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 陈敦德 著
从“共军能否渡江”的辩论发展为巴黎两馆起义
傍晚时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两旁的路灯都亮了。一家有点名气的法国餐馆雅静而讲究，只见有三个穿西装的中国人坐在靠墙的雅座里，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神情，好像是在等候什么人。
这是1949年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后的10月11日傍晚，这三个中国人是国民党政府驻巴黎的外交官凌其翰、孟鞠如和钱能欣。三人当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凌其翰，他是驻法国公使，近几天原驻法国大使钱泰因车祸受重伤住院并上书请辞，使馆工作就由凌其翰主持。
昨天，是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驻法使馆与驻巴黎总领事馆刚刚通电宣布起义。他们选择这天宣布起义，是考虑让起义的影响大一些。
这天晚上，中共驻巴黎总支部的负责人孟凌崖约好在这家餐馆与他们会面。据凌其翰说，这位中共驻巴黎负责人在他们宣布起义后才出头露面。他将带来有关国内复电的消息。近年来，孟凌崖奉上级指示，一直与孟鞠如、钱能欣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次，凌其翰是第一次与这位中共负责人见面。
促使这次起义的诱因，是数月前在驻法大使馆里的一场关于解放军能否渡过长江的一场辩论。那是4月上中旬，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在做渡江南下的准备，国共和谈在北平进行。使馆同人们都认为国共和谈根本谈不成。如果北平和谈破裂，共军就要渡江。关于共军能否渡过长江，使馆的人员就分成两派了。以凌其翰、孟鞠如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人员都认为：解放军雄师百万，所向披靡，渡江将是弹指间的事，不信的话，可以拭目以待。使馆上校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长汪公纪等少数人，认为长江是一道天险，国民党军据险而守，又有海军、空军助阵，江南半壁天下可望保住。
一个多星期后，解放军百万大军顺利渡过长江，一举占领南京。王观洲和汪公纪除了在辩论中失败之外，又适逢国民党外交部因经费拮据裁撤使馆新闻处和武官处，便恼羞成怒，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报凌其翰等谋叛“党国”。他们还在从法国回国途中，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用醒目标题披露凌其翰等“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密电钱泰大使彻查，钱泰在当时形势下也不愿得罪大家，将密电给凌其翰等看了，并饰词搪塞复电了之。熟悉凌其翰的宋子文去美国路经巴黎，也问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国内也不断传来有某某部队或者海军某某舰起义等消息。8月间，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三人经过密商，决定举事。恰好，国民党政府已欠发三个月薪水，他们可以从索薪开始，进行串联，发展成革命行动。
9月1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三天，驻法使馆凌其翰、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耿嘉瞍，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11人，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致电外交部催发欠薪，倘10月10日双十节尚不能领到欠薪，全体馆员决定停止服务。他们还通函驻欧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结果，一些使领馆复函赞成。
没几天，北平不断传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的各种好消息：作为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讨论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告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他们兴奋极了，即于9月30日晚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凌其翰将他保管的使馆政治案卷，龚秉成将他主管的密电码本，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
紧急秘密会议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起义通电宣言稿，孟鞠如起草，胡有萼修改，凌其翰定稿。三个人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一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这份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传给孟凌崖，让孟凌崖提前传回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10月10日这天，他们正式对外通电起义。他们郑重宣布：
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认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10月11日，这天晚上，凌其翰三人如约来到这个法国餐馆。孟鞠如告诉凌其翰，三年以前，中共刘宁一同志经过巴黎时，国民党当局命令其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刘等共产党人在海外的活动。当时，已经倾向革命的孟鞠如和钱能欣相约去旅馆拜访刘宁一，要求为革命做一点事。刘宁一就在这家法国餐馆请他俩吃饭，并介绍了他俩与中共巴黎支部建立了联系。
他们正频频张望时，门口终于进来一个中国人。孟凌崖还是按时赶来了。他们从孟凌崖脸上洋溢的笑容感觉到了来自祖国的好消息!
