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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他的家族声名显赫，我却实在无法说清他的身份。
       说他是公民，没有比他权力更大的公民：说他是暴君，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暴君。学者们说他是“僭主”，但没有比他更尊重民主政体的“僭主”。他更近似一名富商，却在全世界也难找到比他更热爱艺术的富商……我想，又何必硬要把他画为一个社会角色的符号呢?人生在世，本来就一切归结于品性。
       ——题记，关于美第奇
       亚平宁的鱼骨架
       初访佛罗伦萨，是商旅生涯当中的一次忙里偷闲，商人心系利欲而奔波于红尘，何来关注西方文化的闲情逸致?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我在中国南方开发了一个项目，筹思良久，打定主意——一咬牙，一跺脚，除了钢筋混凝土这类东西就地取材以外，其余建筑材料一概由价格昂贵的欧洲进口。包括整栋大厦的外墙砖，几万平方米的地板和磁片以及厨卫设备。于是，我来到意大利考察厂家。接待我的是当地几位热情的建筑师和材料供应商。
       办完事，主人说，既然来到意大利，有几个去处值得一看。我会意了，主人知道我此行日程来去匆匆，接下来的观光安排将是优中选优。
       搞建筑的人多有几分艺术气质，加上意国人犹如北京人一样热衷于神侃，跟随他们毫无商场应酬的乏味感。剪截地说，在浏览观光风情万种的威尼斯水乡之后，我们一行人驾车穿越托斯卡纳地区，向佛罗伦萨驶去。
       意大利北部山势险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车子一忽儿钻入幽深狭长的隧道，一忽儿跨越凌空孤悬的高桥，向两侧看看，万丈深渊惊得人魂飞魄散。车厢内刚才还在谈笑正欢，此刻变得沉寂了，我也默默陷入冥想……
       这就是“亚平宁的鱼骨架”吗?
       有人把意大利半岛的地貌形容为一副鱼骨架，阿尔卑斯山横亘在北部，亚平宁山脉纵贯中轴，又横向伸出许多鱼刺般的山脉，渐渐隐入大海。山连山，水连水，偶有一片开阔的谷地，也被群山所包围。
       这时，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浮现出一幅达·芬奇的风景画，那幅画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是因为很容易把它误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峰峦壁立，怪石嶙峋，顺势而下的一泓清溪以及远山淡淡的一抹。没有着色，唯有水墨，就连绘画技法也是中国惯用的线条。我诧异于五百年前中西绘画竟有如此巧合!在画面左上角用左手反写的意大利文字，又分明是达·芬奇特有的标签而非他莫属。
       这幅画刊印在西方学者的一部专著中。作者特地说明达·芬奇画的是托斯卡纳地区最常见的地貌，并认为正是这崇山绵延交通阻隔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
       画似中国画，景似中国景，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山色，我自然想到中国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度，同时认为那位西方学者的立论不可置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地方，却与城邦文化无缘。
       想到这里，我的心头怦然一动。此一去，岂不引出一个泼天的话题——文艺复兴!对于文艺复兴缘何由佛罗伦萨发祥，学界早巳众说林立，有“地理说”、“基因说”、“政体说”，还有“综合因素全牛说”……我可不愿触碰那些沉甸甸的话题，从商多年，我的身上即使曾经有过些许文艺神经末梢，也早巳酣沉入睡了。我只愿这次访问像旅途小憩一般轻松。
       落日衔山
       驶近佛罗伦萨已是黄昏时分。这个城市坐落在群峦环绕的盆地当中，站在市郊地势稍高处，恰好可以俯瞰它的全貌。
       眼前的佛罗伦萨由两个图案组成，一为老城，一为新城。我不得不钦佩佛罗伦萨人的智慧。他们早就严明立法，不允许在老城兴建任何新的建筑，只可修葺维护。同时在毗邻老城的郊区另筑一座新城，以承载现有的三十万人口。虽然仍有一些居民家住老城，但他们大都去新城上班。于是，在整个白天，他们抛下一座原汁原味的空城，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彰显他们骄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滚滚财源。
       我的目光从蜿蜒流过全城的阿诺河起始，去辨认老城的轮廓。此刻，落日衔山，穿透绛紫色的云霭，向老城投下一层迷人的光晕。在建筑物与天际的交界处镀上一道晶亮夺目的金边儿，勾勒出一条美妙的曲线。这条城市轮廓线曾经刊印在许多风景画片中，因而广为人知。亲睹它，只觉得格外清新，养目怡情。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市政宫钟塔，孤高桀骜，挺拔硬朗，犹如擎天一柱透着阳刚之气。钟塔下面是市政宫浓重的侧影，仿佛一方硕大稳固的基石雄踞在那里。接下去是跳荡跌宕的线条，有哥特式的尖锐，也有罗马式的圆润，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灵动之感。随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主教堂的大穹顶。这是被建筑界推崇为古往今来最优美的一座穹顶。它巍峨端庄，大气浑成，乳白色的拱肋相间着赭红色的马赛克，造型似圆非圆，似尖非尖，很难将其风格归入公式化的分类。然而，它自有一派统摄全局的和谐与雍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它，佛罗伦萨顿时变得平庸失色。
       形成于五百年前的市貌，五百年后容颜如初，令人丛生感慨。在中国，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全国都在大兴土木。据说，全世界一多半的脚手架如今都搭设在中国。然而，又有几个城市堪称拥有自己的轮廓线呢?即使用通俗的话语来为城市轮廓线定义，它也应是清晰、连贯、有特征的，而我常常见到被割裂的天空，零乱又僵硬的线条，有时甚至是丑陋的，那是失败的规划与泛滥开发的劣迹。建筑不同于其他造型艺术，因拔地参天的体量而具有不可移动性。它一旦霸踞在那里，管你乐意不乐意，就再也躲不开它。倘若不能赏心悦目，就必定撞痛或刺伤人的目光。
       说是此行少与文艺复兴沾边儿，车子尚未进城，就迎面扑来这个话题。伫立于夕阳斜晖中，不免任由遐想漫散开去。我想，文艺复兴既不始于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也不始于小说家薄伽丘，而应始于建筑。人们早就赋予建筑诸多意义，建筑是一种明白的语言，或是一种心理张力的显露，建筑即雄心，是欲望与荣誉的象征；它亦是审美能力的外延。想到这儿，忽觉眼前的轮廓线幻化为一幅巨大的心电图，在高远的天幕上熠熠闪动，而主教堂的大穹顶则是突兀的波峰，画出雄强有力地一搏。正是它，在佛罗伦萨的上空拨动文艺复兴的琴弦，震撼了欧洲，也波及了世
       赝品存照
       初到佛罗伦萨的人，必去市政宫广场。
       在艺术世界中，两个性别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女的是蒙娜丽莎，男的是大卫。一个在巴黎罗浮宫，一个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可曾想到他俩的关联?
       每年有上千万的游客蜂拥巴黎，人们都渴望去看看那副画框中神秘女人的芳容。不论罗浮宫陈设多少惊世之作，《蒙娜丽莎》那里永远是最拥挤喧闹的一角。我也曾夹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隔着三层防弹玻璃的罩子，去争看那迷人的微笑。但被前后左右的游人推来搡去，只留下一团心烦意乱。有关这幅作品的评论实在汗牛充栋，有人甚至用几十万字去解读那嘴角微微的一抿，以致我不想再对此画置喙。我只是留意过史料中一页清晰的记载，达·芬奇作画时为博得商人焦孔多之妻的笑意，曾经花钱雇来一班乐师吹拉弹唱逗乐。由此我更相信一切艺术都具有舞台艺术的特质。艺术家在台前向世人展示的总是经过策划、磨炼与包装的灿烂，而幕后多是平凡的俗闻。
       
       《蒙娜丽莎》与《大卫》的作者论籍贯同是佛罗伦萨老乡，也先后都在佛罗伦萨崭露头角。还有，两人都被西方学者津津乐道地怀疑为同性恋者。米开朗琪罗的《大卫》虽然取材于希腊神话，但是按照合理的推论，其原型也与焦孔多之妻一样，同是佛罗伦萨人。两位作者另有一点相似，生前彼此轻蔑与憎恶，身后一同流芳百世。
       我站在市政宫广场欣赏《大卫》，它不愧是名符其实的美男子，体格匀称，肌腱毕现，仿佛令人觉察到在那光洁皮肤下溢出脉动的活力。它不像米开朗琪罗在晚期的作品，尤其在绘画中强调英雄主义的夸张。《大卫》不似一名专业健美运动员而更近乎常人，因此也多了亲和的魅力，并多了几分性感。
        据传雕刻《大卫》的石料是当年弃置在教堂工务处院中一块六米长的大理石，由于此前有一位工匠曾开凿过，在两腿之间留下一个大洞，后来半途而废，故此无人敢再问津。米开朗琪罗看中这块优质的石料，并把它变成艺术瑰宝，更加令世人惊叹。巨匠能够在限制中表现美的极致，而才华给他以自由。
       市政宫广场游人如鲫，人们争相在《大卫》前拍照。然而，这座雕像是十足的赝品，真正的原作陈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博物馆，笼罩在遮风避雨的玻璃天棚下。不知游人们是真不知或假不知，簇拥着冒牌的《大卫》，乐呵呵地拍下到此一游的存照。而我，为了节省时间，也照拍
       我在走出广场之前，漫不经心地向一尊青铜骑士投去一瞥。若论个头，它在广场上硕大无朋，位居显醒。不过，它的周围却寂寞冷清，备受游人忽略，我向意大利朋友问道：“他是谁?”
       “他是科西莫一世，美弟奇家庭的成员。”同伴说，“一个独裁者，曾为佛罗伦萨做过许多好事。”
       自惭孤陋寡闻。一个在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古老家族，第一次传入我的耳膜。
       把人吓个半死
       佛罗伦萨与我们刚刚游历过的威尼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色调。
       威尼斯是蓝色的。蓝色的天空与波光，蓝色的屋顶与窗帘，蓝色的玻璃器皿。威尼斯人甚至相信自己的血管也是蓝色的。传说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出征时，先要高举手臂，示明手臂内侧贲张的蓝色脉管，以证明自己血统的高贵。回盼威尼斯，脑海中弥漫着一片梦幻般的蔚蓝。
       漫步在佛罗伦萨大街上，举目张望，四周皆是一片或深或浅的黄褐色。这座用石头筑建的城市，几乎每一幢建筑物的墙体都以大块的砂岩或花岗岩构成，业内人士通称为“粗毛石”。这种石材舍弃了抛光工艺，刻意留下有规则的人工凿痕，倍显墩实厚重。历经几百年风化雨浸，染上一层朦胧的褐色。说来蹊跷，褐色属于暖色系列，而蓝色则是冷系列。然而，这里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全然没有威尼斯的温婉妩媚，旖旎绰约，却有一副拒人之外的冷峻。
       当初，远隔湿地与海水的威尼斯人更耽于享乐。而处在兵连祸结的佛罗伦萨则更需要展示威严。
       在佛罗伦萨另有一处把全部石材精心抛光、大放异彩的建筑，那就是主教堂，也称圣母之花大教堂。
       大教堂既以巍然高耸的大穹顶引人瞩目，又以会议厅庞大的体量著称于世。设计的初旨是容得下全城市民来此议事，当时的全市也就是全国，那该是何等恢宏的气魄!我从大教堂的南门绕向它的正面，只觉眼前豁然扑来一片眩光。大教堂的两翼以抛光的白色大理石为主色，再用抛光的墨绿色及粉红色大理石为饰色，拼构出精致与重复的图案。走过南翼这条路显得边际格外漫长，油然而生一种眩晕恍惚的不适感。后来听同伴说他们也有相似的感觉，我疑是由于超大规模地使用抛光石材而导致的物理场效应。
       从南翼绕过高达85米的大教堂钟楼，便来到它的正面，抬头一看，我在刹那间几近惊呆!
       我是以一个开发商的本能去看大教堂正立面的装饰的，它的豪华令我觉得匪夷所思。多年来，我与企业的预算总监和工程总监经常厮混，并身临其境在脚手架上下攀援，耳濡目染，令我熟知千百种建筑材料的价格与施工定额，养成仅凭心算去评估综合建筑成本的习惯。作为一个终日在钱眼儿里打滚儿的角色，我被眼前这座建筑物的高昂成本吓坏了。
       大教堂钟楼由文艺复兴的先驱乔托设计，落成于十四世纪，外墙嵌置着圣徒、先知和贤人们的大理石雕塑，一行行，一排排，向着85米的高处升展。每一尊雕塑都似真人大小，精美绝伦；倘若单独置放在任何博物馆，都称得上是世界级的镇馆之宝。而乔托就如同当今的建筑师大批量使用外墙砖一般，去挥霍地处理那些艺术珍品。谁能估算出它的成本几何?
