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抱怨北京缺乏公共图书馆。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英国1万人一个公共图书馆，法国2.2万人一个，一些欧洲小国更优越，瑞士3000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反观中国，50万人才有一家公共图书馆。
我住横滨时，去图书馆只要坐两站车，图书馆本身是栋高楼，开放五六层，规模恐怕比一般欧美的公立图书馆大。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提到其中一位心情压抑时就跑到公共图书馆读江户史。可见图书馆确实向所有人开放。
不过，使用图书馆还是美国最方便。我住在波士顿边上的一个小镇阿灵顿时，邻近的两个公共图书馆仅隔2000多米。公共图书馆借书不限量。本馆没有的书，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人家帮你从别的图书馆借来。而图书馆的功能则远非借书而已。儿童教育几乎是图书馆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图书馆常常组织故事会，有时还请知名的儿童作家来给孩子讲故事，还组织阅读竞赛，读完一定的书，孩子就有奖品。
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机构，还体现着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接触他所需要的信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看看美国的历史就知道，一个小镇刚刚成立，学校、图书馆是人们马上就想到的事情。钢铁大王卡耐基，本来是苏格兰的穷孩子，到美国成为世界巨富，一口气捐建了几千家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在这个社会，再穷的人也能够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上海斥资几十亿建了一个世界最豪华的F1赛车场。在美国，兴建这样的体育设施，要经过当地纳税人的授权，常常变成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在国内，却说建就建，难得进行公共辩论。
在国外，建图书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日本在1960年就提出，一个5万人的城市必有一个图书馆，12个馆员，每年增加5570本书。在我们这里，则根本没有公民的图书馆权利的概念。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文化人需要图书馆，那些盲流、民工，只要是个还在喘气的人，就有权利走进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韩玲摘自2005年1月11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