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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纪念六十年前众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而莫勇反抗法西斯，牺牲于纳粹德国屠刀下的捷克新闻记者、文学评论家、作家、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欢乐·新芽·未来纪念伏契克牺牲六十周年哈 米
       1943年春天。在远离侵华日军战火的一个偏僻山村的田野上，阳光下，有一个小男孩迎着熏风，朝着向他呼唤的母亲跑去，不知世事的他嬉笑着，欢叫着，充满了快乐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布拉格，在一个叫庞克拉茨的纳粹监狱里，一位刚过四十岁生日的捷克男子，正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什么。他的脸上满是胡须、伤痕累累，却依然生气勃勃。
       七年后的春天。那些写在碎纸片上的文字(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纸片一次次秘密带出监狱四处藏匿，胜利后再收集起来)印成的书的中文版，出现在中国一所中学阅览室的书架上。当年那个小男孩已成为中学生，一天，他被封面上那位外国青年男子脸上阳光般灿烂的微笑所吸引，从书架上取下了这本书。自此，整整半个多世纪，他一直离不开它。
       这本书，叫作《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译作《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这个当年的小男孩，就是我。——在中国，在全世界，像这样的读者有很多很多。这是一本不朽的书，它被译成90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了300版、数百万册就是明证。
       我常常奇怪，为什么对这本书“一见倾心”，何故它能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历久不衰?
       当它的作者，捷克记者、作家、反法西斯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百岁诞辰(2003．2．23．)到来之际，我再次重读它，试图探究其魅力之所在。
       这是一本在盖世太保严密监视下，在死亡一步步逼近，悄悄地、时断时续写成的狱中札记。从表层上说，它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单纯明确；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价泾渭分明。所有这一切，又绝不是浮光掠影的零星记录，没有政治宣传品的八股式表达，全都建筑在对生活对人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对“雕像”与“木偶”们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对人生哲理深入浅出的阐述之上，从更深层面上揭示出普遍的、深刻的、永恒的人性。全篇处处叙说死亡，却丝毫没有死亡的阴影，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是生的欢乐、阳光的明媚和新芽萌发的希望!一种哲人的睿智和源白骨髓的幽默天性，抚慰着阅读者激动不已的心。这一切赋予了全书不同寻常的艺术晶位，使它产生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札记是断续又匆忙写成的(由于写一页转移一页，再写时根本无法重温前文)，但读来却一气呵成。看似分散的篇页，有着一个完整的结构。前三章写自己被捕和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的经历，后五章全用来描述他人——战友、同志、敌人和事件。整部作品恰似一部精美的“列车电影”，全部情节和所有人物活动都发生在“车厢”(监狱)这个狭小空间。这给写作提出了难题。伏契克在这里显露出他娴熟凝练的写作技巧。这技巧基于他沸腾而又有控制的激情。
       在法西斯鹰犬鼻尖下偷偷地写作随时有可能被迫停止。因此伏契克务须快速再快速，简约再简约。在这窄小的空间里，作者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形色色的人物、囚徒与看守的各不相同的丰富内心世界，作了言简意赅、文学气息浓郁的描述。尽管视点局限在牢房，但作者为我们勾勒出的图景已不仅仅是一个侧面的反映，而可看成为捷克共产党人和全体反法西斯战士抗击德国纳粹占领军艰辛斗争的一个缩影。 ·
       文学作品的基础是语言。翻开第一章，凝练、明快、充满诗意的语言编织成了一张能迅速将你吸引其间的网。
       “还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钟了。这是1942年4月24日，一个美丽而温顺的春夜。”文章是用这样平静、温馨的笔调开始的。可紧接着展开的是“我”(伏契克)冒险与地下斗争的战友碰头后突遇盖世太保敲门、被捕、受审、遭拷打、流血直到半昏迷中的听、闻、感受等等一连串紧张的情节。译成汉语后，这四千来字的描述堪称是一篇结构严谨、凝重而清新、叙事抒情交错融汇、前后呼应的精美散文。骤临的灾难、严酷的现实、生死关头的抉择、友情与残暴的对垒……竟然都是以轻松、平和独具伏契克式幽默的语调表述出来的，既简洁又撼人!动感极强的画面，恰似一小段电影：场景、蒙太奇、人物、对话、空镜头，应有尽有。举几个例子：“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盖世太保说：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儿。伏契克内心独白：“这是个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儿’的意思就是背叛。可我是不聪明的。”警察把伏契克的妻子带到刚受过刑的伏契克身旁：“您认识他吗?”“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手指尖也在滴血。”伏契克发现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然活着时写道：“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再如：“‘你没有心。’高个子党卫队员说b‘呵，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在叙说残酷景象的间隙，有时伏契克会插进几个“空镜头”，比如，在描述最初遭毒打之后，他写道：“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紧接被再次拷打，“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之后，又是：“两点钟。布拉格在酣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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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描写，这种舒缓、柔情的场景，益发反衬出受害者难捱的痛苦。而那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独特幽默，烘托出了明朗乐观的色彩。这种特色，贯串着整部《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几乎每一页都有震撼心灵、令人难忘的警句。它们不是一个舞文弄墨者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一个面对纳粹匪徒、亲历生死搏斗的战士的人生感悟的自然流露。谈到这里，就须提及他的速段名言：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请你们不要为我而悲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洗掉心头的忧伤，那么那么就哭一会儿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可说是伏契克的宣言，是他整个生命、人格、作品、行为的写照。
