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次，午夜起来，我都会无意中被镜子里的男人吓一跳：野气的长发，彪悍的鬓角，棱角渐失的下颌，日渐粗糙的汗孔，还有那种疲惫却未失稚气的眼神……经常，我会怔怔地端详很久，仿佛是在端详另一个人，或者说，是怀着玩味和惊叹的心情审视一幅作品，一尊有血有肉的雕像。
你是谁?我在心里问他。我就是我。他无声地回答。
如果让我填写履历，我会体面地这样写：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九十年代初赴匈工作，翻译研究当代东欧文学，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匈牙利全国记者协会会员……这是我，又不是我。对我来说，只有这些年自己为自己写下的文字才是记录我成长的足印。
从我记事以来，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刊上。散文的标题我早就志了，可是开篇的第一句仍记忆犹新：“我喜欢看别人的眼睛，因为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我还喜欢看自己的眼睛，并希望能从中辨别出那些我崇尚之人的面孔……”从那时起，我就像一位雕塑家，精心捏制自己的作品。
我的成长，跟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刚上小学，我就蹲在学院胡同一号大院门口的上马石上看《红岩》、《水浒》、《桐柏英雄》。当时在三十五中读书兼做图书馆管理员的表姐王琼常把学校库存的禁书搬回家读，于是我也囫囵吞枣地读了一大堆诸如《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青年近卫军》、《红与黑》和《高老头》之类的洋书。另外，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王琼花了整整一年抄完了《牛虻》，我则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宇抄下了《安徒生童话》。每天睡觉前，表姐都会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书，当我听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居然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感情。
我真正意义的读书是从中学开始，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跟许多人相似，青春期的我也有一段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我所迷恋的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人：真纯的雪莱，放浪的拜伦和激情的叶赛宁，成了我理想性格中的“三位一体”，就连雪莱的唯情、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都给我留下贵族的印象。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我铭记至今：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可忧伤强做的笑颜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
回想起来，对我的个性形成影响至深的，还要数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中的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就是这句话，成为我生命中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的自觉反叛中形成的。
读书，是在人性中自由地穿行，对一个人心性、情感、承受力和理解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相信，今后生活的幸福与否，都将建立在自己爱的能力上。在书里，我可以饱尝爱的狂烈和冷落，找到情感的解脱与宣泄，发现生活的误区，透视到灵魂的原色。大卫·科波菲尔的正直与善良曾让我喜欢得发狂。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评判者；既是美好心灵的拥有者，也是诸多磨难的受难者，局限的个体生命在文字中得到无限的伸延。我贪婪地从书卷里、在朋友中寻找到各类我欣赏的品质，然后变为已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让人乍看上去眼晕的多棱体。其实我还是我，只是随着人们投来的目光不同而变换着颜色。
中学的我有一个幻想：一个人捧着调色板，站在枫叶嫣红的山巅描绘落日，手上身上沾着沁了晚霞的绚烂油彩，一只鹰鹫在头顶盘飞。大学的我有一个臆想：研究透人体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肉，有朝一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组装一条能够让自己在时空中延展的生命。读研的时候，我揣过一个奢想：想要理解每个人生存的道理，探究自己心灵中隐秘的险处。出国后的我则怀着一腔狂想：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
从医科大学出来，我不再对生理结构感到神秘；从音乐学院出来，我不再对心理结构感到恐慌；从冰天雪地的“二连海关”出来，我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欲、有灵魂的纤弱男孩，投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在匈牙利生活的十几年里，我做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中文家教、文学翻译、插图画家、剧社龙套、编辑、记者、编剧、演员、导游，甚至果农、蒜农、厨师和小时工，成了一个无宗无派的“生活艺术家”。我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流浪，我很喜欢这个诗意的字眼，带着地上的泥，牵着天际的云。对我来说，这种流浪与其说是时空的，不如说是心灵的。或许在周围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安分、不知足、不长大的家伙，但我自己清楚：拒绝大众性成长，就是我最纯然、最闲逸、最乐足、最真实的个性成长。
