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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弃故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这是藏族诗人加央西热几年前的作品《岗仁波钦》中的诗句，却不幸在他刚刚47岁的时候就成了他自己命运的写照。2004年10月30列，加央西热走了。三天后，在西藏著名的直贡堤天葬台天葬。
       11月12日，中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代加央接受请柬并将其放在他的获奖著作《西藏最后的驮队》中——那上面有加央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给我的签字，可能就是加央这一生写下的最后几个字。这部著作同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认可，将可望在2005年的春天正式得到那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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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日，我得到加央病危的消息。当时，他已经进入深度肝昏迷状态，离开医院被抬回家，可能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才有意义，犹豫多时后给他家打去电话，他的妻子彩云试着把听筒放到他耳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加央听到我的声音，竟还能发出一两个音节来，我告诉他要挺住，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好!”还说，“想你!”
       我在那一刻决定立即赶回西藏。
       当我从北京辗转成都飞往拉萨走进他家里，我的确感到了死神的所在，闻到了死亡的浓重气息。加央在此之前还喃喃地念叨：“飞机还没有到吗?”但我喊着加央的名字时，加央的眼神却一片茫然，他念着“吴老师”，却似乎看不出我就在他的面前。我们仿佛隔在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里对话。渐渐地，他好像从梦中回到现实，恢复了意识，认出了我，我们相拥着痛哭。看到加央越来越清醒，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必须抓紧时间把我们之间要说的话说出来。我对彩云说，能不能请在场的所有人离开一下，让我们俩单独谈谈。
       “加央，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加央擦着泪水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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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藏北草原那曲小镇的一个夜晚。
       一位穿着藏袍的青年人敲开了我的那间半屋牛粪一张床的平房的门，透过昏黄的烛光，我看到这个人黝黑、瘦削，牙齿显得特别白，一头鬈发，他不是那种高大的牧民汉子，却从小眼睛里透出一种俊秀之气。因为我曾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有一点小名气，加央便慕名而来，他从宽大的藏袍袍襟里掏了好一阵才掏出一张薄薄的信笺纸，非常腼腆而谦恭地说：“吴老师，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那张信笺纸上分行排列的汉字，题目是：《开往北京的列车》。那首诗基本上只是几句顺口溜罢了，后来我还是将它作了修改，并推荐给一个刊物，使加央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印刷品。
       此后，我们开始交往，这场朋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加央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而在那之前不远的一些年前，他还只是藏北地区班戈草原的一个小牧民。到14岁才上学，开始认识他曾在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见过却念不出来的汉字。一共只读了7年书，加央便留在了他就读的地区中学当教师——可以想见当时藏北的教育水平。后来，加央给我讲他的家乡，讲他儿时在草原的生活，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一切才真正是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什么当时根本没有影儿的“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复兴之风从北京吹到西藏，也吹到了藏北草原。加央所得到的文学启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把加央从地区中学调到了我所管辖的文化局，在一个有着比较浓郁的文艺氛围的小环境里，加央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
       那一年，《西藏文学》的编辑马丽华到藏北草原来组稿，加央拿出了他的组诗《童年》。实际上，我更愿意将这一组诗称为加央的处女作。加央对于草原生活诗意的理解，他的内向而灵秀的气质，他的大胆跳跃和他的细腻，尤其是他夹杂着藏语思维的汉文使用方式所带来的奇特感觉，在这组诗里得到了最初的表现。尽管有那么多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我们感到了真正的诗，这使我们十分欣喜。
       加央西热的名字，可译作“智慧文殊”。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命运的主宰，加央就是被安排到藏北草原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从那之后，加央用他十几岁才学习的汉文，写出一组又一组令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诗人惊讶的诗篇，包括《盐湖》、《草原》、《岗仁波钦》等等。我们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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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年代里，藏北草原的艰苦生活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比今天更为寒冷的气候，常年很难吃得上蔬菜，物质供应困难，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但在我们那个小环境里，一种浪漫精神像每一家都离不开的牛粪火一般，旺盛地燃烧。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理解我们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何以如此欢乐。加央在我们这群朋友中，更内向一些，他生来语气轻弱，话语不多，一双小眼睛总是露着好奇，但在许多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位置和分量。在我们新盖起的文化局院落里，我的左邻右舍分别住着加央和加措，还有我们的小兄弟次仁拉达，有汉族作家李双焰、画家李发斌，年长一些的民间文艺家土敦，在艺术团里有舞蹈家多吉才旦、向阳花和作曲家黄绵谨，小蒙古琪琪格最早是在这里当编辑，在这个小镇上，还有诗人黄涌、孔祥富等一群文学青年，使得这个藏北群体在西藏文学艺术界很有些影响。
