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父子与三青团》马 烈著
三青团的部分成员不满现状，反对党政腐化
正如张治中在几十年以后所说，三青团的部分成员“还是具有一种革命精神和正义感的。他们不满现状，反对党政腐化、不实行革命政策”。三青团自成立之日起，其各级干部即自命为“革命集团”，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腐败时时加以批评指责。这与三青团的主要干部比较注意“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有关。其两任书记长陈诚、张治中在国民党内都是以廉洁、正直著称的。尤其是张治中在多次讲话中都坦率批评过国民党内的腐败。几任组织处长中，康泽生活严肃，不吸烟、不打牌、不跳舞、不闲逛。蒋经国则是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对重庆官僚机构中某些怪现象看不惯”，“对国民党内部官僚积习不满”。此外，这也与三青团大部分干部比较年轻，尚未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国民党高层官僚、政客、党棍、军官相比，相对要“纯洁”些有关。1941年中央团部在重庆复兴关举办第二期青年干部训练班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前来做特约演讲，他声称自己不是豪门，很清白，结果在台下的听众中引起骚动，学员们纷纷以冷笑待之。抗战结束后，一些地方团部在发展团员时，也公开宣传“国民党已经衰退腐败，青年团如朝阳初升，将来要取代国民党的，因此，青年团是革命的”。
抗日战争进行数年，广大国统区人民，不仅是工人、农民，即便是一般的公教人员及大中学生，都咬紧牙关，承受着因战争而造成的种种苦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粮食匮乏、物价飞涨。1941年7月，张治中在三青团成立三周年的《告全国青年书》中指出，粮食问题和物价问题“现在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足以影响前方军事、后方建设”。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实在由于人事之未尽”。而所谓人事之未尽，换句话说，也就是执政者未能妥善尽责，故而难辞其咎。
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日益贬值，不少人收买外币以求保值，致使外汇官价与黑市价差额越来越大。国民党政权中不少官僚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走私、套汇，大发国难财，数年间财富成倍增长。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金融界代表参与拟定上海租界外汇市场的牌价，作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即通过这些人了解外汇行情进行套购或抛售。1939年8月初，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指使其经纪人在上海租界外汇市场一次即套汇4万英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5亿美元，用其中1亿美元支持发行“美金公债”，当债券销售了5000万美元时，孔祥熙下令停止销售，余下的5000万美元由他用官价全部吃进，然后再抛到黑市上高价售出，转手间即获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轰动国统区的“美金贪污案”。
除此而外，社会上一些奸商套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广大居民百姓在货币贬值情况下，简直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例如，川西平原素为著名的产粮区，从1937年至1941年四年间，米价上涨26倍多。而政府有关部门或无视民瘼，或措施不力，一派官僚衙门作风。
三青团反对国民党腐败，主要集中在反贪污和反官僚上
三青团所反对的国民党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贪污，二是官僚。而行政院长孔祥熙则因其颟顸无能而又敛财有术，成为各界和三青团抨击的主要目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6月，三青团中央团部向全体团员颁发了一份文件：《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该指示说：‘官僚恶习，实是政治腐化无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负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其生活腐败者，皆为官僚恶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流痞奸商，为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本团团员应本不畏强御的精神，以公民资格向合法机关检举惩治之。”
中央团部的这一文件在当时国统区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响。首先，这年年底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被迫通过《确立本党今后党务推进之方针案》，规定了国民党目前的基本中心工作为：(1)平定物价；(2)检举贪污；(3)服务社会——试图以此平息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次全会还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要求政府调整机构，确定职责，划分权限，改进人事制度，对机关人员严加考核，厉行奖惩；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使贪劣者无以幸存——试图以此澄清吏治，杜绝贪污和官僚的源头。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被三青团牵着鼻子走，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认可“反贪污、反官僚”的要求。
