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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电影《韩半岛》的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双方决定开通京义线铁路。京义线南起韩国首尔，北至朝鲜新义州，是贯穿韩半岛南北的大动脉。1945年8月，苏军为防止战败投降的日军转移人员和物资，在三八线切断了这条铁路。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京义线更是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影片里虚构的京义线开通事件，无疑标志着韩半岛上的南北双方走向统一的前奏。然而，就在开通仪式上，日本外相却打来电话，表示不能允许京义线开通，理由是根据1907年大韩帝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日本拥有有关京义线的所有权限，而现今的韩国政府依然负有遵守这一条约的义务。
       正在韩国政府对此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崔民在的历史学家抛出惊人之论：在前述条约上加盖的大韩帝国国玺是当年韩国的高宗皇帝故意伪造的，因此该条约并没有约束力可言。真正的国玺被高宗皇帝派亲信秘密地藏了起来。崔民在是首尔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研究国玺二十余年，却一直被主流学术界排斥。但这一次他却幸运地使得政府高层人士听到了他的声音。然而，欲证明他的观点，就必须找到真正的国玺。
       对于崔民在的主张，韩国政府高层产生了分裂。以总统为首的一派将其视为重写韩半岛百年屈辱史的契机。总统委托崔民在寻找国玺，并专门组织了“京义线文书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协助寻找。而以总理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国玺只是一百多年前灭亡的国家的印章而已，与逝去的帝国时代的国玺相比，现今的国家安全和繁荣更加重要。韩国在经济上对日本颇多依赖，得罪日本恐怕会给韩国带来严重后果。为此，总理将亲信官员李相贤安插进“特别委员会”，令其设法阻挠寻找国玺的行动，倘若崔民在等人找到了真正的国玺，则必须把它销毁。
       日本派出海上自卫队向韩国政府施压。韩国的军事力量虽然远不及日本，但总统不惜一战，他说：“国家不是公司，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我有义务保护民族的尊严。”总理却一心避战，为此派人在总统的饮料里下毒，与当年亲日派大臣在高宗皇帝的饮料里下毒如出一辙。总统失去了知觉，总理乘机掌握大权，随即开始了对日妥协的进程，并下令停止寻找国玺。
       另一方面，原为总理亲信的李相贤发现：总理虽然表面上希望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前提下实现民族统一，但实际上在他看来，通过讨好列强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远比民族统一更重要。总理的立场似乎印证了崔民在的主张：“追究统一的条件的人，他们最终希望什么?他们不要统一。”对民族统一的渴望使得李相贤最终站到了总统和崔民在一边。
       事实上，总统失去知觉只是一个迷惑总理的圈套。支持总统的人士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国玺，最终他们将真正的国玺在日本外相面前和盘托出。面对终于揭开的历史真相，日本不得不放弃对于既往条约权利的要求，并对殖民时代的历史罪行道歉。
       影片结尾，颜面扫地的总理提出辞呈，总统不计前嫌，邀请他留在政府中继续效力。总理拒绝了，并表示在不远的将来，韩国会因为总统实施的政策而衰落，他说：“历史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都要吃饭，我们要养活生活在韩半岛南边的四千八百万人口，我不怕被诬蔑为肮脏的政客，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这四千八百万人牺牲我自己的颜面。”
       一、时间的“重复”与“积累”之间的《韩半岛》
       从地域上看，韩半岛连接着亚洲和太平洋，而电影《韩半岛》则处于史实和虚构之间。正如导演康佑硕所认为的，faction(fact+fiction)(事实加虚构)给这部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影片提供了相当的论争空间。重构历史的前提是“过去的历史反复地出现在现在的历史中”，而“过去”与“现在”的平行关系使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认识“现在”的历史阶段。本片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直接体现了导演重构历史的命意。那么，导演想要寻找的，一百年前的历史状况与现在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呢?这里的“共同”与“差异”究竟是就什么而言的呢?这些疑问为我们深入解读《韩半岛》提供了线索。
       从导演的角度来看，东亚局势中的霸权主义日渐占据上风，而日本在此格局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围绕韩半岛，列强的插手跟一百年前一样，韩国对这种情况的应对也并没有实质的变化：韩国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似乎是分裂的，韩半岛内部和外部的纠葛揭示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状况和现在的状况蕴涵了同样的历史模式。为了明确表现这一构造，导演将电影所要表现的历史事实和影片的虚构并置地连接起来，并以此敷设了“过去”和“现在”两个线索。
       然而，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真的蕴涵了同样的历史模式吗?难道说，过去一个世纪里韩半岛的历史是可剥离的吗?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历史在现实世界里反复登场?我想，在影片中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一种“时间的积累”，这种积累正是过去一百年以来韩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但不是空白的，相反，在此期间韩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韩国战争(编者注：即朝鲜战争)，冷战直至全球化的过程。韩国原有的社会矛盾也在这段时期剧烈地爆发出来了。然而，尽管韩国历史里有这种经验的延续，导演却尽可能地将两个分立的时间段进行对比。导演着力揭示韩半岛的局势在现在和一百年前的相似性，过去的帝国主义在军事装备上领先于世界，而帝国主义在当下的突出特征则是无比雄厚的资本力量。导演似乎认为，对于韩半岛的局势而言，“过去”和“现在”在时间上的差别并不那么重要，一个世纪前的矛盾至今仍然存在。