一九九一年离乡，我带着家人的牵挂，带着朋友的祝福，带着一盒银针、一包艾条和一本《梵高传》，带着音乐学院恩师张鸿懿塞给的四百美金，再有，就是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居然没有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既不知那里已有三万中国人在淘金，更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
经过一周的火车颠簸，我穿过外蒙的戈壁和西伯利亚无人区，终于来到这个中欧小国——匈牙利。跳下站台的刹那，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到了这儿之后我才知道：我来投奔的一位大学好友，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去了奥地利。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困在一座与南联盟接壤的南疆小城——塞格德，如同一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孩，被丢在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里。我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葛德月教授指导我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挫，在一家私人诊所工作的我，意外卷入了一场戏剧性冲突。几乎在同一天，我不仅失业失恋，而且失掉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我被州移民局认定是一个“非法行医、与黑社会勾结的不受欢迎的人”。当时匈中之间刚恢复签证，正是匈牙利社会排华最为严重的时期，许多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人用枪口顶着遣返回国。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自己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会到饿的滋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一只修长的手隔着玻璃敲在我木讷的脸上。我认出是皮特，一位身材瘦高、英俊敏感的小伙子，一个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听朋友说我已经几天没有出门了，不仅跑来看我，而且给我抱来一团深褐色的泥巴。皮特关切地劝慰我说：“你一个人闷了，就捏点儿什么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我的“即兴泥塑”大多被朋友们瓜分了，留下的十几个我带回了国，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爱和感恩。
出国后的前三年，我几乎没用母语说过话，偶尔给父母挂个长途，我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总要在电话机旁放上一只手表，压上一张宇条，字条上写着我准备说的话……即便这样，只要电话一通，我还会“我我我”地结巴半分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唯一的秘密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情感的“聋哑人”。
后来，皮特还带我去了蒂萨河畔的老林深处，在那里，每到夜晚都会点起一团篝火，篝火旁围坐着一圈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孩子，还有那些试图躲避尘嚣的朋友或恋人。河水声，夜风声，蚊子声，蟋蟀的鸣唱声与篝火的噼啪声……天黑了，大家一声不响地聚来，围坐在一起，可以整整一夜彼此无话，几十双眼睛盯着火焰变成灰烬。天亮了，大家又借着黎明的曙色像幽灵般散去。许多年过去了，我每回想起，眼前都能清晰看到一张张被篝火映红的示爱面孔。对我来说，那是一席青春的华宴，所有的情感都在肆意涌流。地图上，那片河岸有一个名字，叫“巫女岛”，那是中世纪严酷的宗教法庭烧死女巫和异教徒的刑场。
一九九二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醉倒在尤若夫·阿提拉大学的学生俱乐部里。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鸡鸣狗吠猪哼哼的小镇农家。原来，我被一位叫“伊米”的保安“收容”了。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当我饥肠辘辘、形影相吊地沿着长长寂静的悬廊回到住所，看见门口放着一麻袋沾着泥块儿的土豆和伊米留下的一张宇条——要知道，就是这五十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一个最凄惶的冬季。我的写作，正是从那段穷困、绝望、抑郁、孤单的日子开始的。
