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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柏拉图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当代颇负盛名的思想家波普曾言：“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而怀特海则认为：“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这些话虽不免有夸张之嫌，却也生动地道出了柏拉图在欧洲思想界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作为第一位有完整的著作传世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上承苏格拉底，下启亚里士多德，不仅构成了古希腊哲学鼎盛时代的雅典哲学的中坚，而且为西方的学术生活和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模式。他在雅典城郊创建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历时九百余年之久，吸引了希腊世界大批富有才华的青年，为希腊各城邦培养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的理论和实践人才，以至于后世西方各国的高级学术研究机构都沿袭了这一名称。柏拉图将同类事物的永恒本质定名为“理念”(idea)，由该词派生出后世所谓的“唯心主义”(ideal，ism)，而他的亲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沿着他的思路又提出了“质料”(matefia)，由该词派生出盾世所谓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从此，普遍与个别’、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永恒话题。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军对垒，可谓是由‘这对师生所赐。柏拉图所始创的对话体(dia-log)，将深刻的哲理通过幽默机智的对话展现出来，不仅妙趣横生、令人陶醉，而且有问有答、层层推进、条理分明，由这种对话衍生出后世所谓的“辩证法”(dialec-tics)，在中世纪曾是“逻辑思维”的同义词，成为欧洲哲学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与今日许多哲学家热衷于纸上谈兵不同，柏拉图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时刻关心政治实践的思想家。、出自理性的思考和对希腊各城邦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柏拉图形成了一套根据理性治理城邦的政治体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也曾像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孔子周游列国那样三次远赴西西里，希望能够说服那里的叙拉古城邦执政者接受他的理念，但和孔子一样均以失败告终。失望之余，柏拉图只好发愤著书，在《国家篇》中完整地论述了他理想的政治制度，因此这部书旧译为《理想国》。这是一个由智慧的“哲学王”按照理性进行统治的国家。柏拉图清楚地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但他强调：“也许在天上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柏拉图由此开启了西方历史乌托邦思想的传统。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的四种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也成为欧洲社会长期的主要道德标准。
       柏拉图留给人类的思想绝不仅仅是这些。然而，与他所提供的种种答案相比，也许他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围绕着柏拉图提出并尝试解决的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依然不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恰恰是哲学的魅力所在。这是哲学与柏拉图的永恒的对话。而《柏拉图全集》中文版的出版，也为更广大的中国读者参加与柏拉图的对话提供了契机。
        二、柏拉图全集
       但凡一位思想家，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就会有人给他编选集、全集。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柏拉图著作全集的编纂工作，据可靠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开始。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者阿里斯托芬将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三第一组的分类，，可视为最早编纂柏拉图全集的尝试。与此同时，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鉴别、写作年代考证、注释等工作也都随之兴起，形成了历久不衰的柏拉图研究热潮。即便是在基督教确立国教地位、柏拉图学园被皈依基督教的帝国皇帝关闭之后，对柏拉图的研究也依然在东方阿拉伯世界延续下来。十二世纪以后，古希腊文化由阿拉伯世界回传人欧洲，柏拉图的许多著作开始被欧洲人发现并译成拉丁文。而随着欧洲人掌握了印刷术，终于在十五、十六世纪相继诞生了《柏拉图全集》的现代版铅印本。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柏拉图全集》又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意、俄、日等现代文字，而且同一语种往往就有多种版本，并一再修订再版。
