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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作者:梅 洁

《十月》 2004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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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再没有比西方人以瓷器(英语中国名称china)来象征中国和解释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除却专业人士之外,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了泥土与火的烧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们在何时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进化?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经风靡世界的白瓷文明最早始于河北内丘,然后定州,然后景德镇和其他?
       面对泱泱五千年文明,嘹望浩瀚空濂大地,我们将心依何处?
       哪里是邢窑
       2003年3月伊始,我到离石家庄80余公里外的河北内丘踏访年画时,偶然间得知内丘居然是隋唐时代的瓷都,内丘城关方圆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隋唐邢窑遗址,始于北朝、泯于唐末五代、长达五百余年的邢窑,最早创造了中国陶瓷的极致——白瓷文明。我至今难以言说我获得这一信息时,这块土地带给我的艳羡和惊喜。
       哪里是邢窑?
       这是自明清以降直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百余年里,世界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秘密。寻找的努力,一方面来自于人类对于祖先们历经万劫而创造的古老文明的惊喜与感激,一方面是邢窑烧制的白瓷艺术千年不衰的魅力。前者是人类的精神所依,后者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然而,这个“存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是如此的缥缈,如此的扑朔迷离。
       没有哪一部史书典籍清楚地记载着邢窑的地址、白瓷诞生的历史与渊源。民间工艺、文化永远是中国历史的断章。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对许多古文明的发现,为什么多是来自于对墓葬与遗址的发掘,这也是自考古学诞生以来 对人类文明无处不在的贡献。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可以在瀚海般的唐代文人诗画、笔记、杂录里,发现邢瓷这朵瑰美的精灵之火,在遥远的时空星辰般闪烁。我们来看几节唐人的记录——
       唐人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我们由此看出内丘白瓷器皿在当时已被普遍使,用,上至朝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通用之”。
       《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着邢州送给朝廷的贡赋中有“丝、布、瓷器、刀、文、石”,这说明邢州瓷器当时的精品价值。
       著名的唐代陆羽《茶经》中如是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这就是后人们普遍称之的“南青北白”,北方类银类雪的邢瓷和南方类玉类冰的越瓷{浙江余姚一带烧制)成为唐代最精美的瓷器。文献记载,中国瓷器的出口始于唐代,邢瓷与越瓷在一千多年前就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我们再来看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大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十有二,以筋击之,其音律妙于磬响。”这说明“薄如纸、白如银、美如玉”的邢瓷与越瓷,因其质纯坚硬而能发出如磬的美妙音响,进而成为朝廷乐器之一。
       唐人皮日休在《茶瓯诗》中如此描写:“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我们尽可以从皮日休的诗里,来体验邢瓷与越瓷的美轮美奂。
       也许,再费一些功夫,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记载,但我想,这已足够让我们看出邢瓷在历史上的璀璨。
       古代窑址均以州命名,隋开皇十六年 (公元596年)邢州即辖内丘,邢瓷即为内丘人所造应该毋庸置疑,然而,如此精美的白瓷文明在唐末、五代时突然在内丘消失了!五百余年的窑火突然熄灭了!盛名天下的邢窑在历史千年的尘封中销声匿迹了!然而,后人从唐代文人星星点点的文字里,发现了邢瓷与邢窑的创世之光,于是,数百年来,寻找邢窑的脚步声响彻大地。
