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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不会想到，他于1973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我做一个画家的梦想，最终把我变成了一个作家。那年我11岁，无限崇拜上学路上见到的把画架支在街头，反复画着一个老人或者一棵树的画家。我羡慕他们可以带着这门手艺走很远的路，过随随便便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我就读的成都市向北京小学成立了若干课外兴趣小组，我不假思索地报名参加绘画组，却被调到了故事组。我多次缠着主管老师哀求，但都无济于事。他们坚持认为我有讲故事的才能，依据是常有同’学围着我听我吹龙门阵。我找不出理由反驳，只能自认倒霉。如今想起来，这事情的滑稽，就像我们的校名，只要一跨入这所只有半个篮球场的小学，就规定了我们必须去向往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眼巴巴看着别人夹着画板在绘画室出入，除了沮丧，就是硬着头皮去对付我的故事了。
        但我惊喜地发现，那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故事，竟是那么引人入胜。我第一次知道了孔子，他虽然是作为一个被批判者出现的，但他老牛破车、周、游天下的孤独、倔强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循着这条线索走下去，我晓得了秦始皇作为大法家，的焚书坑儒的壮举，而几乎与他同时进入我阅读的，是一个名叫荆轲的刺客。荆轲企图刺杀秦始皇以阻止历史妁进步，却反被秦始皇干掉了。在这故事中，荆轲是一个小丑，用来陪衬秦始皇的英武。但“图穷匕见”的细节我读得津津有味，也挺认真地猜想过，如果他真一刀子下去让秦始皇没命，天下又会如何呢?当然，这种猜想是肤浅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在故事组呆了下去，逢重大节日，都会站在学校或公园的台子上，像模像样地把这些故事讲一遍。17岁的时候，我考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比较系统地研读历史。我发现，我的一些老师正是我所知道的孔子、秦始皇、荆轲故事的编写者，而此时，这些古人的故事又在以新的版本重新叙述出来。在我终于改掉称孔子为“孔老二”的习惯之前，我先接受了荆轲是一个英雄的事实：大概就是那一年，我在一个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了一幅易水告别的画，画中荆轲的淡漠、超然和忧郁、内敛，使我从此把他从职业刺客视为了一个真正的士。1994年元旦，当我决定要认真尝试写一个小说的时候，我选择了荆轲。我觉得在苍凉的历史深处，他一直在等待着我，而我则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近他。这部名为《衣冠似雪》的中篇小说，我从最寒冷的日子，写到了春暖花开，那个众所周知的“图穷匕现”的情节被我修改了：荆轲最后展现给秦始皇的，不是见血封喉的匕首，而是秦始皇夜夜不离枕下的竹剑。荆轲对目瞪口呆的秦始皇说了一句话，“我来就是为了向陛下证明这件事的。”但秦始皇没有听懂荆轲想要证明什么，他把他杀了。
       《衣冠似雪》是我的第一今小说，在得到李敬泽、宁小龄的肯定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95年1期。我对他们的扶持抱着永久的感激，也有了信心要这么缓慢而持续地写下去。荆轲之后，我写了以李清照南渡为原型的中篇小说《如梦令》。那是1994年夏天到来之前，世界杯足球大战还没有拉开帷幕，日子有着啤酒瓶在打开以前那种短暂的平静与不安。我常上街溜达，在僻静的占籍书店里翻到一本薄薄的画册，画着一块山环树绕的凹地里，一些少年和女人在水中游动着，仿佛鱼在自由地摆动着自己的肢体。阳光，抑或是月光，从树叶间落下来，在水和人的身上斑斑驳驳地晕染着和流转着，就连石头看起来也很柔软、很白净。有一个女人光光生生地俯卧在凸出的条石上，两手松松地抓住流水与光线。她像在假寐，沉思，她有一张被时间和苦难磨蚀过的脸，神情疲惫，甚至有些颓唐。我觉得这个女人就像我心目中的那个女词人。我把它买回去，放在我的电脑桌前，一点一点地敲到深秋，敲出了六万字的《如梦令》。
       从《衣冠似雪》到《千只猫》，在我写出的 100多万字的小说中，古代故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他所谓的当代题材，也都和记忆有关，与时代没什么关系。记忆这个词我不晓得是否用得准确，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它，是有感于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一段话：“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种遗产，包容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曾亲身经历—样。”而小说家的劳动就是“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切归还给人。”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小说，都是以记忆作为种子，以虚构的热情让它破土、发芽、拔节、生长。在写到荆轲和秦始皇宫廷对峙的时候，我相信自己就在现场，甚至荆轲就是愿望中的自己。《千只猫》的场景是我熟悉的旧时的成都，而那个主人公范懿，也仿佛荆轲一样在细雨蒙蒙般的记忆中等待着和我相遇。当我写完这部中篇之后，我发现我和他的确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我们都在以隐秘的热情做着无用的事情。
       我至今还对自己被粉碎的画家梦抱有遗憾，但正因为有所遗憾，我致力于在小说中渲染氛围、涂抹色彩，把故事放置在声色俱全的场景中发展。对我来说，阅读没有画面的小说，就像面对—个没有面孔的人，会让我不知所措。—幅画面，很可能就是我写作一部小说的动力。回想 1973年的往事，其实并没有证据表明我进了绘画组就能当画家，但如钱钟书所说，“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不过，一切可能都是命定。如果没有在批林批孔的故事组呆过，我也许不会报考历史系，也许不会写小说。写了，也一定不会是《衣冠似雪》。而没有《衣冠似雪》，我可能到现在也还没有开始认真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