       然而，导演为什么设置这样两种时间形式?或者，导演要通过这样两种时间形式来说明什么?尤其是，他在努力表现历史的反复性时，强调的是两段历史的平行对应关系，然而，历史固然有其反复性，但历史毕竟是持续发展的，“现在”意味着较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我们是不会接受一百年以前的历史突然出现在现在的。在导演看来，历史的反复有赖于现实的形势。以此看来，在探究历史事实所隐含的意义的过程中，解释主体很容易任意选择解释的对象，这使得对历史的解释很可能会掺入主观的标准。这种方式是危险的，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中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我们有必要补充一点关于历史持续性的认识。否则，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也许会失于草率，对历史的重构可能成为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即便存在这样的危险，导演仍采取将现在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历史相连接的方式，将“过去”和“现在”一齐呈现，让观众产生一种迷路的感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观众难以判断电影所表现的内容的真实性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韩国显然存在脱殖民化，冷战的遗产，还有全球化的影响等历史的堆积物，这些堆积物给现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为了言说自己的主张，导演将这两个时期直接呈现出来，用高宗和卖国的臣下，总统和总理的关系比附来象征两个时期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似乎意味着这两个时期在局势上的相似性。
       现在，围绕韩国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导演认识到这一问题，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导演特别支持并且重构了韩国民族主义。
       
       二、重构历史的欲望和虚构的危险性
       《韩半岛》这部电影强调的一个要素是叙述的“历史之轴”。在影片的展开过程中，导演通过交叉编辑的手法，一边强调过去和现在的类似性，一边让观众们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混淆不清。通过时间的再排列，导演奇妙地构建了一个虚构的叙述过程，而他的终极目标则在于韩国民族主义的重建。在关于历史的影片里，对历史的演绎与干涉往往反映着导演的政治立场，正如在本片的叙述方式中，导演把意识形态的价值放在比历史本身的真实更加重要的位置。导演叙述历史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他对自己理念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一种抹杀部分历史的暴力性。
       在这样的重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在影片里看到导演的意图。如果我们注意影片中明成皇后被害的场面，就不难发现，在本片中，导演不仅重构历史，他甚至有意地捏造和歪曲历史。导演的叙述方式深刻地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图。这样的“歪曲”，从导演的立场来看，应该是更好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同时，导演要求解决韩民族的内部矛盾。他认为，民族内部矛盾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南北统一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导演通过崔民在的意见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妨咀嚼一下崔民在的台词：“追究统一的条件的人，他们最终希望什么?他们不要统一。”按照他的台词，导演认为，现在韩国内部明确地存在着反统一势力。为了批评反统一势力，导演借崔民在之口强调了以统一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那么，导演的这种重构或者有意的误读是不是充分反映了这一百年的“积累”?这样的重构是否包含着抹杀部分历史的可能性?首先，导演运用了有特定意图的叙述方式和夸张的描述来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他采取的充满主观选择和过滤的话语方式在历史叙述中也可能生产出一种无形的暴力。韩国民族主义一百年来的传统作用在崔民在和总统的身上，在像他们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民族主义的空间是比较纯粹的，外来世界不能进入韩国民族主义的空间，而韩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则值得拚命地守护。这也是导演的理想。下面的对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总统问海军司令官韩国海军的战斗能力，总统问：“如果开战的话，我们海军有可能赢吗?我们不是处在下风吗?”海军司令官回答：“对!但我们应该防御我们国家的海洋，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场面好似当年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跟日本作战时的情景。这种激扬的民族意识很容易给韩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他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甚至使之感觉到民族精神的净化。虽然有些人批评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但他们在批评的同时，也可能被民族主义所吸引。在导演的逻辑里，为了生存，韩国人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是韩国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韩国人就理应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但是，通过铺陈、张扬此种极端化的情境，韩国民族主义的内在问题、尤其是它的“排他性”所包含的危险就被巧妙地遮蔽了。因此，这种重构历史的方式受到批评也是必然的。此外，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引来意识形态的操作。鉴于很多历史叙述一直被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这种重构形式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框架的挑战，并且，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叙述，电影里的历史叙述也就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叙述方式或复线历史形式之一。然而，正如这部电影所显示的，创作主体将焦点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目标上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显示出歪曲的操作和重构的逻辑。这种重构和操作不仅有着任意除去历史的危险性，也有可能遮掩和抹杀民族主义的界限，使得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危险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电影中也已露出端倪。