       令人困惑的是,流传于世的邢窑瓷器也寥寥无几,至今国内也只有故宫博物院藏有北京出土的一件唐玄宗赐安禄山的邢瓷珍品,器底烧署有“盈”字;上海博物馆藏有泰国出土的邢瓷白釉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了几件器底带“翰林”字款的白釉瓷罐和“盈”字款的白釉瓷碗。考古和文物专家们鉴定,署款为“翰林”和“盈”字款的唐代白瓷,均是邢窑为唐朝廷烧制。2003年4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展柜里,发现5件邢窑系瓷器:有隋时的“白瓷四系罐”,有唐时的“白瓷双龙耳瓶”、“白瓷柱子”、“白瓷皮囊式壶”、“白瓷印花鱼纹海堂式杯”。看着玻璃展柜里千年之前的精美,我真是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
       邢瓷无论散失于世还是埋藏于地下,人类寻找邢窑遗址的激情永无停息。
       1980年,考古专家们在紧邻内丘北的临城县祁村发现了唐代窑址,于是,人们大哗,一些专家们也发表论文,说临城窑址就是湮灭了千年的邢窑。我发现,这样的结论一直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权威性刊物和辞典中,我手头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年12月出版的精装版《中国美术辞典》中就有这样的词条:“邢窑在邢州境内(今河北临城祁村)……”
       如果邢窑遗址在临城,那唐人“内丘白瓷瓯”、“烧透内丘瓶”的文字怎么解释?查遍 境域沿革,临城、内丘历史上又没有相互辖管隶属关系,困惑使许多人不甘心。这其中,最不甘心的是内丘县文物所副所长贾忠敏。八十年代伊始从河北省水利部门毅然调回内丘老家从事扁鹊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贾忠敏,矢志要在内丘这块土地上寻找到邢窑遗址。他不懈地走村串户,遍访乡间老农,见人便问哪里碎瓷片最多。他不辞劳苦,徒步到几十里外的磁窑沟村,发现的只是大量的宋元时期的民用粗瓷。但他并不死心,天天上班前下班后都在田垄水沟处仔细寻找,一旦发现精美细腻的白瓷片,他都立即拿回来与资料对照,或背上瓷片走省城、上北京,请专家鉴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贾忠敏居然捡拾到了有“盈”字款的残瓷片11985年内丘城中兴街扩建,在300米长的地基槽内,居然有20多处窑灰和瓷片堆积,有三处唐三彩堆积,文化堆积层厚60至150厘米!此后,贾忠敏和他的同事们在城关周边和在离城关三公里处的中冯洞村、李阳河两岸等五个乡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发现唐代古窑遗址28处,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
       1985年12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李炳辉,故宫博物院陈列部王莉英以及河北大学历史系讲师金家文,河北地矿总局总工程师程再廉一行应邀来到内丘,冯先铭说:“来之前,我不知内丘有邢窑,后来,听说内丘有邢窑,所以我非常想看看。”专家们在仔细鉴赏并观看了贾忠敏们捡拾和搜集的数百片邢瓷碎片和古窑遗址后,一致断定:内丘是邢窑遗址正宗,临城窑址是支脉。1987年,由贾忠敏等人执笔的一万余字的《内丘县邢窑调查报告》和16幅拓片,由冯先铭教授亲自签发在著名的《文物》杂志上。于是,邢窑遗址开始大白天下。1996年,内丘邢窑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此,人类寻找邢窑的千年蹒跚终于在内丘站定。当然,遗址的发掘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我相信,内丘人已经懂,得遗址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的意义,邢窑的骄傲属于中华民族,也同时属于整个人类。
       定窑之辉光
       邢窑的消失至今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秘密,有说失于一场水灾,有说灭于唐末五代的兵火,还有的说是内丘陶瓷艺人抗旨不给皇帝烧造白瓷龙床,皇帝一怒之下让邢窑“散了摊”。失去了窑炉的邢州工匠们一路北上,他们来到了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