       心系悬疑
       审美效应从来因人而异，并随着主体意识的差别而飘移。站在大教堂的正面，我已顾不上去静心品味它的惊世之美，闪过脑中是一串财务运算的问号。
       我想，单是采集大教堂的石料就得付出巨大代价。记得在米开朗琪罗的传记中，载有可供参照的另外一例。为了在高高的阿蒂西莫山顶开掘优质大理石，米开朗琪罗先要监督修筑一条数英里的运输线，用锤子与镐头在岩石中凿出平坦的路面，遇有湿软地形还需要埋设木桩以增加荷载。花费了数年的工夫，最终仅开掘出五根合乎规格的石柱，那只是荒料，尚未及加工。其中唯有一根柱料运到佛罗伦萨。仅仅是筹措物料的前期支出，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紧靠钟楼是大教堂的正门，外立面装饰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为了与乔托的设计风格和谐一致、相互辉映，后人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结果比乔托做得更加堆砌而繁复。又是一批精美的雕塑排列如仪，更加抢眼的是高大的门楣与立柱，论精致，竟如中国的象牙雕刻那般玲珑剔透。
       世上可称为艺术珍品的东西，都是唯一的，即孤品。以艺术家的杰出才华和消逝的生命为代价，具有不可重复性，故此有价值却无价格。它的价格远远地抛开成本的数据，高高游离子市场价格坐标之上，往往漫天叫价，可称无价之宝。
       大教堂的建筑费用令任何一位现代开发商都会自叹阮囊羞涩，永难企及。现代开发商以混凝土或空心砖构筑墙体，随后指定某种石材，由工厂开动机器，切割为仅有一两公分的薄片，再用人工“干挂”的方法固定在外墙上，对于资源的悭吝已到极限。然而，这位开发商大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建筑是多么豪华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在现代的城市中，舍得用花岗岩薄片去贴满整栋大厦，已是鹤立鸡群了。
       站在大教堂广场上，我凭直觉感到，文艺复兴这盏灯不省油!用坚硬的花岗岩取代砖头构筑墙体，用细密的大理石而不是泥胎雕成塑像，用镀金的青铜替换木材去做整扇的大门，这在建筑预算报表上是几何级数的跃升。文艺复兴需要鼓胀的银包、溢满的金库和花钱不眨眼的大手大脚。当初，应有人洒下漫天金雨，叮叮当当作响的金币如流水一般泼溅，才物化为满城的造型艺术，目不暇接，千古不磨。
       中国古人慎言土木之工不可妄动。而佛罗伦萨一动就惊天动地，一发不可收。我在想象中勾勒着花钱者的气魄——泰然自若，挥金如土!
       走离大教堂广场之前，回首仰视了一眼大穹顶，顶端有一座漂亮的小亭子，亭中有几个细小的人影在挥动着彩色丝巾，似在宣泄登凌绝顶的喜悦。
       我估算着那个高度，大约一百米以上。时值年富力强，那个高度对我来说似乎举步可达，况且，业内人士多以一登此顶为平生幸事。可惜，那时的我沉湎于商务琐事，心浮意也懒。一转身，便草草地离开佛罗伦萨。
       此一别似乎轻松，却心系许多悬疑，久久萦绕于胸，并导致多年后的一访再访。
       
       瀚海迷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文艺复兴热”方兴未艾。许多西方的大厚本专著被翻译出版，许多有关的画册一部更比一部讲究。在西方早巳存在一个庞大的文艺复兴研究体系。倘若说，中国的“红学”是以一位作者和一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而“文艺复兴学”则涉猎到文学艺术的全部领域，作品数以千万计。
       从佛罗伦萨归来，偶有闲情，便随手浏览那些书籍。此时方知，史籍不可轻易去沾，一沾就难以自拔。
       在每一部著作妁注释、后记及资料征引中，都可以看到另一些诱人的书目，宛如闯入视线的新丽倩影，不去顾盼犹有不甘。倘若循迹看下去，那是永远解不开的连环套。有一阵看得兴起，买不到的书就拜托书店老板去找，绝版的便从图书馆借出来复印，还有从欧洲购回看不懂的原版，便礼聘外语学院专家从头到尾翻译……这一轮读下来，只觉天昏地暗，路断踪灭。
       追溯“文艺复兴学”的万泉之源，首推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可谓开山奠基之作。尽管在他之前，欧洲早已经历过事实上的文艺复兴，也曾有人不断提及佛罗伦萨的“再生”、“走出中世纪的迷雾”，但却从来没有“文艺复兴”这一清晰的概念。而布克哈特以史学家广阔的视野，摈弃了编年史的束缚，首开文化史的大家风范。他宣称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之母”，意大利则是“近代欧洲的长子”，并把佛罗伦萨看作是这位长子的摇篮。
       布克哈特预感到在“史料”与“结论”之间存在一场永无休止的游戏，材料落在不同人手里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果然，一石激起波澜。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早于中世纪之前就发生了，并不单始于意大利。也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渐进的不易察觉的过程，亦未产生过文化的飞跃。这样一来，历史仿佛是一座无所不包的杂物库，随手拽出一把什物便可振振有词地做出解说，这场游戏玩到后来，就连有没有文艺复兴这码事都成为问题。大洋彼岸的一些美国学者更倾向于把工业革命认作西方文明之母，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方配称为现代欧洲的长子。
       在纷纭众说中，有一种说法在中国人听来最为顺耳，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说与我们所受的哲学教育吻合。
       此说认为在文艺复兴前夜，佛罗伦萨形成原始资本积累和活跃的贸易交流；这还不够，相对欧洲的其他城市，这里出现了更多的以毛纺行业为主力的产业工人。正是这股社会力量的崛起和激荡，推动了文化的变革。
       尽管我也曾在课堂上熟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仍觉此论太兜圈子，实在想不出佛罗伦萨那些昂贵的艺术与毛纺工人之间有何关联?
       双城小记
       当时佛罗伦萨确有几万名毛纺工人，不过，分工极细，分属几百个小厂和更多的家庭作坊。真是家家机杼，户户漂染，远未构成现代意义的产业。其间，羊毛工人曾有惨烈的暴动，多属于争取改善贫穷的困境，未见明确的文化诉求。
       经济基础果真决定上层建筑吗?那得看用多长的时间尺度去丈量。倘若用数以千年计的尺度，或许是对的。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各有不同的上层建筑。但是，以此定理来解释一切历史事件，则立即可以举出反例去质疑它。布克·哈特就专门辟出一章，对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做出有趣的对比。
       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富甲天下，港口樯桅如林，集市万商云集。这个岛被称为世界的珍宝箱。威尼斯人口近二十万，比佛罗伦萨多一倍，年财政收入八十万至一百一十万金币，是佛罗伦萨的三至四倍。威尼斯的年贸易额一千万金币，溢利四百万金币，都令佛罗伦萨不可望其项背。而且，早在佛罗伦萨组建第一支船队之前，威尼斯已在海上称霸，纵横于辽阔的水上疆域，见多识广，享有发达的资讯优势。但是，威尼斯对古希腊与罗马丰厚的文化遗产漠然视之，在文学上的成就微不足道，对艺术也缺乏热情。后来，就连著名的威尼斯画派的崛起也是由佛罗伦萨输入的。威尼斯天下无双的经济基础只是产生实用主义的文化。
        事实上，当时的意大利就像一块七巧板，群雄割据，龙争虎斗。佛罗伦萨正巧处于拉锯式战争的锯齿线上。虽有短暂的繁荣，一场灾难就交替而至。对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战争令佛罗伦萨筋疲力尽，我们从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一书中可以看到那时商人的抱怨：“我们的处境极为可怜。”“这儿已无生意可做，所有门路已断绝。”大约在十五世纪初，曾有过难得的十年经济复苏。
       文艺复兴需要花钱，那是我在圣母之花大教堂门前的直感。然而，它的逆定理并不成立——有钱并不一定文艺复兴。
       布克哈特把佛罗伦萨最先感到文艺春天的暖意，归咎于这座城市频繁更迭的政体和尖锐的批判精神。这些都属于精神范畴，难道精神也能决定上层建筑吗?
       难怪史学界有诸多歧见。请设想，即使作为一个现代人置身于现代化城市近切的互动之中，也难以对周围社会事态全面把握。更何况透过厚重的时光之雾，去史海沉钩呢?
       无论如何，我对欧洲学者工作环境羡慕得垂涎。他们操着熟练的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往往受聘于薪酬优渥的美国学术机构，出入于佛罗伦萨的档案馆或地下宝，去寻觅十五世纪的市民日记、私人信件及银行账单，往往发掘出更翔实的史料。就拿佛罗伦萨的人口统计来说，史料载明当时近十万人口，这是以每天消费面包的数量做出的测算，也是统计学中第一次以真实生命存在作为统计依据。
       十万人口的概念，还不及北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再说，当时的人口构成颇为复杂，有富商、贵族、专业人士、小业主、工匠、工人，还有奴隶制的尾巴。其中，仅有三千多人享受选举权，被认作市民，这是一个不大的圈子，其他皆为“小民”。看到这些数据令我震撼。英国学者丹尼斯·哈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中说：“毫无疑问，文化史仅仅涉及到人民的一小部分，涉及到文化小圈子里的人。”试想，仅凭相当于北京居民委员会中的一丁点儿人口，就闹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文艺复兴，怎不令人拍案称奇!
       石头面前人人平等
       在时间序列的两端，有两部书尤为我欣赏。一部是1550年出版的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另一部是我初访佛罗伦萨时携回的一部巨型画册。
       瓦萨里是米开朗琪罗的学生和挚友，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见证人，也是出色的建筑师和画家。他写的《名人传》挥洒百万字，记述了二百六十多位艺术家的鲜活生命，犹如设置一台穿越时空的长变焦镜头，把文艺复兴的真貌一下子拉近到后人眼前，展开一幅全景式的社会风情画卷。
       站在瓦萨里的时空坐标，他的鸿篇巨制可以称作是关于文艺复兴的报告文学，素材来自亲历或采访，兼具新闻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生动性。我在阅读此后其他历史专著时，常常有感于叙述细节的丰满，暗自称奇，原来刨根问底，那些材料有一半都来自瓦萨里。
       瓦萨里笔下有一组没有列入《名人传》的名人，那就是美第奇家族。这个名字在许多艺术家的传记中反复出现过，许多艺术家都受到这个家族的恩泽，而我曾在市政宫广场上见到的那尊青铜骑士，只是美第奇旁系中的一个小字辈儿人物，他有几位伟大的祖先更值得称道。
       另一部得自佛罗伦萨的画册，是那次仓促访问的重要收获。记得临别前，意大利主人把它厚赠给我时，我还犹豫了一下。它着实太重了。特大开本，纸色极佳，盛在厚实的封套中，接在手中犹如行李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手提箱。是婉拒呢，或是登机前留在酒店房间?转念间，我顺手把它交给酒店总台，打成邮包，漂洋过海地邮寄回来。归来后才没为那刹那间的反应而后悔。这部画册比任何一部有关文艺复兴的出版物都精美。从佛罗伦萨到托斯卡纳地区的物华天宝，它一股脑儿地囊括了。现代摄影技术效果竟比亲睹实物更加精彩，凸显细微。
       
       近年，我已从繁琐的商务中抽脱出大半时光。当我稍稍松一口气时，心绪顿时宁静了。闲适时便要打开这本画册发一阵子愣。
       建筑雕塑的画面常会引发我对佛罗伦萨的遥想。我想，当一座城市用花岗岩或大理石构成，它的寿命便与大自然同在了。那些石头仿佛含有潜言谶语，等待人们去破解。
       美国有学者为此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佛罗伦萨的石头》。类似著作在西方屡有所见，相形之下，中国人却较少去对佛罗伦萨直接触摸。印象中，徐志摩先生写过《翡冷翠的早晨》，也唯有“翡冷翠”富于诗意的译名令人备觉受用。
       我与史学无缘，亦无意涉及史界之争。现在我是一个业余随笔作者，每当想到可以穿越时光之雾，与那位卓越的报告文学作家瓦萨里一同感受佛罗伦萨，就有些心旌飘摇，手痒难耐。石头面前人人平等。站在五百年如故的岩石跟前，古人、今人，内行人、外行人，都处在同一距离。
       前次对佛罗伦萨的访问毕竟过于草率。相隔云山万重，佛罗伦萨的石头在召唤着
       天堂之门
       这年深秋，我应邀参加瑞士老牌企业“古比灵”的庆典。心中早巳盘算妥当，恰好取道日内瓦，再访佛罗伦萨。
       瑞士朋友知道我此行的重点，把一路的交通食宿翻译导游都安排得十分周详。庆典结束的当晚便登上南去列车，车厢里设有酒店式单人房间。一觉醒来，已达晨曦初照的目的地。
       我在市中心一间酒店安顿下来，刚过早餐时间，当地的接待者已来酒店会晤。这位中年女士必是从瑞士方面收到我的访问提纲，手中握着一部大书落座。我扫视了一眼，封面是“三王小教堂”著名的湿壁画，英文书名是《美第奇家族与佛罗伦萨》。
       “看来你已准备好了。”我笑着说，“让我们从‘天堂之门’开始吧!”
