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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我就在上海教书；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东中学的校长，后来又调到市教育局任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等职。我对全国统一高考发生疑问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年的全国高考，福建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全国最高的，位列第一名；上海排第五名。上海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说，上海条件这么好，怎么考了个“王老五”?他对这个名次很不满意，让我带一批校长去福建取经。
       在福建考察之后，我发现，上海考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之所以比兄弟省市低，是因为上海高中毕业生少而大学招收的名额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线自然会低一些。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其他省市则是分母大，分子小。要比就要先“通分”。全国比较时，不比较百分比，只比入学线，这不合理。我把这个道理向分管的市委书记解释之后，他表示认可。另外，我也发现，不少地区学生的高分是靠加班加点、死记硬背考出来的。搞这一套我不赞成，就是考了高分我也不赞成。另一方面，上海学生考分偏低是否就说明素质差了呢?为此，我到北大、清华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上海学生的高考分数虽然不比其他学生高，但进入大学后的发展潜力绝不比别人差。上海的学生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比不过人家。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分管的市委书记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也放心了。不过这桩事对我而言并未结束。这次的学习和调查引发了我对改革高考制度的思考。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教育成果如何评价才能公允，怎样才能对教育改革有利。这样一考量，思路很自然地集中到了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教材，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
       1978年，高校招生走向规范，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重建在“文革”中被中断和打乱的教育教学制度和秩序，课程教材改革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改革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弊端重新显现了出来。
       当时，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不管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是贫困山区，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这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其实，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问题就显而易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水平”，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当时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我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十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套教材”，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主张各省可以自主研究课程教材的改革，中国可以拥有多种教育模式，可以搞“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鼓励各省市自己编教材，学校可自由选择。甚至校长和有水平的老师也可以独立地编教材。这样把课程教材搞活，实行基础教育地方化。全国可设立指导机构，比如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课程教材改革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批各地的大纲和教材，但各省市应掌握较大的自主权。
       我的主张一提出，当场就有人反对。理由是，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大纲和教材。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上海可以自己搞，自己编课程教材。当时赞同我观点的还有广东、浙江、四川等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我们约定“先走一步”，各自进行试点。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教材可以自己搞，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搞?搞了谁敢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实在太厉害了。一分之差，万人之下。事关前途命运，谁敢违背?要改革，就得从这根“指挥棒”改起。我开始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的命题权拿过来。而后来，广东、浙江、四川的教材改革渐渐停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棒”没有拿到。
       智取高考自主权
       我打定主意要去争取上海高考自主权。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我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副市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这种事，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历来没有的可以创造，只要你答应，我就去争取。”我连续找了他多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争取争取看，教育部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试试。”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和分管招生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抓住这个机会，和分管副市长一起去拜访了他们。我们先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暗示上海和其他省市情况不一样，接着把话题向中心引：“高考历来是全国一张试卷，高考命题也总是众口难调，教育部吃力不讨好。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那就非常主动了。”
       教育部领导颇为疑惑，说：“这样做能行吗?”我说：“中国的一些省比欧洲的一个国家都大。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种考试制度，不也在各自招生吗?”那位副部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说那样搞要乱的。我又说：“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都有经验，有能力，你可以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出，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经过反复解释，教育部领导被说服了。他表态：“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接过话题说：“那好，上海自己搞!”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去广东出差，等再回到上海，同事告诉我事情变卦了，教育部领导回到北京后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上海单独搞。大家建议我再去北京争取一下。我做事很要强，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完满。我决定再去争取一下，若再不成那只能作罢。
       当时春节将近，我也顾不上过年，急忙赶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找相关人员打听事情原委。我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熟人多，在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是分管高考的司长不同意，教育部领导答应我时本来就很勉强，被他一说就改变主意了。好在这位司长和我也很熟，曾经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直接去找他。一见面，我就半开玩笑地责问他：“你为什么给我捣蛋啊?”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给愣住了，他说：“我怎么会给你捣蛋啊?”我挑明了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这件事。他说：“我是替你们着想，这件事情太麻烦了，太复杂了。命题啊，保密啊，众口难调。这些事历来是不可能达到各方都满意的。你们不要搞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说我愿意吃这个苦。我还和他订了个君子协定：“明天我去向部长汇报，你一起参加，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讲
       完了就等部长表态，部长不赞成，我也就算了。要是赞成了，你也不许讲话。”他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乐得做个人情，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再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上海要求自主高考招生的想法。我讲完之后，部长抬头看看司长，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是个关键时刻，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心里很紧张。他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们就去搞吧。”散会之后，那位司长连连说上了我的当。他以为部领导一定不会听我的，结果事情和他预料的恰恰相反。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高考自主权。
       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关于如何自主招生，我有一套设想。我的设想就是要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做法，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察，重视平时的考评。我想要把考察权更多地给中学校长，要求校长对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认真负责地写出考评。高校在招生时，要把这个考评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不是仅仅凭着一次考试来决定，而是由三年跟踪考试、跟踪调查、跟踪研究来决定。要保证考评的全面、客观，每个高中生进校时，学校就应建立一个记录其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表现的档案，每年都要考评。到毕业时，校长负责地写出意见来，并建议这个学生应该往哪个方面发展比较好，哪个学生可以深造。这种推荐招生办法是受到国外经验的启发形成的。“文革”结束后我赴法考察发现，他们并不把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惟一标准。法国的初级中学设有一名专职教师，称作“方向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帮助学生决定是升学还是朝职业类方向发展。这位老师受过专业训练，懂得社会学、心理学，了解市场发展前景。学生一进初中，老师就为每个学生建立档案，考察孩子的智力、活动能力、学习情况和家庭环境等。到初中毕业时，这位老师要负责为每个学生写一份建议书，如“根据对您孩子四年来的考察，我认为这个孩子可以深造，建议他去考高中”；“我认为这个孩子在学术上深造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学一种技术，将来可以在社会上有作为”等等，最后由校长签名，学校盖章，供家长参考、决策。
       国外的方法有借鉴意义，当然单靠推荐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弊端。中国实行科举制度以前选拔人才就用推荐的办法，结果是谁有势力、谁有钱，谁就当选，那就是靠关系，开后门，真正的人才出不来。“文革”期间，我参加了一次推荐招生。那时是1976年，“文革”已近尾声。当时高考被取消，高校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这也是最后一次以推荐办法招生。我奉命带了一个招生小组去安徽招生，去之前，我暗自下决心要杜绝开后门，绝对秉公办事，把最优秀的青年招进各大学。我在安徽没有亲戚朋友，招生小组的人我也都选择那些和安徽没有任何关系的。当时的招生办法是将名额分配到各县市，然后由各县市的招生组根据贫下中农的推荐、选拔。审查后上报给招生组，最后由我把关，我签了字就算正式招收了。为了防止徇私，当时有一条规定：每个招生名额，县里推荐两人候选。一切似乎都进行得有板有眼，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某县有一个招生名额只报上来一名学生，招生小组要求再报一名，县里答复：全县就这个学生最好。后来查证得知这名学生是县委书记的儿子。这极有可能是开后门，但又不能点穿。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为了完成招生任务也只能招了。所以，对于推荐招生可能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我深有体会。我的想法是推荐与考试结合，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在操作上一定要考虑周全。
       与自主高考招生相配套，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实行初中毕业后分流。按当时情况，初中毕业生40％进中专、职校，60％进普通高中。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都可以上大学。到了大学二年级再进行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一考定终身”和“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这个比例可根据情况变化调整。
       不过，这些设想在我手里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上海拿到自主高考招生权后不久我就离休了。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设想，在之后的上海高考招生改革和课程教材改革中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