       曲阳在唐代已有青釉瓷器的烧制,唐末五代时瓷业有兴,这可从清代《曲阳县志》中获得一些信息,也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河北考古专家们在曲阳涧磁村北发现的后周显德四年“王字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的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说曲阳在唐时属定州,说当时有名镇叫龙泉镇等等(即现在的北镇村和涧磁村),立碑人中有“口口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的记载。显德四年为公元957年,属五代末叶。三年后,即公元960年,发生陈桥兵变,才开始了长达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古代官衔“银青光禄大夫”为三品文阶官,后周派三品官员冯翱充任曲阳龙泉镇“瓷窑商税务使”,足见后周对定窑瓷业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定窑瓷业的兴盛。
       已经有了数百年白瓷艺术历练的邢窑工匠们,为定窑的发展迅速注入了新的活力。始于隋唐的“南青北白”在曲阳得到相互融合,更为臻进,到北宋后期,即专为朝廷烧 制瓷器。由于当时官窑与民窑的相互激荡,以及宋代文化的高逸、艺术的卓越等诸多因素,最终使宋瓷成为中国古代陶瓷集大成者,而定窑也一跃成为宋代五大名窑——“定、哥、官、汝、钧”之首。我这里所说的“之首”,是说自明清就已形成的对宋代“五大名窑”的定识与认同中,只有定窑生产清幽、典雅、富丽而明净的白瓷,而其他四窑均属青瓷的系统。
       定窑白瓷以典雅平和之丽和玉洁空灵之气,成为北宋以来白瓷家族中的佼佼者,为全国各地窑场效仿,遂有北定、南定、新定之说。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购得一部台湾学者谭旦同教授所著的《陶瓷汇录》,内中记载:“北宋以来,受定窑影响来发展白瓷的,在南北各地有不少的窑,据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所载,有平定窑、宿州窑、萧州窑、泗州窑、耀州窑、博山窑、象山窑、吉州窑、彭窑、临川窑、南丰窑、宜州窑、德化窑、许州窑、怀庆窑、汝宁窑、登丰窑、陕州窑、陈炉窑、景村窑、陇上窑、潮州窑、南漳窑等,不下二十三处。”而定窑发明的“复烧法”传入景德镇后,使景德镇窑的产量提高了五倍。
       定窑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和经济效益,树立起中国白瓷之光辉典范。然而,如此灿烂的白瓷文明最终毁于战争……
       自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出土10件印花云龙纹盘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定瓷产品在河北、内蒙、北京、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江苏、四川、陕西等省市发现的定瓷文物达上千件!仅定县静志院、静众院两座塔基就出土160余件定瓷文物,其中80件刻有“官”字款。谭旦同教授记载:台湾故宫博物院1971年举办过“宋元瓷器特别展览”,展出宋元各窑瓷器1130件,其中元代瓷器只有102件,宋瓷则达1028件。这其中,宋白瓷系统的展品多达423件,正宗定窑白瓷31件,实为洋洋大观。
       许多宋代定瓷珍品都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风华”、“慈福”、“德寿”等宋代官府铭,定窑大量烧造官瓷已无疑义。
       历史上的宋金之战,使享誉于世的定窑开始衰落,至元代,真正意义的定瓷已经消失殆尽。后人寻找定窑遗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陶瓷专家叶麟趾和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都曾到曲阳涧磁村一带进行过考察。五十年代,中国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先生两次到曲阳进行定窑遗址调查,最终使这一宋代遗址得到确认。八十年代,河北文物研究所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窑炉 20座,作坊4处,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30多万件!经历了八百年的埋藏,定窑以如此的纷繁向世人展示了它的沧桑和浩瀚。
       1988年,国务院将定窑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3月,作为一个遗址文化的探寻者,我来到了曲阳县北镇村和涧磁村,位于遗址旁的曲阳文物保管所已有了新的房屋建筑,2001年国家计委投资一百万元建造的一处遗址保护棚突兀地矗立在黄土地上。保管所刘所长带我走进偌大的、足有两千余平方米的保护棚内,我倏忽觉着,八百年前的定窑炉火突然地燃烧了起来,有些光芒万丈!然而,定睛细看,十几年前发掘的土坑、文化层显得荒凉而狼藉。在刘所长的指引下,我看到了曾经创造白瓷辉光的窑炉、碾槽、水井、澄池、料缸、匣钵、灰坑,看到了由唐→五代→宋→金的定瓷碎片堆积——这是一处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挤压!
       从保护棚出来,刘所长带我在定窑遗址漫步,这些遗址呈大大小小的土丘状,老人 般寂寞地蹲在涧磁、北镇的土地上,千年的白瓷碎片在土丘上星星般散落,人踩在上面,发出阵阵神秘而令人心醉的声响。刘所长告诉我,涧磁一带的窑场遗址东西长达10余公里,南北宽千余米,在十几平方公里的遗址带,有炉具(匣钵)、瓷片堆积十三处!