       我指的是洗礼堂东门。从此门开始，可以感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生命状态。
       那时的艺术家与今日艺术家大不相同，最大的分别就是那时尚无艺术家的称谓。他们都是工匠和手艺人，各自开着店铺或作坊，替人打造橱柜家私、廊柱门楣，金银首饰。洗礼堂东门的作者吉贝尔蒂就是其中一个。
       工匠的生存要义是谋生煳口，因此他们需要主雇，这是合乎逻辑的社会生态链。
       1401年，一位大主雇出现了。佛罗伦萨执政团和商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要为洗礼堂的北面装配一对青铜大门。这次招标比五百年后的商业招标机制毫不逊色，甚至比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招标更为完善。先是广而告之。
       一时间，八方闻讯，高手云集。招标方首先通过资质审查进行了入围初选。入围者共七人，此七人享有竞标资格。他们被告知可用一年时间，每人交出一件样板，同时可获得一份生活津贴。
       最能说明这次招标殚精竭虑的例证，是至今陈设在巴杰罗博物馆中的两件竞标者所做的镶板。我在抵达佛罗伦萨的第一天就径直寻访它们。
       这两块镶板其一出自吉贝尔蒂之手，另一是布鲁内莱斯基所做；两个年轻人都出身于金银饰品工匠，后来都成为名扬四海的艺术宗师。
       细看两块镶板，招标方显然事先做出清晰的设计提示，这是保证招标公正性的重要程序，使竞标作品具有可比性，竞标者便在遵循竞赛规则的前提下去展示各自的才华。
       招标方规定以《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把儿子作为献祭的故事为题材，对样板的尺寸、人物、景物和构图都做出提示。招标者似乎深谙一个法则：规定性愈强就愈易于比较；甚至对浅浮雕、半浮雕和高浮雕的层次都力口以统一。留给工匠们发挥的空间，是技巧与风格。随后，交由三十四人组成的艺术委员会去进行评审。
       我一面看着两块镶板一面在心中盘旋一个问题：艺术委员会为什么选中了吉贝尔蒂?
       论技巧，两个人都至臻娴熟，难判高下，唯一不同的是风格。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是带有暴力的场面。布鲁内莱斯基以流畅的线条表现出强烈的动感，而吉贝尔蒂把画面处理得较为端庄优雅。
       显然，艺术委员会把含蓄看为更高的审美情趣。
       苛刻与宽容
       为了这对青铜镀金大门，吉贝尔蒂一千就是二十一年。制作工艺包括设计、制模、浇铸、雕刻、打磨、抛光、镀金，一共二十八块镶板。其间有许多顶尖级的同行参与帮手，包括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洛、米凯罗佐……吉贝尔蒂持贯到底，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变为年逾不惑的中年人。
       这对大门耗资二万二千弗罗林，弗罗林是当时流通的金币。我在佛罗伦萨特地去老桥下的古董店寻看这种金币，九九成色，金光熠熠，每枚重 3．59克。此前一位游客花了六千五百欧元买下一枚，我去看时只剩下仿制品。
       言归正传，那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大主雇非但没有悭吝，却对吉贝尔蒂褒扬有加，随即要求他再做一对大门。
       前一对大门被安装在洗礼堂北面，第二对大门将要设放在洗礼堂东门。
       吉贝尔蒂再干又是二十七年!从中年干到垂垂老矣。竣工之日，佛罗伦萨万人空巷，纷纷涌来欣赏这件精美的艺术杰作。再后来，米开朗琪罗前来瞻望此门，发出一声惊叹：“太美了!美得可以用来装饰天堂的入口!”
       “天堂之门”遂以得名。
       而今人们在洗礼堂东门争相拍照的也是复制品，原作被精心保存在大教堂博物馆。当我去欣赏原作时，心情复杂，起伏难平。
       似我这一代人，在踏上文学之途的当初，就自诩为从事“纯文学”，而轻视商业文化。但是，在吉贝尔蒂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我看到商业机制是如何高明地统摄着艺术，竟使艺术纯之又纯，并升华为经典。
       这不能不令我换一个视角去思索佛罗伦萨。
       我折服于当初大主雇的气魄和艺术鉴赏力。试想，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今，有哪位主雇肯于掷下巨额的艺术品订单，再用前后四十八年的时日去等待它交货?
       佛罗伦萨大主雇的任期是否也够长久?史家与翻译家对该执政团有许多称呼，或叫领袖团，或叫长老会，或称十人会议。筒言之，那是一个八至十人的集体领导机构，推选其中一位作为标准执法人，又曾叫“共和国旗手”。说来可笑，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每届执政团的任期只有短短两个月。
       依此推算，在吉贝尔蒂制作青铜大门的四十八个春秋，更换过二百八十八届政府，而这个领导机构以及出资的商会，对艺术的支持却一如既往。
       我徘徊在大教堂博物馆中，对佛罗伦萨人的时间观念啧啧惊叹——他们对艺术家的劳作表现出无限耐心，而对政治家任期之短促却一点儿也不宽容!
       吉贝尔蒂所处的年代，被佛罗伦萨人称为科西莫时代，那是老科西莫，有别于后来的“科西莫一世”。老科西莫很赏识吉贝尔蒂的浮雕，亲自委托吉贝尔蒂制作了几件精美绝伦的作品作为私人收藏。
       老科西莫代表着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他开启了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财富与人缘
       在中国，寻找五百年前某人的真实容貌几近无望；而在佛罗伦萨，若想看看科西莫的相貌处处皆有，在油画中，也在历久常新的湿壁画中。
       中等身材，貌不惊人，头发是浅灰色的，平时喜着红色衣帽，最惹眼的是他那钩状尖长大鼻头；而一双眼神令人难忘，好似沉静潭水的波光，又透射出精明与灵动。
       1389年，他嘴里含着金勺匙来到世上。美国通俗史家威尔·杜兰这样描写科西莫继承父业：“乔万尼传给儿子科西莫很好的声誉以及托斯卡纳地区最大的一笔财富——179211弗罗林。科西莫时年39岁。”
       
       中国或称这种人为“二世祖”，含有贬义；或认为“为富者不仁”。总之，财富与人缘儿这两件事总是反着的。出乎东方价值观念的框架之外，科西莫却两者兼得。
       科西莫头脑清晰，经营稳健，他掌握着庞大的金融王国，还经营着丝毛纺织的巨型企业。几年下来，佛罗伦萨的三十九家银行已大致被他吞并。他的贸易业务遍布欧洲，北至俄罗斯，南至叙利亚，向着二十多个港口辐射。他的财富翻着跟斗地增长，一度高达一百多万弗罗林。
       他天生一副好人缘儿。生活简朴，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有时帮助贫穷户置办婚礼嫁妆，有时替交不起税的市民出钱纳税，对各类艺术家更是倾囊相助。他待人彬彬有礼，谦和中庸，即使对敌手也留有余地，不结深怨。他还捐出巨资，坚定地支持政府打胜了对卢卡的战争，因此在群众中声誉日隆。
       我在访问中曾听到当地人这样的评论：“这个富有的家族站在社会的左翼，尤其在它的早期，一直恪守支持大众事业的传统。”
       科西莫打算在拉加尔大街的街角为自己兴建新的住宅，他把布鲁内莱斯基请来担任设计。当时布鲁内莱斯基在建筑方面的造诣已登峰造极，他为科西莫制作的模型尽善尽美。依着科西莫的财力，完成这座宫殿式建筑并非难事，但科西莫嫌它过于奢华，说这样做难免招惹富人的妒忌或穷人的物议。
       于是，他转而请米凯罗佐担任建筑师。
       米凯罗佐的风格平实、质朴，又不失和谐与庄重，这就是今天仍可看到的“美第奇宫”。我觉得称为“宫”过于夸张，因为中文的宫殿具有皇权的意义而不可泛用，便与翻译一起去查阅字典，方知在意大利语中把比较高大与华丽的房子都称作“宫殿”，不管你是皇帝或平民。实际上它的规模还不如中国大宅门，我与翻译都宁愿称它为“美第奇宅第”。
       尽管科西莫处世低调，佛罗伦萨的富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仍然一触即发。1433年，政治寡头阿比齐串通执政团标准执法人逮捕科西莫，囚禁在市政宫的塔楼会所，并准备以反共和国罪处死。这件事干得迅雷不及掩耳，科西莫命悬一线……
       水乡流放
       故事到这儿有点其说不一。我在佛罗伦萨听到的传说，是在科西莫生死未卜的关键时节，一个曾经受过他的接济的看守者，感恩图报将他放走，而我在美国学者的专著中看到的，是科西莫花了一笔小钱，就使标准执法人的立场发生戏剧性转变，换来一脸慈悲。
       无论如何，结果一样。执政团宣布将科西莫逐出佛罗伦萨，流放到威尼斯，为期十年。
       那时的威尼斯是花团锦簇之地，这场流放可真没吃什么苦头。当地的领袖向他欢迎致敬，浮华的上流社会更是乐于结交这位富甲天下的谦谦君子。
       从瓦萨里所写的建筑师米凯罗佐的传记中可以得知流放生活的侧面。米凯罗佐跟随科西莫一起流放到威尼斯。当科西莫忙于上层应酬的时候，米凯罗佐也被两件事搞得焦头烂额。一是受科西莫委托，为威尼斯兴建公益性建筑；二是帮助科西莫的朋友，干些类似室内装修的活计。
       威尼斯有一位绅士诉说他的住宅岌岌可危，那位绅士显然是慕名而来。米凯罗佐驾着小船星夜前往，略施小计，偷梁换柱，只用一夜时间就修缮妥当，此事被当地人视为奇迹。
       米凯罗佐留给威尼斯纪念性的杰作之一，便是圣乔尔乔大修道院的图书馆。科西莫不仅捐助了全部建筑费用，也贡献自己收集的许多书籍。这项开销显然比迎合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花费更有意义。当科西莫在此潜心阅读希腊古籍时，局势有了变化。
       科西莫的人格魅力赢得威尼斯的同情与敬重，一年后，即1434年，威尼斯政府向佛罗伦萨施加影响力，要求对方荣召科西莫归返。
       此时，佛罗伦萨人饱尝动乱之祸，民不聊生，纷纷念起科西莫的好处，对他翘首以待。而短命的执政团也换了一批新面孔，对政治寡头阿必齐反戈一击，转而支持科西莫。
       蒙难英雄的归来，激起人们的狂热情绪，一切预示着这次重返将是凯旋式的。
        科西莫选择了避免张扬的归返之路。
       一行人马悄悄抵达佛罗伦萨郊外，科西莫先在自家的卡尔吉别墅过夜，次日绕过城墙一周才从容入城。他静待迎接他的人群星散之后，默默返回宅第。
       他的敌人或是溜之大吉，或是遭到放逐；科西莫再未深究。他被议会委以重任，但在担任三届公职，也就是短短的半年之后，便毅然请辞，他说：“被选任官职，对于身体和灵魂都没有好处。”
       不过，他的声望、财富和魅力在佛罗伦萨如日中天，他的支持者自愿投身于他的麾下，乐于听命；他退而不休，依然操纵着政治，只是这种操纵妙无痕迹。
       经此一番波折，科西莫似乎看透人间世态。他用更多的时光沉浸于艺术，还有哲学。
       古为尚
       我又停在主教堂的脚下了。
       每天在佛罗伦萨的街巷中徜徉，视线中总绕不开那高大的穹顶。曾记得多年前离开佛罗伦萨时，我投去匆匆的一瞥，便舍它而去。而今望着它仍然按捺不住登凌绝顶一览六合的冲动。
       但是，我觉得它变高了，变得令我生畏了。
       眺望穹顶那座漂亮的小亭子心生困惑。我知道登上那个高度需要踏上四百六十三级台阶，还要在狭窄的夹层结构中穿过，攀登者几乎没有歇脚的地方。上次初访佛罗伦萨正值壮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轻易放弃一次难得机会。如今，我有着充裕的时间，专一的日程；然而，我踟蹰了。我的膝盖尚能承受剧烈地运动吗?
