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份，我军校快毕业的时候，来到青藏线上的汽车团实习。那如同披着白色婚纱一样的圣洁雪山，宽阔如海洋一样的戈壁滩，层峦叠嶂如金色麦浪一样的沙漠，苍劲挺拔如哨兵一样的胡杨，还有那矮矮胖胖的四季常青的骆驼刺——当所有的这些我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的高原风情，真真切切地走进我的眼帘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拿出相机，赶紧把自己和美丽的高原风情定格在一起。
班上的兵看到我这个样子，私下说：“这哪儿是来实习的，倒像是来旅游的。”
那天，部队的领导为我们作报告。领导说，这儿确实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除了充满浪漫风情外，还到处充满死亡：有不小心睡过去的，有葬身于雪崩的，有命丧于寒冷的……领导还带我们参观了格尔木旁边的一个烈士陵园，那儿一排一排地躺下了许多年轻的高原汽车兵。领导的语重心长并没有让我知难而退，年轻气盛的我仍积极要求上线，我一心想“把唐古拉山踩在脚下，写下自己光辉灿烂的青春”！
班上的兵看着热血沸腾的我，却只对我“嘿嘿”地笑着。
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我觉得高原其实并没什么恐怖的，我来了半个月了，只是有点儿喘不过气来，胸口发闷，人感觉乏力而已。高原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玄嘛！
后来我才知道，我呆的那个地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是真正的高原。
5月份，团里终于批准我上线了。班里的兵在“嘿嘿”笑着的同时，塞给了我一堆药物和两个氧气包。
我和副连长坐在收尾车里。副连长是河北人，黑红的脸庞，上面布满了高原紫外线馈赠的雀斑。他一路上非常热情，车一停下来，就帮我拍照留念。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快要征服唐古拉山的时候，车子突然抛锚了，跑下去一看，是车轮的半轴断了。这个东西断了就好像人断了一条腿一样，走不了啦！
副连长问司机，有没有备用半轴。司机说，断半轴是极其少有的事情，车上没有带备用的。
这时，前车已跑远了。当时也没什么通讯工具，和前面联系不上，我们孤零零地掉在了后边。
青藏线上的车少得可怜，我们望眼欲穿才拦下一辆去五道梁的地方车。副连长对司机说，你去兵站找找看，兵站没有的话，就打电话到格尔木去，叫明天的车队带过来。还别忘了再打个电话到前面的唐古拉兵站去，将情况告诉站里，叫他们转告连长。
司机受领任务坐上那台地方车走了，我和副连长钻进了驾驶室，一边等待，一边闲聊。我们聊到了高原军人最敏感的话题——爱情。我对连长说：“高原军人的爱情肯定很浪漫，因为高原是一个生长浪漫的地方。”
副连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背一首诗给你听吧，是我们连队已经失恋六次的士官张勇写的，这首诗在我们光棍中广为流传。”副连长开始朗诵：“内地嫩绿的爱情/花枝招展地来到了高原/高原的欢迎方式盛况空前/紫外线火热得把她烤成了标本/高原反应热情得让她窒息/战士万般无奈/买好车票将爱情搀扶上车/爱情说，跟我回去/我还会发芽/战士慢慢地举起右手/把爱情的标本夹进心灵的日记本/用泪水在旁边写下了一行注释/我是高原的一棵常青树/军装是我枝头上的绿叶！”
这首质朴而又充满感情的诗让我的心灵震撼！
就在我们聊着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雪花，刚才还站在空中笑哈哈的太阳一下子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替代它的是满天的乌云。但雪开始还下得不紧不慢，飘飘扬扬的，对于南方长大的我来说，倒是难得看到的美景。
我对副连长说：“那雪花好似仙女下凡。”
副连长没有回话，双眉紧锁着，这不由得使我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副连长说：“高原的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它随时都有可能要人命的。你先回兵站去吧，如果还能拦下老百姓的车的话。”
