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郑也夫先生著、编的两部著作同时问世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城市社会学》是他为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实录，而《都市的角落》是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所做的城市社会调查的汇编。前者偏重理论与知识。后者揭示与剖析“事实”——我们城市中正在发生着的、尚少为人知的、形形色色的事实。这两种文本间的张力显然是作者着意追求的。二者珠联璧合，为我们提供了宽阔的视角和异常丰富的信息。本刊推荐二书，更在于看中了第三种意义：从这两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大学教师和他的工作方式。
       选择校园 阅读城市
       郑也夫
       1998年9月，我48岁时从社科院跳槽人民大学。
       一个月后我开始为学生们讲授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信任问题”。课程的内容算得上典型的“基础理论”，很合我的学术兴趣。这门课讲过三遍后，我完成了《信任论》一书的写作（2001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我最初以为我会一直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专门讲授纯理论，但很快发现，人都是互动的产物——虽然一个自尊的教师不会作学生的尾巴，但是他其实也时时在窥测学生的意愿。我当然不会轻视理论，但毕竟能够感知在今天的校园中（更不必说社会）理论已经是奢侈品了，并隐隐觉得，我也应该为同学们讲授一点更实用的知识，帮助他们在社会上择业谋生。
       于是从1999年春季，我来人大的第三个学期，开始为研究生开选修课“城市社会学”。这门课讲授十六周，每周三课时。选修者均为硕士生。社会学系学生约占40%，其余为新闻、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哲学、中文、党史等系学生。截至2001年，这门课程讲过3轮，选修者共一百四十余名。
       课程的风格有些怪异，就是从始至终交织着两个旋律：我授课的内容偏重理论，这是我的癖好所致，无可救药。而我要求和指导学生们作的是一篇经验性文章。因为我以为，他们的道路应该从认识社会开始，他们的习作应该从“写生”起步。指导学生们写作占了课程三分之一的时间。首先是选题。必须经我批准选题后，才可以开始调查和写作。教师的长处其实就在这里，他未必能发现每一个好的题目，但是他可以判定这题目的好坏与可行性。我要求每个同学在第五周时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我对每一选题作出分析，判定通过与否，对通过者提出建议，未通过者重新考虑题目。我屡屡告诫同学们，选题是一种智慧，要通过我们的讨论提高选题的能力。在第十一、十二周时，每个同学向大家汇报自己的调查，我提出需要补充调查的建议。以后是写作、批评、修改。
       “城市社会学”的课程讲过三个学期后，课上的两个旋律——我的授课与同学们的作业，分别结成了两部作品。
       一部是《都市的角落》，即学生们社会调查的文集，共收入文章四十篇。除了其中三篇是我指导的社会学系本科生的作业，其余都是从这一硕士研究生选修课上的一百四十篇作业中筛选出来的。推出学生们的作品是开设这门课的初衷之一，但这么快就能成书是始料不及的。其实比结果更令我兴奋的是过程。
       每每帮助同学们定下题目后，我都有播下种子的感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我对先哲的回应是：“唯有农人和教师是幸运的。”我常常有打开作业后惊讶和欣喜的感受。我是一个老城市人，一个老北京人了，我对这个城市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受，更有很多新鲜的事物是我所发见不到的了。同学们敏感的触角、辛勤的探访，使我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我却所知甚少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些文章凑在一起时，便有了规模的力量，或者说，小有了一点气候。
       2001年末，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一个工作会。我向同仁们介绍我所指导的学生们从事的城市调查。我说，这些工作在理论与方法上没有任何贡献，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社会和城市生活正在经历着巨变，乃至使我们感到陌生，人们有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他人的愿望。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工作就是认识和了解这个巨变的城市。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座的一位颇有名气的美籍华裔经济学家听后仍然发问：“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猜想，这是大家背景与追求的差异所使然。作为一位移民学者，他执著于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那是他在异邦学术圈子中立足的根据。而作为本土学者，我们从社会生活中接受了更多的刺激，对自己的家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我们的语境是不同的，我的回答是：我给了你一本我写的《信任论》，你可以从中看到我对理论的热爱，我只想说，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不限于理论的贡献。另一位同仁的问题是：“它们与新闻记者的东西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坦率直白，且与背景无涉。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一直追赶着我，选修我的课程的社会学系研究生也这样问我。我们与新闻记者都在揭示社会现实，但眼光不同，选取的东西也不会完全相同。不错，有些记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与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非常相似。我想说，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系列谱。