       站在满墙的先知和贤人面前，深感上苍的公平。大自然造化从不把诸多便利同时赐予一人。
       我决定奋力一试，为了一睹布鲁内莱斯基的传奇。
       布鲁内莱斯基在洗礼堂青铜大门的竞标中落选以后，果决地卖掉自己的小农场，离开佛罗伦萨，云游四方，寻幽访胜。
       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英，对哥特式建筑怀抱深刻成见，甚至是鄙夷和厌弃。“发明哥特式建筑的人真该死!”人们诅咒着。他们认为哥特式建筑是野蛮人带来的怪物，它那笔直向上的线条仿佛挣脱着大地的苦难，向上天乞求着怜悯，在雄心勃勃的佛罗伦萨人看来尤不顺眼，布鲁内莱斯基也持有此论，这个被称为“上天派来给予建筑崭新形式的人”，憧憬的建筑却是古典式的。
       于是，就不难理解，当布鲁内莱斯基游至罗马，伫立在古老的万神殿前，受到多么强烈的震撼。据说：“他目瞪口呆，仿佛灵魂出窍。”
       他贪婪地在罗马废墟中寻觅着，测量各式建筑的上楣，收集平面图，画下他见到的拱顶，并详细做着记录。倘若发现有柱头或柱基被掩埋在地下，不论多么费力也要挖掘出来，再依样描摹。他的行为在当地人看来近似疯狂，以致把他当作梦想发财的寻宝者。他的这种癖好延续终生。多年后，他听人说远方有一尊埋在土中半截的石棺，其雕花精美异常；当即身披斗篷、足踏木鞋，星夜前往以一睹为快。
       古罗马的施工方法也令他着迷。他注意到为了使建筑坚固，古人采用铁条和榫头接合的办法把石头裹紧，并用系材箍扎环绕加固拱顶。这些发现令他以后受益无穷。
       布鲁内莱斯基在罗马的行止，使我领悟到文艺复兴运动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站在布鲁内莱斯基的那个时间点上，他追求的并非创新，而是致力于复古，复兴即复古。并且愈古愈好。
       其实，这也是我多次游历欧洲的领略。中西文化比较有一个重要的歧点：中国历来批判厚古薄今，提倡破旧立新。而在欧洲，古的意涵较为单纯，古就好。
       把鸡蛋竖起采
       
       1417年，大教堂艺术品保管室和羊毛商会联合召开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升高大教堂的圆顶。布鲁内莱斯基也应邀出席。他为人卓而不群又工于心计；在会上半吞半吐地提出自己建议，主持者将信将疑。升顶工程事关重大，没人敢轻下结论。
       大教堂始建于1296年。当时的佛罗伦萨人雄心万丈，要把它建成托斯卡纳地区最壮丽的教堂。庞大到可容下全体市民来此议事。实际容得三万人，这个容量也够惊人。此项工程时断时续，因经济萧条、瘟疫横行和修改设计拖延许多时日，历时一百四十年，只完成了乔托设计的钟楼和圣器室，而八角形的圣歌坛则从未封顶。
       圣歌坛的跨度42米，相当于罗马万神殿的跨度。然而，穹顶的垂直高度将远远超过前者，工程浩大，荷载沉重，依当时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几乎非人的能力可以企及。
       大穹顶施工方案争论不休，旷日持久；而布鲁内莱斯基成竹在胸，事先做好结构模型，却又不肯泄露。于是便出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后来在西方流传甚广。
       在大教堂的管事和羊毛商会的理事(或称开发方)面前，布鲁内莱斯基向其他匠人提出挑战，看看谁能把一个鸡蛋立在光滑的大理石面上，以检验每个人的智慧，胜出者得以中选。
       工匠们竖来竖去，鸡蛋在大理石面滚来滚去。最后轮到布鲁内莱斯基，他从容拿起鸡蛋，把鸡蛋稍大的一头向石面上轻轻一磕，鸡蛋遂以竖立。
       匠人们当然不服，鄙夷地说：“这个谁不会呢!”
       布鲁内莱斯基说：“如果我把设计图和模型拿给你们看了，你们也会说，这个谁不会呀!”
       开发方出于慎重，要求他单独提供详细报告。
       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构思，是需筑构两层穹顶。内层为持力结构；外层作为饰面，兼具遮风蔽雨功能。如此构思也确立了内置脚手架施工的可行性。穹顶内外之间有一夹层，以便于封顶和检修。他的施工方案全都来自对古罗马建筑的研究。
       开发方诸管事和理事最后用投豆子的方法，选出布鲁内莱斯基为工程总监。
       那时的吉贝尔蒂正因青铜大门取得成功而名声大振。开发方来了个双保险，同时任命吉贝尔蒂去协办此事。这是工程组织运作的败笔，犹如一山难容二虎，一项工程也不可有两个总监。
       鲁布内莱斯基和吉贝尔蒂势同火水，瓦萨里对此做了最生动描述。简单说，尽管吉贝尔蒂精通金属雕刻，但建筑并非他的强项。于是，布鲁内莱斯基为了维护自己在这项伟大工程中的荣誉，使出各种招数。他拿搪、卖关子、斗心眼儿、装洋蒜，直到撂挑子。还好，唯独没有对人使绊子。这已够使吉贝尔蒂显得很窝囊，结果被调离工地。
       都说文人相轻，艺人也相轻，古今中外皆然。
       时光隧道
       我选择一个周末的清晨提早起床，趁着游人稀少的时候，赶去攀登大穹顶。
       正是深秋时节，秋风给佛罗伦萨披上浓重的暖色调子。这时最常见的是两种树木的颜色，金黄色的是西洋栗树，绛红色的是山毛榉，映衬着满城浅褐色的石头建筑，宛如浓艳的油画一般妖冶。
       大街上行人寥落，平日路边兜售旅游商品的摊贩全都不见踪影，马路两旁的建筑物也是门窗闭锁。我可以听到自己踏过古老石板路的脚步声，在空洞的街道回荡。
       此刻，最能体验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话的韵味。这时街道上见不到身穿牛仔裤、足蹬耐克鞋、耳配随身听的洪水一般的游客，我所见到的市容就是几百年前的原貌了。两旁的建筑好似两行乐谱排列着，有节奏、有音符，也有相互呼应的和弦；在它们竣工的那一刻就凝固在半空中，构成一曲恢宏的交响乐章。
       真正是生命苦短，未若建筑之千古无穷期。
       大教堂的入口处十分狭小，推开玻璃门，只见仅有几平方米的玄关，一般游人很难察觉有这么不起眼的入口，但有保安人员在把守。拐个小弯儿，我就开始向四百六十三级台阶，中刺。
       布鲁内莱斯基预设夹在两层墙体之间的甬道，本来是留给工人们检修用的。阴暗、狭窄、陡峭，遇有两人相向而行，各自得将后背紧贴在墙壁上让路。我凭着一股兴奋劲儿爬上百来级台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只有张大嘴巴，像离开水中的鱼儿一样大口呼吸，不得不停下来稍稍休息；同时，我也得暇细看两侧的墙体。
       墙体由巨大的岩石砌筑，每块都数以吨计，似乎只有传说中的巨人才能搬动它。我联想到欧洲人身材高大，肌肉强壮，难道这就是东西方建筑用料差别的原因吗?在夹层甬道中设有歇脚的平台，特意布置了玻璃橱柜，展示着当年施工设备。巨大的木制滑轮，沉重的锻铁吊钩以及粗壮的绞盘绳索，仿佛都是大人国的工具。
       接着向上攀登，高度似已接近穹顶了，人也精疲力竭。这时，只觉夹层向一侧明显倾斜，立刻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感触。我知道，被全世界建筑师视为神奇的结构已在身侧。
       这里可以看到巨石是如何随着穹顶的收拢而调整着几何规格，也可看到布鲁内莱斯基从古罗马借鉴而来的石榫与铁匝工艺。作为两手空闲的访客，至此已累得手足酸软，于是，站在这个奇迹般的高度，面对着那些极重的建材与结构，从自身中体验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生命力的顽强。
       我冲出穹顶，站在仰望已久的小亭子里，脚下的佛罗伦萨笼罩在清晨雾幔中。稍候，一阵风徐徐吹来，云开雾散，全城景物历历在目。
       曾记得，当大穹顶竣工时，人们说此建筑向苍天挑战，令四周群山黯然失色。
       我低头俯瞰，忽然想到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有布鲁内莱斯基的塑像，那个向苍天发出挑战的人原是小个子，比一般东方人还矮!
       站在光环暗影处
       布鲁内莱斯基是出了名的五短身材。在大教堂南面的圣米迦尔教堂外墙壁龛内有他的塑像，我特意去一看究竟。果真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为了避其短处，这座白色大理石像采取了坐姿。布鲁内莱斯基手持圆规和图纸，端坐于石座，抬头斜视着为之得意的大穹顶。
       塑像下面还有一幅长方形的浮雕，记录了那个时期工匠作坊的情景，对比中国古代的作坊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由此，我想到恩格斯所说的“巨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的伟大进步。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的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
        这里所说的巨人，是指学养和性格意义的巨人。
       布鲁内莱斯基的坚毅、严谨和天大的野心构成一个成功者的条件。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冒出那么多的巨人?
       或许，这就是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说的“人才丛林现象”。当一片山坡的土壤、湿度、阳光都适当的时候，偶然随风飘落几粒种子，就会长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树木之间互相簇拥着也竞争着，形成有利于生长的小气候。至于它们为什么是杉木而不是松木或枞木，取决于当初飘来的种子的基因。森林中有两三棵长得稍高一些，享有更多的阳光也顶住更大的风潲，则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了。
       布鲁内莱斯基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方面的代表，他生逢其时遇到美第奇家族。大穹顶修建时正与科西莫的崛起同步，科西莫垂青于布鲁内莱斯基的才华，曾亲自向他委托几项公益性的建筑工程，在那些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科西莫的身影。
       那个时期的“巨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美第奇家族的佑护。他们也自视是科西莫的仆人。不过，仆人们头上的光环遮蔽了主人。
       
       文艺复兴“三杰”中达·芬奇长期旅居米兰，而美第奇家族仍然收藏了他的许多艺术珍品。米开朗琪罗自幼就是在美第奇宅第中长大，这家族甚至视他为己出。至于拉斐尔，生得晚些，他受到美第奇家族后人的赏识，并被佛罗伦萨的薰风陶冶成一代画圣。
       遍访科西莫的艺术收藏，不得不赞叹他对艺术的惊人鉴赏力。他兼容并蓄各种风格，有着吞吐潮汐一般的胸怀。他是促使那片“人才丛林”生长的诸元素之一。
       他站在文艺复兴光环的暗影处，却是巨人中的巨人。
       神秘的青铜
       在佛罗伦萨，不仅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石像，还有多纳泰洛的青铜《大卫》也值得一看。这座青铜原作也在巴杰罗博物馆，离洗礼堂招标的镶板仅有几步之遥。
       论辈分，多纳泰洛应是米开朗琪罗的师祖。若论作品，多纳泰洛却一点也不老派，甚至够“酷”!
       青铜《大卫》头戴战盔，脚踏长靴，除此之外全身赤裸，就连男性阳具也纤毫毕露。第一眼看去，我差点儿叫出声来。此《大卫》有着苗条的身躯，含苞的乳房，肌肤娇嫩，柔若无骨。活生生一个尚待发育的少女磕出来的模子!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豪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多纳泰洛早期曾作过另一《大卫》，大理石雕塑，肩上系着披风，一套潇洒的衣饰遮蔽全身，那是一个雄赳赳的青年男子。而这次他却一反潮流，在五百年前就玩起象征派和超现实了。然而，科西莫为什么接受它，并曾经置放在自家庭院中最显著的位置?
       这尊亦男亦女的面部，呈现似笑非笑的朦胧神情，评论界似乎无人参透。如果顺势多看几眼，就觉被一股似水柔情所融化。它的右臂提着一把沉重的剑，更衬托出弱不胜力，战盔下分明是两缕卷曲的发辫，而威武的长靴也形成奇特的反差，它是颂扬战争还是祈望和平?这些概念化的思维已变得一片模糊。再向下看那胴体，竟有一种奇异之美，美得令人心颤……
       多纳泰洛也罢，科西莫也罢，难道他们真有一种超时空的艺术穿透力，可以向二十一世纪的人，包括一个遥远东方的来访者，传递着某种审美信息?