一九九七年我编剧并主演了一部实验短片《有一个中国人》，并参加匈牙利影展。影片里有一段独白，真确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人一旦出了国，就像是泼出的水，飘去的云。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朝前推着，脚下的路就像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朋友们为了帮助我，给我介绍病人，介绍学生……于是，在鸡鸣狗吠的中欧乡村，出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出诊的中国医生。当时，在我身边聚着十几个迷恋东方文化的年轻人。让我感动的是，每次我给他们上中文课，大家都会凑些钱给我买一条黄瓜、一棵圆白菜或一个水果罐头，这让我想起孔夫子收腊肉做学费的故事，既贫寒，又感人。每逢节假，朋友们轮流把我领回家，或是带我一起到外地打临时工。在我的口袋里有一大串钥匙，每个街区都有我能栖身的去处。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华人在匈牙利挣钱，筒直就像是弯腰捡钱，只要不嫌腰疼就不会穷死。如果我从那时开始练摊儿的话，现在怎么也能做个“老板”。有些中国人以为我懒，以为我娇，以为我傻，以为我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我并不藐视财富，也知道金钱的重要，但我还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常这样安慰自己：世界上并不缺你一个蹩脚的商人，而是缺你一个真情真性的男人。
虽然，那段日子过得很苦很落魄，但我至今仍心存感激：当时正是由于自己被从物质的世界里放逐，我才能跨入情感的天国。没钱租房，朋友们轮流收留我；没钱买衣，朋友们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没钱吃饭，朋友们送来面包、鸡蛋和油渣；没有事做，朋友们带我跟着学生剧社周游全国……我成了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浪王子，并在流浪中学会了爱与被爱。我没有家，但我有一大堆爱我的朋友；我没有钱，但我有够我享受一生的情感。日记体小说《玻璃鸟》、《蚊子的情人》、《醉酒》、《别人的婚礼》等，就是那段流浪时光的真实记录。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生存手段，有的人靠金钱，有的人靠心计，有的人靠智慧，有的人靠福分，有的人靠器官……而我最动荡的那几年，则是靠感情爬过来的。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那么我信什么?我相信爱!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永恒的宗教。我信一个令人白眼的愚蠢真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爱我，我也不可能只爱一个人。
我的小说首先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所以我可以借助文字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情感的认知。我是个走在大街上都会琢磨自己琢磨别人的人，每天穿行在喧嚣的欧洲城市，眼睛扫着各个角落，心里做着各种演绎，我试图从现代人无聊的喧嚣和渺小的存在中看到人性的本质，找到一个可以让情感自由呼吸的洞穴。
当其他华人都在“淘金”时，我则沉下心阅读翻译了许多当代中东欧文学，协助汉学家库拉琼·伽伯尔将《
道德经》和《易经》译成匈文出版。同时，我站在东西方文化、站在生存与梦想的边缘通过个性的视角审视他人，也审视自我，将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放到异邦的环境中观察体味，探究他们内心隐秘的情感世界，写出《匈牙利舞曲》、《嫉妒阳台》、《送你一条鲨鱼》、《不爱回家》等一系列反映华人情感生活的心理小说。
在肉体与灵魂完全健康的地方，不会存在精神生活。恰是这种卡夫卡式的顿悟，使我开始用充沛的激情从无足轻重的事物中、在平平常常的小人物身上创作生命，而且创造出震撼人心的生命。生活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隐秘的情感，而这种隐秘的情感才是真正的生活。不久前与作家出版社合作，我倾注全部心血翻译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使我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学认知，都穿越了流行与世俗的喧嚣，抵达到一个主动生存者所拥有的、载负灵魂的肉体。
在小说《美人谷》、《狗娘》和《火凤凰》中，我分别刻画了三个社会底层的东欧人：一个一辈子没有勇气求爱的农村酒鬼，一位跨在死亡门槛儿上的老裁缝和一个年仅十三岁的乞丐之子。我不仅描绘了他们平常而隐秘的心理世界，而且让他们朴实、琐碎、甚至懦弱的情感，得到了悲剧性的升华。特别是写到《火凤凰》的结尾处时，我被脑海中呈现的场景激动得浑身战栗，仿佛那个站在屋顶上的英雄不是皮皮，而是我；皮皮的选择，则是我对自己生命疑惑的挑战与解决。
我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以周围人难以理喻的激情写，并在这种执拗、孤独的写作中，体验到了近乎高潮的快感。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到的东西。十年里，我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但是读者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因此，我的写作不是通常概念的文学行为，而是为了自我情感的存生所进行的、近乎躁郁的心灵表述，以此补偿现实生存中无法补偿的生存现实。我感谢所有给予我机遇、认同与激励的人们，感谢我的父母、弟弟和所有爱我的亲友，感谢给我灵感以土壤的语言和将与我产生共鸣的读者，感谢大自然造化的肉体与心灵。
经过了一段成长的飞翔，我渴望暂收翅膀，落到地上，寻找自己身体与泥土的联系，对一个男人来说，成熟的标志是不羞于审视自己的裸体，不耻于展示自己的泥垢与荣耀。在我看来，自己每找到一位读者，就意味着又找到一部分自我，这种兴奋和感动简直跟纳尔西斯的恋爱无异。
一位虔诚教徒的祈祷，是他的自省，哪怕他是在一个远离上帝的地方。生活中，爱无处不在。对信它的人来说，任何的陌生、冷漠与绝望都是暂时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度过这段暂时?我写作的意义，不在于讲述故事，而是想打开情感堤坝的闸门，传达生存的经历、体验与结局。
2005年4月19日布达佩斯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