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在振保眼里,妓女代表了他所面对的整个世界;他感到极大威胁,不能接受世界与自己是这样一种关系。“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与玫瑰一样,妓女也不知所终;然而振保的内心深处,同样忘不了她——因为她那样对他。
       妓女朝相反方向塑造了一个振保。“现在他是他的世界里的主人。”他要一切保持主动——包括主动拒绝在内。可以说那个妓女怎样对待振保,振保就怎样对待玫瑰;以后娇蕊像玫瑰那样对待振保,而振保像对待玫瑰那样对待娇蕊。
       振保“才同玫瑰永诀了,她又借尸还魂,而且做了人家的妻”。他失去玫瑰,命运安排娇蕊来补偿。好比时光倒流,又回到汽车里“振保心里也乱了主意”那一刻。“而且这女人比玫瑰更有程度了”,娇蕊是更从容、更充分的玫瑰——小说给了她更多的篇幅,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振保最终也就可以像拒绝玫瑰那样拒绝她。
       “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娇蕊的头脑是玫瑰的头脑,娇蕊的美是成熟之后的玫瑰的美。两个人本来一样,但振保不这么看。娇蕊像玫瑰似的深深爱他,也像玫瑰似的绝不适合做他妻子——“这样的女人是个拖累。”但是“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而“娇蕊与玫瑰不同,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可是,他不能不对自己负责。”两次悬崖勒马,对玫瑰是“坐怀不乱”,对娇蕊是“始乱终弃”——不过振保看来,与其说他“乱”娇蕊,不如说娇蕊“乱”他。他觉得她是坏女人,但又舍不得她,就像舍不得好女人玫瑰。
       “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她不知道自己怎会这样。张爱玲笔下别的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不是要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被变成什么样子;而娇蕊纯然是她自己,好像与这个世界了无干系。“像娇蕊呢,年纪虽轻,已经拥有许多东西,可是有了也不算数的,她仿佛有点糊里糊涂,像小孩一朵一朵去采上许多紫罗兰,扎成一把,然后随手一丢。”那些女人算计,或被算计,其间有太多掌握了的和掌握不了的规律,逻辑;对此娇蕊一无所知。那些女人都在黑暗里,只有娇蕊是光明的。她不像沁西亚是被想得光明,她活成一片光明;她和言丹朱都是赤子之心,但她无意多管闲事。娇蕊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安排一个她所爱的人。“她是十分自信的,以为只要她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别人总是绝无问题的。”
       然而“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她牺牲自己,振保却牺牲她。娇蕊不知道自己怎会这样,更不知道她所爱的人怎会这样。她的确“如同一
       个含冤的小孩”。在张爱玲笔下,光明与黑暗最终一概归于黑暗,娇蕊的下场并不比别的女人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张爱玲对待她们,几近于替天行道。
       当然娇蕊还得继续活下去。二人重逢,与初遇适成对比:“振保这才认得是娇蕊,比以前胖了,但也没有如当初担忧的,胖到痴肥的程度;很憔悴,还打扮着,涂着脂粉,耳上戴着金色的缅甸佛顶珠环,因为是中年的女人,那艳丽便显得是俗艳。”这样的她,振保还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的“红玫瑰”的记忆。
       娇蕊说:“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不是不解当年“吃苦”的缘由,便是无法摆脱“认真”的惯性。从前“她仿佛是个聪明直爽的人,虽然是为人妻了,精神上还是发育未完全的”;多年过去,娇蕊也许不再是“聪明直爽的人”,但“精神上还是发育未完全的”——爱使她这样,爱的挫折更加使她这样。然而娇蕊终于承认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像张爱玲笔下别的女人一样:“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娇蕊应付不了,也得应付。这是她的可爱之处,更是可怜之处——虽然比起那个仍在可怜地怀想着她的男人,总归要好一点儿。
       后来张爱玲说:“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水晶:《蝉——夜访张爱玲》)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振保自有他的道理——那是他的人生信条。
       当年振保拒绝了玫瑰,“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可见他身上活着两个振保:一个是本能的,自我的;一个是社会的,道德的——后者亦即结尾处“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的“好人”。一个振保反对另一个,把他拉过来,扯过去;结果无论哪个,他都做不踏实,做不彻底。二者任居其一,他也就没有烦恼,甚至还能自得其乐。
       “好人”当作如是理解:“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告别了巴黎的妓女,振保立志要当“好人”;以后遇见玫瑰与娇蕊,不过为此提供机会罢了。虽然她们正是他的所爱——“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拒绝玫瑰,抛弃娇蕊,分别展现了“好人”的两面——无论对人,还是对己,都把“不理想”调理得“理想化了”。作为一个“好人”,自此几近完整。接下来就是迎娶烟鹂——这回一个振保合该深受另一个振保的苦了。
       也许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是对巴黎那个妓女的报复。娶妻之后,“振保这时候开始宿娼”,始终为所欲为,甚至把玩的女人带到家门口——这当然是做给烟鹂看的,但难道不也是做给内心深处那个使他感受“最羞耻的经验”的妓女看的?现在振保对待她们,恰如当年她对待他。当然所报复的对象不止是她。“他对于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较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屈辱。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但是他自己并不肯这样想。”与玫瑰和娇蕊打交道,振保总是保持主动;失去她们之后,他反而变成被动的一方了。对振保来说,这与那个妓女带给他的屈辱一样。