       多纳泰洛一生作品无数。在佛罗伦萨的各个博物馆，在大街、广场与教堂，一抬头就能见到他的佳作。他的作品风格跨度极大，有的恪守传统，有的领异标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多产的大师。
       科西莫一直充当他的经济后盾。多纳泰洛日渐衰老，接到的订单不足以聊生。为了让他安享晚年，银行家科西莫想出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把一个盛满金币的篮子吊在多纳泰洛作坊的横梁上，让他们师徒随用随取而不必报销。科西莫也老了，还嘱咐自己家人要好好照顾多纳泰洛，后来把一座偌大的庄园馈赠予他，足够他的余生风光无限。
       有趣的是，这位艺师大师抱怨打理庄园太过麻烦。他倒也不傻，又把庄园交还并从美第奇家族那里换回现金加支票。
       多纳泰洛对科西莫真情敬戴，视为恩主。在文艺复兴时期流行过一种典型的人际关系，即保护人与扈从。多纳泰洛一向把自己当作美第奇家族的扈从。他帮助科西莫做过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当年布鲁内莱斯基在罗马醉心于考古时，多纳泰洛也曾与他相伴，同时领略了古罗马艺术的永恒魅力。返回佛罗伦萨后，竭力向科西莫推荐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并亲手修复了许多门楣、拄花和梁饰，置放在美第奇宅第的花园中。这座花园，成为几代艺术家的室外课堂。
       多纳泰洛终年八十岁，生前最大的遗愿，就是葬于科西莫身边。
       工匠的名声在今天大过了主人，因为主人是商人。至今，当人们滔滔谈论雕塑界的一代泰斗时，有谁知道他的主人是科西莫呢?
       秀美的圣母
       在佛罗伦萨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圣母像。在圣坛、湿壁画和油画中，早期的圣母多是端庄娴静，一副丧子之悲的面容。后来，圣母渐渐变得仪态万千，愈来愈年轻。有的活泼俏丽，有的艳若桃花……按照宗教合乎逻辑的解释，说圣母玛利亚一直是处女之身，因此永得驻颜。
       在诸多画家当中，利比是画圣母的高手。
       我在比提宫观赏利比画的圣母，那简直就似一位邻家女孩，活灵活现的小家碧玉。清秀的眉眼，精致的鼻子，薄薄的樱唇，微露圆润的玉乳似乎将要哺育圣婴。
       佛罗伦萨人在街谈巷议中皆知，那圣母是照着跟利比私奔的情人卢克雷齐亚画的。
       利比是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却淫而不修，四处贪欢作乐，据说他一见到漂亮的女人，就千方百计地追求，不到手则欲念难平。他以好色闻名于市井。
       利比曾为圣安布罗斯女修道院制作过一块镶板画，科西莫见了十分赞赏，与他结为挚友。
       科西莫雇请利比到家中作画，知其生性放荡不羁，便将他反锁房中，让他潜心于艺术。但是熬过两天，利比便欲火中烧。他把床单剪成条子搓成绳子，从窗口攀援而下，在外面尽情寻欢，多日不见踪影。科西莫派人在全城搜索，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继续作画。
       科西莫对于反锁房门的做法颇为后悔，从此放任利比来去自由。科西莫说，睿智者出于天上，而非奴才，不能当作驴子一样捆绑。利比也有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在写给科西莫的求情信中夸张地形容为：“我是佛罗伦萨最穷的修士之一，我要养活六个尚未出嫁的侄女。”科西莫也解囊相助。
       科西莫对多纳泰洛和利比是两个层面的宽容。多纳泰洛为人方正，科西莫宽容他的艺术极端；利比的画作销路很好，科西莫宽容他的放浪形骸。
       科西莫以首富之尊，对待工匠们上宾礼遇，视为良朋益友，必然对社会风尚推波助澜，因此意大利各地崇尚艺术家一时蔚然成风。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当代艺术家要幸运许多。他们周游列国，或出入于皇室，或往来于教庭；富商巨贾、公爵显贵更是把他们奉为座上客。他们不发愁找不到主雇，一件活计还没干完，又一批订单源源而至，合同规定着高薪厚禄。奢侈成性的达·芬奇更是香车宝马，锦衣玉食，尽享荣华富贵……
       然而，并非上流社会的人都像科西莫那样慷慨大度，多纳泰洛就曾遇到一个小气鬼。
       一位商人预订一尊半身塑像，收货时却嫌索价太高，两人便把塑像搬到科西莫面前去评理。
       科西莫认真调解，耐心解释，而那个商人仍然吝啬得不肯多付一枚金币。多纳泰洛勃然大怒，抄起锤子，把塑像砸得粉碎，道：“你这号人只配去买黄豆，不配买艺术品!”
       当我看到瓦萨里描述的这个细节时，心中一动，另有所悟。我想到，那时的艺术品虽有第一手市场，却没有二手市场。
       那时没有现代画廊和古董商店，更没有佳士德或索富比这类跨国拍卖行。在培育良好的二手市场上，收藏家一转手，可以数倍或数十倍的天价一锤定音，获利甚丰。
       工匠们面对着慧眼识货的科西莫，而科西莫他面对谁呢?他面对的是无人评估的制成品，权当经过加工的石头或涂满颜色的麻布，那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嫩芽，未来或枯或荣或贵或贱都尚属未知。他凭自己的眼光、良知和富有承接下来。他面对的是自己。
       他有没有想到后人?
       人文的误会
       我想在佛罗伦萨寻访科西莫的几处藏书室，或可了解到他的深层心理，但这并非易事。
       一次在圣洛伦佐教堂，这里有科西莫的私人图书馆。因米开朗琪罗曾为此馆设计了大理石台阶而名声遐迩，就连欧洲的一些大剧院都效仿它来做楼梯。我站在精致的石阶前，只见馆门紧闭，一片漆黑。
       几经交涉，才找到一位在写字台后正襟危坐的女士，她详细询问了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历。犹豫片刻终于开恩，留下我的证件，也挡住翻译和导游，只允我一人进入藏书室，并申令不得干扰学者们的工作。
       
       这间藏书室约有一百平方米，四周书架上摆放着羊皮封面的古籍。十几位学者的坐位分列两行，每人面前有一台电脑，并在放大镜下打开一部古籍，页面上染有被水浸泡过的渍迹。学者们抬头向我笑笑，随即埋头工作，双方都未发一语。
       我被允许进入已受宠若惊，屏息静气，站那里仅凭推测——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同时，佛罗伦萨也遭受一场浩劫，阿诺河水泛滥，洪水淹没全市，水深高达6米，就连“天堂之门”也被冲垮，许多文物遭受重损。几十年过去，对文物的修复仍在继续。我看到的情境应是学者们在整理水浸过的古籍，把拉丁文逐字输入电脑，刻制光盘，以便查阅和保存。
       科西莫嗜书如命。他精通拉丁文，也略通希腊文、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他曾向人文主义学者学习希腊与罗马古籍长达12年。按今日学位标准，这位商人早巳修成“博士后”。他遍寻希腊古籍，不惜重金，透过他那四通八达的贸易航线，把购得的珍贵古籍源源返回。有记载说，他为了买书甚至导致银行头寸短绌，不得不变卖家私。我思忖，对于这个富可敌国的银行家来说，买书是一笔惊人的开支!
       与科西莫同时期还有一个超级书迷，名为尼科利。这位人文主义者为了买书落得倾家荡产，科西莫惺惺相惜，为尼科利在美第奇银行开了一个无限透支的账号，用于买书，直至他终老。尼科利辞世后，留下八百多本古籍还有一笔债务。在遗嘱中指定十六个受托人处理他的藏书。科西莫自愿代偿全部债务，并把买下的藏书大部分存放在圣马可修道院，向学者们开放。
       圣马可修道院由米凯罗佐设计监督，以壮丽的图书馆和优雅的回廊著称，从购置地皮到全部工程费用都由科西莫资助。
       图书馆高48米，宽10．8米，馆中设有64个柏木书架，一派古香古色的气势，它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当我踏访圣马可图书馆时已不复旧貌，这里正在举办追溯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图书展”。
       我漫步在图书馆中，揣测当年科西莫最喜欢的藏书和作者。
       毫无疑问，他最喜欢柏拉图。科西莫于 1445年支持创建了柏拉图学园，并大量拨款支持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工作。当年佛罗伦萨的最高学府并非国立大学，而是柏拉图学园。其实，这是一个时聚时散的文化沙龙。圣马可修道院就是科西莫与人文主义者聚会论学的地点之一。
       在现代词语中，“人文主义”是最被误用的一个概念，变成误会连连的口头禅。依照当初的原意；，人文主义即“希腊古籍研究者”。如今所谓的“人文科学”、“人文景观”、“人文旅游”……早巳离题万里。却也约定俗成。
       柏拉图理性精神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犹如孔孟之道于中国。由此，我也窥见科西莫内心的一隅。这位商人中的人文主义者热衷于对古籍的研究和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追根溯源，是他提倡着以古为尚的风气，却演化为一场全面创新的文艺复兴!
       芳草满庭径
       徘徊在佛罗伦萨的各个角落，最常见的图案是一盾牌形浮雕，内有七至九个小红球，那是美第奇的族徽，它嵌于许多建筑物门楣或艺术品的底座，好像走来去都走不出美第奇家族财富王国的领地。有一次，一间极具现代感的时装店吸引了我的目光，正要迈进门去，抬头一看又是盾牌加红球。
       对美第奇的族徽，我起码听到三种以上解释，有说美第奇祖先是做药丸的，有说红球象征银行的金币，也有说当年美第奇凯旋时全城人手执红色气球欢迎他……总之，无人能确解其意。今日，我将访问族徽的起点——美第奇宅第。
       米凯罗佐设计的这座建筑，坐落在街边把口处，楼高三层，天井狭促，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宏伟。如今对外开放的只有二楼一间小室，称为“三王小教堂”。但我请求先去看看后花园。
       花园芳草萋萋，一览无余。尽管庭径打扫得纤尘不染，也显得空寂寥寞。我记得曾经看见过一张图纸，标明当年从古罗马收集来的那些文物的摆放位置。我与向导交谈印证，哪里是喷泉，哪里是雕塑，哪里是多纳泰洛修复的那些建筑雕塑。而深锁清秋的中庭，就曾是神秘的青铜《大卫》了。那时的庭院高雅，美不胜收。
       我脚下的石径，是米开朗琪罗长年徘徊的地方。科西莫之孙，被史家称为豪华的洛伦佐，最先发现了米开朗琪罗的天才。洛伦佐在圣马可广场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艺术家的门馆，一次从那里经过，遇见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在雕凿一尊老态龙钟的大理石像，惟妙惟肖，令洛伦佐惊喜，他开玩笑说，一个老头子是不可能生得满口好牙的。米开朗琪罗随即抄起锤砧，敲掉一颗牙齿。洛伦佐放声大笑，深喜孩子的聪颖稚真，便把他领回这座宅第。
       米开朗琪罗在这座院中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与主人同桌用餐，这里常常高朋满座，往来皆贤士，谈笑论人文。天赋加学养，造就了旷古绝今的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从这座宅第走向罗马，闯出艺术史上至高无上的霸业。
       岂止米开朗琪罗，几乎那个时期所有著名大师都在这座芳草萋萋的庭院中留下足迹。遥想当年，佛罗伦萨“巨人”遍地行走，沙龙遍布全城。西方学者安德烈·卡斯特尔就在他研究佛罗伦萨的文章中辟有一节：“环境的小社会学”，谈到文艺沙龙对文艺复兴的催化作用。当时工匠们的工余时光都在各种名目的沙龙中度过，午餐会、联欢会、讨论会为艺术家提供了互动与共生的环境，而最大的沙龙就在美第奇宅第。
       科西莫逝世于1464年，他一生为艺术和公益捐助了四十多万弗罗林，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全部财产还多出一至两倍!