我说：“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高原反应随时都有可能要你命！我要对你的生命负责！”副连长厉声说。
“那谁对你的生命负责？谁对这满车的物资负责？我不想当逃兵！”在这种时候，军人血管里特有的原则和固执在我的身上沸腾。
副连长拗不过我，沉默起来。其实，这时就算是想让我下去也找不到一台车了。副连长几次想抽烟，几次又把烟揉成一团，摔在脚下。我知道，他是怕抽烟会减低驾驶室里氧气的浓度。
雪越下越大，风也杀了过来，刚才还诗情画意的雪山美景，一下子变成了恐怖世界。风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呜呜”地咆哮着，大团大团的雪被它抡起来，甩在了车窗上，玻璃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碎裂。车子就像在暴怒的大海中飘泊的一条船。一会儿，车窗外就积起一层厚厚的雪墙，驾驶室里变得黑暗起来 。我用力推开车门，“哗”的一声，裹着车子的雪墙垮了，一股寒冷如刀子一样直插进我的骨头缝里，我忙关上车门。车里已黑暗得看不清东西，我试了试雨刮器，雨刮器冻住了，电机“嗡嗡”地再也带不动它。
我裹紧了大衣，副连长为了取暖，也为了融化掉裹着车子的雪墙，不让我们被雪活活埋葬，不停地发动着车子。一种叫“恐惧”的东西开始慢慢地爬上我的心头，我知道班上的兵为什么“嘿嘿”地笑了。
我跟副连长说：“这样下去不行，雪不知什么时候停，车会没油的，我们走回兵站去吧！”
“不可能啦！走不回去啦！现在下去根本就找不到路，也分不清东南西北，眼睛也受不了，会得雪盲的。前几年，我们连有两个兵奉命去柴旦拉煤，路上碰到大雪，车子动不了。雪停了后，他们其中的一个就下车，想顺着路边的电线杆走回来叫援兵。不料，走不远，眼睛就像进了辣椒水一样疼痛难忍，眼泪横流，睁都睁不开。他只好闭着眼睛坐在原地，等战友们来救他。回到连里后，那个兵的眼睛好长时间也睁不开。还有，就算能走回去，我们也不能走。人在车在，这是高原汽车兵最起码的原则。”副连长一口气讲了很多。
油表的指针越来越靠近红线，暴风雪仍在耀武扬威，丝毫没有收敛的样子。我感到头有点儿涨，呼吸也急促了起来。但愿司机能早点儿带人上来帮助我们，我在心中祈祷着。
副连长听到我如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地在喘气，说：“不好，是高原反应。”他赶忙翻出药瓶，并把氧气包塞给我。
两个氧气包很快被我吸完了，药物在我的身上好像也没发挥作用。我呼吸的频率越来越快，脖子好像被人卡住一样，嘴张得老大，想拼命地多吸进去一些氧气，但是，却感觉空气中的氧气愈来愈少。我像一架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风箱一样，在“苟延残喘”着。
“一定要有信心，你一定能战胜高原反应！”副连长给我喂了药，再次给我打气。
我的头越来越痛，好像要炸裂一样；身体也软得像团棉花，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那种感受现在回想起来，比发着高热还要难受100倍，是100倍！我当时已想到了死，与其这样受折磨，还不如死了舒服。
副连长拿出背包带使劲勒在我的头上，并把他的大衣脱下来裹在我身上，我感觉好受了一点儿。“坚持！坚持！千万别睡过去。”副连长在我耳旁急切地说着。
我的眼皮已没了力气，不能自禁地合上了。“天啊！”我清晰地听到副连长一声长啸。我拼命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副连长正双手紧握方向盘，手上青筋暴起。
更可怕的事来了，车没油了。为了透气，副连长不得不费力地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儿，用摇把把雪墙捣垮。一股刺骨的寒冷射了进来，我一下如掉进了冰窟窿里，只觉得深不见底……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当我睁开眼睛，已经躺在了格尔木医院的病床上。
连长双眼通红地告诉我，雪停后，是司机喊人上来救了我们。我正要感谢坐在病床边的司机，司机却说：“别谢我，应该好好谢谢副连长，是他一口一口地给你做人工呼吸，才使你挺过来的！”
副连长咧开大嘴笑了。我看了一眼他那张嘴，天啊！那是一张怎样的嘴啊——胡子拉碴，嘴唇乌黑，被烟熏得发黑的门牙——我的处子之吻啊，就这样遗落在了青藏高原！
张昭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