       我随手捡拾起一枚碎片,阳光下,我小心翼翼地抚摸这千年的文明,顷刻间我看到了定瓷画花、刻花美丽的断笔……
       
       站在涧磁的土地上,三月的阳光温暖而明净。抬起头来望天望云,倏忽,我敬重的一位文化学者的声音开始在这片遗址的废墟上弥漫——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人类艺术的一件盛事
       中国白瓷,以隋唐邢窑为始,及至宋代定窑为止,经历了六七百年的烧造,创造了中国白瓷文化的纪元,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宋末的辽宋之战、金宋之战使处于陶瓷文化鼎盛之时的定窑最终毁于一旦,工匠们纷纷往南迁逃。来到景德镇的定窑工匠们,曾竭诚想把定瓷工艺在此重现,无奈南北水土、料釉的不同,烧出的瓷器也绝难相同,享誉于世的定瓷从此消失。
       人世沧桑,岁月轮转,人类历史走过了八百余年之后,定瓷石破天惊般出现了!事情最早发生在1984年元月的香港。坐落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的新港中心正在举办“河北陶瓷艺术展”,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港人和陶瓷爱好者们步履匆匆地奔往这个展览。展厅里一枚白釉刻花梅瓶使许多人驻足,流连忘返。面对眼前这只质坚壁润、典雅静洁,有着乳色美、晨雪姿的梅瓶,再细看缠绕在瓶体上的若隐若现的刀刻纹理,行家们顿时惊呼:“这是定瓷!这肯定是定瓷!”刹那间,香港30多家媒体传达了这声惊呼!人们同时发现制作这件仿定瓷极品的作者名叫除文增!此后,我们这个世界就把光复定瓷和陈文增连在了一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陈文增的一个仿定瓷盘,在南京一次拍卖会上,拍品额竟高达 37万元!之后,美轮美奂的定瓷不断使我们这个世界哗然:陈文增仿制的“红定岁寒三友印花盘”、“白釉刻花贵妃瓶”、“白釉刻花盘口瓶”等均入选“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精品展”;他制作的“白釉莲纹刻花盘”获“中国工艺美术世纪大展”金奖,他的“白釉刻花橄榄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他的“四海呈样云龙雕花瓶”被定为国宝由人民大会堂收藏;他的、白釉刻花梅瓶被日本人收藏。还有很多……
       一时间,定瓷光复成为人类艺术的一件盛事。
       人类艺术领域的另一件盛事出现在 2001年。这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向陈文增颁发了“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以瓷为载体,以诗歌、书法为吟唱,把中国三大艺术瑰宝联为一体的陈文增,最终成为“瓷、诗、书三联艺术”同时进入世界之最的第一人而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消息通过国际互联网,像春风一样传遍了世界,中外各大媒体全方位进行着报道,陈文增遂收到法国国际文化艺术协会聘其为法中艺术院院士的电传。继之又成为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陈文增何许人也?
       与陈文增一起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片惊喜的还有一位女性,她叫和焕。和焕制作的仿定瓷小口瓶四件参加1987年在香港举办的“河北名窑名人作品展”时,也使这个世界 贸易大港一片唏嘘;她创造的白瓷雕花文具、雕花茶具获1994年“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成都博览会”金奖;同年,她的仿定瓷作品“印花石榴碗”、“双凤盘”在北京“首届中国茶与瓷文化展”获仿古科学与艺术一等奖;她的“印花龙凤白瓷扁瓶”入选1997年香港回归十大名窑特制精品被国家收藏;2000年,她创造的剔花白瓷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还可以举许多……
       和焕何许人也?
       定窑白釉与器坯的结合,是中国白瓷艺术最完美的结合,是其他陶瓷无法效仿和照搬的;而定窑瓷器又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最终成为中国陶瓷之经典。然而,无论是瓷土釉料配方,还是古老的装饰技法,都在千年的历史中流逝,没有只言片语告诉今天的人们,那配方、那技法是什么?在哪里?终于,一个叫蔺占献的人破译了这古老的艺术密码,于是,蔺占献获得了中国定瓷仿古釉色一等奖!应该说,没有蔺占献对于瓷土原料的寻找和釉料成分的研究与破译,陈文增、和焕也难以制作出今日定瓷之大器。光复定瓷,蔺占献举足轻重。
       蔺占献何许人也?