他们在宣布起义次日就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周恩来复电
当时，中共驻巴黎的党组织并没有电台与国内直线联络。驻巴黎总支部是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将巴黎两馆的起义宣言转发给国内的。
凌其翰等人的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10月10日，周恩来外长亲自给起义人员复电：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起义人员接到周恩来外长的复电，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即作出了两个决定：一、立即以“快陕邮代电”形式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兄等倘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二、天天到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人民政府接收。
巴黎两馆起义对国民党驻外机构与人员影响很大。紧接着，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使领馆虽然没有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除了欧洲的使领馆之外，国民党驻加拿大、美国的原使领馆也闹得不可开交。
“国府”赶忙将反共干将派往巴黎，妄图扼杀起义
北京的开国大典传到“国府”所在的广州，整个当局又是人心惶惶。广州是肯定守不住了，又准备迁往重庆了。在危局中出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叶公超真是焦头烂额，既要为迁往重庆操心，又要应付苏联宣布断交造成整个驻外机构人心涣散的局面；正在此时，又传来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索薪通牒”。他联系起前面的好几件事，觉察到巴黎这两个使领馆可能真的要“背叛党国”了。他根据种种情报，判断凌其翰等将选择双十节为两馆起义的日子。为了将起义分化瓦解，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其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
其二，电调酝酿起义的主要骨干凌其翰、孟鞠如回部；
其三，调反共坚决的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至巴黎，主持使馆工作；
其四，派外交部新任常务次长董霖携带一笔款项于10月8日赶到巴黎；
其五，调驻英使馆随员赵金镛为驻法使馆三秘，原驻柏林代表团一秘赵俊欣、驻荷使馆一秘斯颂熙两人则以临时出差名义赶往巴黎；
其六，调部内陈雄飞为驻法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
旨在扑灭两馆双十节起义的一系列人事安排来势甚猛，但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等人已做好了针锋相对、面对面斗争的准备。
法国外交部给起义人员保留外交官待遇
9月间，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前，法国外长舒曼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曾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磋商了数次。新中国成立后，贝文明确地告诉了舒曼：尽管美国艾奇逊国务卿竭力反对，但英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承认中国的时间不会拖后，并很快将以函件的形式通知法国政府。
英国的决定对于法国是很有影响的。尽管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总督和法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都不主张承认中国，但舒曼外长向总理府主张：为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法国应该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后不久，承认这个共产党国家。
就在这时，10月5日上午，刚刚上班的时候，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贝扬斯接到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公使凌其翰要求拜见的电话，说有紧急的事务求见。贝扬斯以为是与钱泰大使车祸受重伤有关的急事，就应允当天下午见面。
贝扬斯与凌其翰见面寒暄过后，贝扬斯先问起了钱泰大使车祸住院的伤势。凌其翰作了回答后，对贝扬斯郑重地说：“司长先生，我今天特地来见你，是正式通知你：我们驻法国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已经决定脱离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原来凌其翰等人得知国民党外交部已经派人来巴黎，要扑灭起义之火的消息后，经过一番商量，决定在段茂澜等一伙人尚未赶到巴黎之前，抢先一步赶到法国政府外交部来打招呼，发声明。
贝扬司听后大为吃惊。对于刚刚诞生数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外交部正与英国外交部进行协调，交换意见。法国在印度支那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正在郑重考虑。贝扬斯觉得凌其翰公使的声明事关重大，无法立即表态，需马上请示上级。于是，他就对凌其翰说：“公使先生，我会将你的声明立即报告舒曼部长。我将尽快将答复告诉你。”
凌其翰告辞走后，贝扬斯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舒曼部长。舒曼先问：“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不是已经来了电函，同意受伤的钱泰大使请辞，任命了一个临时代办到巴黎吗?”
贝扬斯回答说：“这个临时代办叫段茂澜，目前尚未到任。”
舒曼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么，随着段先生的到任，在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使馆内，将免不了有一场‘内战’。我告诉你，尽管我国政府内部对承认共产党新中国尚有分歧，但英国政府已经作了决定，很快将要承认这个现实。我估计，在英国政府宣布承认共产党中国后，法国政府的承认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在处理此事时，需要慎重对待。你既要考虑到我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目前尚保持着外交关系，也要考虑不要得罪共产党中国，以免使我们在不久之后承认对方时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
次日，贝扬斯打电话约见凌其翰。
贝扬斯陪同凌其翰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司长郑重地对凌其翰说：“由于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把你们的外交待遇维持到1949年底，届时仍可接洽延期。”
凌其翰就说：“我们将继续到使馆坚持原工作岗位。”
礼宾司司长说：“只要新任代办段茂澜方面没有反应，我们不会干预贵使馆内部事务。”
法国原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到新中国外交部求见
在乔治五世大街的原中国驻法使馆里，10月10日宣布起义后，起义人员与新调来的反动派，形成了同一使馆里两军对峙、共同上班的局面。
双方就这么处于僵持的状态。