       向导的催促打断我的追忆。我们上楼来到“三王小教堂”。
       一间小室挤满游客，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处。人们都在争看三面环墙的大幅湿壁画，取材于《圣经》中东方博士朝圣的故事，场面宏大，出自画家左利之手。而画中的“博士”都是美第奇家族成员的面孔。科西莫站在朝圣队伍的左侧，画家对他的用笔最为细腻。洛伦佐处于全画的；中央，是一位金盔白马的英俊少年。我在多部出版物上看过这幅名画，驻足片刻，便挤出人群。
       在返回的路上，意大利向导对我说：“你已经知道很多，其实可以不再聘用我。”
       我说：“我仍有事相求。我希望约见当地研究美第奇的学者，有劳你试试看。”
       科西莫之谜
       向导携同学者来了。学者是一位年轻女博士，一袭飘曳的黑色长裙，颇有中世纪的典雅风姿，她是当地人，受聘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在佛罗伦萨档案馆做研究。
       我们在酒店咖啡厅选择一个安静角落坐下来。
       按照事先拟好的提纲，我向博士请教一些基本史料，博士对答如流。渐渐涉及到一个敏感而艰涩的话题——对科西莫的社会定位及行为动机的评价。
       自从布克哈特推出他的开山之作，欧洲的史学界对美第奇家族褒扬有加。意大利有《科西莫传》面世，伦敦的美第奇学会也出版了《洛伦佐传》。但是，这股称颂的热潮招致许多学者反感，引出对美第奇家族的负面评价。当我们交谈到这个话题时，博士的反应果然不出所料。
       她强调科西莫追求权力，操纵政治。其实在史学界早有现成的说法，称科西莫时代为“僭主政治”。
       我暗自感到惋惜。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评价，历来都是隔靴搔痒，至多是揆情度理而已。我知道，是洛伦佐把事情弄砸了。在有关美第奇家族的文献中，我曾看到一封家书，是洛伦佐写给自己儿子的。它太私密了，以致泄露天机，可以看作是美第奇家族为人处世的自我剖白：
       在公开的场合，你的服饰应讲求朴素，而不应多事奢华。华荚的居舍与井然的家园较宜于收益丰盈、宅第伟煌的人，美服宝饰并不适合你的身份。你的见识尽可表现于获取精巧的古玩，搜藏大量的书籍，以及你的扈从之个个学养丰富，而非以多称胜上面。邀请他人来访要多于赴约，两者都不要过多……尽少对人倾述隐衷。
       
       这封信是洛伦佐在自己的儿子去罗马上路之前写的，此子后来登上罗马教皇的宝座，即莱奥十世。
       面临的话题有些令人却步。我想，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局外人，与一位专攻此业的学者讨论专业话题，是否不自量力?不过，一想到自己是局外人，顾虑就少了许多。局外人可以本着常识说话。
       博士说：“科西莫收集艺术品是一种谋略。他往往拿去赠予别人，获得人们的好感或外交的平衡。”
       我说：“那也比送现金好。当今许多国家的商界和政界不是都流行送现金吗!科西莫的银行有大把现金，但艺术品可以流传后世。”
       博士又说：“科西莫的权力虽然是隐蔽性的，但是他仍为一名大权在握的政客，从来没有放松过。”
       我说：“他比当今的政客要好得多。科西莫给后世留下文化遗产，而当今不少政客把当代资源耗尽，却把账单留给子孙。”
       博士说：“你似乎对科西莫有着很好的印象。他的确做过不少好事。他常常救济穷人，还替别人纳税。不过，那是为了帮助他的人马去拉选票。”
       我问：“咦!当今的西方民主政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博士笑了，想了想说：“那倒也是…．．．”
       话题难以继续下去。此刻，就连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对西方历史人物的认识出现如此分歧，而坚持反方观点的恰恰是西方。
       握手言欢
       按照人们的思维惯性，在评价一个人物时，总要把他划为社会的某个类别，贴上角色的标签，再据此去推断他的行为与动机。然而，这些办法并不适用于科西莫。
       西方史学界对科西莫还有一种界定，说他是“第一中间贵族”，这个称谓毕竟太拗口也太费解了。
       那，他是什么?
       说他是公民，在佛罗伦萨没有比他权力更大的公民。说他是暴君，但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暴君。学者们说他是“僭主”，却没有比他更尊重民主的政体的“僭主”；他更近似一个富商，却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热爱艺术的富商了。倘若说他收买了佛罗伦萨，那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收买!对科西莫的指责大致可归纳为一个焦点：伪善。如果当一个人伪善得渺无痕迹，贯彻始终，是伪是善呢?我更愿把科西莫的行为归结于他的本性。不然，反过来说也可以，人是无所谓本性的，他只有一部历史。
       在圣马可和乌菲齐博物馆，我都曾碰到当地成群结队的小学生们，背着书包，手拿画笔和画板，由老师指导来上艺术课。我看见一对稍大的男孩和女孩，静静地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雕塑在描摹，看画板上画的，已经很似模似样的。美第奇家族的遗产是滋润意大利的心灵之露。五百年的艺术积蓄，早巳融化到人们的血液中。也难怪在这里大小商店见到每一件商品的设计，都那么赏心悦目。如果留意一下每逢周末的黄昏散步，你会惊奇地发现，凡是当地的居民都衣冠楚楚，品位十足，令游客们自惭形惭。
       我联想开去，正是由于有着佛罗伦萨这个雄厚家底儿，西方艺术家才有资格去尝试印象派、抽象派、高技派、现代与后现代……否则，印象派的画面就会被视为漫散的光点，而现代派则好似儿童画的涂鸦。正因为他们自视门庭高贵，师出正宗，才肆无忌惮地去挥霍无边的想象力……
       不过，我此刻任凭思绪如流水一般掠过，面对博士却没再多说什么。
       很想换一个话题，也是我早就想问个究竟的。我曾读过美国学者写的一本专著，书中尽可能记录科西莫为文化艺术支出的每一笔钱，币值是弗罗林，并换算为当代美元，五百年前的美元在哪里?他用的什么汇率和利率?我觉得此事很滑稽。
       “请问，有没有人来弗罗伦萨洽谈过，有意收购某一栋建筑和它的藏品?”我问，“譬如私人或跨国公司?”
       “你说什么?”学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收购?”
       我说：“那需要对建筑物和艺术品进行评估。当初是弗罗林，要找到一种方法，再换算成美元。”
       学者听了大骇：“没有。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这样做。”
       向导也插话了，她眨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盯着我：“难道你想买吗?”
       我说广错意了。我认为即便是当今全球首富，倾其所有，也买不下你们一个比提宫。”
       学者与向导同时起立，喜笑颜开，跟我握手
       少年才俊
       科西莫逝世时，其子彼耶罗已四十八岁，而且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五年后也撒手人寰，留有二子，一个年方二十，一个只有十六岁。
       美第奇家族庞大的财富王国的管理，落在长子洛伦佐的肩上。他毕竟太稚嫩了，而且性近儒雅，喜爱诗词歌赋。洛伦佐用意大利方言写的诗脍炙人口，并对歌剧创作也颇有天分。这个少年才子比他的祖父科西莫更加沉醉于文学艺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百无一用是书生，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面临着后继乏力的窘境。
       次子朱利亚诺相貌英俊，风流倜傥，是佛罗伦萨的宠儿和少女倾慕的偶像。他热衷于骑术，外出狩猎和比武。如此世家子弟也帮不上家族的忙。
       不料在彼耶罗病故的第二天，佛罗伦萨的执政领袖和人民代表们，就来到美第奇宅第，极力劝说年轻的洛伦佐领导整个城邦。佛罗伦萨虽是民主共和政体，但是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势，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深孚众望的权威，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哪怕他再年轻也好。
       几经说服，洛伦佐勉强应承下来，他提出的条件是仅以公民身份参政。
        后来的西方传记作家们不厌其详地记述着洛伦佐的生活和一切行为举止，或许老科西莫早就预感到彼耶罗的孱弱多病，将对美第奇家族的延续性造成危机，便把厚望寄托于天资聪颖的长孙洛伦佐身上。还在洛伦佐的幼年时期，老科西莫便聘请老师，把洛伦佐引入古老而博大的人文主义世界。家中丰富的藏书成为这个少年的手边教材，他可以直接阅读西赛罗的信件手稿、塔西佗的《编年史》，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还被允许参加知识精英们的学术研讨会。
       老科西莫常与长孙对弈，兴致勃勃地谈论柏拉图，还安排他出访那不勒斯，参观罗马古迹，培养他书写流利的拉丁文和优美的意大利诗句。总之，老科西莫的雄厚的家族资源使洛伦佐受到全欧洲顶尖级的教育。
       这位青年人的业绩很快令人刮目相看。他对美第奇的金融与贸易运作驾轻就熟；家族财富更加迅速地增长。他任命了富有经验的公民议会，虚心聆听他们的意见，并得心应手地操控着政治。他致力于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结盟为铁三角，以保持意大利北部的和平。他戏称自己是“意大利天平上的指针”。同时，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也进入佳境。来到佛罗伦萨访问的王公与显贵们，都大开眼界，说他们在美第奇宅第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绘画、书稿与奇珍异宝。
       但是，罗马教皇却忧心忡忡；西克斯图斯教皇感到佛罗伦萨的冉冉升起削弱了他的皇权。于是他笼络美第奇的商业宿敌帕齐去排挤洛伦佐的银行业务，又指派洛伦佐的另一个政治对手萨尔维亚蒂前去担任红衣主教。教皇还默许一场阴谋的策划。就在洛伦佐毫无察觉之时，一把高悬的利剑在他的头顶悄悄举起……
       红球万岁
       我曾去到主教堂察看事发现场。站在观望台上向下俯视，大教堂大厅烛光点点，烟霭缭绕。我竭力透过眼前祥和的宗教气氛去想象五百年前一场血腥杀戮的情景……
       1478年4月28日，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弥撒庆祝复活节。那是耶稣升天前的一个周日。宽可容纳数万人的大厅格外拥挤，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像平常一样，毫无戒备地来到教堂。弥撒接近尾声时，神父高举圣体，宣告仪式结束的声音在教堂中回荡。突然一支隐藏在人群中的队伍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过来……
       这是相隔时间不长的第二次谋杀。第一次原定在费舍尔别墅的宴会上动手。策划者的目的是对美第奇家族赶尽杀绝，但那天朱利亚诺因故缺席，因此暂时罢手。
       
       第二次机不可失，策划者相约以神父举起圣体那一刻为行动信号，迅疾冲向美第奇两兄弟。一个凶手把匕首如闪电般插入朱利亚诺的胸膛，二十五岁的朱利亚诺血流如注，随即倒地。但是，疯狂的帕齐跳到朱利亚诺的身上，一刀又一刀猛捅。帕齐为发泄私愤而激动得刀法失准，也割伤了自己的大腿。
       与此同时，两个参与谋杀的教士向洛伦佐扑去，其中一个在攻击前稍稍迟疑了一下，使洛伦佐得到反应的时间，他用手臂阻挡着对手，匕首只轻微地擦伤他的颈部。他转身跳过栏杆，并抽出自己的剑。在他的朋友和扈从保护下，逃往大教堂的圣器室躲避。
       当谋杀在教堂开始的一刻，萨尔维亚蒂大主教率领100名武装人员向市政宫发起进攻。他们高呼“自由万岁”的口号，煽动人民推翻洛伦佐的独裁。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美第奇家族的群众基础。激昂的人群呼喊着美第奇的族徽标志：“红球，红球，红球万岁!”
       就像任何一次民粹精神被激发起来一样，支持洛伦佐的人群情激愤，局面很快被控制，并转为席卷一切的暴力。
       大教堂的凶手是在神明面前杀死了朱利亚诺的，显然亵渎了宗教的神圣，凶手当场就被群众围殴致死。凶杀首犯帕齐因刺伤自己的大腿而失血过多，早巳虚弱不堪，群众把他拉到窗边用绳索吊死。冲进市政宫的队伍也没逃脱，萨尔维亚蒂大主教正巧遇到执政团的标准执法人，被对方迎头击倒。其他谋反者有的被从窗户扔下去，有的被吊死在外墙上。达·芬奇曾有一幅著名的速写，画的是被吊死的巴隆切利。这幅速写相当于现代的新闻摄影所捕捉的突发事件一瞬间。
       洛伦佐带领他的卫队出现在人群中，人们为他的安然无恙而欢呼；尽管他呼吁停止暴力，但他的声音在排山倒海的呐喊声中显得十分微弱。人们高喊着“处死叛逆者”冲进帕齐宅第，连无辜者和年长者也不放过。
       我从大教堂到市政宫，一路去勘察这次未遂政变的路径。路不长，十几分钟就走过全程。回顾史学家们描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隐约感到西方学者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有着他们独特的史观。洛伦佐广受群众的拥戴，史家们大都表现情同此心，但对群众运动则一向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发现，那疯狂而嗜血的冲动将产生裂变效应，一旦释放出来，就连潜伏在人类身上的文明本性也于事无补。
       伟岸一商绅
       萨尔维亚蒂大主教被吊死的消息传到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圣颜大怒。他宣布了一连串制裁佛罗伦萨的措施，还要求城邦执政团把洛伦佐押送罗马来处置。执政团一口回绝，愿与洛伦佐共患难。不久，教皇联合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向佛罗伦萨宣战，大军压境，城邦危在旦夕。
       就在这个关头，洛伦佐做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的决定与我们对商人“重利轻义”的认识恰恰相反。为使佛罗伦萨人民免受刀光之灾，他只身一人从比萨登船，没带一名卫士，未携一件武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他抵达那不勒斯后，径直来到斐迪南面前，要求把他交给教皇，并停止对佛罗伦萨的攻掠。
       在中国的“东周”与“三国”中，也见过似曾相识的故事，但洛伦佐做得似乎更加彻底。他并非一国之君，他在本国没有任何“官本位”，更合理的身份是富甲一方的商人，或许还属于文坛一名士。但是，他并未因自己早就声明的公民身份推脱责任。他未携寸刃，深入敌穴，愿以一身性命退雄师十万，也堪令人击节!