       这是一个热爱生命、充满乐观情怀的人。但为了国家、民族、人类的利益，他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论断：“英雄，这就是在决定性关头做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的人。”自己也就这样踏踏实实地履行了。因为，他说；“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在民族、人类危亡之际，他是一个个人命运与之密切相关的当事人，而不是观众!他在《报告》中写道：“我常常设想，充当最后一个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那是多么悲伤。但总得有一个人充当这最后的一个。假若我能知道，在我之后就不会再有牺牲者，我倒愿意立刻死去。”
       他渴望欢乐、美好的生活，但认为，为人类的未来牺牲(如果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话)也是值得的。这是他对生命的理解：一次，他被秘密警察带到监外某处去。“那是美丽的六月，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通向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家兔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群家兔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阳光角落里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人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可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却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因此他在扉页上说：“……如果还没有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会续完那‘幸福的结局’。”
       只有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的人，才会有这样纯净如水晶的情操。热爱决不是贪婪。贪婪只会使人软弱。深知伏契克之爱的盖世太保爪牙特地几次把伏契克带到小饭馆和风景如画的郊外，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说：“我们逮捕了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
       伏契克打断了他的话，回答：“等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爱，让伏契克变得坚韧不拔又柔情如水。即使在阴暗的牢房，依然是：“这欢乐存在我的心底里，并且每天用贝多芬的一个乐曲主题同我讲话。”“说起寂寞无聊，人们往往是自寻烦恼的。……而对于我，生活总是有趣的……即使在铁窗之内。到处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到处你都能找到对将来有益的东西，假如你还有—个将来的话”(《狱中书简》)。对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监狱院子里的三色堇、雏菊、风尾草，墙角落里的小小蜘蛛，窗子顶上刚刚孵了雏鸟而呢喃着的知更雀，都是他的朋友，甚至“那胖胖的瓦水壶”也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好脾气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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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这些是伏契克个人的博大胸怀、人格魅力和丰富情感的反映，是他所特有的，那么，《报告》中也揭示了时空不限的普遍人性。以下这几句议论至为精辟：在狱中，“死亡的威胁赤裸裸地暴露了每一个人……这里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内心的一切。在你内心里只剩下最基本的东西了。一切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一切能掩盖、缓和或者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的东西，都被临死的旋风一扫而光了。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依然忠实，叛徒在出卖，庸人陷于绝望，英雄则抗争到底。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摇、纯洁和肮脏。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之一种，非此即彼。”
       伏契克往往寥寥几笔就烘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鲜活形象。他以“雕像”和“木偶”分别描摹了战友和敌人(包括处于木偶与人之间的中间状态的人)。不论是坚贞的同志，还是冒死为反法西斯秘密工作的捷克看守，抑或在“双重恐惧”中依然残暴成性的天生虐待狂，以及或愚蠢贪婪或刁钻阴险或委琐绝望的警察；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一个木偶“总是满脸笑容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伏契克写道，“但你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后边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有过一定经历的人，无疑会觉得这是出奇地真实!你是不是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人?
       捷克文学研究家蒋承俊女士告诉我，1989年东欧骤变以后，这位英雄曾被诬为“叛徒”，《报告》被说成是他人事后杜撰的，说这是因为捷共想争反法西斯斗争的功劳。随后捷克公安部所属的研究机构从《报告》的手稿鉴定着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当年掩护伏契克写作的正直的看守出面抗议、提出证明，总算澄清了事实：英雄仍然是英雄!鉴于此，捷克伏契克学会决定于1995年2月出版了《报告》的全文，首次恢复了一直被删去的占原稿百分之二的内容(译成汉字约1500宇)。讲的是伏契克去柏林受审前夕，经过七周的沉默之后，为了保护狱外的同志能安全地继续抗击法西斯，决定改变作战方式，对盖世太保演出了一场“高妙的戏”，有效地把敌人的视线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这段内容恢复之后，作品更饱满，而且上下文有了衔接，那句突然出现的句子——“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也有了来头。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去了将近五十八年，人类似乎已不喜欢沉重的话题。弱势人群本身的生活已够沉重了，而小资、中产、波波族、IF(国际自由人)们追求的是财富和闲适。文学也好像忘记了为历史作见证的使命，不是图轻松就是私人化就是性——干脆把动物性当成了人性在叫卖。感谢瑞典文学院有眼光的评委们，他们毅然把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凯尔泰斯；伊姆雷，他把奥斯威辛这个沉重的话题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面前。凯尔泰斯说，“我坚信奥斯威辛的意义在将来而不是过去”。同样，我想，伏契克为之奋战的年代的人与事的意义，也不仅在过去而更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