其次，1941年12月，在高校集中的昆明发生了“倒孔(祥熙)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大公报》刊载消息说，孔祥熙在香港用飞机运狗，并发表了评论。学生见报后愤慨不已，临时召集大会，发起示威游行，一些三青团员和干部也积极加入其中。这件事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因为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这既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一手促成的，也因为西安事变时，孔祥熙第一个找到苏联驻华大使，要求苏方斡旋，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还因为孔祥熙、宋蔼龄利用权力所捞到的好处，大都与宋美龄分肥。所以，此时听说昆明发生倒孔运动后，蒋介石即火速派康泽赶去平息学潮，而且在事态平息后，仍余怒未息地大骂康泽：“你们真是没有出息!”其后，蒋介石似乎还不解气，又亲自给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写了一张条子，大骂三青团干的是反革命工作。
但三青团中央团部仍根据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精神，于1942年2月发布了一个《团员行动指导纲要》，继续要求团员检举揭发“官吏之贪污”。三青团这种反贪污、反官僚的意向和决心，在194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中，一些地方团部的代表指责孔祥熙贪污无能，特别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紧急撤退，孔的老婆宋蔼龄包了专机，连洋狗、马桶都带上，但却置一些爱国人士的安危于不顾”。会议代表认为：“这样一个行政首脑，不孚众望，如不罢免，怎么可以振奋人心，争取抗战胜利!”最后，大会决定将此问题交由中央干事会处理。
三青团一全大会闭幕后不久，书记长张治中邀请一部分黄埔系的中央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在重庆北温泉数帆楼开了三天秘密会议，对时局和团务交换意见。在漫谈中，与会者集中批评了蒋介石的领导作风，认为蒋介石“不愿听逆耳之言”，以致“阿谀奉承，蔚然成风，政风败坏，悉以此为始基”；又“以私恩私惠市人”，“以致法纪荡然，人心离散”；组织机构“徒有形式，毫无实效”等等。与会者对孔祥熙的看法十分一致，认为“孔既无才德，又缺威望，徒以裙带关系，当了行政首长，应联名上书向蒋建议，免孔氏行政院长一职，以肃政风，而振人心”。
这次以蒋介石嫡系分子为主的秘密会议，对时局总结出六点结论：
(一)财政金融措施失当，贪污贿赂公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高涨，国民经济陷于困境；
(二)党政人员官僚化，少数主官贪污，政令无法推动，保甲长多为土豪劣绅把持，横征暴敛，草菅人命；
(三)少数官吏与奸商勾结，骄奢淫逸，道德堕落，人心败坏；
(四)军队生活艰苦，新兵素质恶劣，士气渐衰，实力日减，不能恪尽保卫之责；
(五)公教人员受物价高涨之压迫，行政效率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对党团之号召，响应并不热烈；
(六)党团同志干部，以革命理想难以实现，以致灰心消极。
根据上述结论，参加会议的三青团干部们草拟了四点建议，联名上呈蒋介石。其内容要旨为：
(1)请速改组政府，将违背领袖意旨，且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
(2)加速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及稳定物价、改善民生；
(3)严厉处置贪污腐败之官吏，以及利用地位及国难致巨富者；
(4)对党团与军队干部重加考核甄别，健全革命干部及党团、军队。
这四点建议显然可以用反贪污、反官僚来高度概括，而且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第一点建议实际上就是“倒孔”、改组政府。建议呈递上去后，蒋介石在一次中央党部的纪念周上说了一句：“现在青年同志们是有他们的热情和见解，我们要予以重视的。”随后，在9月上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各界群众一致要打倒的孔祥熙则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仍旧主持工作——蒋介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示了对三青团热情和见解的重视。
在1944年里，三青团这种反贪污、反官僚的要求，与国民党内CC系中的“革新运动”形成呼应。革新运动提倡政治改革，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财政部长翁文灏，指责他们无能、优柔寡断、不思上进。为了扩大力量，革新运动分子还极力拉拢孙科派的梁寒操、马超俊、黄季陆，黄埔系的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以及刘健群、任卓宣、谷正鼎等人。而这些人中，除马超俊、郑介民之外，都是三青团一全大会选举的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其中又有数人还同时担任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在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党内几个派系的中央执、监委十分默契地提出了“甚为坦率真诚”的质询，强烈地表达了改革要求，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这种要求了。
这年6月，孔祥熙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滞留一段时间后回国，旋因国民参政员傅斯年、黄炎培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美金债券质询案”而倒台。11月，外交部长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倒孔运动就此结束。
三青团高喊“反贪污、反官僚”的口号，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手
1945年6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召开。三青团方面与会代表有60人，加上各地与三青团关系较密切的代表，共同提出了一个改革政治的方案，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等进步内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最后在大会上得以通过。但是，这个决议案的实行却完全落空，正如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人士对张治中所说：“你们的案子要能实行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治上就变成左派了!”
