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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改革开放那会儿，有人来看父亲，给他送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盒子，锦绣包裹让人不敢小视客人和父亲的情谊。等客人走了我们把盒子打开，才发现很大空间都被塑料泡沫填充着，真心实意不过是一小瓶药酒。这种情形又让嗜酒的父亲怀疑人家的诚意来。
       那时我们正处于温饱状态，习惯于撮堆儿菜和散装动物饼干的实惠，华丽的包装总让父亲觉得是虚头巴脑，是糟蹋东西。
       从我小时候起，父亲就喝酒，那时候红酒只在饭店里见到，因为老百姓没钱讲情调。白酒也没有国窖1573这一级别的上品，父亲喝的是散打的白酒，很便宜，一毛多一两的价钱。即便那样，母亲总是说父亲瞎花钱买这不当饭的东西—当饭是那个时代最接近真理的衡量标准。
       每逢过年的时候，父亲一个酒厂的朋友会拎着一个塑料桶来看父亲，那是一桶被他们称为“净流”的白酒。父亲说别看没包装，但是便宜，而且是绝对的好酒。父亲第一次喝国窖的时候就说，如果不是现在有了国窖，“净流”就是他喝过的最美味的酒。那时候母亲带学生在食品厂学工，经常能带回工厂处理的“威夫饼干”，因为没铺匀麻酱或者没切成规矩的方块而降价销售。它和“净流”一样简陋的包装是那个时代我们实在的生活指望。
       侄女送给父亲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套锡质的酒具，她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散发着含蓄的金属光泽。父亲没想到，自己喝酒的嗜好还可以有不菲的美器相伴，他既觉得心疼也觉得心虚。但那次斟满在锡器中的国窖却让父亲大快朵颐，晚饭之后很长时间，父亲都一直把玩着那只精致的酒器，国窖的香味也因此久久缭绕……父亲逐渐接受了包装的华美，每当我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把玩那些不当吃喝的东西就有一种欣慰。当温饱和实惠不再是人生目的时，我们便感到了一种丰富带来的从容，那本该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父亲那一辈儿人几乎错过了。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形式大于内容，我倒觉得，作为艺术家，他比那些只是肩负着激励义务的前辈们有福气。当艺术可以以纯粹的形式体现时，社会正走向一种宽松和泰然。酒具本身丰富着酒的外延，只是过去生活的局促没给外延存在的空间，就像我们在匆忙中是体会不到酒的味道一样，陶醉的心境其实是先于酒之前的。
       （赵巧静摘自2006年4月18日《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