       当代定瓷三杰
       查遍中国陶瓷史和各种史书文献,唐、宋乃至以降的各历史时代,留下姓名的白瓷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人。我好不容易从古城砖般厚重的、由刘海粟先生题签书名的《中国美术辞典》中查出一位名叫丁道刚的陶瓷家,词条中这样写道:“丁道刚唐代制瓷家。文献中未见着录。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丁道刚手制白瓷一件,瓶身仅高11.2厘米,花瓣口,腹为椭圆形,口颈之间连一曲柄,腹部画有团花纹及画刻‘丁道刚作瓶太好’七字。此瓶虽小,但造型、胎釉淳朴敦厚,具有唐代北方地区白瓷特点。”这是苍茫荒冥为白瓷艺术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的姓名。于是,我们看到,丁道刚须发飘髯、目光炯炯,携带着千年的期盼向我们走来……
       我相信,,定窑的后裔们肯定看到了这蹒跚与期盼,如同哈姆雷特听到了父亲在云端里的声音。看到和没看到、听到和没听到不会是一码事,前者肯定会拥有生命乃至精神的密码般的传承与前行。我所指的后裔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诠释与定位,而中国当代定瓷三杰陈文增、和焕、蔺占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光荣地走进了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历史。
       2003年3月18日,我从离曲阳县城40公里外的定窑遗址返回县城时,我是一定要见陈文增、和焕和蔺占献的。在县城南2公里处的一条土路边,我一眼看到了坐落在路边的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这个由陈文增、蔺占献、和焕们于1992年毅然创办的企业,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千百次研究’实验,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唯一的定瓷生产厂家。当代定瓷以“原料工艺师承古法,造型花饰力拓薪传,仿求累真,创求独特”的精信品质,成就着千古定瓷之大器。
       温文儒雅的蔺占献、和焕带我在两间平房式的瓷品展室参观。面对满壁造型各异的定窑白器,惊喜之间你就有被慑走魂魄的感觉,那蕴青、蕴黄的白色,月光般如梦如幻;那亦庄、亦雅的曲线,如少女胴体映纱;那亦朴素亦绚丽、亦高洁亦光明的大器,如精神如道德、如圣洁如操守如诗如韵如世间大音。面对定瓷之美,你会突然平定尘世躁气,你会顿时清澈心灵流水,你会倏忽崇尚高贵淳朴,你会刹那间心阔如宇……定瓷以超常的艺术魅力陶醉着我的生命。
       陈文增、蔺占献、和焕光复定窑的故事很长,历程很艰辛,不是我这样的篇幅所能 叙述得了的。我只是想告诉我的读者,他们三位全是曲阳儿女,他们先后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中国人经历的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父辈们的政治厄运都曾使他们的心灵布满创伤,也使他们过早成熟的生命懂得了奋斗与创造对于他们生存的意义。
       尤其是生于定窑遗址北镇(古代龙泉镇)的陈文增,他来到这个世上仿佛就携带着定窑祖先们的某种指令,这使他最终为了光复定窑历九死而一生。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陈文增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迫退学,在同龄孩子中唯一不准上学且受尽欺辱的陈文增,每日夜里都在渴望上学的梦中哭醒;每一个白天,他都背着粪筐、柴篓来到学校,悄悄躲在窗外听老师讲课,下课铃一响,他便飞一样逃跑,他怕同学们看见后挨打挨骂。逃到定窑遗址的小文增,每每捡起一片又一片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的白瓷片,内心就涌动起无限的遐想:为什么这里遍地是瓷片呢?它们来自哪里?瓷片上那些美丽的花纹是谁画的?只有这样坐在旷古荒野、手捧神秘的瓷片望天望云时,小文增心里才少了一些孤独。父亲知道小文增心里的凄苦,就托、一位老师给他买了一套课本,让文增自学……
       文增八岁时就开始跟有一些书法造诣的叔叔练习毛笔字,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纸张,小文增就把羊毛绑到树棍上当笔用,也用废电池的炭棒在碗底上练,好心的村会计总是从队部给他捎一些旧报纸,每买一瓶墨汁他都三倍两倍地对上水,以图多用几天。村里的大字报有的字写得好,他就一站半天在那里临摹,可有人却说他在记变天账!于是,批斗父亲时小文增被拉去陪斗……
       所有的劫难都无法劫去小文增的心志,他每日练字不辍,一个受伤的心灵在这样想:我也许一生都站不起来了,我一定要把字练好,将来长大了我卖字也要去为父亲伸张正义……他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练宇,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饭后又练到夜里12点,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父亲心疼文增太累,让他干一天活练一天字,文增感激父亲,但他没有照父亲说的去做,他知道自己应该怎样长大。
       天道助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长大了的陈文增终因书法出众而被招工到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厂。那时,地、县两家工厂都在遵照周总理指示恢复消失了七八百年的定瓷生产。在工厂里,陈文增遇到了和他一样艰难长大的蔺占献、和焕。自此,他们便开始了光复定窑的梦想,轰动香港的仿定作品梅瓶和四件定瓷小口瓶就是此后诞生的。然而,十年风风雨雨,到八十年代后期,两家工厂先后转产、倒闭,陈文增们不得不随一家玻璃厂来到定窑遗址附近的灵山。离开县城到深山,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玻璃厂内可以成立一个河北定瓷分厂,他们得跟定瓷走。他们也可以不走,比如陈文增,县里可以安排他当文化局或文联领导,可以为妻子农转非,但他放弃了,他要跟定瓷走;还有和焕,县乡妇联缺于部,她可以到妇联去工作,但她也放弃了;还有蔺占献,可以挑这样那样的行政部门去拿安稳的公务员工资,他也放弃了。为了定瓷,他们可以放弃一切。正如陈文增所说,我们就是为定瓷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是我们的命!
