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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在清华任教，但我并不是清华出身，现在由我来编这本关于清华的书，多少有些阴错阳差，这可能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变成单纯的工科院校，四十多年没有文科毕业生有关，因为这种文字的编选，常常是文科出身的人的事情。本来，出版社委托我编这本关于清华大学的随笔集，并先命名为“走近……”，想来是为了使读者对清华大学生出亲近的感觉，可是，我虽然奉命选了那些篇幅比较短小、读来比较轻松的文字，却把篇幅集中在了过去清华人的文字和现在的清华人对过去清华的回忆上，这不免没有让人走近清华，反而离现在的清华有些远而靠近了过去的那个清华。也许，清华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而我只在这里六七年，只能依靠昔日的文字重建清华的印象；也许，清华的过去很辉煌，使我们不免常常要用过去来要求现在，以寄托我们的将来。当然，也因为我不是清华出身，不免在隔了文献看清华的时候，又会羼进许多自己的联想，寄寓着自己的希望，在印象、联想和希望中，重新回顾着清华的历史。不过，翻检这些跨越了几十年的关于清华的随笔杂文，也确实很难不让人说到历史。
       除了几篇回忆清华师友的文章外，这里选了1934年《清华暑期周刊》第9卷8期上的《教授印象记》，一是因为它机智风趣，吻合出版社嘱咐的随笔编选标准；二是它短小，可以在不多的篇幅中让读者认识很多清华当年的著名教授；三是它还没有较多地转载或引述，选在这里也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早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段话成了如今很多人常引的箴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人们一提起清华，就会引用它，举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实，在清华历史上，够得上大师称呼的绝不止这四大导师，就说30年代罢，在《教授印象记》这几十篇相当有趣的短文中，你可以看到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而这只是当时清华大学并不完整的一个教师名单。不过，我选它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展示1934年夏天清华当时的教师阵容。
       旧时代当然有所谓“师道尊严”，过去家里供牌位，“天地君亲师”，“师”虽然在最后一位，但仗着至圣先师孔子的余威，毕竟还能享用祭祀的香烟。时代渐渐变化，革命风潮席卷之下，孔子威风扫地，“师”也就渐渐没有了过去的威严。大凡激进情绪中，“旧”常常是被“破”的对象，而老师老师，“老”而且垄断了话语的“师”，背后凭依的知识话语系统常常又总是“旧”，于是总是被革命、改造和嘲弄的对象。从《牡丹亭》中那个只会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腐儒陈最良，到鲁迅笔下只懂得“回”字四种写法和“窃书不为偷”的穷酸秀才孔乙己。不过，毕竟那个时代学生还是要学知识的，也还没有接受“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之类的教诲，所以在学生们自己写的《教授印象记》中，虽然有些调侃和揶揄，但大多还是透露出一种由衷的尊敬。如说刘文典，虽然“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但“说到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而对闻一多，虽然也半开玩笑地说他“丢下20世纪的新诗，一下子就翻回去弄那二千五百年前的劳什子，你说这个向后转来得利落不利落”，但是他也很公正地说闻先生是“用新眼光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说到史禄国的时候，学生虽然对他“满口称赞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制”很是不满，甚至说他是有“腐败的奴性——拥护皇帝”，但还是对他《北方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很是佩服，说它是“人类学上不朽的名著”，并呼吁“有趣味研究人类学的同学们，对于这个人类学专家和这部名著，你们不要轻轻地放过去了啊”，没有焚书连着坑儒，把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