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骏 罗淑珍 译
痴迷于建造战争纪念物
尽管萨达姆发动的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死亡、破坏、债务和无数的困境，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对于萨达姆而言，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塑造个人形象以及整个伊拉克形象的机会。即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萨达姆也不忘规划并下令建造各种战争纪念物。伊拉克全体建筑师、工程师、建筑工人、设计师和艺术家都被动员起来，把伊拉克的公共空间转变为萨达姆·侯赛因纪念自己功绩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伊拉克艺术的本质发生了改变；渐渐地，伊拉克艺术本质中的美学涵义让位于为国家和领导人服务的权本位思想。2002年春天，伊拉克文化部长哈米德·优素福·哈马迪称伊拉克的艺术是“伊拉克人手中的武器”。
萨达姆统治时期最恶俗的纪念物——胜利之门，实际上是以他自己的双手为原型建造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士兵、伊朗士兵，以及两国平民被卷入到野蛮残酷的两伊战争中，战争结束后，萨达姆计划建造一个胜利之门，以纪念他自认为的在两伊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伊拉克艺术家穆罕默德·加尼负责整个建造工程。这个重达40吨的庞然大物横跨在巴格达阅兵广场的主通道上方。伊拉克士兵接受检阅时要行经的这个通道两侧，各有一只以萨达姆的手为原型的巨大前臂拔地而起。每只手都握着一柄由阵亡伊拉克士兵的枪熔铸而成的巨剑。两柄剑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拱门。这两柄剑总重24吨，由一个专门为打造它们而建立的铸造厂铸造。这两个手臂的底座缠绕着网状物，网里装着大约5000个伊朗士兵的钢盔，有些钢盔上还布满了弹孔。
对于胜利之门以两柄剑形成拱门这一造型，萨达姆在1985年的一次演讲中作出了解释：“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造型，是因为当伊拉克人在飘扬的国旗下走过时，就能感受到他们自己手中的剑正在保护着国旗，而这些剑曾经刺穿过侵略者的喉咙。所以我们希望这是一扇通向胜利的门，是卡迪西亚会战的一个象征。”萨达姆把两伊战争与历史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相提并论，并试图以一座纪念物的方式永久性地纪念这场战争。萨达姆自称的胜利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此萨达姆只能以他自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艺术作品之一”的形式表现出来。
伊拉克东南部港市巴士拉曾饱受战火摧残，萨达姆下令也在此地建造战争纪念物，这项工程于1989年完工。多名伊拉克艺术家根据一些伊拉克士兵的真实照片，制作了大约80座雕像，整齐地排列在阿拉伯河岸边。每座士兵雕像的手指一致指向伊朗方向，似乎是在指责后者。
伊斯梅尔·图尔克设计的烈士纪念碑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萨达姆统治期间建造的最漂亮、最感人的战争纪念建筑。伊拉克作家希南·安东写道，这件完成于1982年的作品旨在“用石头和水泥永远留住烈士殉难的那一瞬间”，“它像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巨大蓝色圆屋顶，其颜色和外形都会让人联想起传统的清真寺圆屋顶。中间的开口象征着方便战士的灵魂升往天堂的通道。一面伊拉克国旗的浮雕从纪念碑底座徐徐升起，似乎象征着烈士的英魂……”纪念碑底座的每一面刻着成千上万在两伊战争中阵亡的伊拉克士兵的姓名。这个纪念碑由艾拉普工程顾问公司设计，著名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就是该公司的手笔，日本三菱商会负责建造。它的造价高达2．5亿美元。据揭幕式上发布的官方文件称，它的设计受到“烈士们的光荣壮举”的启发。
萨达姆卷入的其他战争也刺激了他建造更多的战争纪念建筑物。一次，一枚美国导弹摧毁了巴格达的通讯塔。萨达姆下令收集导弹的残骸，把其熔化，然后“铸造成面带痛苦表情的反伊拉克联军领导人的塑像。”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即老布什）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塑像表情痛苦，分别侍立在头戴标志性的黑色贝雷帽、身穿军服的萨达姆雕像两边。萨达姆的雕像旁边放着一支枪，手臂以象征胜利的姿势高举着。在萨达姆的授意下，任何失败都可以重新改造成一种顽强的胜利。
事实上，萨达姆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的形象遍布伊拉克各地，其中毫无疑问有虚荣心在作怪，不过他的这种纪念物崇拜情结还不完全是出于虚荣心。萨达姆同时是在寻求通过视觉冲击展现一种“革命”文明。他的所有文化生产活动是在尝试创立一种新的文明体制，以替代西方文明以及与他的复兴党政权没有多大联系的伊拉克古代文明。萨达姆明白，他既不能让伊拉克人完全沉浸于过去的文化中，也不能让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着迷——而应该继续让他们共同参与复兴党所谓的革命活动，完全服从萨达姆的统治。萨达姆曾经解释说：“如果我们不能给生活添加新的意义，那么我们只能全盘接受其他民族的思想和经验；而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和行为，那么我们就不算是革命者。”
萨达姆的博物馆