1946年9月召开的三青团二全大会把三青团数年来的反贪污、反官僚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会通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改进方案》把所谓“共产党破坏统一”、贪污风气、官僚作风，并列为当前革命建国的三大障碍，要求全团展开一个反破坏统一、反贪污、反官僚的运动。
《三青团改进方案》要求通过社会舆论开展反贪污、反官僚的宣传；提出根除贪污的具体办法，号召各级团部干部及公务员中的团员绝不贪污，并革除官僚习气；调查、检举一切贪污行为及官僚资本。三青团二全大会后，中央团部在其提出的新的《团员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弓虽调“团员应严正反对一切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及利用此类资本之分子”，并着重指出这一点“能否彻底实行，乃本团今日能否领导全国青年之重要条件”。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评论国民党革新运动时所说，官僚资本，“这个术语本来是由亲共产党的学者们发明的，现在却被革新运动分子当成自己的东西来贩卖了”，革新运动分子认为官僚资本助长了政府的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同样，现在三青团也拿起了共产党的这个武器。但也正如易劳逸评说国民党革新运动分子一样，三青团对官僚资本的攻击，同样缺乏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危言耸听的口号，用来对经济危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恶化发出警告”。因为三青团的绝大部分干部和团员实际上都置身于政府之外，根本无法看清腐败的具体内容，更不要说追根寻源了。
在战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内，要把比比皆是的贪官污吏人赃俱获地检举揭发出来，绳之以法，在运作上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贪污受贿者面广量大：其次是难以一一取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许多贪官污吏都有深层背景或重重叠叠的关系网，上层的压力和各方面的阻力，绝非一般办案人员所能应付的。即以孔祥熙为例，揭发检举者不可谓不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孔氏依然好官我自为之。至于官僚作风，更是融于日常言行举止，难以界定，何者是何者不是，人言言殊。
所以，虽然三青团高喊“反贪污、反官僚”的口号，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故而只得退而求其次，与革新运动相呼应，主张全体国民党员进行财产登记，并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提出，率先在团内对各级干部进行财产登记和限制。这一主张，早在1943年三青团一全大会上就有人提出过。他们认为，为了“使全国青年确信本团为革命之集团，并坚定同志间之互信”，应当对“本团干部财产举行总登记”，“凡私人财产总额超过五万元以上者，不得为本团干部’。但由于当时团内意见分歧，这一议案最终未被通过。到这时，在国民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的形势下，三青团二全大会终于接受了关于财产登记的主张。大会通过的关于团员总甄核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团员财产总登记”，并规定“不履行财产登记或以财产作违背主义之经营者”将不得重新登记入团。
然而三青团这种财产登记，由于要求团员暴露自己的家底，因而受到无形的抵制。在各地团员总甄核中，中央团部发觉“办理团员财产总登记不甚准确”，也就是说多有隐匿不报或少报。蒋介石原拟国民党也举办党员财产总登记，闻知三青团情况后，即指示“与其办理不确实，不如不办”。因此，大张旗鼓热闹一时的财产总登记，中途即无疾而终。
三青团连续数年提出反贪污、反官僚运动，首先反映了这个组织内部确实有许多人对现实状况不满，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信任危机。三青团二全大会之后，由胡轨起草，经中央干事会、监察会讨论修改的《团的改进》一文叹道：“现实如此之糟”，“改良主义无效，革命手段又不行，如何是好呢?”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三青团深知“不顾一切的反现实是会断送这一条老命的”，而面对这个政权的种种腐败现象，又认为“拥护现实则更是大可不必’，矛盾心态跃然纸上。因此，他们只能空洞地表示，“应采取积极检讨的精神，和平奋斗的态度，运用根本有效的革新手段，以创造新的生活，涤除旧的污秽”。
其次，三青团反贪污、反官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和青年的要求。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三青团发起这场运动，就是为了向国统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和青年表示，三青团是代表人民群众说话的，它与人民群众，特别是与学生和青年的爱憎是一致的，因此，它有理由得到学生和青年的拥护，有理由在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
当然，这场反贪污、反官僚运动还表明，三青团——这个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距权力中心较远的集团——对掌握权力的集团的不满，对争取掌握权力的渴望和采取的实际行动。
总体来说，三青团的反贪污、反官僚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政权的，是为了补台，‘而不是拆台。’这正如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所说，三青团是“本协助并拥护政府之精神与决心，一面与政府之工作密切配合，一面对不良之政治现象”“尽量检举”。因此，三青团不愿意或不可能真正触及产生贪污、腐败、官僚作风、官僚资本的根源，即国民党所选择的制度和它所决定的政策。于是三青团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猛烈抨击，还是尽量检举，都只能是清除表面的疥癣之疾，都是不可能真正收到效果的。
1947年1月，三青团书记长陈诚曾就《团的改进》一文作过指示。针对该文的愤激情绪，他说：“本团同志，应顾及当前国内外形势，又体念领袖用心之苦，不可只为一部分人之同情，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治。我们如不明白整个局势，不明白领袖的运用，对于现实不满，尽量攻击，虽能求一时的痛快，也许因此而断送了革命的前途。”这实际上是在警告团的干部们，不要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危及国民党的统治，那样的话，则又将被蒋介石斥为“干的是反革命工作”了。
因此，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检查自己的工作时，不得不承认，“团一方面受拥护政府巩固政府之义务所约束，一方面又不能使现状一一符合革命青年之理想与希望”，“故团之工作，往往一方与群众脱节，一方与政府脱节”。这真实地表达了三青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处境，最终只能“仍然落在这苦闷的深渊里无以为计”。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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