       斐迪南当即将他软禁，却又待若上宾。在生命不保的日子里，洛伦佐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愉悦天性。他心轻万事，待人爽朗，学识渊博，谈吐儒雅，一副“阿尔卑斯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镇静。斐迪南先是为他的人格而倾倒，继而愿与这位年轻的饱学之士沟通。洛伦佐说，教皇的雄心是无止境的。如果佛罗伦萨俯首称臣，下一个就轮到那不勒斯了。此刻土耳其人正从水陆两路向意大利逼近，意大利不应同室操戈，而应齐心对外。
       这番类似“合纵连横”的论说显然生效。三个月后，斐迪南与洛伦佐签订了友好条约，并赠予厚礼，放送洛伦佐登船返航。
       英雄凯旋，在佛罗伦萨受到空前狂热欢迎。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写道：“人们把洛伦佐捧上了天!”
       洛伦佐先后与那不勒斯以及米兰签定了友好条约，这个三角联盟给意大利北部地区带来将近二十年的和平。这二十年对西方文明史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意大利的周边环境一直在动荡着，干戈不息。有了这二十年的祥和平静，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达到灿烂的巅峰。
       脐下三寸
       在佛罗伦萨的日子里，我观赏了数以百计的男性雕塑，也见到了数量更多的女性画像。我发现一个公开有趣的现象，大凡那些著名的男性雕塑多是裸裎以对，而女性画像则多是身怀六甲的孕妇。
       男性雕塑脐下三寸，做得认真一丝不苟，虽然那阳具呈现自然状态，却刻意地逼真，不忽略细微末节，令人感到蕴含着蓄势待发的生命力，但又绝不引致色情的想入非非。只会有感于人体结构是如此强健、匀称，而且君子坦荡荡。
       我围绕着米开朗琪罗的《酒神》看了许久。它不像《大卫》那样被神化。《大卫》像高4．1米，而《酒神》仅有常人大小；除了遵从博物馆的规定不许用手触摸，我可以把眼睛贴近它几公分看个够。《酒神》右手举起酒杯，两眼视线越过杯口凝视着前方，好像邀人对饮的神态。它已经喝得醉眼蒙咙，赤裸的全身肌肉松弛着，上身后仰如玉树临风，身后有一个森林的小精灵支撑着它的重心。由于我可以在最近距离欣赏这件货真价实的原作，仍然从那发达的胸肌和倒三角形的后背感到雄性之美，还有皮肤光洁宛若绸缎的质感。我绕到正前方看看，小腹下的“那话儿”也是赫然在目。
       当某种艺术处理手法成为普遍的风气时，你会想到那个时代的特质以及人们生活的风貌。那是十五世纪中下叶，正值文艺复兴的全盛期。五百年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开出版物中，当局对男性脐下三寸部位的表现都会分级管理，规定限制。而在佛罗伦萨，可谓“X”级无管制。由此可以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当局和艺术家们的勇气，敢为天下先。
       的确，在漫长的中世纪，佛罗伦萨人的正常欲望被压抑得太久了。那时，人非人，人只是跪拜在上帝脚下的奴仆，因其生来就背负着“原罪”，终其一生就是赎回那份心灵欠债，并等待着末日的审判。贞洁高于欲望，死亡高于贞洁，名誉高于死亡。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价值都在寂寞的身后。说也奇怪，人一蔫头耷脑，上帝也顿失灵气。试看乔托以前的绘画，那些圣子和圣母神情呆滞，体态僵板，比例失当，论才论艺尚不如今日初学者的入门画。
       压抑必反弹，压抑愈久则反弹愈烈。人文主义者撩拨得人们春心荡漾，故态复萌。古希腊的传统，尤其是斯巴达克崇尚生命本源的精神，从佛罗伦萨人的意识深层中苏醒过来，喷涌而出。原来天堂就在地上，你我就是神仙，人生得意须尽欢，举杯同消万古愁。
       作为诗人的洛伦佐，写有一首著名的《酒神之歌》，也像李白的《将进酒》在中国家喻户晓那样，在意大利各地的人都耳熟能详，大意是：
       少年得遇花容，
       时光逝如流水，
       今日良辰须尽欢，
       明日世事有谁知?
       可以想见在文艺复兴的空气中弥漫着享乐至上的乐观精神。也正是这一点确立自我价值的精神火花，高扬了人与人性，铸就了公民意识，辉映着通向民主与自由之路。洛伦佐的《酒神之歌》，曾被谱写成曲，在当年佛罗伦萨的化妆狂欢节上被千万人传唱着。当我离开《酒神》的塑像，走向市政宫广场去寻觅狂欢节的旧迹时，一路上回味着李白与洛伦佐的诗歌相近的意涵，却又想到那时的中土之国并非大唐盛世。心中猛地向下一沉，就像跌入冰窟一般冷得战栗。十五世纪中下叶，正值明代正统年间至弘治年间，朝廷昏庸，宦官擅权，中国被一批阉割了男性生殖器的人操弄着……
       
       东眺中土
       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看过几个城市广场或画廊，你会产生一种意识的麻木，从而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比较——为什么在这里见到那么多的裸体?而在中国的同时期却一个也没有?
       搜索枯肠，我从未在中国见过一尊像样的雕塑或一幅经典的国画是男性裸体。若有，一定是春宫图。即使在文学作品中，对男性胴体的描述也显得词汇匮乏，大致是“虎背熊腰”之类的模糊比喻。如有更为具体的描绘则一定是性器，绘声绘色，并伴随着男女交媾的细节，在明代话本中常有，当时正兴那个潮流。
       换言之，说人体必及性事。人体从未与性脱离开来，形成为可以裸裎的文化现象，也难上升至美学范畴。
       既然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化雅事，便只能把男性的裸露视为不文明之物，从文明系统中排除。同时，道德伦理也渗入这个尴尬的领域，早已把中国人格划分为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纲常，人体也就有了高贵与卑贱的差别。在佛罗伦萨，我可以看到垂死的战俘或奴隶雕塑散发着夺目的凄美。而在中土，怎可想象艺术家们斗胆敢把皇帝与庶民的裸体同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尽管他们都是大自然一视同仁的造物。
       在与文艺复兴同期的中国，明代宦官擅权已是国之大患。太监的势力掌控了十二监、四局、八司，还染指司法与军事，并牢牢把持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东厂和锦衣卫。中国的权力中枢和行政机构尽落阉人之手。
       贫苦的贫民甘于自阉而侍奉宫廷，当初或是迫于生计。不过，阉割了生命之源的器官与雄性荷尔蒙，尤其把他们置身于深宫密室的特殊地位，也必定令人格畸形残缺。他们在主子面前是生理变异的奴才，而在百官面前用锦衣华服遮蔽了身体，俨然是颐指气使的主子，并以加倍的贪婪去获取补偿和报复。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盛期的1487年，太监们忙着贪污受贿，搜刮民财，天下良田已被官僚势豪侵吞盗卖十分之五。中原大地哀鸿遍野。
       由此我联想，一个不敢裸裎以对的民族，必定是不平等的民族。
       不过佛罗伦萨人脱下衣服，也曾费了一番力气。柏拉图穷究万物之源的理性精神，支撑着达·芬奇去解剖令人恐怖的尸体。他一层层地剥离下去，在笔记本上画出全身的骨骼与关节，再依次还原所有的神经与肌肉，覆盖后再研究如何使躯体活动起来。他甚至解剖许多丑陋的生物，并做出对比，以致闹得满屋臭气熏天。米开朗琪罗更加乐此不疲，他先后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直至呕心得不思茶饭，颓然病倒。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伟大艺术家留下的详尽的解剖图谱。众所周知，解剖学与布鲁内莱斯基致力的焦点透视学，构成文艺复兴造型艺术的两个支点。这些行为肯定被中土世人看作形同恶魔，骇人听闻。然而，正是经历了一番炼狱般的磨难，奇迹出现了。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论说：
       先从世间个别荚的事物开始，逐步提升到境界的荚，如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形体的荚到两个形体的美，从两个形体的荚再到全体荚的形体……最后再从荚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荚的主体。
       在佛罗伦萨东眺中土，我相信中国当代学者的话：中国由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而落后于西方。在这里目睹的一切使我确认，早在五百年前西方就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同时，我也觉得中国学者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中国不可能发生文艺复兴，中国的文化血液里并无该种基因。
       或许我们也不必沮丧，通向美还有另一途径，那是内在的精神之旅，但却更加崎岖。
       世纪美女
       倘若要我挑选艺术世界第一美女，我将会选择西莫妮塔，而不是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眉毛稀疏，近乎没有；显得眉骨突出，前额也较宽大。她或许有几分富态，但算不上漂亮。
       在鸟菲齐美术馆前大排长龙，需要的耐心一点不亚于在罗浮宫排队的心情。等侯中为打发时光举目四望，才看见整条大街上都是彩旗飘扬，彩旗中央是西莫妮塔的头像。她俨然是佛罗伦萨的“形象大使”。
       进得鸟菲齐，一路看去，在波提切利的画作前停留最久。
       《春》是波提切利的名作。画面左角是洛伦佐的兄弟朱利亚诺，按时间推算，此画完稿时他早巳死在帕齐的匕首下。但画中的朱利亚诺有着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和芭蕾舞式的优雅，他正伸出右臂去摘取树上的果实。他的身边有三位美女，衣裙薄如蝉翼，显露出她们都是孕妇。画面的中央则是西莫妮塔，她的右侧是身绕鲜花与嫩叶的接生婆，仿佛为这万物更苏的春天来接生。
       在佛罗伦萨，一切艺术似乎都是生命的礼赞。
       事实上，朱利亚诺与西莫妮塔是在圣十字广场上邂逅的。那次在教堂前的广场举行盛大的马上比武大会。朱利亚诺孔武有力，获得大赛冠军；而出现在看台上的西莫妮塔，则是全场瞩目的美后。朱利亚诺一见倾心地爱上西莫妮塔这位有夫之妇。
       估计许多读者对波提切利的另一名画并不陌生，那就是陈设在《春》之旁的《维纳斯诞生》。蓝色海面上，西莫妮塔作为维纳斯的原型站在一个巨大贝壳上缓缓浮起，海风吹起一头金色长发高高飘扬，那张俏丽的面孔极具现代感，决不输给当今好莱坞的任何一名女星。而且这位大家闺秀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画都很耐看，肯定是大腕导演的上佳选择。由此可以证明，五百年来男人的审美标准从一而终。
       这些画产生于1480年前后。洛伦佐享受着文艺复兴的极盛和人民的欢呼。他把城邦利税降为五厘，商业更趋繁荣，百姓夜不闭户。洛伦佐以更大的热忱赞助文学艺术。他常与波提切利讨论美学，与菲奇诺讨论哲学，并继承科西莫的遗愿领导着柏拉图主义的学术沙龙，常常与人文主义者在郊区半山的别墅聚会。他对文学艺术的捐款比祖父更加出手大方，支持着无数艺术家和学者，还借出大笔款项给城邦用作公益建设，直弄得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乌菲齐艺术馆的建筑本身以及许多藏品都属于美第奇家族；而在比提宫，那座更为恢宏的建筑和更多的藏品也被美第奇家族收购。那里的绘画陈设方法是我在其他博物馆从未见过的，它们不是一幅幅地排列。而是从天花板下至踢脚线，就像报纸的编辑那样排满横平竖直的版面，挤得每一面的墙都毫无缝隙。
       我仍在尝试解读美第奇家族的金钱观。科西莫与洛伦佐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代金融家，按《资本论》的观点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阶段。参照今日企业家的价值观来衡量，金钱仍是超乎世上一切欢乐的最大源泉。而且一旦到手，追逐就永无止境。即便超出金钱的本义，仍会把它理解为游戏、武器、盾牌、安全感、成就感和兴奋剂而不肯罢手。但美第奇呢?