如果说建造纪念物成了萨达姆的一个癖好—— 一种让自己在实体上和意念上成为伊拉克历史的一部分的企图，那么他建造一座展览自己生活的博物馆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格达中心建立起了一栋两层建筑，名为“成功领导人博物馆”，把萨达姆的生活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一栋圆形建筑，中间安有一个玻璃钟塔，钟摆由4枝镀金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组成。这座钟的整点报时音乐采用了一首歌颂萨达姆的歌曲旋律。
进入博物馆，参观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贴满了萨达姆各种照片的展览室。这些照片展示了萨达姆从奥贾村的孩童时代一直到担任总统的各个时期的生活。萨达姆与一些外国领导人的合影也在这里展出，其中包括他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南斯拉夫政治家马歇尔·铁托以及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的合影，给他的从政生涯添加了注脚。博物馆还展出了萨达姆的一些私人物品，如雪茄盒、太阳镜以及手杖等。参观者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辆老式雪佛兰旅行车，车身上有许多弹孔。据说这就是1959年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卡西姆遭到萨达姆等人暗杀袭击时乘坐的专车。
这个博物馆的重头戏是展出各个伊拉克团体以及各国政要赠送给萨达姆的礼品。两伊战争期间，许多外国显贵向萨达姆送礼示好，当时的西方国家把萨达姆赞誉为是抵抗德黑兰伊斯兰政权的桥头堡。加利福尼亚州在1984年送给萨达姆的礼物是一枚装在红色天鹅绒盒子里的印章。礼品当中还有一个包含当年纽约橄榄球队巨人队所有队员签名的橄榄球。
然而，萨达姆收到的一些精品礼物却没有放在博物馆展出，而是把它们收藏在一个特别储藏之所。这些礼品当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送给萨达姆的一对金制马刺；这件礼物说明这两个人对马术有着共同的爱好。随着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博物馆里的展品也出现了变化。萨达姆写给里根总统的信件，以及他会见美国官员的照片被悄悄撤走了。
一些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也向萨达姆赠送了礼物。这些礼物也放在博物馆里展出，其中包括约旦国王侯赛因送给他的几把手枪和一枝来复枪，以及利比亚总统穆阿玛尔·卡扎菲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菲德尔·卡斯特罗给他的礼物是一个刻花玻璃碗，而亚西尔·阿拉法特则送了萨达姆一个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复制品。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的礼物是一套拉丁美洲音乐磁带。1998年，印度-伊拉克友好协会授予他“世纪人物”奖章，赞扬他是一个“给本国人民带来新生活和希望”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博物馆里的解说员大多来自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特，他们给参观者讲解展品时，大肆渲染这位伊拉克领导人的生活和爱好。其中一位解说员指着一个精致的象棋盒说道：“总统是一个优秀的棋手，但是他没时间下棋。”他的话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这里展出的其他物品却证明了萨达姆的另外一个特殊爱好：镀金的各种枪、匕首、剑，象征权威的节仗，炮弹以及迫击炮在博物馆的所有展品中显得特别醒目。
“萨达姆艺术”以及萨达姆的艺术收藏
1993年夏天，为了庆祝萨达姆56岁生日暨那次把他推上权力之路的政变成功25周年，位于巴格达的萨达姆艺术中心一下子展出了这位领导人的40幅画像。在复兴党控制下的伊拉克，为萨达姆画肖像成了一种行业，一种独具特色的“萨达姆艺术”。有一位伊拉克艺术家经营着一个小店，专门出售用他自己的鲜血画成的萨达姆画像。萨达姆大力推动构建一种以他本人为主题的“革命艺术”，从而在伊拉克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市场经济。据说一位名叫哈立德·法尔汉的雕刻家每6个月要完成一件萨达姆的雕像，而且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了10年。有些画家在这段时间里创作并出售的萨达姆画像多达200幅。麦吉德·艾哈迈德主要从事现代抽象画创作，但他却以画萨达姆的肖像画为生。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共完成了30幅萨达姆的画像。对此他解释说：“这些画可以卖个好价钱。它们多数是政府办公室买走的。”
尽管萨达姆大力推行一种以自己形象为主题的公共艺术，但是他的个人艺术品收藏却暴露出他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他喜欢选择以奇幻以及情欲为主题的油画来装饰自己的私人空间。萨达姆最青睐的画家是美国人罗文娜·莫里尔，她那些奇幻风格的作品常常表现肌肉强健的男人和艳丽的女人与蛇、龙以及妖魔鬼怪搏斗的场面。莫里尔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段经历成了她创作的一个源泉，她的作品通常被用作魔幻小说的封面。她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采访时说道：“我很喜欢那些离奇的日本鬼怪故事。”得知萨达姆收集了她的许多作品后，她很震惊，对记者说道：“我真的很吃惊。那样一个人喜欢我的作品，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荣幸。然而，我会想——他在看着我的作品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对此我十分好奇。”