       没料到的是,四年后,玻璃厂要迁址到定州市,陈文增们又一次面临选择。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同唐三彩离开洛阳就不成其为唐三彩一样,定瓷离开曲阳也就不成其为定瓷!他们决定留下自己干。工厂不同意,那就写辞职或停薪留职报告……
       1992年7月14日,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这一天,陈文增和他的瓷友们在曲 阳县城南成立了曲阳县定瓷有限公司,为恢复定瓷他们颠沛流离了十五六年,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当然,此后的年月里他们依然艰难,比如几十万元贷款、还款的压力,数年里都是借钱发工资的尴尬,还有窑新窑毁的重创,以及原料寻找、研制的困惑与迷惘,以及从瓷土到瓷器的上百道工序,以及严谨科学的企业管理等等等等,都无时不在地消耗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毕竟有了人生驰骋的疆场,有了艺术薪传的舞台,光复定瓷不再只是梦想。只要努力,他们定会找到祖先的足迹。
       这比什么都重要!
       陈文增与三联艺术
       十几年来,陈文增、蔺占献、和焕带领着 20几名曲阳陶瓷工人,以每年十多万件的产品(包括部分日用定瓷),使定窑白瓷重新在我们这个世界风云驰骋,尤以陈文增的三联艺术,更使人们睁大了眼睛……
       所谓三联艺术,即以陶瓷为载体,以诗词语言对其进行表达,再以书法再现诗词之韵律,瓷、诗、书三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终达到一种综合艺术的和谐与完美。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三联构想正是建立在陶瓷这个相近的艺术载体基础上,目的是在一种静止而单纯的物质形象中,唤起一种文化的律动。从激发和启迪入手,使人受到陶冶。”这是陈文增对其三联艺术的定义,这也是陈文增对定窑文化的开掘性贡献。
       前面我说过,陈文增自幼苦练书法,积三十余年筚路蓝缕,终修得一体空灵别致、刚健俊逸的中国书法。心性磊落光明、精神高阔而沉静的陈文增,曾几何时,又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的阔达澎湃、宋词的凄寂婉约都成为陈文增生命的契约,一双内敛的目光把情感与艺术不失时机地转化为诗词表达,这些年,陈文增写就和发表的诗词、楹联多达上千首(幅),他的诗词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这是一项省级最高文学奖。能获此奖,诗词的造诣已不言而喻。
       定瓷恢复时,陈文增写了七绝:“昨日红颜凋已尽,我今化鹤引梅花”,表达了他光复定瓷的决心;几十万元银行贷款建的窑炉毁坏,陷入困境的陈文增写下了内心的悲怆:“可叹三千会合后,嶙峋瘦马骨能敲”;在定瓷产品不断赢得社会信誉、科研项目硕果累累时,陈文增为自己创制的一尊“白釉圆腹盘口瓶”题诗:“盛得白云不佐餐,一凭舟舸剪征帆”,表达了他对定瓷事业的生命激情。
       还可以举很多。
       四年前,陈文增创制成功一尊优雅、高贵的“白釉刻花贵妃瓶”,他为此瓶题诗:“时光掩过几番秋,玉韵何曾失自柔。史笔情怀达万种,芳馨一段记风流。”随之,陈文增将这首以物喻人、以人叹史的“七绝”写成书法,然后,携带着自己独创的“瓷、诗、书三联艺术”向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提出“吉尼斯之最”的申请,历经一年多的审查、鉴定与公证,陈文增终于成为“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吉尼斯之最”的创立者。
       北方清冷的三月,在曲阳县城郊岗子村陈文增住宅,平和、谦谨、儒雅的陈文增,用平静低沉的男音,把生命与艺术,追求与梦想,包括往事、伤逝、困境、挣脱一并向我娓娓道来,在陈文增无遮拦的诉说中,我感受着定窑后裔们精神的大器。
       在弥漫着一片古雅之风的书房,陈文增挥毫为我题写了一幅斗方:“一如梅洁”。好吧,让我们这些崇尚大自然梅之风骨、梅之品格、梅之精神的人,相互勉励吧。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