       加央在那时组织了家庭，我主持了他的婚礼。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我给她取名“妮妮”——既非藏名，也非汉名，而是一个好听的昵称。直到我去看望生命垂危的加央，我才又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妮妮。我还曾与马丽华一起到过加央出生长大的故乡班戈草原，我笑称那里是“古老的班戈部落”，他的慈祥的父母热情而亲切。加央作为我们培养的民族干部正在成长，先是担当文化科长、文化局副局长，这期间，我还安排他到我的老家江西的大学去进修，他也曾作为我的兄弟与我的老父老母及全家吃过团圆午夜饭。为让他对汉族地区的底层生活有更深的了解，我还带加央到鄱阳湖畔的农村参加过传统婚礼，吃过农家宴，他后来反讽那是“你们古老的江西部落”。1988年，我调到自治区党委工作，加央被地委调任中共索县县委副书记。他到拉萨来开会时，常来看我。加央在党政领导岗位上虽然干得很不错，但从心灵深处却并不很适应那套行政思维和语言系统，他仍然痴情于文学。
       我在西藏工作15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调到北京。加央则向组织要求调离了党政工作，来到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愿，成为了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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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北京赶往拉萨前夕，我向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的周明同志打过电话，说明加央现在生命垂危的特殊情况，问他能不能把评奖的消息告诉加央?周明同志说，这对于他是一个安慰，评委们对《西藏最后的驮队》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我告诉加央：“你实际上已经是中国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了。”
       加央满意地笑了，露出他一口洁白的牙齿。我也笑了：“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老牧民”是我对加央经常用的戏称。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驮运路》，第一次把藏北牧民最艰苦的古老的劳作方式——驮运，写进了文学作品。加央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也由此受到了启发，但他说我侵犯了他的“专利”，因为他曾亲身参加驮运。后来他写过组诗《盐湖》，但仍卸不去他的“驮运情结”。写一本关于驮运的书，成了他的一个梦。
       2000年冬，有一段时间没有加央的消息，而从其他渠道得知他生病了。我通过长途电话辗转反复才找到加央，他正在成都东奔西走地求医问药。我让加央把检查结果传真给我，那是一堆非常含混的检查单，我和我的妻子余梅认为，那样不正规的求医只能耽误治疗，便让他赶紧到北京来。到北京后住进地坛医院检查，他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肝硬化实际已经是中晚期了，我们不敢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本人。这期间，西藏文联的强平主席、马丽华副主席都来看过他，并嘱我一定要帮忙。我当时正在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任上，公务缠身，也做不来医生，也就只能一有空暇便往地坛医院跑。2001年春节前，我送去一个花篮，上面写着：“亲爱的加央，希望你在这个正在到来的春天里康复！”很多次，加央总是看着我流泪。我知道他的心情。加央在地坛医院住了三个月，他的身体状况果然在春天里有了很大改善。出院后，由在京友人沙青和季丹安排，在北京郊区怀柔他们的住所里休养，并且在那里开始构思创作《西藏最后的驮队》。
       加央似乎是必须完成这一使命的，他返藏后，通过E－mail不断地把书稿章节传过来。我意识到这将会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起初我还打算帮他作一些文字修改，后来，我觉得这种修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将此书写出来。在这一时期，加央还忙着文联和作协的一些工作，而且他的肝病又反复了几次，但他终于还是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市委调来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工作，我们属下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极大的热情编辑出版了加央的书稿，《西藏最后的驮队》于2004年初面世。
       对于加央来说，这是一部生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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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最后的驮队》一问世，便受到了文学界、藏学界和社会的关注。2004年4月23日，我将加央接到北京，参加京版集团举办的世界图书日暨《人生中国》丛书工程启动活动，另一方面给他安排医院继续治疗他的肝病。世界图书日那天，加央站在首都图书馆报告厅的演讲台上，讲述他的人生和创作的故事，让更多的媒体和朋友认识了这个老牧民和他的作品，进而认识了他的那个高原民族。我以藏族的礼节，向他敬献了哈达。
       6月，加央在同仁医院接受了一个成功的手术。毛羽副院长亲自到手术台指导。术后，经过短暂的休养，在他的妻子彩云的精心照料下，加央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我们按照一年以来的构想，开始讨论他的第二部作品，就是以西藏文化和西藏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为背景，以他本人从牧民到诗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人生纪实，列入京版集团正在进行的《人生中国》丛书工程。
       他甚至已经写出了三万余字，有的段落感觉还相当的好。
       9月14日晚，加央夫妇到我家来，因为第二天他将要返回西藏。那是北京初秋一个轻风细雨的夜晚，我们在一起呆了很久。细心的加央，特地带来了照相机，要与我合一个影。我知道，加央对自己的身体带有极大的疑虑。自从他患病之后，每一次见面和分别，他都会很动感情。他在《西藏最后的驮队》后记中就说：“假如有一天我不写东西了(也许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那我一定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心里也总是不清楚，每一次的分手，究竟是生离还是死别!
