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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球树》是我最喜爱的苏联歌曲之一。
       与《喀秋莎》《我们明朝就要远航》等不同，《雪球树》这首歌不是人们自己唱的所谓群众歌曲，它是在俄罗斯民歌基础上改编的合唱，个人唱起来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它是专门为大合唱表演而作的。
       标准的版本是红军亚历山德洛夫红旗歌舞团的演唱，一开始，有一段勾魂夺魄的男高音领唱，情深意热，宛转入云。接着，是像欢呼又像赞美的气势雄浑的合唱，这段合唱更像是问答应和的呼号。二者对比，效果神奇，听起来只觉得天、歌、人、树、俄罗斯合为一体，至善至诚至妙，你得到的是一种痴迷与融化的满足。
       后来，很快中苏交恶，很长时间没有机会，似乎是再没有机会听俄国人唱这首歌了。
       想不到，去年在香港，我听到了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我与妻去太古城商场，这次太古城商场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一般，可能是内地的好商场多了，也可能是由于目前香港同样面临一些经济问题。临走时，在最底一层听到乱哄哄的亲切的《雪球树》歌声。人声嘈杂，配乐嘈杂，它不像纯粹的《雪球树》了，然而，毕竟主旋律没有变，《雪球树》别来无恙。
       我一耳朵就听出它的旋律来了，好像是在人群中见到了失散多年的故人的身影。
       我跑过去，一大群人围了一个大圈，其中多数是孩子，中间一个俄国人，扑克牌上的小丑或曰“大王”“大鬼”打扮，花花绿绿，绒球帽子，全身绑了无数乐器；手里拉着一个小小手风琴，头顶上是一个铜钹，一点头就发出敲响的声音，背部是一个大鼓，不知怎么一摇摆，鼓声也就大作起来，腰部也是一些甩动出声的稀里哗啦的东西。是他，是他在唱《雪球树》。他的身边的吉他盒子，权且充作接受赏钱的地方。
       同样的歌儿，味却变了。红旗不知何处去，雪球忽然响叮咚。
       唱完《雪球树》，他又唱了中国人很熟悉的《草原啊草原》，那首描写马车夫冻死在草原上的歌曲。五十年代我买过这个歌的唱片。他还唱了曾作为五十年代“五一夜天安门广场集体舞伴奏曲”的《俄罗斯舞曲》，他的小手风琴拉得极熟练。唱最后一个曲子。似乎是加上了魔术表演，他唱着唱着肚子膨胀起来，最后肚大如球，“叭”的一声，衣服下的大气球爆裂，吸引儿童们一笑。我几乎笑出了泪。
       近年来，在维也纳和柏林街头都看到过原苏联和东欧艺术家卖唱，我也不时地给他们一些零钱，我感慨得受不了。想不到他们来到了香港，来到咱们家门口啦。
       “酸的馒头”(sentiment，意为伤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对于街头为人民服务的表演我倒也没有特别的偏见。我祝这些俄国流浪艺术家多挣些钱，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也无意就此讨论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苏联解体的教训与改革路线的选择这些仍是其说不一的问题。我有时不能释然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如此美好的纯洁的向往，难道就那么快地失落了吗？当年的《雪球树》啊，你现在在哪里？无常，无常，佛家讲的无常就是这样应验和无情么？青春，热情，愿望和梦，就这样被不经意打破了么？一些年前我与一个我国驻苏的高级外交官谈起苏联的情况，我回忆起中苏友好和人们向往苏联的年代，外交官说：“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九八四年我去苏联，那时苏联并未解体，我听到的《喀秋莎》也已经是由摇滚乐队演唱的了，其风格可想而知。天地不仁，以青年的心为刍狗。我似是不太甘心，又为自己的不甘心的幼稚而黯然无语。
       永别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