关于萨达姆偏好奇幻风格油画的事情，媒体已经作过许多文章。从这些画作中看不到一点伊拉克或者伊斯兰文化特色。英国《卫报》的一位艺术批评人士写道：“他对这些画作的喜好看不出有太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这些作品带有一种意淫色彩的表现手法。它们显然不是伊斯兰风格的。”但是人们或许可以明白萨达姆喜欢这类战斗场景——英俊的裸体男人和漂亮的裸体女人展示着他们的匀称躯体，用宝剑击退妖魔鬼怪——的原因。随着萨达姆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深陷困境，他就越希望通过这些画表现的形象满足自己的一些幻想。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画作可能是“萨达姆艺术”的另外一种延伸——他可能把自己当成，或者希望自己成为这种虚幻的、无往不胜的勇士。
萨达姆的写作事业
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在公众面前露脸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转向书本寻找慰藉。由于萨达姆对阅读有着强烈爱好，那么他最终开始写小说的举动也就不会太令人吃惊了。萨达姆很早以前就相信故事中蕴含着政治能量。他一接过统治伊拉克的权柄后，就授意他的御用文人创作了小说《长夜漫漫路迢迢》，以戏剧化的手法描绘了他在1958年参与暗杀卡西姆、失败后艰难地逃亡叙利亚的经历。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萨达姆·卡迈勒在其中扮演主角。现在，萨达姆决定亲自提笔写政治小说。当然，历史上有许多独裁领导人身兼作家的身份，如拿破仑和希特勒，他们都在自己身后留下了许多诗词与散文——人们把他们的作品戏称为“独裁者文学流派”。
萨达姆的处女作《扎比芭与国王》在2000年问世，然而小说是匿名出版的。萨达姆是否真的写了这本书，仍然是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一位名叫萨阿德·哈迪的记者参与过萨达姆的写作活动，他说道：“他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口述着一些简单的故事，而萨达姆的助手们则把他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当时，一些伊拉克小说家会受到传唤，去为萨达姆的这些故事进行润色。其中有一位作家名叫萨米·阿尼兹，一次他的妻子宣称，《扎比芭与国王》有她丈夫的大量心血。她说道，一天早上，她的丈夫被萨达姆召去，得到了为《扎比芭与国王》创作一个定稿的任务。两个月后，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不久就死在了自己家里。他的妻子认为，萨米·阿尼兹是被毒死的，目的是为了替萨达姆保守秘密，让世人认为这本小说是萨达姆自己写的。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就算这本书不是萨达姆亲自写的，他至少应该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据说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及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都仔细研读过这本小说，以“解读萨达姆的政治思想”。许多伊拉克人似乎相信这本书确实是萨达姆本人写的。一位伊拉克商人解释说：“小说中国王对扎比芭说话的方式，与萨达姆对一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讲话的方式十分相像。小说的语言和萨达姆的演讲一样充满拷问语气，主题也充满自我主义色彩。”
萨达姆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到两年，伊拉克的各大书店又摆满了他的第二本小说：《铜墙铁壁》。这又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爱情故事：海湾战争后，一位伊拉克士兵爱上了一位来自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姑娘。紧接着萨达姆的第三本小说出版了，书名就叫《人和城市》，讲述了萨达姆家族和复兴党的故事。萨达姆的最后一本小说——《恶魔快离开》——在2003年问世，当时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正在做入侵伊拉克的准备。
这些小说的内容融合了爱情故事和战争故事，融合了现实和虚构，暴露了萨达姆的一些内心想法。综合起来看，它们表现出了一种怨恨、反叛和挑衅的情感。它们勾画了这样一类人：一面承受着痛苦和牺牲，一面仍然不失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萨达姆意识到自己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他就像一个深陷泥潭的人，退缩在他那些安全、奢华的宫殿里不能自拔。他不断强调他的贝都因式童年，他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情感联系以及他对人民的尊重，这些行为似乎显示他已经注意到了他自己——这位伊拉克领导人——与伊拉克人民之间有了一个越来越不能弥合的鸿沟。萨达姆经常会乘车在巴格达随意四处转悠，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反映出他内心十分希望与人民打成一片，借以提醒自己的出身。每当他下车后，受到普通伊拉克人拥抱时，他会露出十分开心的笑容。在萨达姆的这些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渴望得到人们的情感、人们的赞同以及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