       福特曾把两种人称为傻瓜，一是富翁们，他以为聚敛钱财就可拥有一切；另一是造反派，他认为把一批人的钱拿来分给另一批人就万事大吉。美第奇显然两种都不是。
       世界第一个银行家美第奇给后人开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先例，他对人类文化艺术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皆因有·了他，才有了绵延不断的西方富人高端文化体系，有了诺贝尔，有了洛克菲勒，有了卡内基以及今日的比尔·盖茨，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却做着同样事情的人……也因此有了相对稍许和谐的社会。
       喧腾的泡沫
       1492年洛伦佐英年早逝，同样不幸的是，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落下帷幕。
       洛伦佐不只是作为一位文艺复兴的赞助者溘然辞世的，他自身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是那个时期名列前茅的人文主义学者，也是一名璀璨的诗人巨星，悠然间从天空陨落了。就他的身份定位来说，比老科西莫更加纠缠不清。他首先是文人，随后才是与商人和政治家的三位一体。
       
       厄运迅即降临到意大利头上。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意大利历史变得风云诡谲、荒诞不经。人们最不可想象的力量组合却拧成一股绳，人们共同的预测却适得其反。我们只见到历史喧哮翻腾的泡沫，却毫无逻辑可循。
       1494年，法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洛伦佐的继承人出城谈判言和。他既无父辈的胆识又无才略，只带回屈辱的条件，遭到全城邦人民的唾骂。他被灰溜溜地逐出佛罗伦萨，暴民们掠夺了美第奇宅第的艺术品。
       然而，法国查理八世并未对佛罗伦萨造成过多骚扰，他率众轻骑而过，留下一个完全摆脱个人操控的民主共和国，英姿勃勃地挺立起来。
       不过，这个最民主的城邦迅即拜倒在一个最极端的教士脚下。萨沃纳罗拉教士颇具道德感召力，他在大教堂布道时发出的诤言和警句被当作语录在各地传诵。他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目标指向文艺复兴时期豪华放任的生活方式。群众分为两派，造反的叫“哭派”，保守的叫“疯狗派”。“哭派”指挥少年儿童去大街上剪掉妇女们新式的发型。撕烂人们华丽的衣饰，还在全城抄没艺术品和奢侈物，集中放在市政宫广场，堆积成山，犹如“破四旧”似的付之冲天一炬。
       又过不久，保守派发动反攻，要求萨沃纳罗拉兑现他具有超自然力的宣言。这位教士被搞得狼狈不堪，法力失效，符咒失灵。于是被拉到市政宫广场，人们朝他踢打着，吐着口水，随后把萨沃纳罗拉和另外两名同伙吊上三角架，点燃烈火干柴，烧为灰烬。
       至今在市政宫广场的中央地面设有一块铜牌，以纪念这位在操守上无可挑剔的教士殉道的地点。他被新教的信徒们视为圣人，而被学者们视若原教旨主义者。那块金黄色的地砖被游人踩得锃光发亮，信徒们每年向这里敬献花环。
       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后人在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帮助下打回佛罗伦萨，后来再次遭到共和国人民的驱逐。1529年，美第奇家族的子孙又一次联合西班牙人与日耳曼人向佛罗伦萨进攻，四万大军将城邦包围得铁桶也似，所有出城的道路都被封锁。佛罗伦萨人同仇敌忾，米开朗琪罗也被派往前线去监督构筑防御工事，全城人英雄般地抵抗坚持了十个月，最后因弹尽粮绝而投降。美第奇的后人开始了残暴的统治。
       在此之前，美第奇家族先后四次被放逐。第一次是老科西莫因遭冤狱而被逐至威尼斯，他返回时受到凯旋式的欢迎。第二次是洛伦佐为挽救佛罗伦萨于水深火热自逐那不勒斯，他归返时引起的狂热崇拜几乎引致骚乱。早期的美第奇家族坚定站在人民大众这一边，而他们的不肖子孙却成为人民公敌，只能靠外国势力恢复强权。
       花开并蒂，另表一枝。在无休止的乱荡中，洛伦佐之子莱奥十世却登上罗马教皇的宝座，使美第奇家族的美誉遍及意大利。而当洛伦佐的兄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克列门图七世接下一任教皇时，罗马却遭到北方民族一次毁灭性浩劫，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城屠”。
       历史变得杂乱无章，不忍卒读。似乎只有一种物理规律在起作用，反弹!每迈出一步都遭致反弹，每次区别只在弹回一步或两步。欧洲大名鼎鼎的年鉴学派，把这段奇诡的历史称为喧腾的泡沫。我却想起人类学者罗伯特·路威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形容：“人类往往像一头笨拙的驴子，死咬一条缰绳扯来扯去硬不撒嘴。”
       我更关心艺术家的命运。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们在哪里?
       夜与昼
       佛罗伦萨的艺术家风流云散，把文艺复兴传播于欧洲各地。其间也曾返回灾难深重的故乡。
       圣洛伦佐教堂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这里不仅葬有美第奇家族的墓穴，也有米开朗琪罗成熟时期的最好的雕塑。
       迈上教堂台阶时我有点惊异，这面巨大的外墙却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未加任何装饰，只是用朴拙的石块堆垒起来。仿佛由于频繁的世态变迁，而草草地定格于初始的进度。
       进得大门别有洞天，中堂是布鲁内莱斯基的杰作。高大的廊柱，美轮美奂的雕花柱头与拱顶，再配上色彩灿烂的大理石地面，那是我所能想象的最上乘的室内装修。它的圣器室由布鲁内莱斯基和多纳泰洛前后接力完成，出自两位大师的不同风格浑然一体。
       向里走，随着色彩愈来愈单纯素净，我的心绪也变得凡念渐灰，最后来到墓地的冥灵之府。
       这里是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夜与昼”、“晨与暮”，还有洛伦佐与朱利亚诺的塑像。自瓦萨里以降，曾有数以百计的评论家不惜笔墨地描写和争论它们的意象与喻含。这里的作品久负盛名，盖世无双。我只有默默地看着哑然无言。
       然而，在我沉默之下却是心中的波涛汹涌，我想到了米开朗琪罗与美第奇家族古今罕见的感情纠葛。
       米开朗琪罗对洛伦佐抱有知遇之恩，又与后来的教皇莱奥十世同在美第奇宅第中一起长大，他接受的是贵族式的良好教养。不过，他又是教士萨沃罗纳拉的忠实听众，也对民主共和体制怀有热忱的信仰。他因洛伦佐的长子粗鄙无知，不是要他去雕塑而是在庭院中堆雪人取乐，他愤然拂袖而去，从佛罗伦萨到了罗马。而他的《大卫》完成于1506年，那是为庆祝美第奇的后人被逐出城邦后共和国新生的纪念。在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心中，充满尖锐的情感与理念、尘俗与艺术、现实与憧憬的纠葛。
       他是在佛罗伦萨被包围期间，一面去构筑抵御美第奇后人军队的碉堡，一面陆续完成美第奇墓地的传世杰作。那是多么矛盾的状态啊!他拒绝人们的任何评论，只留下一首小诗。
       虽然我沉睡，
       却非仅是一块石头。
       请不要唤醒我
       谈话时请小声一点!
       我静默在那里，肃然环顾，心中唯有感叹于美之单纯，还有人的品性之千面百态。
       最后的安娜
       在离开佛罗伦萨的那天早晨，我来到郊外的费舍尔，那里山上的别墅曾是美第奇家族庞大财产中十八栋别墅之一。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站在山坡上猛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似有一股沁着草木芳香的甘甜。多年前，我在落日衔山的苍茫暮色中第一次看见佛罗伦萨时，曾被它那梦幻般的情境打动。而今天这个早晨，当我对它有了更多认知的时候，只觉自己看到了它的更多细节而显得真实。
       费舍尔的山坡上植满苍翠欲滴的树木，顺着坡势向下看去，佛罗伦萨的老城与新城历历在目，泾渭分明，形成黄褐色与乳白色的清晰对照。记得我在圣马可修道院参观时，曾顺手拍下过悬挂在墙上的城市地图，那幅地图标明着1888年进行了一次有限度的修复改造。从那以后，老城区就再没做过伤筋动骨的变动。佛罗伦萨人太珍惜祖先留下的传统，每当政府又想出一个并不过分的新点子，人们就涌向街头，阻挡推土机，对抗警察，使政府的计划次次落空。事后证明他们是对的，光是佛罗伦萨的旅游收入，就够全市人民尽情享受了。
       在祖先留下的城市财富中，有相当部分是一个女人赠予的，她的名字叫安娜。． 十六世纪中叶，动乱不安的佛罗伦萨渐渐趋于平静。政权落至美第奇旁系的铁腕人物手里，此人即青铜骑士柯西摩一世。他完全结束了民主共和政体，册立为封建的大公爵，毫不掩饰地实行独裁统治。然而他竟使托斯卡纳地区变得空前强大与繁荣。同时，他将美第奇家族的财富积至鼎盛。
       光阴荏苒，又过了许多年，美第奇家族人丁凋零，渐至一线单传，由安娜·玛利亚·罗多维卡来继承。
       安娜成婚时已过了最佳年龄，她嫁给德国王室成员，其人品尚好，但体格虚弱，先安娜而逝。
       
       1717年10月21日，安娜身穿黑色的礼服，携带八十名随从，返回日夜思念的故乡。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人士全都出来迎接这位美第奇家族唯一的后人，礼炮齐鸣，钟声大作。
       据说，安娜是属于那种年纪越大而愈加漂亮的美人。但在此后的多年中一直深居筒出，住在聚满艺术珍品和金银珠宝的比提宫。在她辞世之前，以家族条约的形式留下一份遗嘱，把美第奇家族庞大的全部财产奉献给佛罗伦萨的人民。
       在此后的几百年当中，每逢她逝世的那一天，佛罗伦萨的所有教堂一起敲响钟声，所有的博物馆都免费向公众开放，以纪念这位宅心仁厚、美丽善良的女性……
       尾　语
       今晚就要登机了。临行前，我挑选一间正宗的意大利餐厅，为自己饯行。餐厅老板很热情，他说为我开了意大利最好的红葡萄酒。
       微醺中，我有些惆怅。遥望万里之外的乡关，我将回到自己的故乡，酒意一下子向上奔涌。
       不要说我崇洋，其实我很怀旧。我是个老北京人，生在宣武门抄手胡同，长在北长街庆丰司，又在东城东堂子胡同生活多年。我深知四合院是何等建筑。在建筑学上，举凡民居，都被称作“建筑原点”，而四合院与任何国家的建筑原点相比，都是人类心智的极高结晶。
       北京对我愈来愈隔膜了。推土机使它面目全非。本来它不必变成这个样子，五十年代的政治家和规划专家都面临着许多选择，它却偏偏变成后来的样子。近二十年的商业开发使它更快地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在我住过的四合院中，三处巳不见了两处，遑论那些更多也更为珍贵的“建筑原点”了。我所认识一位长者的四合院，有小桥流水，假山叠翠和起伏的回廊，如今也荡然无存。我们的富人和鼓励致富的从政者正在推倒文明视野中最宝贵的东西，忙着搭建最廉价的东西。
       伴随着老北京的消失，更可忧的是心灵的荒漠。欧洲文艺复兴的全部奥秘在于对传统的归复，而我们的传统在那里?同是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代商人，我们的富人与美第奇是多么的不同!用中国的政治哲学观来看，美第奇所做的或可称为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富人价值观，而中国第一代富人又属于什么思想体系?
       我或可理解中国第一代富人的冲动与浮躁。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消灭个人主义的努力，早把人们的私欲压制在地层深处，但那生物的本能并未僵毙。犹如在旷野上经历了一个大雪茫茫的漫长冬季，任何一个生物都变得饥肠辘辘、体瘦毛长。忽然在一个早晨嗅到春天的气息和血的腥香，怎能不贪婪地猛扑上来呢!美第奇的故事，对中国的富人也许暂时是一个天方夜谭。
       中国原本有自己的心灵之露，它深藏于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底蕴，也为世世代代的父母耳提面命。它是鲜活的，但它沉睡了。
       佛罗伦萨的餐厅烛光摇曳，衣香倩影。我看看表，到了该去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而此刻酒意正浓。
       明日酒醒何处?
       高楼下残院断墟!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