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商业大潮席卷一切的时代，柏拉图的大名居然还有人念及，且还要把它全部翻译出来出版，一出版就是精装五千套，不论怎么看这都有点令人惊奇。如果按照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伟珍的话来说，这仅仅是为了“完成学界夙愿，填补出版空白”(《博览群书》2003年7期)，这话气象就不大，也忒自谦了。因为我们知道柏拉图在中国现在的初等教育体系中完全不见踪影，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马列主义哲学课程中，他也基本上是个陌生的人物，提不提柏拉图全凭授课老师的兴趣，恐怕也只有哲学、历史专业才会介绍一下柏拉图是何许人也。由此算来，中国真正做柏拉图研究的人也就是几所高校和西方哲学所的少数人，我敢说，不要说五千、五百，中国有五十人在研究柏拉图就不错了。因此，人民出版社决心出版这么一位既古代、又哲学的希腊老夫子的全集，毫不顾及读者市场和商业利益，足见其魄力和胆识。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柏拉图是无法绕过的一章。罗素说柏拉图有五大贡献：1．乌托邦；2．理念论；3．灵魂不朽论；4．神创宇宙论；5．理性知识论。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对今天人类的思维和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记得我刚刚读《理想国》(即人民版《国家篇》)的时候，那时社会的风气远没有今天这样宽松，柏拉图还是唯心主义恶人榜上的第一人，当读到他的“洞穴”囚犯只能把自己(因洞穴之火)投在墙上的身影当成真实的，以此说明人的感官并不可靠之后，就开始对这个外国古代的老头子有了好感。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报纸、电视昨天讲的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错误的，人们很难靠自己的感官来把握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因为国人几千年来习惯的是“眼见为实”。柏拉图恰恰讲的却是“眼见为虚，理性为实”，也就是说，只有理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中国古代哲学家还没有哪一位像柏拉图这样对理性知识这般推崇。老子曾经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有点接近柏拉图的先验论，但是缺乏任何展开和证明。而孔子基本就是否定“生而知之”的，孔子的理性是建立在对人、对事的长期观察之上的，偶尔他也怀疑“眼见为实”。例如陈蔡绝粮时，子贡向他投诉颜渊窃食一事，他有点动摇，怀疑自己看走了眼。他编了一套要用饭食祭祀神灵的话(古代不得用不纯净之食祭神)，待得知了颜渊去掉饭食中的灰尘，又不忍心浪费粮食的真相之后，才讪讪地说：“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孔子家语·在厄》)在否定感性知识的真实性上，中外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柏拉图，他所构建的理性主义体系，使人切实地感到了哲学的魅力。另一点就是柏拉图讲撒谎是国家的特权，而一般人则不能对统治者撒谎。(见《国家篇》389 C，人民版第二卷，351页)读到这里就觉得他的一本正经有点别有用心。因为，他是主张国家要由哲学家来管理的，又是主张“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同上，562 C，570页)，这些至少在今天西方宪政学者的眼中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来源。
柏拉图的涉猎面很广，其著作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研究的经典话题。而我们过去只见到《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柏拉图文艺对话录》等少数著作的中文译本，现在《柏拉图全集》中文本能够出齐自然是读书人的一件快事。像柏拉图传到中世纪早期(十二世纪以前)的惟一的连贯的自然哲学的名著《蒂迈欧篇》，我只读过片段，也是这次才看到全篇，心中自然是感激译者和出版者。不过看到译者提了一个“柏拉图在中国能有多少读者?”的问题(《博览群书》2003年8期)，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译者自己算了一笔账，“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印了五千套，平均二十六万人一套，多乎哉，不多也!”在我看来，这个算法可能有点问题。
柏拉图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现代西方的人文学科里除了少数的专业学者研究之外，在普通西方市民那里，它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和知识的符号，只是在需要“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提一下而已，远不及荷马史诗普及。何况出版思想产品和学术著作不是贩卖大白菜和分配口粮，需要做平均算术。我想，如果需要按照平均算术来衡量某一社会某一种思想家的作品，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再高妙的思想著作如果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哪怕它句句是真理，这个社会也是可怕韵。其实我们自己就曾亲历过这样的历史，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鲁迅得出的结论就是“吃人”。当然，柏拉图的著作在中国目前还不至于如此。
其实，柏拉图的时代离我们虽然遥远；他的思想在今天还真的对我们有影响。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一元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它的政治形态就是乌托邦。这种思想的根本点是认为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人类只要找到了它，就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免除一切苦难。后来基督教能够接受柏拉图的思想也就是由此出发的。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理念”后来成为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几乎所有西方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柏拉图追求绝对一致、惟一和普遍的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似乎强大而不町动摇，但是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为了解决思想分歧而采取禁锢思想的暴力手段，也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学术圈中就饱受批评。例如，同样主张理性主义的罗素就曾经婉转地批评柏拉图，他说：“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种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得到了举世的拥护……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有另一种标准。”(《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159页)罗素的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可以说隐约提到了科学范式的革新问题，有点接近于后来的主张多元价值观的自由主义的学者，例如对柏拉图的理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的伯林、德里达等人。
说来也好笑，我看到译者用这种怨而不谤的解嘲方式来批评人心不古的时候，不期然的就联想到了《
镜花缘》中的唐敖和多九公逛君子国的事。唐、多这二位中华礼仪之邦的人物刚到君子国就被该国做生意的小贩弄傻了，顾客说付钱少了；商人说货不好，收款多了，扯皮扯了个不亦乐乎。有趣的是该国的宰辅就是高人隐士，也就是柏拉图讲的哲学家。国家治理得如此模样，人人尧舜，都像雷锋，恐怕农民、商贩最后连饭都没有讨的，到头来谁来为无利的事业埋单呢?福利国家吗?这等高尚的理想国，谁愿意成为国民呢?在WTO、全球化、多样性等现代化的背景下恐怕也就是书呆子们和理想主义者们愿意。
出版《柏拉图全集》只是一个惠及读书人的文化建设而巳，没有那么宏大高尚的意义，也与十三亿国民平均分配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它的意义在市民社会里就在于它是一个让出版界有面子、让读书人可陶醉、让普罗大众能仰止的文化符号，饭后茶余似不经意地提一下柏拉图老先生的大名，没准让人满地找眼镜，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