       对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其全集的编纂和出版，’既是真正研究的前提和开始，又是研究的结果。要准确地理解一位思想家，就必须完整、系统地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因此，全集的编纂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要编纂一位思想家的全集，尤其是像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的全集，又不是一件把所有著作堆在一起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出版体制和版权意识，柏拉图没有给自己的每一篇对话都署上大名、注上日期。这就使他的著作的真伪、写作顺序都成了问题。年代久远、辗转抄录又进一步使这问题更为复杂。即便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国家篇》，也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克罗认为是“伪作”。于是，全集的编纂本身就成了一件重要的研究、考证工作。二千余年来，柏拉图的研究者们不知开列出了多少种方案。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全集的出版，可以说代表着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对该思想家研究的水平，而对于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而言，甚至可以说代表着对整个西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十余年前，先师苗力田先生决意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之时，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不让日本专美于东亚”。如今，《柏拉图全集》的中文版终于由王晓朝教授翻译出版，这委实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三、柏拉图全集翻译
       关于翻译，由于王晓朝教授的译本是“以希腊原文为基准，……翻译中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文”，这两种文字均非笔者所长，对柏拉图著作的版本情况也不甚了解，故本来没有置喙的余地。但幸而笔者也曾从事过翻译工作，并有过几本译著问世，而且还曾经直接从在难度上足以与古希腊文媲美的拉丁文翻译过一本书，所以对王跷朝教授翻译工作中的甘苦可以说是心有同感，故仅就翻译本身说几句。、 我国西方哲学史学界有一句名言，即“读原文原著”。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虽不易做到但却合情合理的要求‘在我国老一代的学人中，自不乏学贯中西的前辈。近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新一代学人中有着良好外语基础的则更是日益增多。然而，学问不能仅仅是象牙塔里面的孤芳自赏，柏拉图也并不是专家们的专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柏拉图爱好者都去学古希腊文，哪怕是仅仅通过英文读他的著作，因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读柏拉图的权利。因为哲学毕竟只有进入大众，方才能够真正成为哲学。因此，尽管如今在某些地方仍盛行着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的荒唐规定，但我却认为，翻译委实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基本工夫。
        翻译又是一件很难做好的工作，有时甚至是吃力不讨好。海德格尔尝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可见语词并不像唯名论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声息”，翻译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对应词的代换。西方人作为柏拉图的文化后裔，翻译起柏拉图来尚且不易，就更甭说要用一个现代人的汉语准确地表达一位古代思想家在异域文化中形成的思想了，那绝不是学过几天外语就可以从事的工作。有人说翻译是再创作，这句话我只敢有限度地赞成。翻译必须重复被翻译者的思想之旅，也是翻译者与被翻译者的对话，自然离不开“思想”。但和表述自己思想，别人顶多说你水平高低、思想正误不同，翻译表述的毕竟是他人的思想，有一个现成的蓝本在那里放着，且不说翻译中难免会出现的错译，即便是理解上的差异，你若敢凭着自己的“理解”去“任意地”创作，少不了就有人拿着原文来与你叫真儿。写作可以像大鹏展翅，天高任鸟飞，翻译却像笼中鸟，虽没被捆死，那活动的空间却毕竟极为有限。王晓朝教授说他“在翻译中惟有本着‘忠实、通顺’的原则，力求将文本的原意表达出来，因此有许多地方无法兼顾到文采”，故而请“读者们理解”，我倒真要感谢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哲学翻译工作了。
       翻译难，翻译又必须做，于是翻译就总少不了批评。王晓朝教授说“译作的完成之日，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者的气度。一方面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使译作完善，另一方面也不以“金无足赤”或“错误在所难免”之类的话做挡箭牌，这是一个译者必须具备的品质。然而，此际更让我想起的是鲁迅先生关于“重译”或者“复译”的主张：“语言随着时代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译本，七八次何足为奇”。中国人翻译柏拉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翻译出来的柏拉图对话也已经“不少”。王晓朝教授译的《柏拉图全集》，除新译外，对旧有的译本都进行了重译。这对于统一术语、更新语言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王晓朝教授说他“对中国学界所有能抛开一切西文译本，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希腊典籍的学者均表示敬意，亦望学者们能依据希腊原文指出译文中的问题，以利译者修正错误”。我倒认为，倘有人“从希腊原文直接”将《柏拉图全集》重新翻译一次，亦无不可，恐怕还是一件美事。不过，“抛开一切西文译本”，就不是我所赞成的做法了。他山之石，毕竟是可以攻玉的。知道并善于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其高大足以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