       在加央生命垂危之时，我们毕竟还是见上了一面。我不能肯定，是不是会发生奇迹，但当我们见面后，奇迹的确出现过。第二天，加央非常的清醒，他从死亡的边缘，从另一个世界的边缘又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加央昨天在他半昏迷状态我们交谈的内容，他能够断断续续地回忆出来。但我必须把那些话——有的只能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话——再重复一遍。加央很清醒，对那些重要的话，既有哲学层面的话，也有非常世俗的话，表示了肯定。
       也有些事情，他不能肯定。我说：“加央，我们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是不是存在另一个世界?”
       从昏迷中醒来的加央用困惑的眼神，费力地说：“我看不清。”
       
       “如果真是存在另一个世界的话，加央，面对那个世界，你不要害怕。你想想这一生，没有伤害过别人，你自己也尽力了。”
       加央点点头：“是的，我尽力了。”
       “加央，如果真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话，我想，也可能存在与这个世界交流信息的渠道，我们会找到那种交流方式的吧?”
       加央迷惘地说：“也可能会有的。”
       加央去了以后，至今还没有那一个世界的信息给我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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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拉萨只能呆上完整的一天。离开拉萨的那天早晨，我专程到大昭寺，像从广大藏区前来朝佛的人们一样，在金身释迦佛前，为加央叩头祈祷并发放布施。此前，我去过大昭寺很多次，但都只是参观，这一次我真的是拜佛去了，我为加央，为我所爱的人们，向大慈大悲的佛祈祷!——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信教者。
       这一天的加央，真是非常的好。他清醒，他感到有些力量了，他能够正常地与我们交谈，甚至，我们与来照料他的前妻(妮妮的妈妈，一个心地善良但性格怪异的女人)做鬼脸时，加央也开心地笑着。我们的小兄弟次仁拉达捧着一尊佛像前来看望，加央还很乐意地与我们照了一张相。
       我对加央说：“现在看上去，你挺过来了，我希望你明年春天到北京来领取鲁迅文学奖，希望你把《从牧民到诗人》这部书写出来。但是，加央，不可否认，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正视，你要对一些事情有安排，有决定，有交代……”
       于是，加央与我很冷静地商量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并作了决定。
       时间那么快地接近午时，敏感的加央听到院门响声，说：
       “到时间了，是加措来催你了吧，你该走了。”
       这是2004午10月25日上午，加央把我抱得很紧，我们禁不住放声痛哭，我反复地喊着：“加央!加央！”
       我回到北京，还接到过加央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不仅能打电话，还上了楼，还能到院子里走动，那是他临终的前两天。我手里拿进拿出过很多本加央的著作，但是在属于我自己的这一本上，还没有请加央签字。在离开拉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这件该做的事，托付给朋友平杰。加央在临终的前一天，给我留下的那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加央的好转让我们在悲伤与无奈中看到一丝希望，但没人能抓住那份希望。这一次，竟不是我们曾无数次经历过的生离，而是真正的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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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央去世的消息传来，我难以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只对余梅说了一句：“作为朋友，到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完成了作为朋友的全过程。
       为了西藏文联举行的追思会，我写了一副挽联，有诸多在京朋友联名，挽联曰：从藏北草原来，淳厚牧人，步步艰辛驮运路；往岗仁波钦去，奇才作家，字字心血鲁迅奖。
       是的，作为朋友，到头了；但作为出版人，我仍希望把加央的一生编辑成书：《人生中国》丛书中的一部——《从牧民到诗人》。这一点，加央临终前得到了确定。
       与我交往了二十多年的朋友加央就那么走了。但正像加央自己所说的，“假如由此说我是驮运路上的一个‘逃兵’，那是不公平的，我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在走……”
       天葬，是藏族一种传统的普遍的丧葬方式，神圣而纯洁。11月2日，按照加央的意愿，他被送往天葬台，进入了他在诗作《岗仁波钦》(岗仁波钦是西藏最著名的一座神山)中曾经那样生动而深刻地描写过的那种境界——
       你躺在我敞开的心扉。
       在宛若泪泉的冷淡与湛蓝的天空中
       我隐约听见凄迷的胫骨号声，
       传播爱的真谛，让生命永在
       你包容了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人，
       在你的疆域没有屠杀和血腥
       你为我和我的族人
       增添了许多色彩与亮丽，
       故事如委婉动听的歌……
       我想念加央，想念加央此时所在的岗仁波钦皑皑雪峰上的西藏蓝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