       振保这么跟自己玩,间或也玩累了;这时他的感慨,便有几分深沉:“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这时的他,多少像战乱后的范柳原和归国后的童世舫,不过现在完全是自己破坏自己。与娇蕊重逢,也使他深受触动:“忽然,他的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振保忽然发觉,辛辛苦苦所得到的,无非是一副面具与无穷痛苦。娇蕊追求振保,振保追求“好人”,都是一厢情愿,都不值得。
       “看到孟烟鹂小姐的时候,振保向自己说:‘就是她罢。’”这是“好人”在下命令;然而烟鹂实在乏善可陈:凡庸,无聊,琐碎,苟且……也许后来一番描绘,更见她的真相:“浴室里点着灯,从那半开的门里望进去,淡黄色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当然历代的美女画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地,一半压在颌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
       然而烟鹂如此不堪,怎么算得上“白玫瑰”,与“红玫瑰”娇蕊相提并论?小说开头讲:“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继而断言:“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说的只是那个“好人”的他;另一个他,其实与“每一个男子”并无两样。而依照此处所说,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都经不住“久而久之”的考验。振保未娶娇蕊,所以前一半情况并不存在——当然他若真的娶了娇蕊,对她的爱也不可能长久,她就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了;所适用的是后一半情况——振保把烟鹂作为“白玫瑰”娶了,可是以后她成了他“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
       其间的演变过程,即如小说所写:“起初间或也觉得可爱,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是他自己的手心。后来她连这一点少女美也失去了。对于一切渐渐习惯了之后,她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烟鹂的“白玫瑰”时代转瞬即逝;此后的她,只能与振保在公共汽车上见着的娇蕊相比——那俗艳的中年女人,也不再是“红玫瑰”了。不过振保记得“红玫瑰”,却记不得“白玫瑰”。娇蕊已经离他而去;烟鹂活在身旁,给他的只有种种难堪的体验。小说对娇蕊的“红玫瑰”时代写得多,不“红”时写得少;对烟鹂的“白玫瑰”时代写得少,不“白”时写得多。
       也许烟鹂给别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就像开头说的:“他太太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也许别人看来,她还是振侏的“白玫瑰”——这就用得着“甘苦自知”那句话了。
       “他看看他的妻,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并是男人的永恒理想,但是“热烈的情妇”真切可感,“圣洁的妻”却无实在内容。所以我们无法指责烟鹂人格缺陷。而且她并不“永远如此”,乃至超出振保所能容忍的“空洞白净”的限度之外。于是就有她的“人笨事皆难”,她的便秘,乃至她与裁缝下作的奸情。这使振保再一次感到威胁,他在整个世界面前再一次丧失主动——这种威胁来自他一向蔑视的烟鹂,尤其让他不能忍受。他为她而放弃了一切,如果连点主动都不能保留,真是白白牺牲了。
       煞 尾
       小说这种写法,其中包含两个视点。其一是人间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正是一个人的看法。其二是在这个视点之上,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是把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前述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张爱玲就像写《明天》的鲁迅一样,正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人间视点出发,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承认人生的价值;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
       这样两种视点,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做代表。《论语》代表了人间视点,那里孔子总在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老子》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当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时,我们发现,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事实,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假如“天地不仁”,而是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作为“万物”或“刍狗”之一来说这件事情,他和“天地”是处在同一位置。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们写到单四嫂子、言丹朱、郑川嫦、姜长安、王娇蕊等人,才有这种态度。
       责任编辑 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