对此，韩国国内部分媒体已表示批判：“评论家和记者对《韩半岛》的评价似乎不那么积极……他们认为，电影《韩半岛》‘利用反日情绪，煽动民族主义’……若这种感情的表露超越个人，而扩大到集体、国家，那么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极右派的煽动成为批判的依据，但这种煽动并不仅仅在电影里面，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蠢蠢欲动”(ChoYoungHae，载于韩国网络报纸“Ohmynews”2006年7月23日)。从电影的主角崔民在的台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你们这些臭女人，连送巧克力的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却对我国的国母被别国的刺客刺杀的日子、国家灭亡的日子不闻不问!你们根本不值得尊重!给我滚，马上滚出去!”可见，导演所想象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具有排他性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按照他的逻辑，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完全均质的空间，其中并不存在阶级或性别问题等矛盾。若导演想象中的民族主义当真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想要获得韩国社会内部的认同仍将遥遥无期。
       三、基于谱系学观点的《韩半岛》批评和“亲日”
       接下来从历史叙述的两个层次——重复性和持续性，来探讨一下“民族主义”和“亲日”问题。韩国民族主义者的谱系，已经分化为许多支流。在日战期间，民族主义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救国运动，因其斗争方式的不同而分裂为两个阵营——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后来，不少人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在未被清算亲日经历的情况下悄悄地进入韩国主流社会。在未能彻底清算殖民历史的诸多原因当中，韩国战争(编者注：即朝鲜战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初，在战争的阴影下，要清算亲日势力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冷战体制更使得亲日问题沉于水面之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韩国不断分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致分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两股势力。结果，仅靠“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无法辨别各种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甚至导致极右派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被划入同一个范畴中。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以“民族主义等于反逆”为旗帜的新势力，这一派主张，任何基于民族主义的企图，都伴随着排他性和暴力性，因此应该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这部电影中的矛盾也可以定位在这种民族主义分化、冲突的谱系上。这就是“历史的持续性”之所以非常重要的理由。
       其实，导演不惜忽略时间与历史的积累而依然要强调的民族主义，似乎也悖论式地体现在电影中的总理的身上，对导演来说，这一角色或许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站在总统的对立面，体现了历史的重复性：一百年以前，参加卖国行动的大臣映射在总理的角色上。导演通过极端的方式表现总理的性格，以期告诉观众“亲日”与“民族主义”往往是名异而实同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民族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属于亲日派的人在韩国社会的确是存在的。事实上，总理这一角色象征着韩国保守的权力阶层，这一群体一直存在于韩国近现代历史中。电影结尾部分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对话则显示出，这种矛盾与冲突到现在也仍然存在着。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矛盾并不是一个历史现象的偶然重演，而是持续性的历史矛盾与争论在韩国社会内部不断积累而形成的结果。我们只有放弃单纯的“历史重演”的解释，了解其中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与语境，才能使导演意图中的“历史的重复”概念更有意义。
       重新回到历史叙述的观点，从谱系学的观点分析电影，将使我们在解释历史问题的起源时能够使用更丰富的解释方式。在电影中，李尚铉问：“何必重新提起一百年以前的事呢?”这就是我们自己在现实中面对亲日问题时，能够轻而易举地使用的方式，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歪曲历史的方式。过去一个世纪中，韩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提出过亲日派清算的问题，直到卢武铉政府时期才对此有所动作。这一点，反映出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自己对于历史的歪曲与剥离，也意味着我们对尚未远去的历史置之不理。若承认过去一百年来，民族主义与亲日派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在这段时间持续积累下来，那么，想要无意识地除去这段历史，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亲日的脉络，并要求对他们进行清算时，我们的立场应该建立在以历史的连续性与持续性作为依据的谱系学的基点上，并从这一基点出发，对亲日进行分析、批判，乃至克服。否则，面对仍然摆在眼前的亲日问题，我们会说不出话来，更遑论清算。导演所设置的对历史的孤立重构或虚构，不仅为亲日派提供了免罪符，而且可能压抑质疑他们仍在行使的权力来源的声音。因为，以历史的重复为依据，就无法批判亲日派的起源。
       归根究底，导演在影片中，在忽略后殖民与后冷战问题的情况下，将现在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历史情况相对照，或许是想通过发掘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以完成自己创造的历史叙述。然而，在韩国近现代史叙述的战略上，使一百年的历史成为空白，这种方式本身蕴涵着严重的危险性，换言之，省略后殖民与后冷战的价值与经验是非常危险的。面对历史，与其采取“历史会重复”的模式，不如从关注持续性或时间积累的层面上来考察，如此，我们就能够如实地描述并解释韩半岛从殖民向后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通过这种重视连续性的多重历史叙述方式，追求建立统一、完整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会获得积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