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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内乡县衙三堂名联
       出河南南阳市区大约1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了内乡县境内。内乡县源于秦代的析县。西魏时期改名为中乡县。隋朝因避文帝讳改名为内乡县。析县秦代邻郦县(唐代改称菊谭县)。五代时期菊谭并人内乡，清代隶属于南阳府，因管辖地域辽阔，配正五晶知县。
       “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建”。然而，县衙命运多蹇，崇祯十五年毁于李白成，清顺治十八年重建。咸丰七年，捻军攻内乡，“公署全毁”，光绪十八年，县官章炳焘履新，他“历任九年，得以专心土木工程”，形成现在的格局。
       内乡县衙南北250米，东西80米，房屋260余间，分为大堂、二堂、三堂，集中了县衙的所有机构和县官的家眷。内乡县衙体现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大堂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二堂的跨院则集中了知县的幕僚班底，三堂则是知县的眷属栖息之地。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以知县为核心，由疏而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治理结构。在大堂之外为国，办事机构为国家机构，二堂之后，则是知县的私密所在，这里既有他的眷属，也有知心幕僚。奇怪的是，在幕僚办事之处的两侧，却又设置了东西账房，主管县衙内的财政收支和全县的税务事项。
       在这样一个治理模式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家国不分的治理方式，虽然比较稳定，但却给腐败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在后院之内，如果有一个人动起邪念，整个稳定的治理结构就会发生倾斜。
       沿着县衙的中轴线徐步前行，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作为内乡的最高长官，知县不但要记挂着内乡百姓的安危，而且还要为满门人丁提供衣食。作为皇帝的打工者，他的俸禄够用吗?据查，清代七晶知县岁俸45两，正五晶也才有区区80两，远远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在俸禄不足的情况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许官员自找门路，在国家赋税的征收过程中额外加征。后来逐渐地形成了养廉银制度。五品知县的养廉银居然高达700到1200两，已经成为知县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如此，章炳焘异地被罢官后，仍不免经济拮据，不得不携女儿重归故里，跪而募捐。
       据传说，章炳焘种种善政，绰然有古循良风，内乡太平无事。然而事实如何呢?
       为了修筑县衙，章炳焘强令砍树，以至于“天子渠”古树几乎不存。在修建县衙的过程中，由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工程进展迅速。但是，年终岁末，由于预算超支，县库空虚，无钱支付，只好拖欠工钱。后经乡绅斡旋，民工才拿到了辛苦钱。据说，衙门修好，章炳焘接父参观，其父不无幽默地说，“房舍虽好，惜缺少一样东西。”章炳焘忙问缺少什么，其父幽幽回答：“缺少四个轮子，好在你卸任时将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终生享用。” 家国心态，一览无遗。 既然财政紧张，为何又要大兴土木呢?既然开工兴建，如何筹措资金呢? 我们无法深究修衙的动机，或许知县大人好大喜功，或许是为了拉动内乡县的投资，或许是为了刺激消费，或许是为了知县大人自己的腰包，或许上述的一切都不真实，知县大人就是为了给内乡县留下一座像样的官衙。在他的身后，这座恢宏的建筑曾经迎来了无数的达官显贵。内乡县衙从此再也没有寂寞过。
       据史料记载，为了修建县衙，知县大人章炳焘曾经冥思苦想，东挪西借，精心策划，终于按期完工。在诸多集资方案中，最绝的要数“赢捐输罚”手段了。凡是到内乡县衙打官司的人，都必须为内乡县衙工程建设作出贡献。如果打赢了官司，知县大人会伸出手来，要求胜诉方捐出一点钱；如果打输了官司，知县大人会沉下脸来，要求败诉方承担罚款。这种集资的手段，与当今一些法院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知县大人还作出规定，凡是上堂争讼的，不管有理没理，先打四十大板。在这样的高压下，内乡县的升斗小民过得是什么日子呢?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一些官员身上看到章炳焘的影子。
       星转斗移，昔日高大的县衙已显破败。在蒙满灰尘的建筑中，我们重温了古代的升堂仪式，查阅了古代的典籍，翻看了历代的刑具。所有这些不但没有激起我对当地人口中盛传清官的丝毫敬意，反而泛起了一丝苍凉之感。在“越诉笞五十，诬告加三等”的石碑前，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现代。
       如今的内乡县城早已繁华一片，水泥高楼中间，古代县衙略显形单影只。据专家介绍，中国古代官署保存最为完整的有四处，其中南阳就有两处。除了内乡县衙之外，南阳的府衙也留存于世。由县而府，在南阳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架构似乎被浓缩定格了。
       在清代，地方政府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国家的行政架构止于县衙。官府不下乡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49年后，在政权结构中逐渐地增加了乡镇一级，延伸了政权的控制范围，但却压缩了公民的自主空间。五十年后的今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直接目的的乡镇改革终于启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撤并了七千四百多个乡镇。现在，人们又在谈论更高一层的机构改革问题，希望通过缩省的方式，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各地生产力的发展。
       走出县衙，“菊谭古治”的牌楼赫然矗立眼前。古代的衙门已经成为了熙熙攘攘的街市。懂建筑的人在这里寻找古代建筑的样式，懂文学的人可以抄录县衙上的楹联，懂经济的人可以在人群中兜售自己的产品。定格的历史仿佛在喧闹中复活了。人们在监狱的墙壁上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但耳中再也听不到犯人的呻吟之声。正义还是邪恶，暴戾还是宽厚，在那久远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起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古代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就是因为大堂下面跪拜着失去独立人格的百姓吗?每一次揭竿而起，换来的都是一个新的朝廷。老的县官走了，新的县官又来了。百姓的日子就在县官的轮替中一点点变得黯淡无光。
       欧洲的宪政起源于贵族的集体抗争。中国的宪政起源于一场革命。但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的宪政之路却是如此地坎坷，以至于在百年之后，我们还不得不进行民主的启蒙。
       “天理国法人情”，似乎道尽了中国古代治理的一切规则，但“爱民若子”的功德匾又见证了中国古代民主的高度。在主仆颠倒，百姓的人格无法独立的社会，天理国法人情其实是一回事情。天理是天子之理，国法是皇帝之法，人情是最高统治者的人情。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没有互动，没有平等，有的只是上下尊卑的管理关系。
       1985年，在内乡县公园发现了一座石碑，其中刊刻着内乡知县报请上级监察部门批准的禁约。这块被称作“三院禁约”的石碑上，罗列了禁止乱吃喝，禁止乱摊派，禁止乱收费等禁令。禁约特别规定，“如有特殊外索者，该驿飞报两院究治”。规定不可谓不具体，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官员的任免与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里，这样的制度有何意义呢?看来，从古至今，中国的制度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现代的一切行政理念似乎都体现在了这副楹联之中。不幸地是，不值钱的官员何其多也。民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及时清除这些不值钱的腐败官员，让百姓多受一分恩赐。然而，在章炳焘的时代无法真正做到。现在，我们能够做到吗?
       在返程的车上，回望烟尘中的内乡县衙，让思绪在历史的长空中盘旋，不禁怅然若失。内乡县衙承载了中国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见证了古代官宦的荣辱。但正因为它如此地世俗化，以至于使我们沉湎于大量的细节之中，忙于器物的考证，而淡忘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悲欢。其实，如果遗忘了这里生生不息的黎民，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何价值呢?
       (《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刘鹏九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