美国城市社会学教父罗伯特·帕克个人的履历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帕克做了二十年记者，跑遍世界大城市，为了追求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更准确和深刻，四十多岁时去哈佛大学哲学系和柏林大学社会学系深造。五十岁开始了学院派社会学家的生涯，作出了大批城市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他前期与后期的写作是截然断裂的吗？是完全一致的吗？他一生中的两个阶段似乎正处在这个系列谱中相邻近的两个台阶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夫子慷慨陈言的“君子三乐”之一，也是我重返校园后的最大念头。而从我教授“城市社会学”起，帕克伟岸的形象就一直矗立在眼前。我从来就不认为帕克是思想上的巨人，他的最大的两个成就是：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培养出了众多的社会学英才，这在社会学的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我常常不自量力地与帕克对比。帕克是在五十岁时进入校园，我是四十八岁。帕克深受生物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我是嗜好生物学著作的人，我的藏书中有一百本生物学著作，读过其中六十本。帕克作记者的时候，足迹遍布美国的城市。我对中国城市的经验太贫乏了。但我自认为自己理论上的素养不会弱于帕克。以上是主观上对比。客观主要条件对比如下：帕克是为兴趣驱使进入大学的，或许是芝加哥大学的怠慢与疏忽，他多年没有薪水，好在他获得了丰厚的遗产，完全不在乎报酬。我享有每年22000元的教授上岗津贴，衣食无忧。但是多年来没有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这首先是我评不上，而后是我认为评价不公正、肮脏，再不参加。从此我就选择了不太需要经费的纯理论研究。当我开设了“城市社会学”的课程，并认真地指导学生做调查时，才发现，我只有依赖自己的感召力去驱动他们，没有一分钱经费去支持他们。这多少会限制我们的选题，但是没有经费能够进行的研究也很多，这不是大问题。何况我从来认为，经费也有代价，它会约束我们兴趣转移的自由，而对于学者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说不清日后会不会放弃我的“洁癖”，为了某项研究申请经费。在外部条件上，我觉得我与帕克最大的差距是他的学生多，我的学生少，他的研究生不计其数，我们这里“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我只有四个硕士生，目前还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我较多拥有的是选修我的课程的学生，其弱点是指导的周期太短，只是一个学期。本书中的文章都是学期作业，不可能花更多的精力。帕克是幸运的，他没有工资却有学生。我知道制约中国教授的因素很多。但即使只有这一个因素的制约，也将注定了我不会成为罗伯特·帕克，我们的文集不会达到当年芝加哥学派的高度。
       第二部书是《城市社会学》，即我的课堂演讲实录。
       与上一本书相反，出版这本书不是我的初衷。虽自认为备课授课竭心尽力，同学们还算欢迎。但两轮课程下来，丝毫也未萌生写作一本城市社会学的念头。长期以来我一直固持着一种观念：写作是创造。正襟危坐地将现成的知识、别人的理论写成书籍，好像已经作不来了。
       2001年早春，我为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筹办双周学术讲座。我自己首当其冲，作了“三种复制机制”的演讲。看了同学们的录音记录后，我惊奇地发现口语殊异于书面语言的特征：朴实、亲近、直白。以后我请来了我看中的一些学者，演讲持续了一个学期，深受同学们喜爱。可惜商人撤资，演讲无疾而终。但我还记着那篇令自己满意的录音稿。
       2001年9月，我第三次开讲城市社会学，选修者已达六十人，只好换了一个更大的教室。我请我的两个研究生帮助整理录音。我对录音稿自然又作了一遍加工，但那不过是删去重复、罗嗦的地方。重复似乎是演讲氛围下的特征与特权，但书写与阅读很难宽容它。除此则绝少改动。口语风格更是本书的刻意保留的特征。这是一次尝试。结果如何，还须读者们评价。
       回首在人大的四年，我觉得进大学是一个迟到的，但仍然最明智的选择。四年中，我讲了四门课程：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研究、怎样写论文。下一学期我将讲授自己的第五门课程：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四年中为备课阅读的书籍大约二三百本之间。四年中，写作和编辑了三本著作。这既是我丰产的四年，也是充电的四年。如果不是面对着年轻学子犀利而好奇的目光，如果不是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在求知上不弱于他们，我大约也会像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懒散和堕落下去。这还只是我的“明智选择”的收益之一。更重要的收益是我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几乎惟一的归宿。社会学大师曼海姆说过这样的观点：怀疑就是将精神悬置起来，在心理上那远没有信仰踏实。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段精神上的“狂飙期”，这期间他桀骜不驯，怀疑一切，这就是青春期，一个人在这期间中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心胸。青春期一过，多数人步入规范，成为循规蹈矩的白领人或中产者。只有一小撮怪物是终生的怀疑主义者，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越来越实用和世俗。一个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的人在此种环境中益发显露他的怪诞，只有裹挟在处于“精神狂飙期”的学生当中，他才能感到心理上的安全，不被视为怪诞。在五十岁高龄神使鬼差进入大学，实在是我的幸运。
       为了对得起学校和学生们，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多开新课，开好新课，与同学们一同奔赴知识的前沿。我的多数课程只打算讲三四遍，出书后就不再讲授，即使开课也是以讨论为主。只有“城市社会学”这门课将成为“保留曲目”，长期讲下去。因为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巨变，因为我们的学生们应该亲自了解这一巨变，揭示这一巨变。
       建立中国的城市社会学，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