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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8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标题是：《走近男同性恋群体》。五年前，同性恋者就有胆量走上电视节目，不过那是在海南，一家地方台。
       我想，这次的影响可能会大多了，便给G打电话报喜。
       他也在看这个节目。我揶揄他说，今天好像是你们的节日。他说，算不上，节目的味道，多少有一点像是为了控制艾滋病才想起我们。
       我对G的态度不以为然。我差点说他生在福中不知福。中国现在虽不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但也从来不是地狱。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像基督教会那样对同性恋的迫害，也没有过像纳粹把同性恋关进集中营那样的事。
       同性恋的“舆论环境”不好，特别是在20世纪，但那时我们—主流人群—也只是认为他们有病，或者，如北京宣武区法院在一份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性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
       这个判决是1999年的事情，两年之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就做了修订，不再把同性恋取向划入疾病。
       瞧，社会的进步是多么快呀，我简直就要看见彩虹旗在我家对面的楼顶上飘扬了。
       《走近男同性恋群体》里的一些内容让我惊讶。90%的男同性恋者同女性结了婚。那么下一个数据就不奇怪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张北川教授（他在同性恋群体中出名）的调查发现，有60%的同性恋者“极度痛苦”。
       听到前一个数字，我心里嘀咕“你们想干什么呀”；听到后一个，我在想“也许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意识到这样想是不对的，我们不妨欺负欺负别人，不妨要求要求别人做强者，但如果既压迫一个人，同时又要求他做强者，就是不讲道理了。
       2003年，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在一家茶室会见G，以满足自己不很高尚的一种好奇心。
       我问他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是：“你们是不是会像我们打量异性那样，来打量，比如说，我？”
       他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立刻摆出受到很大冒犯的样子。
       他嘲笑说：“别太担心，你的吸引力非常非常小。”
       我摆出轻松的样子，忽觉味道不大对，赶紧换成更受冒犯的姿态。这一来，味道就更不对了。
       —这就是那时我对他们的最大意见，他们（在G之前，我还没见过一个已知的同性恋者，但这类人我是知道存在的，在书籍中，在传闻中）让我们尴尬，让我们混乱，让我们不知所措，扰乱我们与不同性别的人交往的恒定模式，总之，给我们添麻烦。
       我说“我们”，指的是异性恋群体，多数人，大多数人。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同性恋不过是万中无一的异数，是比被陨石击中还难得的小概率事件。后来我听说同性恋者的比例可能占到2%到5%，快赶上左撇子的比例了。
       这等于说，在中学的每一个班里，都平均地分布着一位同性恋者。这还等于说，在我的几百个熟人里，可能隐藏着十名同性恋者。
       这个数字差点让我失眠，因为我半个晚上都在皱着眉头猜测，到底是哪十个家伙呢？
       在中国，法律上并无对同性恋者的明显歧视条款。但使他们隐藏起自己的性取向的，我这种态度就是原因之一。
       我倒不曾认为同性恋是道德缺陷（相反，如果因此而不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或达·芬奇的画，倒有可能是种精神缺陷）。后来也不再认为那是一种精神病（我喜欢的好些作者，从江文通到郑板桥，都是同性恋），但我确实在拿异样的眼神看他们。
       这种态度，加上前面两种，还有别的若干斜眼，加在一起，力量足以迫使同性恋者隐藏身份。
       至于这里面的痛苦，G曾请我反过来想象，作为异性恋者，如果生活在一个同性恋的世界里……
       停，我说，别往下讲，我没办法想象那种局面。
       G帮我纠正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他帮我意识到，我的某些过度反应，其实是表演性的，像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性取向“毫无问题”，以取媚于主流，巩固自己在主流中的地位。
       我不喜欢有人这么批评我，不过，两年来我已经能够看见，我们主流人群，确实在向同性恋，以及各种少数群体，施加各种压迫，多数时候并没有正当理由，除了他们与我们不一样。
       其实人人都是少数派。你携有乙肝病原吗？你视力正常吗？你是否只拥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或一个城市的户口？你信仰什么？你是什么血型？……
       就像马三立的相声《算卦》，在石板背面写下“少数”二字，问来问去，总有翻起石板的时候。
       我们都是歧视的受害者，同时也将歧视转施他人，乐此不疲。
       当然，我不排除有的人十全大补，样样是多数派，从来不受一点气。如果这样，我得恭喜他，可以加入“全世界最无聊者俱乐部”了。不过还得提醒他，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在那家俱乐部里。
       （严双雁摘自2005年4月21日《望东方周刊》）