起义人员除了天天上班坚守各自岗位，还参加了法国有关群众团体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例如：法国总工会发起的规模不小的在互助大厅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大会，华工总会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会等等。
段茂澜、董霖等在10月10日之前赶到了巴黎。他们先来软的，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来分化瓦解11名要起义的人员，其中仅有2人动摇退出了，其余9人坚持起义。起义之后，他们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天天到馆，占据自己的办公室，坚守工作岗位。董霖、段茂澜等人见了，也无可奈何。
段茂澜对凌其翰等人说：“你们已经领到了欠薪，就不应再来使馆了。”
凌其翰说：“我们天天到馆是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坚守工作岗位，要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使领馆。”
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后，10月20日，已经从广州逃窜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发来一个正式照会，请求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法国政府当然感到十分棘手，表面上就作出极力避免直接干预的姿态。为了不致引起新中国的反感与不满，法国政府特地指令尚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新中国外交部拜会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对巴黎两馆起义事件的三点立场：其一，极力避免介入中国大使馆的内部纠纷；其二，法国当局无法阻拦段茂澜雇用私人警察；其三，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伯亚乐对宦乡说：“对这件事，法国政府希望息事宁人，不愿意火上浇油。”
原驻法使馆内的较量震惊了世界
法国当局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之下，暗地里派出了便衣警察到乔治五世大街11号来，充作“使馆雇用的私人警察”，把守着大门，试图阻止凌其翰等起义人员进入院楼。
但凌其翰等人还具有外交官的身份，他们想拦也拦不住。
11月3日这天，段茂澜下令将大门紧闭。凌其翰等人就在门外守候着。等到有人来送信时，大家就乘虚而人，冲人馆内，并向段茂澜声明：你要保证不破坏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任务。这天，双方坚持到深夜。
半夜，段茂澜临时从驻荷兰使馆调来的CC特务斯颂熙忽然率领30多个国民党反动分子进来，气势汹汹，胁迫凌其翰等起义人员立即离馆，大家严辞拒绝，坚决不走!双方僵持，到了紧急关头，特务扬言要动武。忽然赶来了三个华侨代表，从中调停，决定次日(4日)下午2点在使馆内召开华侨大会，设法解决起义人员到馆坚守工作岗位的问题。当夜，孟鞠如、龚秉成离馆去串联爱国华侨，发动群众。
11月4日下午，100多位爱国侨胞和进步留学生结队进入馆内，为起义人员做声援。段茂澜见势不妙，推说其与法外交部有约会，打算溜走，但被华侨们拦住，直至他不得不同意刚从国内调来的陈雄飞代穆加大会。群众要求必须保证起义人员每日正常到馆上班，执行周恩来总理关于坚守工作岗位的重要指示，并不得勾结法国警察予以阻拦。爱国侨胞当场拟定了保证书，由陈雄飞代表段茂澜当场签字承认照办不误，并由群众推选出工人代表王子卿、商界代表陈卓林、学界代表杨承宗监督执行。
当日下午6时许，爱国侨胞会议散会了。侨胞们刚刚离去，按段茂澜预谋布置，CC特务斯颂熙和青田帮特务陈楚本率领早就埋伏在—附近的打手五六十人，呼啸而出，一拥而上。由斯颂熙、陈楚本等当场指挥，每五六个打手围打一个起义人员，拳打脚踢。凌其翰等猝不及防，无法抵抗；凌其翰脑袋挨了好几拳，疼痛不堪；孟鞠如虽说体格强壮，也免不了挨打，连眼镜都打落在地，被打手踏个粉碎；龚秉成被打得昏倒在地；王思澄受伤了……但令凌其翰没想到的是，段茂澜的三秘赵金镛(曾是凌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的学生)跑来护着他突出了重围。
此时，凌其翰的法国司机丹尼尔看见凌被殴打，急忙去央求守大门的法国便衣警察进入馆内，把他抢救出来，由丹尼尔驾车送回住所。
“殴打事件”经过世界各大传媒的报道引起很大反响。次日，不仅巴黎的各大报，连欧美各国的报纸，纷纷将巴黎中国使馆行凶事件作为头号新闻来报道。法国爱国华侨与进步留学生纷纷开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并向起义人员表示同情和声援。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留法中国艺术学会、巴黎大学理科同学会、留法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法华侨工商业联合会、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友谊会、旅法中国公费生联合会、《华侨时报》社等八个爱国侨团，还发表了《告国内外同胞书》和《告法国政府、人民与世界人民书》。
按照周恩来指示大部分起义人员归国
12月间，英国酝酿承认新中国，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亦开始讨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起义人员的境遇开始转好，凌其翰还准备同段茂澜讨论接管使领馆问题。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尚未作最后决定。但是，1月上旬，法国前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在拜见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时透露说，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关系。王炳南明白，对方言下之意，是要影响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正式建交，决定大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斗争，此举势必影响中法关系。
中法关系从此处于冻结状况。
法国当局出于对中国这一举动的报复，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大批警察被派到乔治五世大街11号，以维持秩序为名，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法国方面想利用此事做文章，提出所谓双方“互惠条件”，以保持起义人员外交待遇、延期签证作条件，要求新中国给予原驻北平的领事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周恩来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3月30日，周恩来发出指示：凌其翰、王思澄、龚秉成、唐祖培、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7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两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国民党旧外交人员的工作。
5月5日，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及其家属一行20多人，于法国马赛港乘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归国。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丁晓平
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